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国际经验
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逐渐看到高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 开始探索提高经济质量与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 60 年代原联邦德国， 70 年代英国、法国、日本， 80 年代新加坡、香港、台湾， 90 年代韩国， 均相继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各国充分结合了本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国际形势，转型路径各不相同，但有许多共同的经验，也有各自的教训。
（一）以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转型
二战后，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据测算，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并付诸应用的，在这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如高分子合成等许多新型产业部门开始建立、发展起来。（景跃军.美国、日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比较及启示.2004）为了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美国努力培育创新环境，一方面加大国内的人才培养，另一方面积极争夺国外一流人才。为加强对技术创新的政府领导，1993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其任务是决策美国科技政策的主要方向，并由总统、副总统和部长任正、副主任和委员。在研发投入方面，美国的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是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并且企业投入力度逐渐增加。同时，美国政府还大力支持国家实验室、科研院、大学所与企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2010年以来，美国实施以高端技术为核心的“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新能源、新技术为核心的绿色经济，包括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环境技术；二是以依靠技术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如生命科学、3D打印等。
日本与美国不同，从经济恢复到实现高速增长，重点是大规模引进技术，同时注重技术的消化、吸收，然后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大量引进世界先进技术，60年代每年引入新技术高达1000多项。同时，日本还致力于前瞻技术的研发和高端产品的生产，并成功从一个靠技术引进的国家转变成一个技术创新型国家。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一直占GDP的3%以上，居发达国家前列，并且日本科研投入有超过80%来自民间企业，科研人员也有一半以上在民间企业。近几年，日本继续通过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出台《面向光辉日本的新成长战略》，重点发展如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医疗与护理、文化旅游和太阳能发电等新型产业。
（二）以绿色转型推进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美国的环保工作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意识到环境污染与破坏的后果后，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1933年 5月，美国国会设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目的是以河流利用和治理为核心对流域进行综合治理。随后，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1955年颁布《空气污染控制法》，1967年颁布《空气质量法》。美国还成功实施了排污交易制度、环境税收政策等环境经济政策，成效显著。9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绿色转型发展期，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空间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发展迅速并进入应用领域，环保产业也日渐发展成熟。奥巴马上台后推行“绿色经济复兴计划”，提出国内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等目标，并借助价格、税收、信贷、政府奖励与补贴等多种措施，推动工业绿色转型。
在绿色经济的实践方面，除了采取法律措施，日本更加注重培养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在全民的循环经济模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消费者方面，日本提倡绿色消费，鼓励消费者去购买贴有环境标签的商品，以绿色消费促进绿色生产，从而带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在企业方面，政府鼓励原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产品的设计中运用旧材料，比如日本知名品牌“SEAL”系列就是MONDO DESIGN 公司使用废旧轮胎制成。在政府方面，除了制定多层次的法律，还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太阳能、风能等技术的发展。
（三）以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分享经济
20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最高值0.39，而后逐渐降低，其原因主要有：第一，1970年政府发动的“新村运动”是韩国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一步。“新村运动”旨在通过引导农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来拉近韩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又一重要原因。1986 年韩国落实了全民医疗保险、最低工资制和国民年金制度等三大社会福利政策，同年通过了《国民年金法》，1989年《医疗保险法》确立，1993 年又通过了《雇佣保险法》，1994年《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法》得到全面修正。除此之外，韩国还扩大了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领域。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取代了家庭保障制度，不仅保障了社会经济稳定运行，也调节了收入分配机制。第三，合理的税收政策对于改善两极分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韩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综合所得税，为了减少低收入者的负担将家庭实际负担纳入扣除范围。此外，严格执行继承税、赠与税，并适当提高税率，增加对不动产的征税，改革财产税，真正提高了对高收入者的征税。不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贫富差距有所拉大，基尼系数自1997年时的0.264上升至2012年的0.353。
（四）以政府干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实行“加强竞争和开放市场”的新经济战略，政府干预主要表现在非竞争领域。例如通过税收优惠、出资修建、支持研发、制定规划、发布信息等来促进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了较好的协调、引导效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在产业政策方面，20世纪60年代侧重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80年代重点扶持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等产业的发展，90年代重点支持信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体现了美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
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日本依靠“重点生产方式”，扶植煤炭、钢铁产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电力等行业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战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扩大出口，引进技术；60年代，日本进行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通过财政补贴、信贷优惠等政策来解决重化工企业的资金需求；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日本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产业政策由“重工业化”转向“知识密集化”；80年代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战略，旨在以“技术创造”替代“技术引进”。日本一系列产业政策的调整优化了产业结构，也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过度的政府干预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不景气，经历了“失去的十年”。 二、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实现“中国制造2025”
一方面，我们不可忽视已有的增长领域，要在传统优势领域中挖掘新动力 。在我国目前工业产值中，传统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很高，传统制造业的利税贡献和就业贡献率，均占一半以上。传统产业的发展对保障社会就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国的钢铁、水泥、船舶制造、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由此导致资源要素制约趋紧，环境压力也在加大。对于这些重化工业、传统产业领域的改造，要坚持市场导向、企业主体、政府引导。鼓励企业创新，有效降低成本，淘汰落后工艺，促进技术改造，加快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更多地着眼于新兴产业领域，努力创造新的增长点。重点发展新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在新能源、新技术、生物制药、“互联网+”、环保产业等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制造大国而非制造强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技术缺乏，能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缺少世界著名品牌，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2009年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日本也发布了《制造业白皮书》，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打造出独一无二的“中国制造2025”。
（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先发优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关键，就是面向科技前沿、攀登技术“制高点”。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科研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促进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在新时期，实施创新驱动还要注重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注重科研人才的培养，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础研究的转让，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发挥科技中介机构的桥梁作用。除此之外，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注重人才培养质量、造就一批顶尖人才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
（三）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切实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
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但在追求“速度”的同时，忽略了“质量”，环境与资源部一直背负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目前，我们已经面临着人均资源少和面积污染负荷高的问题，在这个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的时代，必须着眼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探寻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用“低碳经济”代替“高碳经济”。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经济富强、环境美丽。
（四）注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快推进相关改革
201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2：1，首次落到“3”倍以下，但贫富差距问题仍然很严重，再加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医疗、住房补贴等，实际的收入差距远比我们看到的数字更大。 “十三五”规划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要在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贫困标准略低，对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应当设立高于全国标准的贫困线标准，以尽快缩小收入差距。同时，要加大改革力度，在极具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教育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问题上，结合国情大胆探索，走出一条效率和公平结合之路，最终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另外，应当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扣除方法、扣除标准，逐步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所得税制度，并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开征遗产税、完善房产税。
（五）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法治政府
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强市场”、“强政府”的要求，一方面，对于纯私人产品的生产供应，以及可以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混合性公共产品的生产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并通过区域创新政策、社会保障建设、产业协调政策、环境保护规划等，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为提高经济质量与效益提供基础保障。同时，按照“十三五”规划要求，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推行综合执法，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杨再梅
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逐渐看到高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 开始探索提高经济质量与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 60 年代原联邦德国， 70 年代英国、法国、日本， 80 年代新加坡、香港、台湾， 90 年代韩国， 均相继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各国充分结合了本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国际形势，转型路径各不相同，但有许多共同的经验，也有各自的教训。
（一）以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转型
二战后，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据测算，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并付诸应用的，在这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如高分子合成等许多新型产业部门开始建立、发展起来。（景跃军.美国、日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比较及启示.2004）为了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美国努力培育创新环境，一方面加大国内的人才培养，另一方面积极争夺国外一流人才。为加强对技术创新的政府领导，1993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其任务是决策美国科技政策的主要方向，并由总统、副总统和部长任正、副主任和委员。在研发投入方面，美国的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是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并且企业投入力度逐渐增加。同时，美国政府还大力支持国家实验室、科研院、大学所与企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2010年以来，美国实施以高端技术为核心的“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新能源、新技术为核心的绿色经济，包括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环境技术；二是以依靠技术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如生命科学、3D打印等。
日本与美国不同，从经济恢复到实现高速增长，重点是大规模引进技术，同时注重技术的消化、吸收，然后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大量引进世界先进技术，60年代每年引入新技术高达1000多项。同时，日本还致力于前瞻技术的研发和高端产品的生产，并成功从一个靠技术引进的国家转变成一个技术创新型国家。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一直占GDP的3%以上，居发达国家前列，并且日本科研投入有超过80%来自民间企业，科研人员也有一半以上在民间企业。近几年，日本继续通过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出台《面向光辉日本的新成长战略》，重点发展如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医疗与护理、文化旅游和太阳能发电等新型产业。
（二）以绿色转型推进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美国的环保工作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意识到环境污染与破坏的后果后，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1933年 5月，美国国会设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目的是以河流利用和治理为核心对流域进行综合治理。随后，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1955年颁布《空气污染控制法》，1967年颁布《空气质量法》。美国还成功实施了排污交易制度、环境税收政策等环境经济政策，成效显著。9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绿色转型发展期，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空间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发展迅速并进入应用领域，环保产业也日渐发展成熟。奥巴马上台后推行“绿色经济复兴计划”，提出国内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等目标，并借助价格、税收、信贷、政府奖励与补贴等多种措施，推动工业绿色转型。
在绿色经济的实践方面，除了采取法律措施，日本更加注重培养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在全民的循环经济模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消费者方面，日本提倡绿色消费，鼓励消费者去购买贴有环境标签的商品，以绿色消费促进绿色生产，从而带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在企业方面，政府鼓励原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产品的设计中运用旧材料，比如日本知名品牌“SEAL”系列就是MONDO DESIGN 公司使用废旧轮胎制成。在政府方面，除了制定多层次的法律，还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太阳能、风能等技术的发展。
（三）以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分享经济
20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最高值0.39，而后逐渐降低，其原因主要有：第一，1970年政府发动的“新村运动”是韩国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一步。“新村运动”旨在通过引导农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来拉近韩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又一重要原因。1986 年韩国落实了全民医疗保险、最低工资制和国民年金制度等三大社会福利政策，同年通过了《国民年金法》，1989年《医疗保险法》确立，1993 年又通过了《雇佣保险法》，1994年《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法》得到全面修正。除此之外，韩国还扩大了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领域。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取代了家庭保障制度，不仅保障了社会经济稳定运行，也调节了收入分配机制。第三，合理的税收政策对于改善两极分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韩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综合所得税，为了减少低收入者的负担将家庭实际负担纳入扣除范围。此外，严格执行继承税、赠与税，并适当提高税率，增加对不动产的征税，改革财产税，真正提高了对高收入者的征税。不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贫富差距有所拉大，基尼系数自1997年时的0.264上升至2012年的0.353。
（四）以政府干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实行“加强竞争和开放市场”的新经济战略，政府干预主要表现在非竞争领域。例如通过税收优惠、出资修建、支持研发、制定规划、发布信息等来促进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了较好的协调、引导效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在产业政策方面，20世纪60年代侧重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80年代重点扶持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等产业的发展，90年代重点支持信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体现了美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
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日本依靠“重点生产方式”，扶植煤炭、钢铁产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电力等行业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战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扩大出口，引进技术；60年代，日本进行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通过财政补贴、信贷优惠等政策来解决重化工企业的资金需求；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日本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产业政策由“重工业化”转向“知识密集化”；80年代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战略，旨在以“技术创造”替代“技术引进”。日本一系列产业政策的调整优化了产业结构，也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过度的政府干预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不景气，经历了“失去的十年”。 二、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实现“中国制造2025”
一方面，我们不可忽视已有的增长领域，要在传统优势领域中挖掘新动力 。在我国目前工业产值中，传统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很高，传统制造业的利税贡献和就业贡献率，均占一半以上。传统产业的发展对保障社会就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国的钢铁、水泥、船舶制造、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由此导致资源要素制约趋紧，环境压力也在加大。对于这些重化工业、传统产业领域的改造，要坚持市场导向、企业主体、政府引导。鼓励企业创新，有效降低成本，淘汰落后工艺，促进技术改造，加快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更多地着眼于新兴产业领域，努力创造新的增长点。重点发展新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在新能源、新技术、生物制药、“互联网+”、环保产业等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制造大国而非制造强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技术缺乏，能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缺少世界著名品牌，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2009年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日本也发布了《制造业白皮书》，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打造出独一无二的“中国制造2025”。
（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先发优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关键，就是面向科技前沿、攀登技术“制高点”。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科研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促进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在新时期，实施创新驱动还要注重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注重科研人才的培养，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础研究的转让，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发挥科技中介机构的桥梁作用。除此之外，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注重人才培养质量、造就一批顶尖人才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
（三）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切实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
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但在追求“速度”的同时，忽略了“质量”，环境与资源部一直背负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目前，我们已经面临着人均资源少和面积污染负荷高的问题，在这个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的时代，必须着眼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探寻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用“低碳经济”代替“高碳经济”。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经济富强、环境美丽。
（四）注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快推进相关改革
201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2：1，首次落到“3”倍以下，但贫富差距问题仍然很严重，再加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医疗、住房补贴等，实际的收入差距远比我们看到的数字更大。 “十三五”规划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要在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贫困标准略低，对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应当设立高于全国标准的贫困线标准，以尽快缩小收入差距。同时，要加大改革力度，在极具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教育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问题上，结合国情大胆探索，走出一条效率和公平结合之路，最终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另外，应当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扣除方法、扣除标准，逐步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所得税制度，并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开征遗产税、完善房产税。
（五）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法治政府
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强市场”、“强政府”的要求，一方面，对于纯私人产品的生产供应，以及可以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混合性公共产品的生产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并通过区域创新政策、社会保障建设、产业协调政策、环境保护规划等，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为提高经济质量与效益提供基础保障。同时，按照“十三五”规划要求，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推行综合执法，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杨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