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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老师始终有一种远距离的尊敬，因为我和哪一位老师也没近距离相处过。无论哪个老师都很少批评我，但也很少表扬我，所以我离开了学校慢慢地就忘掉了老师。只是有一位老师像是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一样，挥之不去。30年前就想去看望他，直到现在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我的心里永远被一份歉疚压着。
1970年初春，我随父母从省城来到偏僻的辽西山村。先是在乡里的中学念了两年，之后转到了县城高中。听说要去县城的中学念书，我着实兴奋了一阵子。县城里的学校条件和环境都比乡村的好多了，上学不用捡粪，不用捡柴，不必为冬天的取暖发愁，走在柏油路上要比走在乡村的土路上舒服多了。
新学期的第一天，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进了教室。第一堂课是数学课，铃声响起，数学老师踩着铃声走了进来。他穿着中式黑棉袄，40岁左右，大个子，一双像鹰一样的眼睛发亮有神。他自我介绍说，我姓王，名有理，就是有理数的有理两字。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话说完了，名字在黑板上也写完了。
大概是后续课中要用到分数，王老师随口就问了一句：“1/2+1/2等于几？”一个胆大的男生立刻说：“4/2。”王老师脸上的肌肉立时僵住了。同学们还来不及反应，嗖的一下，玉米粒大小的粉笔头准确地落在了那位同学的脑门上。乖乖，好准！
“这是小学生都会的题。”王老师气得满脸通红。
同学们看到老师这个样子，小声说，我们不会。
王老师无奈地看着大家，叹了口气，接着讲了下去。
这第一面，我感受到了县城老师的威风。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快下课时，数学课代表站起来宣布：晚上六点上自习。啊？上晚自习? 这字眼多陌生！教室里立时一片嘘声，我却异常兴奋。要知道在省城的一年半初中总共也没上十节课，这里有晚自习上，太棒了，最起码晚上的家务活是免了！
晚上六点钟，只到了几个人，大部分是班干部。课代表请来了王老师。王老师丝毫没在意来人多少，一句话也没说。每个人发了一张纸，上边有几道题让我们用十分钟做完。我们做题，王老师背着手巡视一遍了，然后，王老师开始从分数讲起。第二天，第三天，人渐渐地多起来。从此以后，每晚上六点，发卷子，做卷子，讲课，前后不过40分钟，一直到毕业也没间断过。
王老师真是有绝活。每天数学课的前10分钟必定是做卷子，内容是前一天晚自习讲的。之后5分钟让同学上黑板上演算，他纠错讲解，然后讲新课。王老师话不多，简练明了，还极认真。有同学听不懂的时候，他急得出汗，满脸通红；同学们答对的时候他满脸灿烂。上王老师的课一定要认真听，否则，“子弹”决不客气，所以他的课谁也不敢怠慢。王老师的课多数都是第一节，谁要是迟到了，这一堂课他都不会晴天。可是有几个人除外，这几个同学家远，还要过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早饭前要去地里干一阵活才来上学，据说是家里困难。王老师只对他们开恩。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毕业后下乡的回乡的都是去农村，学得再好有什么用呢？即便如此，同学们在王老师的晚自习推动下，不光数学课，对其他科重视起来，晚自习的内容也就随之丰富起来。语文、英语、物理、化学都搬了上来。在我们班的影响下，其他班也开始了晚自习。这一年我收获极大，连小学课都补上了。虽说是班主任，却只有在数学课和晚自习的时候能见到王老师。也许是忙，听说王老师负责校文艺宣传队的工作，还拉二胡呢。不管怎样，虽然只是班长和团支书出面管理，但班里却一直秩序井然。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临毕业前一天，王老师仍然是在第一堂课时来到了教室，仍旧黑棉袄，眼神慈祥。他一脸严肃地宣布，明天班里举行毕业联欢晚会。然后认认真真地领着班委会讨论毕业联欢会的事项，并亲自督办买瓜子、买糖果这些细事。第二天，我们班的毕业联欢会准时开始。王老师说，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好好玩一玩，毕业了各奔东西，不一定什么时候再见面呢。他还把自己珍贵的台式收音机搬到了教室。半夜一点钟广播结束，我们还以为收音机出了故障，幸亏有聪明的人说是播音结束，要不然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来修理这收音机。
两周后，在一片锣鼓声中，我们几个人去了农村插队，大部分同学回乡务农。5年后恢复高考,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考上了大学。大家本来约好要去看望王老师的，可能当时都被快乐冲晕了，竟没有去上。我到南方上了大学，每当用到初等数学的基础知识时，只要是王老师讲过的内容我绝不会出错。我心里始终保存着对王老师的一片感激之情，没有这一年的“恶补”，我是上不了大学的。
毕业后分到了几千里外的大学任教，忙于工作，但心里边还会常常想起王老师，总想着找个机会去看看他。曾经有机会回到辽西，几个同学见面，我问起王老师的情况，有同学说王老师送走我们第二年就回到了他家的乡镇中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了批判。还有同学说他后来当了校长，还是那么认真，整天长在学校里。那一次，没能见到王老师。
转眼又是十几年，往事的回忆中，王老师的音容笑貌总是时时浮现。我决定专程去看望王老师。
我又回到辽西，找到当年的同学，说明了我此行的意图。我是满心希望，这一次一定可以见到我心里装了30年的老师，终于可以当面告诉他我心里一直感激他。听了我的话，同学的脸上一片凄然。终于告诉我说，王老师已经去世好几年了。王老师后来得了肾病，开工资都困难，学校根本拿不出钱看病。这个同学还说，王老师如果不从省城回来就沒事了。听说他原来在省城的重点中学，“文革”中成了白专典型受批判，后来就下放到了我们这里。同学叹了口气说，至少在省城里能有钱治病。
我心目中王老师的形象，其实只是他一生形象的一个片段，谁能想到，他一生故事的开头和结尾竟是这样。恩师永逝，大恩难报，我欲哭无泪，心里的感激变成了愧疚，这愧疚恐怕将永远伴随着我了。
黑棉袄，粉笔头——成了我永远的记忆。
1970年初春，我随父母从省城来到偏僻的辽西山村。先是在乡里的中学念了两年，之后转到了县城高中。听说要去县城的中学念书，我着实兴奋了一阵子。县城里的学校条件和环境都比乡村的好多了，上学不用捡粪，不用捡柴，不必为冬天的取暖发愁，走在柏油路上要比走在乡村的土路上舒服多了。
新学期的第一天，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进了教室。第一堂课是数学课，铃声响起，数学老师踩着铃声走了进来。他穿着中式黑棉袄，40岁左右，大个子，一双像鹰一样的眼睛发亮有神。他自我介绍说，我姓王，名有理，就是有理数的有理两字。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话说完了，名字在黑板上也写完了。
大概是后续课中要用到分数，王老师随口就问了一句：“1/2+1/2等于几？”一个胆大的男生立刻说：“4/2。”王老师脸上的肌肉立时僵住了。同学们还来不及反应，嗖的一下，玉米粒大小的粉笔头准确地落在了那位同学的脑门上。乖乖，好准！
“这是小学生都会的题。”王老师气得满脸通红。
同学们看到老师这个样子，小声说，我们不会。
王老师无奈地看着大家，叹了口气，接着讲了下去。
这第一面，我感受到了县城老师的威风。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快下课时，数学课代表站起来宣布：晚上六点上自习。啊？上晚自习? 这字眼多陌生！教室里立时一片嘘声，我却异常兴奋。要知道在省城的一年半初中总共也没上十节课，这里有晚自习上，太棒了，最起码晚上的家务活是免了！
晚上六点钟，只到了几个人，大部分是班干部。课代表请来了王老师。王老师丝毫没在意来人多少，一句话也没说。每个人发了一张纸，上边有几道题让我们用十分钟做完。我们做题，王老师背着手巡视一遍了，然后，王老师开始从分数讲起。第二天，第三天，人渐渐地多起来。从此以后，每晚上六点，发卷子，做卷子，讲课，前后不过40分钟，一直到毕业也没间断过。
王老师真是有绝活。每天数学课的前10分钟必定是做卷子，内容是前一天晚自习讲的。之后5分钟让同学上黑板上演算，他纠错讲解，然后讲新课。王老师话不多，简练明了，还极认真。有同学听不懂的时候，他急得出汗，满脸通红；同学们答对的时候他满脸灿烂。上王老师的课一定要认真听，否则，“子弹”决不客气，所以他的课谁也不敢怠慢。王老师的课多数都是第一节，谁要是迟到了，这一堂课他都不会晴天。可是有几个人除外，这几个同学家远，还要过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早饭前要去地里干一阵活才来上学，据说是家里困难。王老师只对他们开恩。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毕业后下乡的回乡的都是去农村，学得再好有什么用呢？即便如此，同学们在王老师的晚自习推动下，不光数学课，对其他科重视起来，晚自习的内容也就随之丰富起来。语文、英语、物理、化学都搬了上来。在我们班的影响下，其他班也开始了晚自习。这一年我收获极大，连小学课都补上了。虽说是班主任，却只有在数学课和晚自习的时候能见到王老师。也许是忙，听说王老师负责校文艺宣传队的工作，还拉二胡呢。不管怎样，虽然只是班长和团支书出面管理，但班里却一直秩序井然。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临毕业前一天，王老师仍然是在第一堂课时来到了教室，仍旧黑棉袄，眼神慈祥。他一脸严肃地宣布，明天班里举行毕业联欢晚会。然后认认真真地领着班委会讨论毕业联欢会的事项，并亲自督办买瓜子、买糖果这些细事。第二天，我们班的毕业联欢会准时开始。王老师说，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好好玩一玩，毕业了各奔东西，不一定什么时候再见面呢。他还把自己珍贵的台式收音机搬到了教室。半夜一点钟广播结束，我们还以为收音机出了故障，幸亏有聪明的人说是播音结束，要不然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来修理这收音机。
两周后，在一片锣鼓声中，我们几个人去了农村插队，大部分同学回乡务农。5年后恢复高考,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考上了大学。大家本来约好要去看望王老师的，可能当时都被快乐冲晕了，竟没有去上。我到南方上了大学，每当用到初等数学的基础知识时，只要是王老师讲过的内容我绝不会出错。我心里始终保存着对王老师的一片感激之情，没有这一年的“恶补”，我是上不了大学的。
毕业后分到了几千里外的大学任教，忙于工作，但心里边还会常常想起王老师，总想着找个机会去看看他。曾经有机会回到辽西，几个同学见面，我问起王老师的情况，有同学说王老师送走我们第二年就回到了他家的乡镇中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了批判。还有同学说他后来当了校长，还是那么认真，整天长在学校里。那一次，没能见到王老师。
转眼又是十几年，往事的回忆中，王老师的音容笑貌总是时时浮现。我决定专程去看望王老师。
我又回到辽西，找到当年的同学，说明了我此行的意图。我是满心希望，这一次一定可以见到我心里装了30年的老师，终于可以当面告诉他我心里一直感激他。听了我的话，同学的脸上一片凄然。终于告诉我说，王老师已经去世好几年了。王老师后来得了肾病，开工资都困难，学校根本拿不出钱看病。这个同学还说，王老师如果不从省城回来就沒事了。听说他原来在省城的重点中学，“文革”中成了白专典型受批判，后来就下放到了我们这里。同学叹了口气说，至少在省城里能有钱治病。
我心目中王老师的形象，其实只是他一生形象的一个片段，谁能想到，他一生故事的开头和结尾竟是这样。恩师永逝，大恩难报，我欲哭无泪，心里的感激变成了愧疚，这愧疚恐怕将永远伴随着我了。
黑棉袄，粉笔头——成了我永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