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再次重申：不得歧视、辱骂、殴打，不得用游街示众、公开曝光等侮辱人格尊严方式羞辱卖淫女。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刘绍武说：“以前叫卖淫女，现在可以叫失足妇女。特殊人群也需要尊重。”(据12月12日《新京报》)
　　讨论“卖淫女”，往往是个能招来板砖无数的话题。一方面，谁也不能排除我们周边有对“卖淫女”嫉恶如仇的正义之士，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卖淫女”已经做了或正在做人问最龌龊的勾当，她们理应被人不齿，理应被社会抛弃，抑或是理应受到“丢人现眼”的待遇；另一方面，还有许多法律人士、进步人士站在尊重人权、尊重隐私的角度，为“卖淫女”的权利与地位作代言人。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也就决定了无论我们如何立论，总会有持反对意见的人上前反对。
　　道德观念与法理精神上的冲突，在“卖淫女”的社会法中十分突兀地表现7出来。道德固然没有错，但法治精神亦不能沦为摆设。消除坊间关于道德观念上的正义感与法治精神里所提倡的人权、人格与权利之间的矛盾，需要官方做出明确的表态。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倘若作为“黄钟”的官方声音不作出明确的价值厘定，坊间在观念里的冲突与矛盾必然有增无减。
　　“以前叫卖淫女，现在叫失足妇女。”如法律人士所预期，官方的表态站在了法治的一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里写得明明白白：“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不仅如此，《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还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显然，依据“法无授权即无禁止”原则，公示、游街等做法是违法的。另外，从“卖淫女”到“失足妇女”的转交，不仅体现了从简单的“是非论”与“社会原因分析”的转变，代表了所谓烟花女子从“罪魁”到“受害者”的地位大翻身，更严格规范了公权力在扫黄中的职责，这个职责不是打击、不是侮辱，而是救助。不得不说，社会的法治文明又在公权力的让步与私权利的进步中完成了进步与发展。
　　其实，“卖淫女”从来都不应该成为社会的唾弃对象。相反，她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为弱势的群体之一，她们大多出身贫寒，没有正式工作，她们“恨爹不成刚”，即便她们中有部分人受到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因为社会阶层的断裂也难以让她们看到社会地位上升的希望，她们玩世不恭、游戏人生……但悲剧是，人老珠黄之后，她们仍然要为一口生计而忙忙碌碌。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段七言诗：“贫寒才入烟花巷，有钱谁不愿从良，执法若为百姓计，劫腐还民自少娼!”这首诗的可贵之处，不仅将“卖淫女”或者是“失足妇女”的“贫寒”出身作为她们沦落风尘的主要社会原因，更主要的，还提出了公共权力最应该打击“男盗女娼”的重点领域：腐败官员。一个妇孺皆知的数据是，“我国95％的贪官存在包养二奶现象”。如果仅仅在“烟花巷”领域扫黄，而忽略掉官场中的种种腐化现象，显然是一种不公。
　　这让我想到了法国作家莫泊桑先生的小说《羊脂球》。“羊脂球”是个肥胖的“失足少女”，但因为同车人出城需要，她需要委身陪睡军官。但令人纠结的问题却是，她陪睡完之后，竟然遭到了垒车人的白眼，人人都骂她是个妓女和婊子，不想和她交谈。小说的寓意在于，世界上不存在天然的“卖淫女”或“失足妇女”，在某种需要或某种压力、抑或是某种体制之下，
　　“失足妇女”也都是社会与时代的牺牲品。就像房奴、卡奴，也像那随父母打工却无学可上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