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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朱清时并不是只会躲在实验室做实验的人，科学家的标签，贴上的是一个颇具人文气息的人，朱清时自小喜欢诗歌，柳宗元的《江雪》，是他最喜欢的一首。
这也许说明，在他的内心，一直有着孤身探索某种人生境界的情结。
这种情结，在过去，成就了他中国科技大学“个性校长”的名声，在将来的南方科大，也许他还要成就一个更大的名声。南方科大和朱清时一样，都是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
朱清时1946年2月生于四川成都，1963年9月考入中国科技大学，1991年年仅45岁之时就已当选为院士。到此时此刻，朱清时对于自己，内心里已经感到非常满足——该得的，想得的，都得到了。可以说，45岁之后的朱清时，已经基本上脱离了普通人对名利孜孜以求的趣味。
然而，马太效应总在主导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安排总是一步一步让朱清时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更大的使命。1998年，朱清时当选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2008年9月，年过花甲的他又接过了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聘书。
在中国科技大学担当校长的十年，是朱清时成就“个性校长”的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扩招成风，评比成风。然而，朱清时主政之时，中国科技大学一直只保持着约1860名学生这样的规模。中国科技大学不盲目扩招，不修建豪华校舍，不建设新园区，不允许教授经商。
朱清时一直坚守着这样的原则，中国科技大学不是经商搞产业的场所，而是要为中国培养科学技术尖端人才，所以学校的使命，是要尽可能地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而不是扩大学生的人数。
对于教育产业化，朱清时认为，学校要让老师花尽可能多的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教学生。学校办产业太短视了，急功近利，做学问要板凳坐得十年冷，老师们都办产业去了，谁还有心思搞学术呢？
对于扩招，朱清时说，学生突然多了，老师的压力就会大，作业、课堂辅导必然变多，老师必然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应付这些事情。结果，老师坐下来看书想问题的时间就少了，内涵提高的可能性就小了。在一个大学，宿舍、图书馆、食堂这些硬实力可以花钱买得来，但是扩招以后，学校会消耗太多的软实力，也就是老师的水平、经验与精力，这些是靠花钱挣不来的。
至于建设新校区，新校区一般只能建设在城市的边沿地带，老师们上下班要花多少时间啊？时间也是成本啊！
对于官方的评审，朱清时一直有“原生态迎评”的硬气作风。就是说，教育主管部门来人对学校各项指标进行评审时，中国科技大学绝对不搞清水净地、黄土铺道这样的表面文章。朱清时认为学校、尤其是大学，应该是社会的净化器，应该严守高尚的道德标准。一个社会要有希望，就一定要有净土，如果连学校与寺庙这样的地方，都不再能称之为净土，那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无可挽救了。所以，学校不能造假，要严守诚信无欺的底限。
总之，朱清时认为学校应该“安静下来看书，想问题，而不是开会，评审，做人际交往，赶通勤班车。他卸任中国科技大学之时做演讲，说最希望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传承下来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不跟风，不盲从，按科学规律办事。“如果失去这个价值观，中国科技大学将失去价值！”
朱清时所坚守的这些东西，也一度被不少人批评，朱清时本人也被不少人看成是迂腐的书呆子。但是，坚守最有价值的东西，最终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在中国大学生质量大面积下滑、学校学风败坏现象并不鲜见的这十来年里，中国科技大学显得一枝独秀——它很小，但是很强。
其实，朱清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深刻地了解，理想与现实，往往会有多大的差距。他说自己，中学时代崇拜牛顿与爱因斯坦，想改造世界；上大学后，知道改造世界太渺茫，转而只想做一个科学大师，能有助于改造这个国家；而工作以后，很多的事情与问题都让他失望；直到当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时，他已经只想改变这个学校了。然而，就是这个范围的改变，其实也都是部分的，他有很多的想法都难以实现。
很多的时候，他开始只想改变自己了，他要求自己“科普知识丰富、能力强、富于同情心”，他认为只有把自己的修养与性格改造好了，他才能团结人，带领大家，把学校的事情搞得更好。
在这个意义上，朱清时又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因为他总要求自己在外人面前表现出宽容与微笑，所以，他几乎无法拒绝记者当面提出的采访要求，他总是很配合，很乐意和开心的样子。
这么看来，外人眼中的“个性”朱清时，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躲在象牙塔里的人，只不过，他在实践中放弃一部分理想的同时，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在坚持着核心的价值而已。这种精神，最终也获得了普遍的赞誉。最有说服力的事情之一，就是2009年3月，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遴选委员会”投出全票，让朱清时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得以完全胜出。
当深圳方面找人游说朱清时之时，他也曾有过犹豫。毕竟，他已年过花甲，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的一世英名，会不会毁在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创上呢？一份荣耀往往也可能是一份沉重的负担。不过最终，他还是答应出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他说，人的伟大，在于有思想，有理想。如果一件事情值得去做，困难再大，成败不虑，不要犹豫退却，而是要进取，要坚守。
这也许说明，在他的内心，一直有着孤身探索某种人生境界的情结。
这种情结，在过去，成就了他中国科技大学“个性校长”的名声，在将来的南方科大，也许他还要成就一个更大的名声。南方科大和朱清时一样，都是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
朱清时1946年2月生于四川成都，1963年9月考入中国科技大学，1991年年仅45岁之时就已当选为院士。到此时此刻，朱清时对于自己，内心里已经感到非常满足——该得的，想得的，都得到了。可以说，45岁之后的朱清时，已经基本上脱离了普通人对名利孜孜以求的趣味。
然而，马太效应总在主导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安排总是一步一步让朱清时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更大的使命。1998年，朱清时当选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2008年9月，年过花甲的他又接过了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聘书。
在中国科技大学担当校长的十年，是朱清时成就“个性校长”的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扩招成风，评比成风。然而，朱清时主政之时，中国科技大学一直只保持着约1860名学生这样的规模。中国科技大学不盲目扩招，不修建豪华校舍，不建设新园区，不允许教授经商。
朱清时一直坚守着这样的原则，中国科技大学不是经商搞产业的场所，而是要为中国培养科学技术尖端人才，所以学校的使命，是要尽可能地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而不是扩大学生的人数。
对于教育产业化，朱清时认为，学校要让老师花尽可能多的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教学生。学校办产业太短视了，急功近利，做学问要板凳坐得十年冷，老师们都办产业去了，谁还有心思搞学术呢？
对于扩招，朱清时说，学生突然多了，老师的压力就会大，作业、课堂辅导必然变多，老师必然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应付这些事情。结果，老师坐下来看书想问题的时间就少了，内涵提高的可能性就小了。在一个大学，宿舍、图书馆、食堂这些硬实力可以花钱买得来，但是扩招以后，学校会消耗太多的软实力，也就是老师的水平、经验与精力，这些是靠花钱挣不来的。
至于建设新校区，新校区一般只能建设在城市的边沿地带，老师们上下班要花多少时间啊？时间也是成本啊！
对于官方的评审，朱清时一直有“原生态迎评”的硬气作风。就是说，教育主管部门来人对学校各项指标进行评审时，中国科技大学绝对不搞清水净地、黄土铺道这样的表面文章。朱清时认为学校、尤其是大学，应该是社会的净化器，应该严守高尚的道德标准。一个社会要有希望，就一定要有净土，如果连学校与寺庙这样的地方，都不再能称之为净土，那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无可挽救了。所以，学校不能造假，要严守诚信无欺的底限。
总之，朱清时认为学校应该“安静下来看书，想问题，而不是开会，评审，做人际交往，赶通勤班车。他卸任中国科技大学之时做演讲，说最希望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传承下来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不跟风，不盲从，按科学规律办事。“如果失去这个价值观，中国科技大学将失去价值！”
朱清时所坚守的这些东西，也一度被不少人批评，朱清时本人也被不少人看成是迂腐的书呆子。但是，坚守最有价值的东西，最终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在中国大学生质量大面积下滑、学校学风败坏现象并不鲜见的这十来年里，中国科技大学显得一枝独秀——它很小，但是很强。
其实，朱清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深刻地了解，理想与现实，往往会有多大的差距。他说自己，中学时代崇拜牛顿与爱因斯坦，想改造世界；上大学后，知道改造世界太渺茫，转而只想做一个科学大师，能有助于改造这个国家；而工作以后，很多的事情与问题都让他失望；直到当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时，他已经只想改变这个学校了。然而，就是这个范围的改变，其实也都是部分的，他有很多的想法都难以实现。
很多的时候，他开始只想改变自己了，他要求自己“科普知识丰富、能力强、富于同情心”，他认为只有把自己的修养与性格改造好了，他才能团结人，带领大家，把学校的事情搞得更好。
在这个意义上，朱清时又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因为他总要求自己在外人面前表现出宽容与微笑，所以，他几乎无法拒绝记者当面提出的采访要求，他总是很配合，很乐意和开心的样子。
这么看来，外人眼中的“个性”朱清时，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躲在象牙塔里的人，只不过，他在实践中放弃一部分理想的同时，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在坚持着核心的价值而已。这种精神，最终也获得了普遍的赞誉。最有说服力的事情之一，就是2009年3月，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遴选委员会”投出全票，让朱清时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得以完全胜出。
当深圳方面找人游说朱清时之时，他也曾有过犹豫。毕竟，他已年过花甲，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的一世英名，会不会毁在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创上呢？一份荣耀往往也可能是一份沉重的负担。不过最终，他还是答应出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他说，人的伟大，在于有思想，有理想。如果一件事情值得去做，困难再大，成败不虑，不要犹豫退却，而是要进取，要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