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已经明确把大国战略竞争作为指导性原则，并视中国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正如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所言，中国现在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放射源”。今年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外交活动其实都是围着中国议题转的。

“特朗普烙印”

　　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打上特朗普的烙印。新冠疫情给特朗普的选情带来很大影响，他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疫情不仅助推了美国国内对华围堵政策的战略动员，也加快了美国构建国际遏华统一战线的进程。
　　今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突出了两条主线：一是在大选因素作用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极端性、冒险性比较突出。美方采取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等措施，而且在台湾问题等方面还试图“把红线踩成红区”。白宫5月20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直接针对中国共产党。这些都突破了禁忌。二是打造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遗产”。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在尼克松总统纪念图书馆发表的演讲和其后司法部长巴尔、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等的讲话，构成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体系”。白宫选择在11月2日即大选投票日前一天发布《特朗普论中国》的文集，把这两年特朗普政府高官发表的涉华演说汇编到一起，目的就是要凸显这四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变化，固化特朗普“遗产”。

四个领域的具体动向

　　接下来谈谈不同领域的具体动向，主要涉及四个领域。
　　一是经济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竭力推动“协同脱钩”。原来是美国一家想跟中国搞“脱钩”，但在疫情之下，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都试图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特朗普政府加以利用，推动各方“协同脱钩”。一方面，美国设立250亿美元的“回流基金”，促使医药、通信等领域供应链从中国回迁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推动所谓“经济繁荣网络”，宣扬“自由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深层目标是实现中国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深度剥离，拼凑孤立、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涉及领域非常宽泛，包括数字经济、能源、基础设施、金融等。如果美国的企业无法回到美国，可以转向“经济繁荣网络”的其他成员国。此外，美方把人权问题同经济问题捆绑起来，比如要求美欧企业不采购来自新疆的相关产品。
　　二是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攻防并举。美方不断扩大“实体清单”，收紧出口管制，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采取实质性打压举措，还推出了“中国涉军企业”名单。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投入，维护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优势。在国际上，美方推动“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把相关国家组织起来，对中国进行技术封堵。推动《瓦森纳协定》体系的升级，用所谓“清洁网络”计划实施对华“数字脱钩”，目前有50多个国家、170多家企业加入。下一步，美方还可能从情报分享、替代产品合作研发、关键产品供应链管理、科技类投资并购审查一体化等方面着力，打造“同盟创新基础”，推动盟友伙伴与美共同展开对华“技术冷战”。
　　三是地缘政治，美方高度关注疫情的地缘政治影响，施压他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特朗普政府推动“四国机制 ”，邀请韩国、新加坡、越南三国与美日印澳举行会议。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比根8月底公开表示，美国下一步就是要把四国机制往类似北约的方向上引。在四国机制框架下，印澳关系今年取得突破，两国加强产业链合作，澳首次参加美日印“马拉巴尔”海上演习。东盟方向，9月美国提出“湄公河—美国伙伴计划”，对原来一些倡议进行了升级。南亚方向，蓬佩奥去了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推动防务合作。
　　前不久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话，表示会继续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这表明未来几年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内容还会继续发展。欧美在“印太战略”问题上遥相呼应，今年德国也推出了“印太战略”。今年7月蓬佩奥主持发表了南海政策新声明，也是一个重大变化，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干预越发增强。在台湾问题上，美方鹰派势力妄图在不公开承认“台湾独立”的情况下搞实质上的“国与国关系”，即“准建交”。他们还推动美国对台承诺的“清晰化”，叫嚣今日之台湾就是“冷战时期的柏林”。
　　四是意识形态领域，蓬佩奥等特朗普政府高官持续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美方在涉疆问题上加大“抹黑”力度，企图给中国扣上“種族灭绝”的帽子。美国国务院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利用其所属的“全球接触中心”等机构在国际上推进对华“叙事之战”。美国国会出现新一轮“反华”潮，卢比奥、斯科特等共和党议员成为急先锋，公开叫嚣“共产党中国”已成为美国“敌人”、中国对美构成“关乎生存的威胁”、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已爆发等。众议院“中国工作组”10月发布报告，提出400多项遏华、制华措施。116届国会提出360多个涉华法案，其中12个已经成法，下届国会预计会有大量涉华法案通过。

拜登受到牵制

　　现在特朗普政府时日无多了。拜登上台后，将以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为首要执政任务，用于处理中国政策的时间和精力或会比较有限。特朗普虽然即将下台，但“特朗普主义”对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即便拜登有意调整对华关系，也会受到美国国会和民意的牵制，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势力对华态度也较消极。总而言之，未来四年是引导、塑造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时期，将深刻影响2035年前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我们需要加紧思考新形势下中国的对美战略是什么，不能只是简单应对美方的出牌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