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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等著作，让我思考：中国近代企业是否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传统呢？
要探究中国近代企业是否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传统，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企业的起点是什么时候。我认为中国近代企业的起点是1872年，追溯到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正是在国库羞涩的背景前提下，盛宣怀提出“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模式。在他写给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章程》中写道：“每年一分生息。”也就是说，招商局发行的股票类似于债券，明确地规定了利息率，而这部分利息需要先有官府提取，其次再是民股分配。
此后的100年间，中国近代企业是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传统的。
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晚清，投身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主要有四类人：一是郑观应式的买办商人；二是盛宣怀式的官办商人；三是张謇式的士绅商人；四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广的民间商人，代表人物就是无锡荣宗敬兄弟。晚清最有名的四大买办分别是：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和席正甫。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中所述，在很多教科书和历史文本中，“买办”是一个遭人鄙视的贬义词。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买办阶层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轮船招商局刚成立时，李鸿章要从买办中选择领导人选，三大买办——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纷纷加入。而他们日后的遭遇则让人欷歔不已。
商人们都是无比精明的，在战略选择上有更长远的眼光，如果不是凭借对国家的满腔热爱，他们会选择这条“不精明”的救国道路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身体里流淌着爱国的血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又怎会不顾担忧、一呼百应、奋勇上前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宣告革命开始，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对清政府已极端失望的企业家集团表现出顺应时代大势的特征。在这种乱世里，商人们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
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这样写道：“没有史料证明他们曾经直接参与了起义，不过，他们很快积极协助起义军人，维持社会秩序，组织商团，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1911年以后，随着清政府的覆灭，国营的洋务企业大多被民营化。中国民营企业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民族企业的崛起是一场与外资企业全面竞争的大商战，如吴晓波所指出的：“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里，我们都看到了中外企业对峙的景象”，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表现。
自20世纪以来，各种规模的抵制运动频频发生，立足刚定的民族企业家更是抵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如果没有商业团体和工人的支持，‘五四运动’仅仅只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学生抗议而已”。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他以一条百吨的小轮船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尽管卢作孚一手打造出民生公司这个航运巨子，但他并不认为公司是自己的。解放后，在全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给了国家，实现了公私合营。总的来说，卢作孚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企业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成长起两代人来。在与外国资本角力中杀出来的第二代，不仅学养、素质堪为社会精英，就是经营方式，也中西贯通，令西人叹为观止。
今天的实业家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包括他们的文化素养、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和近代大不相同。比前辈更优越的是，他们处于一个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地球变得很小，接受外界信息极为方便，与世界交往、沟通、融合的门槛降低了。这些新因素是不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最终超越狭隘的企业利益和私人利益，像前人那样做出令后人怀抱敬意的事业，接续前人留下的好传统，现在还不敢断言。
而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分析，由温州慢慢兴起的私营企业表现出的更是商人特有的智慧，这期间，有无数的人取得过辉煌的成功，在《激荡三十年》这本书中，被作为时代标本醒目地列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史玉柱。
史玉柱，他不过一位普通的边城少年，虽为名校学子，但几度落魄漂泊，衣食无着，却又在短短数年内成为创业偶像，而后却因为资金周转出现危机以至陷入绝境，不久居然又不可思议地再度复活，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在他涉足的两个领域之内他居然都取得了不可一世的成功。但，就是这样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却是个典型的达尔文主义信徒，他并不习惯于解读所谓的社会责任，他是以“成功至上，生存第一”为信条的“赌徒”，他做脑白金，任意夸大渲染产品的功能，且广告与功能严重脱钩，他毫不在乎，正如大家所见的一样，他的推销方式，用“无所不用其极”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要知道脑白金因涉嫌改写产品说明，任意夸大功效，违反《广告法》而在各地遭禁。
就在牟其中、顾雏军这样的巨骗横行之际，就在新疆德隆集团靠着不完全的股票投资机制疯狂融资，大肆扩张，最终毁于一旦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看到，或许也不能单纯地认为在这一时期企业就完全没有履行社会责任了。
刚入主青岛海尔的张瑞敏，一个用“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作为宣言的企业家，表达企业家对企业责任的理解，当日他一位朋友要买一台冰箱，去他那里挑了很多台结果都有问题，最后只能勉强拉走一台相对好些的。朋友走后，张瑞敏派人把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了一遍，发现共有76台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于是张瑞敏把职工们叫到车间，问大家怎么办？多数人提出，也不影响使用，便宜点儿处理给职工算了。当时一台冰箱的价格800多元，相当于一名职工两年的收入。张瑞敏毅然宣布，这些冰箱要全部砸掉，谁干的谁来砸，并抡起大锤亲手砸了第一锤！
通过对吴晓波著作的梳理，我认为，中国近代企业是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的，我们有理由坚信社会责任在现代企业中将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要探究中国近代企业是否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传统，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企业的起点是什么时候。我认为中国近代企业的起点是1872年，追溯到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正是在国库羞涩的背景前提下，盛宣怀提出“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模式。在他写给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章程》中写道：“每年一分生息。”也就是说，招商局发行的股票类似于债券，明确地规定了利息率，而这部分利息需要先有官府提取，其次再是民股分配。
此后的100年间，中国近代企业是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传统的。
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晚清，投身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主要有四类人：一是郑观应式的买办商人；二是盛宣怀式的官办商人；三是张謇式的士绅商人；四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广的民间商人，代表人物就是无锡荣宗敬兄弟。晚清最有名的四大买办分别是：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和席正甫。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中所述，在很多教科书和历史文本中，“买办”是一个遭人鄙视的贬义词。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买办阶层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轮船招商局刚成立时，李鸿章要从买办中选择领导人选，三大买办——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纷纷加入。而他们日后的遭遇则让人欷歔不已。
商人们都是无比精明的，在战略选择上有更长远的眼光，如果不是凭借对国家的满腔热爱，他们会选择这条“不精明”的救国道路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身体里流淌着爱国的血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又怎会不顾担忧、一呼百应、奋勇上前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宣告革命开始，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对清政府已极端失望的企业家集团表现出顺应时代大势的特征。在这种乱世里，商人们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
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这样写道：“没有史料证明他们曾经直接参与了起义，不过，他们很快积极协助起义军人，维持社会秩序，组织商团，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1911年以后，随着清政府的覆灭，国营的洋务企业大多被民营化。中国民营企业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民族企业的崛起是一场与外资企业全面竞争的大商战，如吴晓波所指出的：“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里，我们都看到了中外企业对峙的景象”，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表现。
自20世纪以来，各种规模的抵制运动频频发生，立足刚定的民族企业家更是抵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如果没有商业团体和工人的支持，‘五四运动’仅仅只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学生抗议而已”。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他以一条百吨的小轮船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尽管卢作孚一手打造出民生公司这个航运巨子，但他并不认为公司是自己的。解放后，在全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给了国家，实现了公私合营。总的来说，卢作孚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企业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成长起两代人来。在与外国资本角力中杀出来的第二代，不仅学养、素质堪为社会精英，就是经营方式，也中西贯通，令西人叹为观止。
今天的实业家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包括他们的文化素养、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和近代大不相同。比前辈更优越的是，他们处于一个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地球变得很小，接受外界信息极为方便，与世界交往、沟通、融合的门槛降低了。这些新因素是不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最终超越狭隘的企业利益和私人利益，像前人那样做出令后人怀抱敬意的事业，接续前人留下的好传统，现在还不敢断言。
而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分析，由温州慢慢兴起的私营企业表现出的更是商人特有的智慧，这期间，有无数的人取得过辉煌的成功，在《激荡三十年》这本书中，被作为时代标本醒目地列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史玉柱。
史玉柱，他不过一位普通的边城少年，虽为名校学子，但几度落魄漂泊，衣食无着，却又在短短数年内成为创业偶像，而后却因为资金周转出现危机以至陷入绝境，不久居然又不可思议地再度复活，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在他涉足的两个领域之内他居然都取得了不可一世的成功。但，就是这样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却是个典型的达尔文主义信徒，他并不习惯于解读所谓的社会责任，他是以“成功至上，生存第一”为信条的“赌徒”，他做脑白金，任意夸大渲染产品的功能，且广告与功能严重脱钩，他毫不在乎，正如大家所见的一样，他的推销方式，用“无所不用其极”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要知道脑白金因涉嫌改写产品说明，任意夸大功效，违反《广告法》而在各地遭禁。
就在牟其中、顾雏军这样的巨骗横行之际，就在新疆德隆集团靠着不完全的股票投资机制疯狂融资，大肆扩张，最终毁于一旦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看到，或许也不能单纯地认为在这一时期企业就完全没有履行社会责任了。
刚入主青岛海尔的张瑞敏，一个用“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作为宣言的企业家，表达企业家对企业责任的理解，当日他一位朋友要买一台冰箱，去他那里挑了很多台结果都有问题，最后只能勉强拉走一台相对好些的。朋友走后，张瑞敏派人把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了一遍，发现共有76台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于是张瑞敏把职工们叫到车间，问大家怎么办？多数人提出，也不影响使用，便宜点儿处理给职工算了。当时一台冰箱的价格800多元，相当于一名职工两年的收入。张瑞敏毅然宣布，这些冰箱要全部砸掉，谁干的谁来砸，并抡起大锤亲手砸了第一锤！
通过对吴晓波著作的梳理，我认为，中国近代企业是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的，我们有理由坚信社会责任在现代企业中将枝繁叶茂、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