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甘肃日报大厦对面的一栋居民楼上，6个年轻人站到了楼顶的边缘，随时可能跳下去。他们都是农民工，已讨薪5个月，却一直没有结果。这并不是第一例“舍命讨薪”。干活拿薪，天经地义，为何在有些地方变得这么难？
　　治理欠薪坎坷路 以重庆农妇熊德明向总理求助讨薪为标志，我国从2003年底掀起了清理欠薪风暴。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正式列罪。2013年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恶意欠薪”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
　　“经过多年治理以及法律体系建设，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总体上得到遏制，但形势仍然严峻。”人社部劳动监察局局长闫宝卿坦言，治理欠薪的任务还很艰巨。2013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拖欠工资等待遇案件17.4万件；2012年共查處欠薪案件21.8万件。
　　“中国式欠薪”的祸首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主要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同时，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拖欠工资问题明显增多。民营企业欠薪未减，政府项目也有欠薪。据了解，一个项目从甲方到乙方，再到大包、“二包”直至最底层的农民工，农民工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中间任何一个链条出了问题，农民工都可能会是最受伤的群体。一旦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发生经济纠纷，农民工往往“躺着中枪”。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说，这实际上是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只有打破这样的‘规则’，让经营风险与劳动债权分离，才能更好地解决欠薪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等专家认为，治理欠薪，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许多城市还建立了农民工维权中心，治理这一顽症关键在于“落实”二字。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对于欠薪问题管不管、怎么管，对有关部门来说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