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主政福建
　　1980年冬天的北京，天寒地冻，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们却被中共中央的一份人事任命激发着热情———中央决定，由项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省大政。
　　福建和广东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可三中全会开过两年了，“左”的势力在这里依然根深蒂固。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福建的班子建设问题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也摆在了邓小平眼前。该由谁来主持福建的大政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郑重推荐了“火车头”人选项南。
　　项南？邓小平的眼睛为之一亮。邓小平虽与项南鲜有接触，但隐约知道他的一些经历，尤其对他在农机部任职期间所显示的才能有所了解。在中美尚未建交之前，项南即于1976年率团去美国考察农机工作，继而又去欧洲和澳大利亚考察先进国家的农牧业技术与管理经验，回国后如实向中央最高决策层汇报发达国家的真相，这在中国打开国门的前夕与改革开放初期显然起到了扩大视野、更新观念的作用。种种事迹表明，项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坚定执行者，是思想解放的开拓型领导者，完全符合邓小平选任干部的标准。
　　接到任命后，项南利用赴任前的一个多月时间，翻阅了有关福建省情的资料。1981年1月12日，项南从白雪皑皑的北国回到了温暖如春的南方。1月底，上任10多天的项南初见特区，心就凉了半截。不要说整个厦门还沉睡在远古中，就连被划作特区的湖里，也一片荒芜，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自来水常停。思想解放的项南有着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他给特区领导者和建设者们上课：“搞特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第一位的，怎么做也不会过分，没有危险，搞晚了倒是会耽误工作。”事实证明此举极有远见。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项南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两点意见：一、有“三个要干”，即：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二、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只要中央给了权，两省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出于对项南的高度信任和倚重，邓小平不久后拍板：任命项南为省委第一书记，以便让他放开手脚搞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促使福建早日腾飞。
　　局面打开，责难不断
　　在项南的奔走下，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正式动工兴建。在为特区命名时，湖里加工区的正式定名是“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加工区”，而没有使用“厦门湖里经济特区”。几字之差，却意味深长。这苦心孤诣是为特区的扩大和发展定下的心计。以厦门特区建设为龙头的福建改革开放事业，在项南的带领下，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投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公司。由于“左”的思想迷雾重重，注定了这个“新生儿”要在毁誉交织中生存。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有不同意见，一位副总理竟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随着这顶帽子泰山般压下，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举国关注。
　　在“卖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项南想到了邓小平那个“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毫不犹豫地给予福日公司以有力的支持，并以非同凡响的魄力表态：不答复，不辩论，只要下功夫把福日公司办好。不止是福日公司，几乎每一个大的引进项目都遇到这类问题。面对纷然而至的各种议论，项南都在关键时刻挺身说话，既旗帜鲜明地支持，又给那些裹足不前、袖手旁观、对改革者冷嘲热讽甚至大打棍子的“评论家”们以无情的抨击。正因为有项南这样一位改革开放的先锋大将坐镇，福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得以掀开它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建设一页。
　　以敢讲话著称的项南，不止一次地为特区正名，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摇旗呐喊，还为特区争取更多的“特”权。然而，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无限夸大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姓“资”不姓“社”的责难不断纠缠着福建，处在风口浪尖的项南希望能听到邓小平的声音。
　　邓小平视察厦门与项南的自由港政策
　　1984年1月下旬，传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的消息。2月上旬，项南欣喜地接到机密通知：邓小平将在2月7日抵厦门视察。
　　2月8日，邓小平在厦门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环绕鼓浪屿缓缓游行。项南开门见山地说：“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邓小平以探询的眼光看着项南：“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由于激动，项南的语气显得有些急切，“使整个厦门岛都成为特区，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项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邓小平重拾刚才的话题：“特区扩大后你们想怎么个搞法？”
　　这正是项南想要汇报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同建设自由港联系在一起。项南委婉地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实在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特区搞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将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对特区建设中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都很感兴趣，询问什么是自由港。项南等人再次汇报后，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略一沉吟：“可以考虑。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呢？”项南想了想，说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无非就是三条，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沉思许久，终于开口：“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家兑换呢？”项南答：“我看可以印发‘特区货币’。” 　　“这不容易”，邓小平微微地摇了摇头：“但没有关系。特区货币问题没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2月9日，参观湖里加工区时，邓小平欣然挥毫命笔：“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项南如释重负。他细细琢磨这几个字，觉得别有一番深意。连同深圳、珠海特区的题词，可以感到邓公的思路：特区政策是正确的，办特区的做法是好的，而且应当办得更快更好。
　　荆棘遍布，改革大将“中箭落马”
　　2月底，回京稍作休息的邓小平，和中央负责人谈了视察特区的观感和对一些政策的看法，一个重大的新决策呼之欲出。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4月，包括福建省省会福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
　　喜讯从北京传来，项南十分欣喜。1985年初，项南勾勒的又一份蓝图成为现实：经国务院批准，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福建一跃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项南以改革家的一言一行，义无反顾地推动着改革巨轮前进———但这轮子底下遍布荆棘，项南能不付出代价吗？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的报道。所谓“晋江假药案”，实际是晋江地区（今泉州市）晋江县陈埭镇的假药案，制造销售假药的主要是涵口村，村里有些人为了打开白木耳饮料的销路，将它说成是感冒冲剂，印上“功能滋阴润肺，主治虚劳咳嗽”字样，并仿造药政部门的药政批文号，在省内外推销。
　　中央调查组来闽后，有人把假药案和整个乡镇企业混为一谈，认为陈埭这个“乡镇企业一枝花”既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就要否定它。对此，项南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以涵口村为主的假药案只是乡镇企业这枝花上长了虫，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捉虫护花”。
　　项南和福建省委对假药案的处理是坚决的，措施是得力的，既制止了假药的制售和进一步泛滥，对主要责任人也都作出了合适的处理。但谁也没想到，这个镇村一级的假药案，最后却要省委第一书记承担领导责任，调离岗位，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实，关于是否处分项南，中央曾有不同意见。最后，不同意给予处分的胡耀邦、胡启立、习仲勋等人的意见未被接纳。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项南心情十分悲痛。在接受采访时，他指点记者在采访稿“项南再三表示，他在福建任内，没有把小平同志的批示完全落实，总感到内疚”之后，加上一句：“对不起小平同志，也对不起福建人民。”项南的自谦、自责让听者无不闻之心酸。他一再强调的“对不起”里，也许深深包含着他对自由港建设的牵念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