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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广场、博物馆这样的中国的“城市标配”，有时是一个指标，有时是城市发展模式的一种体现。它们随着时代变化或增加或升级，有的成为了城市吸引力的考核指数，有的成为急速城市化的体现，有的则成为了城市病的载体。
每个城市都有标配。
城市标准配置有时是一个城市的营销案例，邀请大师设计一座歌剧院，通过建筑师作品将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一座城市；城市标准配置有时也是一个指标，比如一条必须存在又不够合理的自行车道；城市标准配置还是城市发展模式的一种体现，从摊大饼模式到叠筹码模式，城市综合体让人们都挤在高楼里望着远处的绿地，假想田园城市的意境。
动物园、肯德基、高铁站，或者是广场、礼堂、少年宫……这些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构成了城市的标准配置。它们随着时代的变化或衰败或升级，有的成为了急速城市化的体现，有的成为了城市病的载体，有的成为了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来源。
在大城市才有可能体验到只有5%的人喜爱的设施。
“这里连动物园和肯德基都没有。”
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一位丈夫说服妻子离开舒适小城市前往大城市生活的理由。他们最终来到了大城市，又过了将近20年，他们所在的大城市有了辉煌的大剧院、便捷的地铁、高铁站、星巴克……但是，当初丈夫说服妻子来到这座城市的动物园已经从市中心搬走了，目前有20多个城市已经或者酝酿动物园搬迁。据说现在的孩子不再喜欢圈养的动物，更喜欢野生状态的动物。
近10年，中国新建了30多个“野生动物园”。在动物园的原址建起了购物中心，在国外叫shopping mall，中国最著名的shopping mall叫做万达广场，已经在全国开出81家，人们在那里可以看电影、购物、吃饭，消磨一天的时间。当初吸引他们来到大城市的肯德基在2012年的门店数量已突破4000家，已经进入三线城市，不久还会进驻乡镇。
时间往前推，在这对60后夫妇的少年时代，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小的城市，城市标准配置带着行政组织色彩，少年宫、礼堂，有时也兼作电影院。当然还有礼堂前一小片空地，一个他们称之为广场的地方。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地方迅速衰败了。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维持这些城市标准配置已经成为一种负担，开始慢慢变成游戏室、卡拉OK练歌房、小型超市……经济发展对于小城市改变大大超过了50年代的行政力量。
但是，当初那位丈夫说服妻子来到大城市的逻辑依然是具有说服力的。再好的音响都比不上在大剧院的现场体验；G字开头的火车总是比K字开头的火车快；三甲医院永远比乡镇医院可靠……这就是大城市的吸引力，在那里能够享受高配置的生活。或者按照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孙施文的说法，在大城市有可能体验到只有5%的人喜爱的设施。
在中国解决城市问题往往选择一种最省事、最直接的方法，当然也可能最不触及根本性问题。
19世纪的英国，50%的人口只拥有这个国家3%的财产，地铁在伦敦开通时，有效地避免了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容易急剧爆发的问题。地铁让贫民继续住在郊外的廉价社区中，同时方便了他们进城为高帅富服务。城市化的重要议题就是发展和更新城市标准配置，通过不断解决问题，让一切能够顺利运转下去。
在中国，地铁用来标注城市发展的历史节点，媒体都会兴奋地以“城市进入地铁时代”为标题来报道“1号线”的开通。地铁是城市尺度的代表，是“大城市”的标配。2012年，已经有12个中国城市开通了地铁。孙施文说，2010年之后，轨道交通建设热或许是有问题的，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城市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是在“还债”，急速发展使人口迅速增加，当人口不足200万时，修建地铁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人口达到700万之后才开始修地铁就已经属于滞后了。
在孙施文看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修。中国城市的地铁多数是修建在主干道下面，这样不能做到人车分离，很容易造成路面交通新的拥堵。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将地铁修在离主干道500米左右的次干道下面，但问题是，等到很多城市开始修地铁的时候，主干道周边已经盖满了各种建筑，而最快速也是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将地铁修在主干道下面。
就像目前中国城市的很多问题一样，主政者、专业人士知道有问题，也明白某个具体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但是如果真正着手去做，就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往往选择一种最省事、最直接，当然也可能是最不触及根本性问题的解决方法。
以自行车道为例，作为低碳城市的标准配置，有些城市直接将它放在快车道的旁边。在孙施文看来，这种设置方式十分不科学。骑车人就在机动车旁边，尾气危害严重，还会有交叉口干扰，给交通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从专业角度看，孙施文说，自行车道的设置必须有一个清理道路关系的调查分析，还得有一些制度突破，比如，如何在已经建成的楼盘之间建立起连续的自行车道。上世纪80、90年代修建的居民小区基本是半开放式的，内部的道路与外界是连通的，自行车可以借用小区内部的道路通行。但是目前的中国小区的规划都是孤立的，有门禁、用围墙围起来的，因为不能让楼盘之间的围墙一夜消失，所以，在执行成本的权衡阶段，利用小区内部修建自行车道会在所有城市被否决。毕竟对于很多城市来说，自行车道的设置不过是一个绿色城市的装点，在它不能带来足够经济利益之前，是不会花力气去做的。
更新城市标准配置也不仅仅是更换。孙施文说，有时候管理和养护才是问题的关键。比如，今年北京7·21特大暴雨造成内涝，有一部分原因是立交桥的机械排水跟不上，在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到来时，排水应急就应该开始了，但是没有。某些地段养护不及时，水泵坏掉了，这就是一个管理问题。
如今，经历过开发区热、大剧院热、地标建筑热、地铁热、仿古街热、美术馆热、创意园区热，中国城市迎来下一个标准配置热点：城市综合体。
中国城市中的土地是稀缺资源，现在的土地开发模式则需要从“摊大饼”转换到“叠筹码”。深圳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农村的城市，面临的问题便是无地可卖。在今年5月开始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中，规划权被下放到“城中村”，原本势不两立的开发商与村民，现在拥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如何让手中的地发挥最大的效用，综合了商业、住宅、公共配套的城市综合体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但这也让我们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中，西安市西咸区提出打造“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但是在综合容积率达到4.0以上，类似于CBD的地方如何制造田园之感？难道在压抑的高层建筑中能远远地望见绿地就是田园城市了吗？
每个城市都有标配。
城市标准配置有时是一个城市的营销案例，邀请大师设计一座歌剧院，通过建筑师作品将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一座城市；城市标准配置有时也是一个指标，比如一条必须存在又不够合理的自行车道；城市标准配置还是城市发展模式的一种体现，从摊大饼模式到叠筹码模式，城市综合体让人们都挤在高楼里望着远处的绿地，假想田园城市的意境。
动物园、肯德基、高铁站，或者是广场、礼堂、少年宫……这些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构成了城市的标准配置。它们随着时代的变化或衰败或升级，有的成为了急速城市化的体现，有的成为了城市病的载体，有的成为了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来源。
在大城市才有可能体验到只有5%的人喜爱的设施。
“这里连动物园和肯德基都没有。”
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一位丈夫说服妻子离开舒适小城市前往大城市生活的理由。他们最终来到了大城市，又过了将近20年，他们所在的大城市有了辉煌的大剧院、便捷的地铁、高铁站、星巴克……但是，当初丈夫说服妻子来到这座城市的动物园已经从市中心搬走了，目前有20多个城市已经或者酝酿动物园搬迁。据说现在的孩子不再喜欢圈养的动物，更喜欢野生状态的动物。
近10年，中国新建了30多个“野生动物园”。在动物园的原址建起了购物中心，在国外叫shopping mall，中国最著名的shopping mall叫做万达广场，已经在全国开出81家，人们在那里可以看电影、购物、吃饭，消磨一天的时间。当初吸引他们来到大城市的肯德基在2012年的门店数量已突破4000家，已经进入三线城市，不久还会进驻乡镇。
时间往前推，在这对60后夫妇的少年时代，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小的城市，城市标准配置带着行政组织色彩，少年宫、礼堂，有时也兼作电影院。当然还有礼堂前一小片空地，一个他们称之为广场的地方。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地方迅速衰败了。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维持这些城市标准配置已经成为一种负担，开始慢慢变成游戏室、卡拉OK练歌房、小型超市……经济发展对于小城市改变大大超过了50年代的行政力量。
但是，当初那位丈夫说服妻子来到大城市的逻辑依然是具有说服力的。再好的音响都比不上在大剧院的现场体验；G字开头的火车总是比K字开头的火车快；三甲医院永远比乡镇医院可靠……这就是大城市的吸引力，在那里能够享受高配置的生活。或者按照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孙施文的说法，在大城市有可能体验到只有5%的人喜爱的设施。
在中国解决城市问题往往选择一种最省事、最直接的方法，当然也可能最不触及根本性问题。
19世纪的英国，50%的人口只拥有这个国家3%的财产，地铁在伦敦开通时，有效地避免了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容易急剧爆发的问题。地铁让贫民继续住在郊外的廉价社区中，同时方便了他们进城为高帅富服务。城市化的重要议题就是发展和更新城市标准配置，通过不断解决问题，让一切能够顺利运转下去。
在中国，地铁用来标注城市发展的历史节点，媒体都会兴奋地以“城市进入地铁时代”为标题来报道“1号线”的开通。地铁是城市尺度的代表，是“大城市”的标配。2012年，已经有12个中国城市开通了地铁。孙施文说，2010年之后，轨道交通建设热或许是有问题的，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城市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是在“还债”，急速发展使人口迅速增加，当人口不足200万时，修建地铁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人口达到700万之后才开始修地铁就已经属于滞后了。
在孙施文看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修。中国城市的地铁多数是修建在主干道下面，这样不能做到人车分离，很容易造成路面交通新的拥堵。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将地铁修在离主干道500米左右的次干道下面，但问题是，等到很多城市开始修地铁的时候，主干道周边已经盖满了各种建筑，而最快速也是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将地铁修在主干道下面。
就像目前中国城市的很多问题一样，主政者、专业人士知道有问题，也明白某个具体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但是如果真正着手去做，就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往往选择一种最省事、最直接，当然也可能是最不触及根本性问题的解决方法。
以自行车道为例，作为低碳城市的标准配置，有些城市直接将它放在快车道的旁边。在孙施文看来，这种设置方式十分不科学。骑车人就在机动车旁边，尾气危害严重，还会有交叉口干扰，给交通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从专业角度看，孙施文说，自行车道的设置必须有一个清理道路关系的调查分析，还得有一些制度突破，比如，如何在已经建成的楼盘之间建立起连续的自行车道。上世纪80、90年代修建的居民小区基本是半开放式的，内部的道路与外界是连通的，自行车可以借用小区内部的道路通行。但是目前的中国小区的规划都是孤立的，有门禁、用围墙围起来的，因为不能让楼盘之间的围墙一夜消失，所以，在执行成本的权衡阶段，利用小区内部修建自行车道会在所有城市被否决。毕竟对于很多城市来说，自行车道的设置不过是一个绿色城市的装点，在它不能带来足够经济利益之前，是不会花力气去做的。
更新城市标准配置也不仅仅是更换。孙施文说，有时候管理和养护才是问题的关键。比如，今年北京7·21特大暴雨造成内涝，有一部分原因是立交桥的机械排水跟不上，在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到来时，排水应急就应该开始了，但是没有。某些地段养护不及时，水泵坏掉了，这就是一个管理问题。
如今，经历过开发区热、大剧院热、地标建筑热、地铁热、仿古街热、美术馆热、创意园区热，中国城市迎来下一个标准配置热点：城市综合体。
中国城市中的土地是稀缺资源，现在的土地开发模式则需要从“摊大饼”转换到“叠筹码”。深圳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农村的城市，面临的问题便是无地可卖。在今年5月开始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中，规划权被下放到“城中村”，原本势不两立的开发商与村民，现在拥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如何让手中的地发挥最大的效用，综合了商业、住宅、公共配套的城市综合体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但这也让我们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中，西安市西咸区提出打造“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但是在综合容积率达到4.0以上，类似于CBD的地方如何制造田园之感？难道在压抑的高层建筑中能远远地望见绿地就是田园城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