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德拉纳先是打给警察，然后打电话到烟酒枪械管理署，之后还打给了联邦调查局。打电话的原因是，德拉纳一心想阻止自己已成年却患有精神病的女儿买到另一支手枪。最后，德拉纳打电话给距她家几公里的一家枪支商店，这家店一个多月前卖给了她女儿一支黑色手枪——那个时候德拉纳的女儿已经收到了自己的疾病检查报告了。

她求枪店别卖抢给她女儿

　　很快就要到下一次检查了，德拉纳几乎是哀求枪支店经理。她告诉经理自己的女儿曾进出精神病院，被医院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她女儿还曾试图自杀，被她丈夫阻止了，他拿走了她的枪。但德拉纳担心女儿会再买一把新枪。

女儿开枪杀死了父亲

　　一个小时后，韦瑟斯回到了家里。她的父亲当时坐在一台电脑前，背对着她，韦瑟斯朝父亲开了枪。她打算杀了她爸后自杀，但她告诉911接线员：“我没办法对自己开枪，我本来打算开枪后自杀的，但我做不到。”
　　失去了一起生活将近40年的丈夫特克斯，女儿则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这让德拉纳痛苦不已，心中充满了怒火。
　　法庭记录显示，枪店在这场交易中赚了60美元。“我做了那么多，他们还是把枪卖给了我女儿。”德拉纳说道，“想得越多我就越恼火，我希望有人为这件事买单。”
　　“我希望能引起人们重视，注意到背景调查系统存在的缺口，阻止更多精神病人购买枪支。”德拉纳说道。她明白了一点，尽管她女儿以前曾被法官鉴定为“危险分子”，但背景调查依旧无法保证将她排除在可购买枪支的人群外。联邦背景调查系统是为了阻止犯有重罪的人买到枪支，而这个系统现在却丢失了大量健康数据——其中就有可能包括严重精神病患者的资料。
　　奥巴马政府曾出台了有关限制枪支的法律，但特朗普上任后就于2月份签署了废止法案——使得大约7.5万名精神病患者有权购买枪支。当然，德拉纳也了解到，即使根据奥巴马签署的相关法律，也无法阻止女儿韦瑟斯买到枪，因为韦瑟斯的精神检查报告是寄给她本人并由本人保管的。
　　“现在废除了那些购枪限制，”德拉纳说道，“绝对是个错误。”德拉纳去年就退休了， 61岁的她如今是一社会活动家，致力于解决精神病人购买枪支的问题，“我不会只是伤心地坐在一边，我会竭尽所能，为特克斯伸张正义。”

女儿第二次买到了枪

　　德拉纳的女儿从小就容易焦虑和不安，她有很多兴趣爱好——喜欢打篮球、排球，也擅长演奏单簧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中学做电脑技术员，后来又在密苏里州公共服务委员会担任行政助理。
　　韦瑟斯33岁时开始了第二段婚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出现了幻听，情绪低落，整个人在很短时间内瘦了很多。根据法庭文件记录，韦瑟斯在2007年到2010年期间曾因双相障碍和企图自杀住院四次。她曾服药自杀，还好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之后在医院里待了几个星期。出院后韦瑟斯搬回父母家居住，直到她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父亲。
　　特克斯·德拉纳知道精神病对人的折磨，他的姐姐就因为精神病自杀了。特克斯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尽自己所能帮助已故的姐姐，当知道自己的女儿被确诊为精神病时，这位退休的钢铁工人决定留在家中照顾女儿。 　　2011年，韦瑟斯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提交给法庭的一份材料中，她的病情被称为“药物控制效果欠佳”“有显著的自残风险。”
　　悲剧发生后的某一天，德拉纳挨着她家的狗盘腿坐在沙发上，谈到枪杀案前几个星期韦瑟斯情绪反复失控时，她擦了擦眼泪。
　　韦瑟斯平时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女孩，但生病以后她开始不洗澡，强迫自己跑步，一天跑三到四次；她开始学做十字绣，一直做到手指流血才肯停下来；她还开始缝纫，一连做了十几件一模一样的衬衫。
　　2012年5月，韦瑟斯要求搬出去居住，还给自己买了一把手枪防身。但父亲特克斯直接把枪没收了，让她买一支棒球棒。到了6月，韦瑟斯的病情更严重了，她要么指责她母亲在监视她，要么说母亲要毒害她。
　　韦瑟斯开始不停地抽烟，手指被染成了黄色，而且整晚熬夜收听录音机布道。于是德拉纳预约了韦瑟斯的医生，医生建议先停掉韦瑟斯的药，直到四天后的复诊，而精神检查报告可能会在复诊前到达。德拉纳坚信韦瑟斯如果再买到枪，她又会自杀。
　　于是周一在办公室的时候，德拉纳开始不停地打电话，希望能阻止女儿买到枪。拉斐特县副警长建议她打电话到烟酒枪械管理署，烟酒枪械管理署又让她打给FBI。FBI告诉她，要审核她女儿的精神病医疗记录需要6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FBI告诉我，他们不能保证可以阻止韦瑟斯买枪。”德拉纳说道。
　　那天上午9点前，德拉纳直接打电话给敖德萨枪支典当店，在电话里把自己女儿的姓名、出生日期和社会安全号码信息都给了对方，并告诉枪店韦瑟斯可能会在收到残疾人补贴后到店里买枪，希望枪店能拒绝女儿的要求。德拉纳还让枪店经理将女儿的信息写在便利贴上贴在收银机上，以提醒店内其他员工。
　　敖德萨枪支典当店经理达迪在证词中表示，那个电话很“奇怪”，他不会每天都接到那样的电话。
　　“他听到我说什么了，但没有说话。”德拉纳说，“4分钟后通话就结束了。”
　　两天后，2012年6月27日星期三上午，11点左右，韦瑟斯走进枪店。达迪问她第一支枪怎么样了。韦瑟斯回答说卖掉了，“她看起来似乎很紧张，也很匆忙。”达迪后来回忆道。
　　比尔·库克是枪店的店员，当时在玻璃展示柜附近清理枪支，他对德拉纳一家的遭遇感到惋惜，但他认为枪支店“严格按照规章办事”，“我们遵守了法律规定。”库克将这场悲剧归咎于法律的漏洞，“如果韋瑟斯的名字一开始就在背景调查名单上，她永远都不会得到一支枪。”
　　韦瑟斯两个月里第二次光顾敖德萨枪支典当店时，达迪打电话到联邦调查国家系统询问她的情况。韦瑟斯通过了背景调查，回家的时候她带回了一把45口径的半自动手枪。
　　不过，敖德萨枪支典当店并不如其所宣称的那么遵纪守法。根据烟酒枪械管理署公开的记录，从2006年开始的8年内他们多次违反了联邦枪支管理法律法规。
　　志愿消防员大卫·温特在事发前见过韦瑟斯——他与特克斯是同学——事发前他在一家小超市吃午饭，看到韦瑟斯停在那里吸烟。温特说韦瑟斯在大声地自言自语，可是他压根儿没听懂她在说什么。
　　饭后不久，温特的急救寻呼机就响了——很可能是枪击。在25年的消防员生涯中，温特只接到过一次杀人案件。当他到达事发地点时，看到韦瑟斯站在自家门前挥舞着手臂。
　　子弹穿过了黑色办公椅，留下了一个弹孔，然后打中了韦瑟斯父亲的后背上部。韦瑟斯开枪打死了自己的父亲。“我知道我要进监狱了，但我想杀了自己。”她告诉911接线员，“我知道我已经疯了很久了。”
　　那是一个异常安静的下午，珍妮特·德拉纳坐在州政府社会服务办公室里，收到了女儿的短信。“都是你害的，你的手上沾满了我们的血。再见了，爸爸已经死了。”

我怎么了？

　　在审判韦瑟斯谋杀案的两年里，德拉纳无法拥抱自己的女儿，她们只能通过玻璃隔板或电话谈话。韦瑟斯甚至曾这样问她妈妈：“我怎么了？为什么你还要和我说话？”
　　2014年9月，一名法官接受了韦瑟斯因精神失常而无罪的抗辩，并承诺将她送到州心理健康机构进行治疗。“我不认为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拉斐特县检察官克里斯滕·埃利斯说道。他在枪杀案当天被叫到德拉纳家里，同意了韦瑟斯的两名精神病医生的观点，认为韦瑟斯患有重性精神疾病。
　　“我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当时在做什么的人送进监狱的。”埃利斯说道。
　　在韦瑟斯发病的高峰期，德拉纳曾胖了36斤，枪杀案之后的几年里她又瘦了回去。血迹斑斑的硬木地板用化学清洁剂洗涤后受损，后来也被换掉了。而那张有弹孔的椅子甚至在她回家之前就已经被拿走了。
　　位于密苏里西北部的精神病康复中心距离德拉纳的家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韦瑟斯就被安顿在这里。德拉纳的下一步是想将女儿接回家中照顾，这是接下来的战争。“我还是要照顾科尔比，我必须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感染她，让她对生活乐观起来。”德拉纳说道，“如果我哭了，韦瑟斯会对我说，‘对不起，都是我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