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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纥干广墓志》，全称《隋骠骑大将军荡正都督城阳县开国公纥干公墓铭》。近年出土，未见著录，墓志拓本见于隋斋主人刘进处。该墓志拓本高55.5厘米，宽54厘米，志文31行，满行31字，共计1083字。志文记载了隋纥干广的家族世系及宦迹功业。关于墓志的所载史实和相关石刻隶书书法风格问题，均有益于学术研究。
关键词：隋代墓志;考证;石刻;隶书
1 纥干广的宦绩
纥干广，史传未载。志云他二十三岁“兴和三年（541），访第勋附左右”，七年后于东魏武定六年（548）被“大将军教补都将”。北齐天保元年（550）“加襄威”将军，武平元年为“右丞相、咸阳王斛律明月，分麾阃外，将定开陇”，然后“加翊军将军、勋武前锋、寻授直盪副都督”。武平五年（574）纥干广“南定淮肥，功居第一”，被“授其盪正都督、城阳县开国子”。通过上述，我们对纥干广的宦绩便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其宦绩沉浮又与北齐后期几处史实有所联系，可与相关史料相互补充。
墓志提到“武平元年，刘项尚勍鸿沟，仍割争稚，逐鹿未有，适归右丞相、咸阳王斛律明月，分麾阃外，将定开陇”，志文中所述“斛律明月”当为咸阳王斛律光，其字明月，为北齐著名的悍将，屡立军功。据《北齐书》卷八载：“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以太傅、咸阳王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十二月丁亥，诏右丞相斛律光出晋州道，修城戍。”[1]可知，武平元年（570）斛律光正为咸阳王、右丞相，与史实相符。天统五年（569）十二月，北周攻打北齐，遣大将围洛阳，壅绝粮道。之后武平元年（570）正月，后主高纬“诏光率步骑三万讨之。军次定陇，周将张掖公宇文桀、中州刺史梁士彦、开府司水大夫梁景兴等又屯鹿卢交道，光握甲执锐，身先士卒，锋刃才交，桀众大溃，斩首二千余级”[2]。此役以斛律光大胜、斩敌首两千有余而结束。后在武平二年（571），双方又有一次交锋，《北齐书》记载：“周柱国枹罕公普屯威、柱国韦孝宽等，步骑万余，来逼平陇，与光战于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斩千计。又封中山郡公，增邑一千户。”[3]《纥干广墓志》中所云“斛律明月，分麾阃外，将定开陇”，以及提到志主纥干广“以君英略，屈参军政，摧秦卒于崤陵，毙楚将于连谷”，指的应该就是这段史实。纥干广因跟随咸阳王斛律光作战屡次获胜，故才会“加翊军将军，品封如故”。在墓志中又提到纥干广于“武平五年，南定淮肥，功居第一”。翻阅史书，在《北齐书》中找到与此相关的一条记载：“五年……丁亥，陈人寇淮北。”[4]但《北史》并没有记这次战争参与作战将领以及战争胜负情况。结合志铭所载可推知，此战北齐大获全胜，而且是纥干广“南定淮肥，功居第一”，故此可补史阙。
2 关于纥干广的世系
纥干广的家世，墓志上溯三代，即曾祖纥干乌泥、祖纥干吐拔东、父纥干太平，正史皆不载，志文有简传性质。据志文，纥干广字孟孙，高陆人。于武定六年（548）被大将军教补都将官入仕，历任诸职，屡屡升迁。隋开皇十八年（598），卒于私第，享年八十岁，仁寿元年（601）安葬于孙村西北三里。由此推知，纥干广应生于北魏神龟元年（518），主要生活在北朝后期，历北魏、东魏、北齐和隋初。
墓志载纥干乌泥“兴光三年，除都大官、赠征东大将军、渤海康王”。《北史·魏本纪》载：“兴光元年春正月乙丑，以侍中、河南公伊馛为司空。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太武、景穆神主于太庙。”[5]兴光（454年7月—455年6月）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年号，由上述可知历时未到一年，后改年号为太安。兴光年号的延用只有一年，但志文却载有“兴光三年”字样，与史实不符。在墓志铭和碑刻中年号出现错误并不少见，如东晋大亨四年（405）所立《爨宝子碑》，大亨（402）的年号只用了一年，次年便改为元兴二年（403）。但当时云南地处较偏，远离中央，交通不便，以至于朝廷改换年号竟不知，仍沿用“大亨”年号。笔者疑此志文中所载“兴光三年”应为“太安二年”。由于此墓志为隋人作撰，距纥干广曾祖所处的年代相对较为久远，在具体年号的记叙上出现错讹也是有可能的。
志文又云纥干广的祖父纥干吐拔东为“商曹尚书、李闰镇大将、宜平男”。“李闰”为地名，始见于《晋书·地理志》，载“及姚泓为刘裕所灭，其地寻入赫连勃勃。勃勃僭号于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又平刘义真于长安，遣子璝镇焉，号曰‘南台’。以朔州牧镇三城，秦州刺史镇杏城，雍州刺史镇阴密，并州刺史镇蒲坂，梁州牧镇安定，北秦州刺史镇武功，豫州牧镇李闰”，在大夏的统治时期，豫州牧的治所为“李闰”。后“北魏在426年开始蚕食大夏的领土，到431年大夏为吐谷浑所灭为止，获得大夏陕城以西、陇山以东的关中地区”。到了北魏时，“李闰镇”已为其诸多军镇之一。纥干吐拔东曾为“李闰镇大将”这一官职，而这就涉及到北魏军镇制度。前人对此多有研究，一般认为北魏军镇制承袭自十六国时期，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变化和发展。北魏军镇建置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强化占领区的军事控制等诸多因素。关于“镇大将”的记载多见于《魏书》或墓志资料，在此不赘述。考察纥干吐拔东所生活的历史阶段等，志文所载曾任李闰镇大将应与史实相符。关于纥干广的父亲纥干太平，志文只记载其为“右中郎将、清廉侯”。右中郎将西汉始置，秩比二千石、主右署郎，职隶光禄勋，到了北魏的时候为第四品。“御仗左右”见于《魏書》：“太和十九年八月，初置直齐、御仗左右武官。”[6]后《资治通鉴》在卷一百四十解释为：“御仗左右，带御仗在天子左右者，授澄以为卫。”由此可推知，纥干太平的职责应为持御仗伴随于皇帝左右行使护卫工作。纥干广墓志记载了其四代直系姓名，为排列该家族世系提供了依据。纥干广家族世系为：纥干乌泥—纥干吐拔东—纥干太平—纥干广。
3 《纥干广志》石刻隶书书法风格
墓志称纥干广卒于隋开皇十八年（598），时年八十整，三年后于仁寿元年（601）安葬于孙村西北三里，也就是说墓志书丹、刊刻的年代也正是在此时。在所见的隋代墓志铭中，较少有镌刻撰文和书丹者名讳的，此志亦符合这一通例，不见撰文和书丹者。该拓片拓得较为精良，墨色上得虽然比较浅，但字口清晰，丝毫毕现，仍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原貌。观其书法面貌，我们发现其中既有大量波磔分明、强调蚕头燕尾的标准隶书字形，如“上”“军”“曹”“正”等字;又有不少字呈现出了楷书的书写特点，如“都”“咸”“阳”等字。此应属于隋代杂糅性隶书中的隶、楷杂糅。同一时期与纥干广墓志呈现出同一种书法面貌的还有开皇十九年（599）《崔显志》、仁寿元年（601）《赵韶志》、仁寿四年（604）《冯君妻李玉婍志》等诸多墓志。在隋代石刻书迹中，楷书虽然是大宗，但用隶书书丹，以及将此两种书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杂糅在一起的碑志仍占有一定数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体变中曰：“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7]其实这种碑志中隶、楷相互杂糅的现象一直延续到隋代。这与北朝后期篆隶古体的复兴所表现出来的延续性和隋代的社会风气都有一定关系，其背后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某一方面所致，呈现出多样性。
从拓片上的书刻情况来看，此志的书丹者在书写时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墓志拓本高55.5厘米，宽54厘米，书丹者在此半米见方的空间上书写了千余字，且不见一丝懈怠，足见其功力的深厚。换做在今天，要求书家在同样大小的材质上书写相同字数的字，态度端正并要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亦非易事。整体而言，书法的线条较细，但并不显得纤弱，有力量感。笔画的起笔多有不同，方圆兼备，收笔处的燕尾多奋力向外挑出，呈现出动势。字形较为方整，字与字之间的行距拉得较大，章法舒朗有致，给人以美感。由于隋代与汉代相隔甚远，其书法中所蕴含的整体格局和气象，远不如汉隶那般苍茫高古，表现出一定的程式化特征，艺术性并不是太强。但此志具有隋代隶书所具备的诸多特征，书刻均有相当高度，可称得上是隋代石刻隶书墓志的代表之作。
参考文献
[1]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03.
[2]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224.
[3]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224.
[4]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08.
[5]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67.
[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93.
[7]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崔玺平.明清书论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330.
关键词：隋代墓志;考证;石刻;隶书
1 纥干广的宦绩
纥干广，史传未载。志云他二十三岁“兴和三年（541），访第勋附左右”，七年后于东魏武定六年（548）被“大将军教补都将”。北齐天保元年（550）“加襄威”将军，武平元年为“右丞相、咸阳王斛律明月，分麾阃外，将定开陇”，然后“加翊军将军、勋武前锋、寻授直盪副都督”。武平五年（574）纥干广“南定淮肥，功居第一”，被“授其盪正都督、城阳县开国子”。通过上述，我们对纥干广的宦绩便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其宦绩沉浮又与北齐后期几处史实有所联系，可与相关史料相互补充。
墓志提到“武平元年，刘项尚勍鸿沟，仍割争稚，逐鹿未有，适归右丞相、咸阳王斛律明月，分麾阃外，将定开陇”，志文中所述“斛律明月”当为咸阳王斛律光，其字明月，为北齐著名的悍将，屡立军功。据《北齐书》卷八载：“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以太傅、咸阳王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十二月丁亥，诏右丞相斛律光出晋州道，修城戍。”[1]可知，武平元年（570）斛律光正为咸阳王、右丞相，与史实相符。天统五年（569）十二月，北周攻打北齐，遣大将围洛阳，壅绝粮道。之后武平元年（570）正月，后主高纬“诏光率步骑三万讨之。军次定陇，周将张掖公宇文桀、中州刺史梁士彦、开府司水大夫梁景兴等又屯鹿卢交道，光握甲执锐，身先士卒，锋刃才交，桀众大溃，斩首二千余级”[2]。此役以斛律光大胜、斩敌首两千有余而结束。后在武平二年（571），双方又有一次交锋，《北齐书》记载：“周柱国枹罕公普屯威、柱国韦孝宽等，步骑万余，来逼平陇，与光战于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斩千计。又封中山郡公，增邑一千户。”[3]《纥干广墓志》中所云“斛律明月，分麾阃外，将定开陇”，以及提到志主纥干广“以君英略，屈参军政，摧秦卒于崤陵，毙楚将于连谷”，指的应该就是这段史实。纥干广因跟随咸阳王斛律光作战屡次获胜，故才会“加翊军将军，品封如故”。在墓志中又提到纥干广于“武平五年，南定淮肥，功居第一”。翻阅史书，在《北齐书》中找到与此相关的一条记载：“五年……丁亥，陈人寇淮北。”[4]但《北史》并没有记这次战争参与作战将领以及战争胜负情况。结合志铭所载可推知，此战北齐大获全胜，而且是纥干广“南定淮肥，功居第一”，故此可补史阙。
2 关于纥干广的世系
纥干广的家世，墓志上溯三代，即曾祖纥干乌泥、祖纥干吐拔东、父纥干太平，正史皆不载，志文有简传性质。据志文，纥干广字孟孙，高陆人。于武定六年（548）被大将军教补都将官入仕，历任诸职，屡屡升迁。隋开皇十八年（598），卒于私第，享年八十岁，仁寿元年（601）安葬于孙村西北三里。由此推知，纥干广应生于北魏神龟元年（518），主要生活在北朝后期，历北魏、东魏、北齐和隋初。
墓志载纥干乌泥“兴光三年，除都大官、赠征东大将军、渤海康王”。《北史·魏本纪》载：“兴光元年春正月乙丑，以侍中、河南公伊馛为司空。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太武、景穆神主于太庙。”[5]兴光（454年7月—455年6月）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年号，由上述可知历时未到一年，后改年号为太安。兴光年号的延用只有一年，但志文却载有“兴光三年”字样，与史实不符。在墓志铭和碑刻中年号出现错误并不少见，如东晋大亨四年（405）所立《爨宝子碑》，大亨（402）的年号只用了一年，次年便改为元兴二年（403）。但当时云南地处较偏，远离中央，交通不便，以至于朝廷改换年号竟不知，仍沿用“大亨”年号。笔者疑此志文中所载“兴光三年”应为“太安二年”。由于此墓志为隋人作撰，距纥干广曾祖所处的年代相对较为久远，在具体年号的记叙上出现错讹也是有可能的。
志文又云纥干广的祖父纥干吐拔东为“商曹尚书、李闰镇大将、宜平男”。“李闰”为地名，始见于《晋书·地理志》，载“及姚泓为刘裕所灭，其地寻入赫连勃勃。勃勃僭号于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又平刘义真于长安，遣子璝镇焉，号曰‘南台’。以朔州牧镇三城，秦州刺史镇杏城，雍州刺史镇阴密，并州刺史镇蒲坂，梁州牧镇安定，北秦州刺史镇武功，豫州牧镇李闰”，在大夏的统治时期，豫州牧的治所为“李闰”。后“北魏在426年开始蚕食大夏的领土，到431年大夏为吐谷浑所灭为止，获得大夏陕城以西、陇山以东的关中地区”。到了北魏时，“李闰镇”已为其诸多军镇之一。纥干吐拔东曾为“李闰镇大将”这一官职，而这就涉及到北魏军镇制度。前人对此多有研究，一般认为北魏军镇制承袭自十六国时期，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变化和发展。北魏军镇建置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强化占领区的军事控制等诸多因素。关于“镇大将”的记载多见于《魏书》或墓志资料，在此不赘述。考察纥干吐拔东所生活的历史阶段等，志文所载曾任李闰镇大将应与史实相符。关于纥干广的父亲纥干太平，志文只记载其为“右中郎将、清廉侯”。右中郎将西汉始置，秩比二千石、主右署郎，职隶光禄勋，到了北魏的时候为第四品。“御仗左右”见于《魏書》：“太和十九年八月，初置直齐、御仗左右武官。”[6]后《资治通鉴》在卷一百四十解释为：“御仗左右，带御仗在天子左右者，授澄以为卫。”由此可推知，纥干太平的职责应为持御仗伴随于皇帝左右行使护卫工作。纥干广墓志记载了其四代直系姓名，为排列该家族世系提供了依据。纥干广家族世系为：纥干乌泥—纥干吐拔东—纥干太平—纥干广。
3 《纥干广志》石刻隶书书法风格
墓志称纥干广卒于隋开皇十八年（598），时年八十整，三年后于仁寿元年（601）安葬于孙村西北三里，也就是说墓志书丹、刊刻的年代也正是在此时。在所见的隋代墓志铭中，较少有镌刻撰文和书丹者名讳的，此志亦符合这一通例，不见撰文和书丹者。该拓片拓得较为精良，墨色上得虽然比较浅，但字口清晰，丝毫毕现，仍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原貌。观其书法面貌，我们发现其中既有大量波磔分明、强调蚕头燕尾的标准隶书字形，如“上”“军”“曹”“正”等字;又有不少字呈现出了楷书的书写特点，如“都”“咸”“阳”等字。此应属于隋代杂糅性隶书中的隶、楷杂糅。同一时期与纥干广墓志呈现出同一种书法面貌的还有开皇十九年（599）《崔显志》、仁寿元年（601）《赵韶志》、仁寿四年（604）《冯君妻李玉婍志》等诸多墓志。在隋代石刻书迹中，楷书虽然是大宗，但用隶书书丹，以及将此两种书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杂糅在一起的碑志仍占有一定数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体变中曰：“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7]其实这种碑志中隶、楷相互杂糅的现象一直延续到隋代。这与北朝后期篆隶古体的复兴所表现出来的延续性和隋代的社会风气都有一定关系，其背后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某一方面所致，呈现出多样性。
从拓片上的书刻情况来看，此志的书丹者在书写时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墓志拓本高55.5厘米，宽54厘米，书丹者在此半米见方的空间上书写了千余字，且不见一丝懈怠，足见其功力的深厚。换做在今天，要求书家在同样大小的材质上书写相同字数的字，态度端正并要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亦非易事。整体而言，书法的线条较细，但并不显得纤弱，有力量感。笔画的起笔多有不同，方圆兼备，收笔处的燕尾多奋力向外挑出，呈现出动势。字形较为方整，字与字之间的行距拉得较大，章法舒朗有致，给人以美感。由于隋代与汉代相隔甚远，其书法中所蕴含的整体格局和气象，远不如汉隶那般苍茫高古，表现出一定的程式化特征，艺术性并不是太强。但此志具有隋代隶书所具备的诸多特征，书刻均有相当高度，可称得上是隋代石刻隶书墓志的代表之作。
参考文献
[1]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03.
[2]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224.
[3]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224.
[4]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08.
[5]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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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崔玺平.明清书论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