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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新方法的介入总是会将文学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天地。20世纪初，胡适、俞平伯等用现代的考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从而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红学事业的发展。随着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我们要问，文学研究是否能实现新的跨越呢?国外的文学研究者已经在开始这方面的尝试了。
我们为何理解文学
丽莎·詹塞恩(Lisa Zunshine)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专家，她目前正倾向于成为一个心理学家。自从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始她的研究生涯以来，她开始喜欢用进化心理学来解释文学作品。现供职于肯塔基大学的她认为，“文学和认知科学的协作是目前我所知道的最激动人心的事了”。詹塞恩用《老友记》(Friends，美国的一部幽默情景喜剧)里的一个故事来证明这种协作研究的新意所在：
瑞秋和菲比发现莫尼卡在和人秘密约会，于是两人就计划要作弄她一番。谁知这事被奠尼卡提前知道了，而且筹划出了反捉弄的法子。瑞秋瞧出了这其中的内幕，并进一步想出化解“反捉弄”的“反反捉弄”之道。于是，菲比对瑞秋讲出那句超长而绕口的话，“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了。”
詹塞恩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理解上面这句话的意思。这种分层次厘清别人想法的能力，被认为是人脑特有的功能。正如上面一个例子中的一样。人们可以轻松地同时追踪三层不同的心理状态。如果再加一层，任务就突然变得困难了。有实验表明，如果层次进一步增加到五层，6096的意思都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为什么人类拥有这样的心灵感应能力，大脑中有哪些功能牵涉其中?这些以前认知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文学学者们的关注。他们相信，科学不仅为个别文本提供意想不到的见解，更为可贵的是，它可以帮助回答有关文学存在的根本问题，即：我们读小说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如此关心那些不存在的角色?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有哪些潜在的心理过程被激活了?
美国华盛顿与杰斐逊学院的乔纳森·高兹夏尔(Jonathan Gottschall)教授认为，这一切问题的解答就在脑里，因为脑是我们迷恋传奇与幻境的根源。文学，正像政治、经济、历史等其他学科一样，开始借助于脑成像技术和数学模型，来为无法解释的理论提供证据支持。
对大脑进行fMRI扫描
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迈克尔·霍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领导的小组正在筹备一个功能磁共振扫描(fMRI)实验。参加实验的人需要阅读一系列将心构思的文本。这些文本主要来自伍尔芙(Virginia Woolf)等英美小说家的作品中，被分成了不同的难度等级。霍尔奎斯特想通过扫描人们读到文本时的大脑活动，观察他们脑中进行了怎样的神经反应。
霍尔奎斯特说：“我们首先假设阅读伍尔芙等作家的衷字和阅读报刊等通俗读物之间是存在差别的。复杂的文本需要调用更多的心理资源。”霍尔奎斯特为此建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团队：一边是整天泡在实验室捣鼓仪器和设备的科学家，一边是对艺术极为痴迷的以风雅为伴的人文学者。霍尔奎斯特的研究成果，可能会为制定大学生阅读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理查德·怀斯(Richard Wise)教授则说：“阅读是人脑中本能的活动，而且存在对阅读作出特异性反应的脑区，因此，这一研究是有生理依据的。”他们认为，研究大脑的生物和化学反应可提供对文学作品的新见解。因为文学作品的根源在于它对大脑的作用，有可能基因也参与其中。对于小说家来说那就意味着，激活恰当的神经元与敏锐的道德观察力以及丰富的社会阅历同等重要。
文掌达尔文主义
科学和艺术正在以超乎想象的方式搅和到一起，以探索这个阅读、创作和加工文学作品的生物学过程。霍尔奎斯特们仅涉及神经文学评论中的一个领域，斯坦福大学的英语副教授布莱克伊-韦尔默朗(Blakey Vermeule)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文学。
她认为我们对小说的热爱和进化有一定关系。她的突破口是一种小说中常用的叙事手法：自由间接文体。这种文体从人物的视角来叙述场景，将读者短暂地带入其笔下人物的心境中，这让读者常常分不清到底是人物想说的话还是作者想说的话，从而使读者可以同时进入多种心境。“自由间接文体”的兴起至少要追溯到19世纪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它被认为是小说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被越来越多的现代作家所运用。韦尔默朗认为，“这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强烈的窥探他人想法和动机的冲动”。
韦尔默朗被冠以文学达尔文主义的称号。他们研究人类遗传和进化理论是如何塑造和影响文学作品的，文学作品本身又是如何表达进化这个主题的。他们发现，不管是哪国小说，都有大量关于寻找配偶的话题，例如中国古典名著《西厢记》和《红楼梦》，这些都可以认为是进化对小说创作产生作用的例子。人们认为，小说在增进社会凝聚力方面，特别是配偶选择方面，起到了传授经验的作用。高兹夏尔教授说：“不用进化的观点是难以解读小说的。”
实际上文学也可以对进化的研究提供帮助。布兰戴斯大学英语教授威廉·弗莱什(William Flesch)认为，“小说其实为我们研究进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弗莱什来说，小说里的角色实际上为他提供了一个研究利他主义的样本。他把小说里的英雄称为“利他仲裁者”，因为他们惩恶扬善并不是为自己带来好处，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看来，我们喜欢小说，就是因为小说里充满了忠肝义胆和豪气干云，而这有助于我们的种群进化。
文学会被科学毁掉!?
从神经文学评论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有人认为，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因人而异，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怎么能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量化研究呢?
更为尖锐的批评则认为，科学可能会诋毁文学作品中优雅的美感和诗意。其他人则抗议说，科学还不够发达，用尚在襁褓中的科学理论研究文学有点操之过急。英国剑桥大学学者伊安·帕特森(Ian Patterson)博士说：“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愚蠢的做法。思想和大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得到丹麦奥胡斯大学的茨威森(Nikolaj Zeuthen)博士的支持，他说：“阅读体验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我们只能靠自己去体会。况且我们读文学作品时，也不见得有电的、化学的反应。因此，你怎么能通过我的脑成像数据来知道我在阅读中做了什么呢?”
然而，神经文学评论的支持者说，这些批评人士没有认识到一点，即寻找人类讲故事背后的科学规律不会降低故事本身的美感。高兹夏尔说：“了解一颗彗星是如何划过太空的科学原理丝毫无损夜空的美丽。”
我们为何理解文学
丽莎·詹塞恩(Lisa Zunshine)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专家，她目前正倾向于成为一个心理学家。自从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始她的研究生涯以来，她开始喜欢用进化心理学来解释文学作品。现供职于肯塔基大学的她认为，“文学和认知科学的协作是目前我所知道的最激动人心的事了”。詹塞恩用《老友记》(Friends，美国的一部幽默情景喜剧)里的一个故事来证明这种协作研究的新意所在：
瑞秋和菲比发现莫尼卡在和人秘密约会，于是两人就计划要作弄她一番。谁知这事被奠尼卡提前知道了，而且筹划出了反捉弄的法子。瑞秋瞧出了这其中的内幕，并进一步想出化解“反捉弄”的“反反捉弄”之道。于是，菲比对瑞秋讲出那句超长而绕口的话，“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了。”
詹塞恩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理解上面这句话的意思。这种分层次厘清别人想法的能力，被认为是人脑特有的功能。正如上面一个例子中的一样。人们可以轻松地同时追踪三层不同的心理状态。如果再加一层，任务就突然变得困难了。有实验表明，如果层次进一步增加到五层，6096的意思都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为什么人类拥有这样的心灵感应能力，大脑中有哪些功能牵涉其中?这些以前认知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文学学者们的关注。他们相信，科学不仅为个别文本提供意想不到的见解，更为可贵的是，它可以帮助回答有关文学存在的根本问题，即：我们读小说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如此关心那些不存在的角色?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有哪些潜在的心理过程被激活了?
美国华盛顿与杰斐逊学院的乔纳森·高兹夏尔(Jonathan Gottschall)教授认为，这一切问题的解答就在脑里，因为脑是我们迷恋传奇与幻境的根源。文学，正像政治、经济、历史等其他学科一样，开始借助于脑成像技术和数学模型，来为无法解释的理论提供证据支持。
对大脑进行fMRI扫描
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迈克尔·霍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领导的小组正在筹备一个功能磁共振扫描(fMRI)实验。参加实验的人需要阅读一系列将心构思的文本。这些文本主要来自伍尔芙(Virginia Woolf)等英美小说家的作品中，被分成了不同的难度等级。霍尔奎斯特想通过扫描人们读到文本时的大脑活动，观察他们脑中进行了怎样的神经反应。
霍尔奎斯特说：“我们首先假设阅读伍尔芙等作家的衷字和阅读报刊等通俗读物之间是存在差别的。复杂的文本需要调用更多的心理资源。”霍尔奎斯特为此建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团队：一边是整天泡在实验室捣鼓仪器和设备的科学家，一边是对艺术极为痴迷的以风雅为伴的人文学者。霍尔奎斯特的研究成果，可能会为制定大学生阅读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理查德·怀斯(Richard Wise)教授则说：“阅读是人脑中本能的活动，而且存在对阅读作出特异性反应的脑区，因此，这一研究是有生理依据的。”他们认为，研究大脑的生物和化学反应可提供对文学作品的新见解。因为文学作品的根源在于它对大脑的作用，有可能基因也参与其中。对于小说家来说那就意味着，激活恰当的神经元与敏锐的道德观察力以及丰富的社会阅历同等重要。
文掌达尔文主义
科学和艺术正在以超乎想象的方式搅和到一起，以探索这个阅读、创作和加工文学作品的生物学过程。霍尔奎斯特们仅涉及神经文学评论中的一个领域，斯坦福大学的英语副教授布莱克伊-韦尔默朗(Blakey Vermeule)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文学。
她认为我们对小说的热爱和进化有一定关系。她的突破口是一种小说中常用的叙事手法：自由间接文体。这种文体从人物的视角来叙述场景，将读者短暂地带入其笔下人物的心境中，这让读者常常分不清到底是人物想说的话还是作者想说的话，从而使读者可以同时进入多种心境。“自由间接文体”的兴起至少要追溯到19世纪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它被认为是小说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被越来越多的现代作家所运用。韦尔默朗认为，“这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强烈的窥探他人想法和动机的冲动”。
韦尔默朗被冠以文学达尔文主义的称号。他们研究人类遗传和进化理论是如何塑造和影响文学作品的，文学作品本身又是如何表达进化这个主题的。他们发现，不管是哪国小说，都有大量关于寻找配偶的话题，例如中国古典名著《西厢记》和《红楼梦》，这些都可以认为是进化对小说创作产生作用的例子。人们认为，小说在增进社会凝聚力方面，特别是配偶选择方面，起到了传授经验的作用。高兹夏尔教授说：“不用进化的观点是难以解读小说的。”
实际上文学也可以对进化的研究提供帮助。布兰戴斯大学英语教授威廉·弗莱什(William Flesch)认为，“小说其实为我们研究进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弗莱什来说，小说里的角色实际上为他提供了一个研究利他主义的样本。他把小说里的英雄称为“利他仲裁者”，因为他们惩恶扬善并不是为自己带来好处，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看来，我们喜欢小说，就是因为小说里充满了忠肝义胆和豪气干云，而这有助于我们的种群进化。
文学会被科学毁掉!?
从神经文学评论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有人认为，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因人而异，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怎么能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量化研究呢?
更为尖锐的批评则认为，科学可能会诋毁文学作品中优雅的美感和诗意。其他人则抗议说，科学还不够发达，用尚在襁褓中的科学理论研究文学有点操之过急。英国剑桥大学学者伊安·帕特森(Ian Patterson)博士说：“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愚蠢的做法。思想和大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得到丹麦奥胡斯大学的茨威森(Nikolaj Zeuthen)博士的支持，他说：“阅读体验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我们只能靠自己去体会。况且我们读文学作品时，也不见得有电的、化学的反应。因此，你怎么能通过我的脑成像数据来知道我在阅读中做了什么呢?”
然而，神经文学评论的支持者说，这些批评人士没有认识到一点，即寻找人类讲故事背后的科学规律不会降低故事本身的美感。高兹夏尔说：“了解一颗彗星是如何划过太空的科学原理丝毫无损夜空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