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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向以其内容之深广、用字之简约凝练以及鲁迅先生素有的针砭时弊之文风而成为苏教版语文必修五现代文解读的重中之重。笔者以为，面对此类思想意蕴极为丰富、文章结构较为跳跃的课文时，回归最朴素的教学思路，选择使学生更易走进课文、走进作者内心的教学切入点不失为一计良策。因此，笔者选择梳理鲁迅在全文中的情绪转变和情感层次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把握全篇的思想主旨。
一、钦佩真的猛士之勇毅
题解是引导学生初步了解文章的起始环节，首先，学生通过对课文的预习得知“刘和珍”的身份及其和鲁迅的关系。其次，“君”表示作者对对方的敬称、尊稱。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刘和珍作为一名鲁迅教过的学生，何以使得身为老师的鲁迅对其使用尊称“君”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刘和珍是何许人也。
第一处，文章开篇便介绍刘和珍是鲁迅文章和杂志的阅读者和支持者，“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订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结合时代背景，我们知道《莽原》是战斗性很强的一份革命刊物，因而时常受到反动当局的查禁，往往有始无终，而刘和珍在如此情况下“毅然全年预定”，可见她对真理的渴求及其追求真理的坚强意志。而另一方面，鲁迅先生当时写文章针砭时弊，其深刻的思想见地以及对现实的无情揭露恐怕也不是同时代普通大众所能轻易接受的，而刘和珍对《莽原》的青睐也就可见其对鲁迅先生所表达的观点的认同以及其自身思想是处于时代前沿的，绝不同于庸庸众人。
第二处，鲁迅回忆其人，“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力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我们得知这样一个态度温和、和蔼亲切的刘和珍竟敢于反抗“广有羽翼”的权势代表，一个不屈从势力、勇于斗争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第三处，鲁迅回忆自己赁屋授课之后，她“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地来听我的课，并“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在这段回忆中，依旧强调“微笑”“温和”，而这是在反抗校长致被校方辞退、只能通过部分心怀怜悯的教职员前来义务授课而维持学业的艰苦情况下所保有的“微笑”与“温和”，这已不仅仅是性情温和、友善、亲切，更是一种直面苦难的乐观与坚毅。而这样身处绝境却也能笑对磨难的坚毅女子也有黯然泣下之时，可她并非为个人环境的危险逼仄感伤落泪，而是在脱离困境后“虑及母校前途”黯然泣下，她的忧思深远、她那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均令人肃然起敬。
于是在鲁迅的笔下，一位思想见解处于时代前沿、坚定地追求真理、性情温和但勇于斗争反抗、乐观坚毅且富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爱国进步青年赫然呈现在读者面前。鲁迅先生对这样一位爱国进步青年的赞扬与激赏亦字字可见。
二、控诉反动政府之残暴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同鲁迅先生一同震惊并发问：“这样一位令人激赏的爱国进步青年何以成为悼念的对象呢？她是如何去世的呢？文章在第五部分给出了答案”“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那么，刘和珍欣然前往何处？所为何事？教材中的注释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二：“1926年3月18日，当时北京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反对日本侵犯中国主权。”段祺瑞政府是刘和珍等人请愿的对象，是信赖并寄希望于之的对象，群众期望自己的执政府可以倾听民众呼声去抵御敌国的侵犯。所以，刘和珍自然是“欣然”前往的，然而刘和珍等人却在自己请愿的执政府前中弹了，“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足见鲁迅的震惊与义愤。
面对“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这般的“欲加之罪”和流言，鲁迅不置一词，直接向读者提供了一份“尸检报告”：其一，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从背部入”极大程度地表明了这是一场来自背后的袭击，而不是正面交锋，说明在请愿者四周早有埋伏，从而也可见这场射击并不是为了抵御“暴徒”、保护执政府（制裁暴徒何以需要背后偷袭）。其二，“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立仆”二字可见端倪，这绝不是来自普通士兵的漫无目的的扫射，而是来自有佩戴手枪资格的军官的有目的的射杀。其三，“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杨德群的伤口情况则说明这也绝不是由平射造成的，对方乃是居高临下、以手执枪抵肩射击，这场“短兵相接”的混乱和残暴可见一斑。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一方是手握枪支棍棒的士兵和军官，另一方却是手无寸铁的女学生，造成了死伤两百多人的“三一八”惨案。其四，“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和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头部、胸部均是要害部位，这样的举措分明是要置之于死地，其目的正是要夺取这些“暴徒”的性命。但倘若真如段政府所宣称的制裁暴徒，驱赶、拘禁等不是更能达到维稳的效果，何故偏要制造惨案夺人性命？
鲁迅用貌似冷静的笔调客观描述了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三人的中弹情形，字字分明，向读者提供铁的罪证，其中虽未置任何主观评价，但字里行间均流露出对反动政府残暴行径的控诉、对反对文人恶毒流言的痛斥。
三、唤醒庸人之麻木
令人钦佩的爱国进步青年学生被自己寄予殷切希望的段祺瑞执政府所射杀，使得鲁迅“实在无话可说”，可鲁迅先生又表示：“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除了对逝者的悼念，鲁迅还想表达什么呢？
为什么在鲁迅笔下，以刘和珍为代表的真的猛士既是哀痛者又是幸福者呢？一方面，真的猛士对现实人生不“瞒和骗”，而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人生，勇敢地直面残酷的现实，勇敢地承受人间的苦痛，有勇气选择、承受生命的重量;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有正视现实的清醒，才会有改变、奋斗的主动意识，从而收获生命的充实，这是更高层次的、追求心灵充沛的幸福者。
反观庸人，则“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庸人守着人性的软弱和苟且的本能，用忘却和自我麻痹来逃避生命的沉重，从而求得片刻而虚幻的安宁与平静。鲁迅先生正是被刘和珍等中国女性之勇毅所触动，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而这或可唤醒更多的庸人冲破无聊的苟活与偷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记念刘和珍君》的教学过程中，回归最质朴的、学生较为熟悉的教学切入点——鲁迅在文章中的情绪转变和情感层次，或可帮助学生较为清晰地掌握历史真相、了解鲁迅对残酷现实的揭露以及体会文章的思想主旨。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中学（215200）
一、钦佩真的猛士之勇毅
题解是引导学生初步了解文章的起始环节，首先，学生通过对课文的预习得知“刘和珍”的身份及其和鲁迅的关系。其次，“君”表示作者对对方的敬称、尊稱。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刘和珍作为一名鲁迅教过的学生，何以使得身为老师的鲁迅对其使用尊称“君”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刘和珍是何许人也。
第一处，文章开篇便介绍刘和珍是鲁迅文章和杂志的阅读者和支持者，“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订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结合时代背景，我们知道《莽原》是战斗性很强的一份革命刊物，因而时常受到反动当局的查禁，往往有始无终，而刘和珍在如此情况下“毅然全年预定”，可见她对真理的渴求及其追求真理的坚强意志。而另一方面，鲁迅先生当时写文章针砭时弊，其深刻的思想见地以及对现实的无情揭露恐怕也不是同时代普通大众所能轻易接受的，而刘和珍对《莽原》的青睐也就可见其对鲁迅先生所表达的观点的认同以及其自身思想是处于时代前沿的，绝不同于庸庸众人。
第二处，鲁迅回忆其人，“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力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我们得知这样一个态度温和、和蔼亲切的刘和珍竟敢于反抗“广有羽翼”的权势代表，一个不屈从势力、勇于斗争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第三处，鲁迅回忆自己赁屋授课之后，她“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地来听我的课，并“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在这段回忆中，依旧强调“微笑”“温和”，而这是在反抗校长致被校方辞退、只能通过部分心怀怜悯的教职员前来义务授课而维持学业的艰苦情况下所保有的“微笑”与“温和”，这已不仅仅是性情温和、友善、亲切，更是一种直面苦难的乐观与坚毅。而这样身处绝境却也能笑对磨难的坚毅女子也有黯然泣下之时，可她并非为个人环境的危险逼仄感伤落泪，而是在脱离困境后“虑及母校前途”黯然泣下，她的忧思深远、她那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均令人肃然起敬。
于是在鲁迅的笔下，一位思想见解处于时代前沿、坚定地追求真理、性情温和但勇于斗争反抗、乐观坚毅且富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爱国进步青年赫然呈现在读者面前。鲁迅先生对这样一位爱国进步青年的赞扬与激赏亦字字可见。
二、控诉反动政府之残暴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同鲁迅先生一同震惊并发问：“这样一位令人激赏的爱国进步青年何以成为悼念的对象呢？她是如何去世的呢？文章在第五部分给出了答案”“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那么，刘和珍欣然前往何处？所为何事？教材中的注释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二：“1926年3月18日，当时北京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反对日本侵犯中国主权。”段祺瑞政府是刘和珍等人请愿的对象，是信赖并寄希望于之的对象，群众期望自己的执政府可以倾听民众呼声去抵御敌国的侵犯。所以，刘和珍自然是“欣然”前往的，然而刘和珍等人却在自己请愿的执政府前中弹了，“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足见鲁迅的震惊与义愤。
面对“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这般的“欲加之罪”和流言，鲁迅不置一词，直接向读者提供了一份“尸检报告”：其一，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从背部入”极大程度地表明了这是一场来自背后的袭击，而不是正面交锋，说明在请愿者四周早有埋伏，从而也可见这场射击并不是为了抵御“暴徒”、保护执政府（制裁暴徒何以需要背后偷袭）。其二，“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立仆”二字可见端倪，这绝不是来自普通士兵的漫无目的的扫射，而是来自有佩戴手枪资格的军官的有目的的射杀。其三，“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杨德群的伤口情况则说明这也绝不是由平射造成的，对方乃是居高临下、以手执枪抵肩射击，这场“短兵相接”的混乱和残暴可见一斑。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一方是手握枪支棍棒的士兵和军官，另一方却是手无寸铁的女学生，造成了死伤两百多人的“三一八”惨案。其四，“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和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头部、胸部均是要害部位，这样的举措分明是要置之于死地，其目的正是要夺取这些“暴徒”的性命。但倘若真如段政府所宣称的制裁暴徒，驱赶、拘禁等不是更能达到维稳的效果，何故偏要制造惨案夺人性命？
鲁迅用貌似冷静的笔调客观描述了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三人的中弹情形，字字分明，向读者提供铁的罪证，其中虽未置任何主观评价，但字里行间均流露出对反动政府残暴行径的控诉、对反对文人恶毒流言的痛斥。
三、唤醒庸人之麻木
令人钦佩的爱国进步青年学生被自己寄予殷切希望的段祺瑞执政府所射杀，使得鲁迅“实在无话可说”，可鲁迅先生又表示：“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除了对逝者的悼念，鲁迅还想表达什么呢？
为什么在鲁迅笔下，以刘和珍为代表的真的猛士既是哀痛者又是幸福者呢？一方面，真的猛士对现实人生不“瞒和骗”，而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人生，勇敢地直面残酷的现实，勇敢地承受人间的苦痛，有勇气选择、承受生命的重量;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有正视现实的清醒，才会有改变、奋斗的主动意识，从而收获生命的充实，这是更高层次的、追求心灵充沛的幸福者。
反观庸人，则“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庸人守着人性的软弱和苟且的本能，用忘却和自我麻痹来逃避生命的沉重，从而求得片刻而虚幻的安宁与平静。鲁迅先生正是被刘和珍等中国女性之勇毅所触动，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而这或可唤醒更多的庸人冲破无聊的苟活与偷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记念刘和珍君》的教学过程中，回归最质朴的、学生较为熟悉的教学切入点——鲁迅在文章中的情绪转变和情感层次，或可帮助学生较为清晰地掌握历史真相、了解鲁迅对残酷现实的揭露以及体会文章的思想主旨。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中学（2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