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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安乱世，兼以建安瘟疫，士子凋丧，建安七子失其五子，给建安文坛带来不小的损失，曹丕在其书札中及时评价五子之创作及其得失，曹植则撰文反映灾疫惨状，王粲又以辞赋描述瘟疫之外大暑极端气候，灾异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影响颇大。蝙蝠成为引发瘟疫的病毒宿主，曹植尝作《蝙蝠赋》，故文中亦得索解。
关键词：乱世 瘟疫 文学 曹丕 曹植 王粲
中国历史上的建安时期堪称乱世，各路军阀连年混战，相互兼并，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致出现了当时诗人所描述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人往往生活极不稳定，四处避难，所谓“遭乱流寓”，对当时文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突发的天灾，比如瘟疫，对文人的生活构成威胁，形成难以预料的冲击。建安二十二年（217）暴发了一场大瘟疫，许多文人在这场瘟疫中殒命。建安七子中，孔融于建安十三年（208）为曹操所杀，被蔡邕称为“奇才”的阮瑀于建安十七年（212）病逝。所剩五子都在建安二十二年的那场瘟疫中被夺走了性命。他们因瘟疫而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并在同一年（217）终结了文学创作活动。
发生在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后汉书》卷九《献帝本纪》载：“（建安）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后汉书》谓是年冬“有星孛于东北”，星孛，即彗星，出现在东北，当有灾异发生，所以从占星的角度来说，这年会有灾难出现。下云“是岁大疫”，是说这年冬天果然暴发了大瘟疫。在《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司马朗传》中亦有记载：“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悖、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遗命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州人追思之。”建安二十二年，“司马八达”（东汉末河内名门司马家族兄弟八人，因其表字皆有“达”，故并称“司马八达”）之一的司马朗与夏侯悖等南下东征吴国。到了居巢（今安徽巢湖），军中发生瘟疫，士兵大量死亡。建安十三年，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卷-《魏书·武帝纪》）。曹操兵败赤壁，与军中大疫、士兵不服水土等有关。可见，建安年间不止一次发生瘟疫，其原因是战争容易导致瘟疫的流行，而瘟疫也会对军事产生不利影响。
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不仅对军事产生影响，而且也使当时的文人遭到无妄之灾。疫情暴发后，曹植作有《说疫气》一文，文中描述了瘟疫流行时死人无数的惨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有的一族尽亡，悲痛哀号，惨不忍睹。瘟疫面前，似乎人人都逃不过。文学史上“建安七子”中的五子（王粲、陈琳、徐干、应场、刘桢）均难逃瘟疫魔爪，被无情地夺去生命。《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载：“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瑀以十七年卒，干、琳、场、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日：‘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据本传，王粲是在随曹操征吴的路上病死的，或死于军中瘟疫。至于徐、陈、应、刘虽未远征，但曹丕在与吴质的信中说得很明确，他们都被疫气侵袭，在这场灾难中染病身亡，所谓“昔年疾疫”“多离其灾”“一时俱逝”。五子之丧，曹丕痛彻心扉，在《与吴质书》中以“伯牙绝弦”“仲尼覆醢”喻己之伤痛。
建安七子均为诗赋大家，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文人，所谓“自一时之俊也”（曹丕：《与吴质书》）。他们与“三曹”相友善，切磋诗文，共同開创了建安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三国志·王粲传》载：“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场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传中还历叙徐、陈、阮、应、刘等或被曹操重用，“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或与曹丕、曹植兄弟相往还，“咸著文赋数十篇”。毋庸置疑，在“三曹”的倡导和主持下，“七子”（实为六子）经营着建安文坛，他们是当时文坛的主力军。然而，这支主力军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被摧残殆尽。作为文坛领袖之一的曹丕痛惜不已。这种痛惜，一是出自对五子的深厚情谊，二是出自因五子暴亡给当时文坛所造成的损失。曹丕《与吴质书》云：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皆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息。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所更非一。吾德虽不及，年与之齐。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邪！恐永不复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已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魏文帝集》卷一）
瘟疫暴发时，吴质任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令。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整理文集。首先，曹丕追述与诸子诗酒雅集的情景，所谓“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曹丕与诸子“须臾相失”。王粲等五子均暴亡于丁酉（建安二十二年，岁次丁酉）瘟疫，加上此前阮瑀之早逝（卒于建安十七年），数年之间，士子们凋零殆尽，曹丕深自痛心。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于建安文坛而言，不啻是一场灾难。“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扼腕浩叹，溢于言表。灾难面前，当时还是魏世子的曹丕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些在瘟病中丧命的文人的作品加以搜罗整理，不致遗落散失，即其信中所说的“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曹丕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他的这一做法也是题中应有之意。第二，评骘六子。对六子在文学上的特长、成就乃至不足等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总结，显得尤为必要，对曹丕来讲，也是一种责任。因此，信中对六子逐一进行评骘，如其谓刘桢“有逸气，但未道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既不护短，言其气未道劲，同时又激赏其五言诗。总之，曹丕对六子的评骘是平和公允的，不能不说是盖棺定论。第三，评估损失。曹丕逐一评骘六子之后，从而得出结论：六子“自一时之俊也”。然一场灾难，六子中折其五子，“观其姓名，已为鬼录”，从此坛坫再无五子。“今之存者已不逮矣”，意谓五子不再，而幸存者都已赶不上他们。在曹丕看来，疫病不仅使自己痛失挚友，而且给建安文坛带来不小的震动，对文学创作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设若无此灾异，五子或有更为突出的成绩。如信中提到应场“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然疫病突至，竟不假年，致使“美志不遂”。对此，曹丕深感惋惜。第四，抒发感慨。乱世瘟疫，人生无常，生命短促，不能不使曹丕生发感慨。信未有云：“恐永不复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已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此处有类汉末文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喟叹。不过，在经历了瘟疫的侵袭、亲故的凋丧之后，曹丕的这种感喟更加透彻了！这在他的《与王朗书》中有进一步的阐发，书曰： 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一场灾难，也改变了曹丕的人生观。《魏文帝集》清光绪重刻本明张溥题下注：“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与大理王朗书，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余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不难发现，这场大疫发生在曹丕登位之前。疫病使人大量死亡，士人亦未能幸免。时为太子的曹丕深感人生的渺小和短促，“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意谓自己跟常人一样，活则徒有七尺之軀，死则一口棺材而已，何况在瘟病面前谁都难以独善其身！唯有著书立说，方可扬名百世。于是及时整理自己的著述，并与儒士们讲论经义，孜孜不倦。曹丕的这些言论和举动，与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所阐发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大疫在五子的诗文中并没有得到确切的描写和反映，因为瘟疫降临，一旦染病，便溘然离世，这种不确定性，是其诗文中不留些许疫情痕迹的主要原因。然又不难发现，在建安二十二年暴发疫情的前一年，还曾出现过大暑。大暑，即极热，酷暑，实为灾异现象。《山海经·大荒西经》：“寿麻正立无景，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郭璞注：“言热炙杀人也。”建安二十一年（216）的那场大暑在五子以及曹植的辞赋中得到真切的叙写，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作有《大暑赋》。大暑酷热的惨烈程度在王粲的赋中摹写甚为详切：“或赫炽以瘴炎，或郁术而燠蒸。兽狼望以倚喘，鸟垂羽而弗翔。根生苑而焦炙，岂含血而能当远。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瘁于原野，处者困于门堂。患衽席之焚灼，譬洪潦之在床。起屏营而东西，欲避之而无方。”从王赋“或赫炽以瘴炎，或郁术而燠蒸”“征夫瘁于原野，处者困于门堂”等词句来看，暑热或引发了疫气和疾病。我国中医理论认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都有可能导致瘟疫。王赋最后写到帝后顺时，“幸九蠼之阴冈，托甘泉之清野，御华殿于林光。潜广室之邃宇，激寒流于下堂。重屋百层，垂荫千庑。九闼洞开，周帷高举。坚冰常奠，寒馔代叙”。暑热肆虐，贫富处境竟截然不同，此等描写不能不说对比鲜明，寓意深刻，极富讽刺意义。
建安二十二年，瘟疫终于暴发。曹植为此写有《说疫气》一文，文曰：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曹植集校注》卷一）
文虽不长，但其中包含丰富的内容。首先，明确交代疠疫流行的时间。建安二十二年，岁次丁酉，一场疠疫开始流行。疠气，能致疫病的恶气。《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载：“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裴松之注引《魏书》云：“中军，征南，攻围江陵……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塗地，恐相染污。”可见，这种致病恶气，一旦流行污染，亡人无数，十分可怕。其次，描述疫气荡散，人没几尽的惨状。这场疠疫造成大量平民死亡，魏武曹操在建安二十三年所下《赡给灾民令》明确地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曹操集》卷三），而曹植在文中则更具体地描绘了疫疠杀人的惨痛状况，所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更有甚者，或满门死绝，或尽族覆亡。可谓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第三，探究疫病发生的原因。东汉许慎《说文》云：“疫，民皆疾也。从广，役省声。”从许慎分析“疫”字的字形来看，“疫”字的原始字义当与“役”有关。有学者认为，上古之人，服国家之役，乃饥寒辛苦之最者，故疫之为病，最有可能在百姓服役时出现。古人还认为疫病是由鬼怪所带来的，故而有“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之说（张纲：“中医百病名源考》，见汉籍数字图书馆微信公号推文，皮国立：《中医是怎么理解“瘟疫”的》）。曹植在探索疫病原因时也提出了鬼神作怪之说，文中揭示贫穷者病死率高而富贵者低的矛盾现象，这种现象似乎也是由鬼神所造成的。但作者否定了鬼神之说，他认为疠气的流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不容忽视的是，此文题曰“说疫气”，开篇即谓“疠气流行”，无不表明作者对于“气”的关注，而“疫气”“疠气”的出现，正是由于天地失正，亦即阴阳失调、气候失常、节序紊乱等因素所造成的，无疑是至当之论。到了明代崇祯年间，名医吴有性则具体发明了“杂气”论，他说：“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偏于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夫病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能定者。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截然无有，是知气之所至无方也。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厉气。”（《瘟疫论》卷下《杂气论》）杂气是时行之气，而气之所至，或无时，或无方，也就是说它与气候、环境等因素有关。疠气只是杂气中的一种，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故又称厉气。而早在汉魏间的曹植就已发现疠气与天地阴阳、气候节序间的关联，洵难能可贵。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就说：“能在迷信浓厚的时代里，作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排除封建迷信，具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是难能而可贵的。”我们不禁为曹植不信鬼神的科学探索精神点赞。总之，曹植的这篇《说疫气》短小精悍，内容丰富，堪称汉魏有涉疫情的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且作律诗一首，以期概括文意。诗曰：
疫发建安丁酉危，凋伤黎庶死相随。
字诠叔重民皆疾，文出陈王论久持。
疠作非关神鬼事，气行多失暑寒时。
樱花始盛满江汉，读罢此篇又复思。
一场大疫，不可能在当时文人的文学创作中无任何反映，以上我们列举了曹丕的《与吴质书》《与王朗书》，两书真切地反映了疫情后作者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疠疫虽无情，却更催醒了曹丕对于生命的热爱，使其迸发出立德扬名的激情。尤其是前者，写来情辞恳切，饱含深情，不愧曹丕书信妙文。至于曹植的《说疫气》，可说是建安大疫的实录，摹写疫情之酷烈，大胆犀利;揭示疫疠之病根，恰切合理。如果要问，丁酉大疫，对建安文学究竟有没有影响？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它使文坛七子折损将半，损失严重，但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并没有消失，建安文学的发展进程因曹植等文坛健将而延续，直至曹植离开人世。 最后，再来读一下曹植的《蝙蝠赋》，此篇乃愤世嫉俗之作。其赋曰：
吁何奸气！生兹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明伏暗动，口口口口，昼似鼠形，谓鸟不似，二足而毛，飛而含齿。巢不哺觳，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陆，上不冯木。（《曹植集校注》卷二）
《尔雅·释鸟》曰：“蝙蝠，服翼。”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云：“今按：伏匿、服翼，声相近。蝙蝠以夜出，飞翔庭院，掠蚊蚋而食之。俗言为鼠所化，形还类鼠，毛紫黑色，肉翅，与足相连。巢于屋檐，孳乳其中，未必是鼠所化为也。”蝙蝠，又叫伏匿、服翼。其习性昼伏夜出，以蚊蚋为食。又《艺文类聚》卷九十七《虫豸部·蝙蝠》引《玄中记》云：“百岁伏翼，色赤，止则倒悬;干岁伏翼，色白，得食之，寿万岁。”由此看来，蝙蝠真乃神怪之物，有一种白色蝙蝠，食之，竟可延年益寿。难道今人食蝙蝠之陋习还渊源有自？不过，食千年蝙蝠，寿则万岁，毕竟是神话传说中事，多少有些荒诞不经。又《类聚》引《临海记》曰：“黄石山泄水东南，五岘路口，有钟乳穴，中伏翼大如鹅鸭。”蝙蝠而大如鹅鸭，则极怪异。而曹植笔下的蝙蝠似有所托，有所恨。开篇即惊叹蝙蝠乃奸邪之气所生。蝙蝠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其形状特殊，性情诡异，反复无常。蝙蝠二足而毛，既非鸟类，又不能说是兽类。它巢居却不哺食鸟雏，全无鸟类特性;穴居却又不胎生后代。它不容于兽群，又与鸟类相斥逐。它下不在地上走路，上不在树上栖息。咄咄怪物。此赋虽为残篇，然不难看出，篇中充斥着厌恶之情。《曹植集校注》卷二引《铨评》曰：“嫉邪愤俗之词，末四句痛斥尤甚。”曹植在痛斥谁呢？监国使者，亦即文帝为防备藩国封王而安插的爪牙。黄初四年（223）五月，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会京师。曹彰暴死洛阳。曹植本可与白马王曹彪同路东还，以叙隔别之思，然监国使者从中阻止。曹植愤而作《赠白马王彪》诗，诗中不乏斥责监国使者的诗句，如其云：“鸱鹗鸣衡扼，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鸱鹗，即猫头鹰，不祥之鸟。诗人用来比作阴险恶毒的爪牙。蝙蝠，与猫头鹰一样，也被曹植视为恶物，用它来讥刺监国使者十分贴切。远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3世纪，蝙蝠进入文学家曹植的法眼，变身为嫉恶妇仇的媒介。
作者：赵永源，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金元文学及诗词学研究，出版有《遗山乐府校注》《遗山词研究》等。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
关键词：乱世 瘟疫 文学 曹丕 曹植 王粲
中国历史上的建安时期堪称乱世，各路军阀连年混战，相互兼并，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致出现了当时诗人所描述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人往往生活极不稳定，四处避难，所谓“遭乱流寓”，对当时文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突发的天灾，比如瘟疫，对文人的生活构成威胁，形成难以预料的冲击。建安二十二年（217）暴发了一场大瘟疫，许多文人在这场瘟疫中殒命。建安七子中，孔融于建安十三年（208）为曹操所杀，被蔡邕称为“奇才”的阮瑀于建安十七年（212）病逝。所剩五子都在建安二十二年的那场瘟疫中被夺走了性命。他们因瘟疫而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并在同一年（217）终结了文学创作活动。
发生在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后汉书》卷九《献帝本纪》载：“（建安）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后汉书》谓是年冬“有星孛于东北”，星孛，即彗星，出现在东北，当有灾异发生，所以从占星的角度来说，这年会有灾难出现。下云“是岁大疫”，是说这年冬天果然暴发了大瘟疫。在《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司马朗传》中亦有记载：“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悖、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遗命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州人追思之。”建安二十二年，“司马八达”（东汉末河内名门司马家族兄弟八人，因其表字皆有“达”，故并称“司马八达”）之一的司马朗与夏侯悖等南下东征吴国。到了居巢（今安徽巢湖），军中发生瘟疫，士兵大量死亡。建安十三年，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卷-《魏书·武帝纪》）。曹操兵败赤壁，与军中大疫、士兵不服水土等有关。可见，建安年间不止一次发生瘟疫，其原因是战争容易导致瘟疫的流行，而瘟疫也会对军事产生不利影响。
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不仅对军事产生影响，而且也使当时的文人遭到无妄之灾。疫情暴发后，曹植作有《说疫气》一文，文中描述了瘟疫流行时死人无数的惨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有的一族尽亡，悲痛哀号，惨不忍睹。瘟疫面前，似乎人人都逃不过。文学史上“建安七子”中的五子（王粲、陈琳、徐干、应场、刘桢）均难逃瘟疫魔爪，被无情地夺去生命。《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载：“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瑀以十七年卒，干、琳、场、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日：‘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据本传，王粲是在随曹操征吴的路上病死的，或死于军中瘟疫。至于徐、陈、应、刘虽未远征，但曹丕在与吴质的信中说得很明确，他们都被疫气侵袭，在这场灾难中染病身亡，所谓“昔年疾疫”“多离其灾”“一时俱逝”。五子之丧，曹丕痛彻心扉，在《与吴质书》中以“伯牙绝弦”“仲尼覆醢”喻己之伤痛。
建安七子均为诗赋大家，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文人，所谓“自一时之俊也”（曹丕：《与吴质书》）。他们与“三曹”相友善，切磋诗文，共同開创了建安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三国志·王粲传》载：“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场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传中还历叙徐、陈、阮、应、刘等或被曹操重用，“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或与曹丕、曹植兄弟相往还，“咸著文赋数十篇”。毋庸置疑，在“三曹”的倡导和主持下，“七子”（实为六子）经营着建安文坛，他们是当时文坛的主力军。然而，这支主力军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被摧残殆尽。作为文坛领袖之一的曹丕痛惜不已。这种痛惜，一是出自对五子的深厚情谊，二是出自因五子暴亡给当时文坛所造成的损失。曹丕《与吴质书》云：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皆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息。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所更非一。吾德虽不及，年与之齐。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邪！恐永不复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已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魏文帝集》卷一）
瘟疫暴发时，吴质任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令。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整理文集。首先，曹丕追述与诸子诗酒雅集的情景，所谓“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曹丕与诸子“须臾相失”。王粲等五子均暴亡于丁酉（建安二十二年，岁次丁酉）瘟疫，加上此前阮瑀之早逝（卒于建安十七年），数年之间，士子们凋零殆尽，曹丕深自痛心。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于建安文坛而言，不啻是一场灾难。“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扼腕浩叹，溢于言表。灾难面前，当时还是魏世子的曹丕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些在瘟病中丧命的文人的作品加以搜罗整理，不致遗落散失，即其信中所说的“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曹丕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他的这一做法也是题中应有之意。第二，评骘六子。对六子在文学上的特长、成就乃至不足等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总结，显得尤为必要，对曹丕来讲，也是一种责任。因此，信中对六子逐一进行评骘，如其谓刘桢“有逸气，但未道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既不护短，言其气未道劲，同时又激赏其五言诗。总之，曹丕对六子的评骘是平和公允的，不能不说是盖棺定论。第三，评估损失。曹丕逐一评骘六子之后，从而得出结论：六子“自一时之俊也”。然一场灾难，六子中折其五子，“观其姓名，已为鬼录”，从此坛坫再无五子。“今之存者已不逮矣”，意谓五子不再，而幸存者都已赶不上他们。在曹丕看来，疫病不仅使自己痛失挚友，而且给建安文坛带来不小的震动，对文学创作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设若无此灾异，五子或有更为突出的成绩。如信中提到应场“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然疫病突至，竟不假年，致使“美志不遂”。对此，曹丕深感惋惜。第四，抒发感慨。乱世瘟疫，人生无常，生命短促，不能不使曹丕生发感慨。信未有云：“恐永不复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已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此处有类汉末文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喟叹。不过，在经历了瘟疫的侵袭、亲故的凋丧之后，曹丕的这种感喟更加透彻了！这在他的《与王朗书》中有进一步的阐发，书曰： 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一场灾难，也改变了曹丕的人生观。《魏文帝集》清光绪重刻本明张溥题下注：“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与大理王朗书，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余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不难发现，这场大疫发生在曹丕登位之前。疫病使人大量死亡，士人亦未能幸免。时为太子的曹丕深感人生的渺小和短促，“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意谓自己跟常人一样，活则徒有七尺之軀，死则一口棺材而已，何况在瘟病面前谁都难以独善其身！唯有著书立说，方可扬名百世。于是及时整理自己的著述，并与儒士们讲论经义，孜孜不倦。曹丕的这些言论和举动，与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所阐发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大疫在五子的诗文中并没有得到确切的描写和反映，因为瘟疫降临，一旦染病，便溘然离世，这种不确定性，是其诗文中不留些许疫情痕迹的主要原因。然又不难发现，在建安二十二年暴发疫情的前一年，还曾出现过大暑。大暑，即极热，酷暑，实为灾异现象。《山海经·大荒西经》：“寿麻正立无景，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郭璞注：“言热炙杀人也。”建安二十一年（216）的那场大暑在五子以及曹植的辞赋中得到真切的叙写，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作有《大暑赋》。大暑酷热的惨烈程度在王粲的赋中摹写甚为详切：“或赫炽以瘴炎，或郁术而燠蒸。兽狼望以倚喘，鸟垂羽而弗翔。根生苑而焦炙，岂含血而能当远。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瘁于原野，处者困于门堂。患衽席之焚灼，譬洪潦之在床。起屏营而东西，欲避之而无方。”从王赋“或赫炽以瘴炎，或郁术而燠蒸”“征夫瘁于原野，处者困于门堂”等词句来看，暑热或引发了疫气和疾病。我国中医理论认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都有可能导致瘟疫。王赋最后写到帝后顺时，“幸九蠼之阴冈，托甘泉之清野，御华殿于林光。潜广室之邃宇，激寒流于下堂。重屋百层，垂荫千庑。九闼洞开，周帷高举。坚冰常奠，寒馔代叙”。暑热肆虐，贫富处境竟截然不同，此等描写不能不说对比鲜明，寓意深刻，极富讽刺意义。
建安二十二年，瘟疫终于暴发。曹植为此写有《说疫气》一文，文曰：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曹植集校注》卷一）
文虽不长，但其中包含丰富的内容。首先，明确交代疠疫流行的时间。建安二十二年，岁次丁酉，一场疠疫开始流行。疠气，能致疫病的恶气。《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载：“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裴松之注引《魏书》云：“中军，征南，攻围江陵……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塗地，恐相染污。”可见，这种致病恶气，一旦流行污染，亡人无数，十分可怕。其次，描述疫气荡散，人没几尽的惨状。这场疠疫造成大量平民死亡，魏武曹操在建安二十三年所下《赡给灾民令》明确地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曹操集》卷三），而曹植在文中则更具体地描绘了疫疠杀人的惨痛状况，所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更有甚者，或满门死绝，或尽族覆亡。可谓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第三，探究疫病发生的原因。东汉许慎《说文》云：“疫，民皆疾也。从广，役省声。”从许慎分析“疫”字的字形来看，“疫”字的原始字义当与“役”有关。有学者认为，上古之人，服国家之役，乃饥寒辛苦之最者，故疫之为病，最有可能在百姓服役时出现。古人还认为疫病是由鬼怪所带来的，故而有“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之说（张纲：“中医百病名源考》，见汉籍数字图书馆微信公号推文，皮国立：《中医是怎么理解“瘟疫”的》）。曹植在探索疫病原因时也提出了鬼神作怪之说，文中揭示贫穷者病死率高而富贵者低的矛盾现象，这种现象似乎也是由鬼神所造成的。但作者否定了鬼神之说，他认为疠气的流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不容忽视的是，此文题曰“说疫气”，开篇即谓“疠气流行”，无不表明作者对于“气”的关注，而“疫气”“疠气”的出现，正是由于天地失正，亦即阴阳失调、气候失常、节序紊乱等因素所造成的，无疑是至当之论。到了明代崇祯年间，名医吴有性则具体发明了“杂气”论，他说：“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偏于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夫病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能定者。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截然无有，是知气之所至无方也。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厉气。”（《瘟疫论》卷下《杂气论》）杂气是时行之气，而气之所至，或无时，或无方，也就是说它与气候、环境等因素有关。疠气只是杂气中的一种，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故又称厉气。而早在汉魏间的曹植就已发现疠气与天地阴阳、气候节序间的关联，洵难能可贵。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就说：“能在迷信浓厚的时代里，作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排除封建迷信，具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是难能而可贵的。”我们不禁为曹植不信鬼神的科学探索精神点赞。总之，曹植的这篇《说疫气》短小精悍，内容丰富，堪称汉魏有涉疫情的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且作律诗一首，以期概括文意。诗曰：
疫发建安丁酉危，凋伤黎庶死相随。
字诠叔重民皆疾，文出陈王论久持。
疠作非关神鬼事，气行多失暑寒时。
樱花始盛满江汉，读罢此篇又复思。
一场大疫，不可能在当时文人的文学创作中无任何反映，以上我们列举了曹丕的《与吴质书》《与王朗书》，两书真切地反映了疫情后作者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疠疫虽无情，却更催醒了曹丕对于生命的热爱，使其迸发出立德扬名的激情。尤其是前者，写来情辞恳切，饱含深情，不愧曹丕书信妙文。至于曹植的《说疫气》，可说是建安大疫的实录，摹写疫情之酷烈，大胆犀利;揭示疫疠之病根，恰切合理。如果要问，丁酉大疫，对建安文学究竟有没有影响？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它使文坛七子折损将半，损失严重，但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并没有消失，建安文学的发展进程因曹植等文坛健将而延续，直至曹植离开人世。 最后，再来读一下曹植的《蝙蝠赋》，此篇乃愤世嫉俗之作。其赋曰：
吁何奸气！生兹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明伏暗动，口口口口，昼似鼠形，谓鸟不似，二足而毛，飛而含齿。巢不哺觳，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陆，上不冯木。（《曹植集校注》卷二）
《尔雅·释鸟》曰：“蝙蝠，服翼。”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云：“今按：伏匿、服翼，声相近。蝙蝠以夜出，飞翔庭院，掠蚊蚋而食之。俗言为鼠所化，形还类鼠，毛紫黑色，肉翅，与足相连。巢于屋檐，孳乳其中，未必是鼠所化为也。”蝙蝠，又叫伏匿、服翼。其习性昼伏夜出，以蚊蚋为食。又《艺文类聚》卷九十七《虫豸部·蝙蝠》引《玄中记》云：“百岁伏翼，色赤，止则倒悬;干岁伏翼，色白，得食之，寿万岁。”由此看来，蝙蝠真乃神怪之物，有一种白色蝙蝠，食之，竟可延年益寿。难道今人食蝙蝠之陋习还渊源有自？不过，食千年蝙蝠，寿则万岁，毕竟是神话传说中事，多少有些荒诞不经。又《类聚》引《临海记》曰：“黄石山泄水东南，五岘路口，有钟乳穴，中伏翼大如鹅鸭。”蝙蝠而大如鹅鸭，则极怪异。而曹植笔下的蝙蝠似有所托，有所恨。开篇即惊叹蝙蝠乃奸邪之气所生。蝙蝠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其形状特殊，性情诡异，反复无常。蝙蝠二足而毛，既非鸟类，又不能说是兽类。它巢居却不哺食鸟雏，全无鸟类特性;穴居却又不胎生后代。它不容于兽群，又与鸟类相斥逐。它下不在地上走路，上不在树上栖息。咄咄怪物。此赋虽为残篇，然不难看出，篇中充斥着厌恶之情。《曹植集校注》卷二引《铨评》曰：“嫉邪愤俗之词，末四句痛斥尤甚。”曹植在痛斥谁呢？监国使者，亦即文帝为防备藩国封王而安插的爪牙。黄初四年（223）五月，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会京师。曹彰暴死洛阳。曹植本可与白马王曹彪同路东还，以叙隔别之思，然监国使者从中阻止。曹植愤而作《赠白马王彪》诗，诗中不乏斥责监国使者的诗句，如其云：“鸱鹗鸣衡扼，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鸱鹗，即猫头鹰，不祥之鸟。诗人用来比作阴险恶毒的爪牙。蝙蝠，与猫头鹰一样，也被曹植视为恶物，用它来讥刺监国使者十分贴切。远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3世纪，蝙蝠进入文学家曹植的法眼，变身为嫉恶妇仇的媒介。
作者：赵永源，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金元文学及诗词学研究，出版有《遗山乐府校注》《遗山词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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