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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党和政府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和新发展，与时俱进地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科技出版工作的政策。具体落实到科技出版领域，不仅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科技出版体系，而且科技出版物的规模、数量和品种都已跃居世界前列，整个科技出版事业呈现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大大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出版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支柱性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并对新时代我国科技出版发挥出不可多得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 科技出版 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出版工作作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共和国的凯歌前行并不断成长壮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出版工作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科技出版工作所走过的路，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新中国的辉煌成就，而且有助于明确我国科技出版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检索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关于新中国70年科技出版的政策演进、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带来的启示等，虽有学者进行了一些拓荒式的探索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方厚枢曾撰文对新中国60年科技图书的出版情况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分三个阶段研究了这一历史时期科技图书出版的变迁（方厚枢：《新中国科技图书出版60年变迁》，《中国编辑》2009年第5期）;陈矩弘曾在其所著的《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一书的第六章中，选取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49—1965年这一时间段，对我国科技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陈矩弘：《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但囿于论文框架和篇幅所限，仍存有较大的继续研究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对其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一、新中国科技出版的政策推进
科技出版作为传播和积累科技知识的重要载体，对于普及科技知识、传递科技信息、推动科技进步和培养科技队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科技出版是指科技图书、科技期刊、科技报纸、科技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出版以及网络科技出版等（姚成龙：《我国科技出版的国际化及其核心竞争力提升》，《编辑之友》2006年第2期）。。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其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第49条中就明确规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7页。这是中国人民在总结长时期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作出的郑重的历史性选择，也是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对新中国人民出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和新发展，又与时俱进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科技出版工作的政策。纵观其政策推进，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1949—1977年：形成与充实阶段
出版工作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政治工作。早在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就专门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上，代表们认真学习了《共同纲领》，并将其第49条作为重要议题进行了学习讨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出版工作会议闭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出版事业与旧的出版事业不同之点，就是无条件为人民服务。”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方针提了出来。会议决定逐渐消除出版发行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现象，以求有计划地充分供给为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出版物。对于此次会议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仅特地为大会写下了“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题词，而且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作为我国人民文化战线的重大事件，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们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开始走向全国范围的统一。
出版方针的变化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变化。1950年，政务院出版总署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的发展问题，指出《共同纲领》是我们一致遵守的原则，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进一步明确地把“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同年，为贯彻落实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精神，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肯定了全国出版会议提出的方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把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出版业作为新中国一项崭新的事业来加速发展。1958年，文化部在《关于转发机械工业等十五个科技出版社“关于改进科技图书发行工作的建议”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广州等城市，应尽可能多设一些科技图书门市部，省辖市和专署所在地以及工业基地的城市，亦可考虑设立科技图书门市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9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版，第561页。
及至1963年，为迎接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革运动，国家科委和文化部又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出版工作会议，提出科学技术出版工作是整个出版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贯彻“政治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把科学技术出版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逐步满足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正由于此，会议要求科技出版工作必须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书刊的出版要把当前工作需要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做到既能反映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能够反映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发展动向。与之同时，强调出版工作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保证出版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科学技术出版物的品种和发行数量，为科学研究、生产建设、教学工作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服务。同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科委党组和文化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出版工作的报告》，提出要根据我国四个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出好各类科技图书。1966年至1976年间，我国的科技出版工作虽有所减弱，甚至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但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1971年由国务院直接主持召開“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不仅就如何恢复和做好出版工作问题形成《关于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而且经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后，最后以中央＼[1971＼]43号文件下发全国执行。这给当时处于危机中的我国出版工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并使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出版工作开始走出低谷。 （二）1978—2011年：改革与开拓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各条战线纷纷筹划如何尽快打开工作新局面。同年3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国家科委《关于大力加强科技图书出版工作的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对科技出版工作的领导，紧密配合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步伐，根据四个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大干快上，有计划地出好各类科技图书，努力把科技图书出版工作搞上去。同年9月，国家出版局讨论制定了《关于加强科技书发行工作的意见》，指出依靠党的领导是加强科技书发行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求各地书店的党组织把科技发行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1979年，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明确了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并原则通过了《出版社工作条例（草案）》，同时提出出版工作需要完成三项基本任务：一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传播、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三是丰富人民生精神生活。1980年，国家出版局又约请在北京的科技出版社负责人等，先后举行了五次座谈会，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科技出版工作交换了意见。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发布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使出版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具体落实到科技出版领域，要求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各类专业出版社，要集中力量出好介绍现代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图书，并强调地方科技出版社要根据当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着重出好通俗适用的科技读物，尤其是农村科技读物。同年，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又转发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大力加强农村科技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报告》，要求切实加强农村科技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使之为振兴农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作出重大贡献。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又批转了《关于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出版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指导方针。
2006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其印发的《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明确规定，要大力发展以互联网、通讯网、电视网为基础的电子报纸、电子期刊、网络数据库、手机报纸、手机期刊等新型数字媒体，开发出版100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民族网络游戏，明显提高中文内容在国际互联网上的比例和影响力。随着新闻出版业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融合，新闻出版行业围绕转企改制的体制机制创新，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科技出版发展的新路。与之同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工作，在其2008年颁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要求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不断完善我国版权保护制度，将知识产权作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来加以推进。由此，知识产权在科技图书出版中不断得到保护，推动了我国版权事业的不断发展，因而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2012年至今：创新与引领阶段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也为我国科技出版工作开启深层次变革，进而为科技出版高质量创新发展夯实了基础。新时代，我国科技出版人站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开创了科技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深化科技出版体制改革、加快发展科技出版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出版业从传统出版到融合创新的转型期。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其印发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要求从全局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新闻出版业的战略性地位，进一步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切实加强对规划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与之同时，要求顺应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趋势，推进新闻出版业转型和升级，并明确规定到“十二五”期末，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基本到位，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数字出版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15年，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加快高校出版融合发展步伐，支持高校出版单位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出版方式，推动从单一产品形态向多媒体、复合出版产品形态，从产品提供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的转型升级，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特色发展之路。
“十三五”时期是持续深入推进新闻出版业转变发展方式，从新闻出版大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关键5年。对此，《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十三五”末，健全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新闻出版科技创新体系，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随着“数字出版”被首次列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新闻出版业不仅成为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领域，而且成为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具体落实到科技出版领域，科技出版遵循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朝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强调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这些中央出版政策的陆续推出，为科技出版工作带来了重大利好，也为科技出版工作未来加快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新中国科技出版的主要成就
科技出版工作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突飞猛进，不仅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科技出版体系，而且科技出版物的規模、数量和品种都已跃居世界前列，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整个科技出版事业呈现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加速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中国科技出版业也由此正在实现“弯道超车”，由“科技出版大国”向“科技出版强国”迈进。 （一）科技出版行政管理机关的完善
出版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鉴于科技出版事业的薄弱情况，把科技出版管理机构和出版机构的创建作为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成立专门的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加强对出版事业的行政管理。1949年11月，我国第一个全国出版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正式成立，由胡愈之出任出版总署署长，受政务院领导及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导，负责指导和管理全国出版事业。及至1954年12月，原出版总署的职能由新成立的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接管。
1969年9月，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被撤销后，全国出版管理机构屡经变动，具体是：1970年5月至1973年9月，成立国务院出版口;1973年9月至1982年4月，撤销国务院出版口，成立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1982年5月至1985年7月，改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1985年7月至1986年10月，改为国家出版局;1987年1月，撤销国家出版局，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新闻出版署;2001年，新闻出版署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2013年，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二）科技出版机构的壮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出版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科技出版机构也相继成立和发展起来，形成了三支专门的队伍——国务院部委所属的科技出版社、地方科技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1950年，相继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出版编译局（同年3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编译局。1954年，编译局与上海的龙门联合书局合营成立科学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社（1952年底改社名为机械工业出版社，主要出版机械工业方面的图书）、人民军医社（1957年改名为人民军医出版社，主要出版各类医学图书）。1951年，相继成立了燃料工业出版社（1956年一分为三：煤炭工业出版社、电力工业出版社和石油工业出版社。1958年，电力工业出版社和水利出版社合并组成水利电力出版社）、人民铁道出版社。及至1970年年底，中央部门科学技术出版机构共有11家。与之相适应，一些地方也相继成立了科技出版社。以上海为例，1956年成立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地方科技出版社。
随着这些中央部委和地方出版社的成立，在积累了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为我国科技出版事业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2年以后，为了适应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科技出版的迫切需要，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根据自身的需要，又相继成立了一系列科技出版社。据统计：1978年，全国有出版社105家，其中科技出版社40多家;20世纪80年代，科技出版社总量有近120家;进入21世纪，科技出版社总量大约有150家周谊：《春风激荡 秀木成林——改革开放30年感受科技出版》，《科技与出版》2009年第1期。。此外，1980年以后，为服务科研和教学，清华大学和其他有条件的理工类大学也相继成立了科技类大学出版社，重视科技学术出版。
在各方努力之下，全国科技出版工作发展迅速。据《中国出版年鉴（2018）》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经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或省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出版传媒集团共计有125家。其中，国家图书出版集团有40家，报刊出版集团有47家，发行集团有27家，印刷集团有11家。这些出版传媒集团的出现，在提高其整体出版竞争力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科技出版能力，一些科技出版社在转企改制后成为出版集团中科技出版的主要力量。
（三）科技出版品种和数量的扩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出版数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成为我国出版业中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有关科技方面的图书、报纸、期刊等传统出版持续发展的同时，数字出版、数字印刷、数字发行等新业态也发展迅猛，科技出版发展空间逐步拓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科技出版大国。
早在1950年1月26日，出版总署就在其成立3个月的工作简报中就指出，“私营书店旧版图书中，还有不少，特别是技术科学书是适合目前需要的。我们打算加以审读后，编成整套丛书，由新华书店大批定印。这一办法正在计划中。”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10月至1961年末，共出版科学技术图书51900余种，占全国出版新书总数的30%左右武衡：《服务与求索：武衡科技工作文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和规模。其中，1956年当年出版自然科学、技术书籍8698种，比1952年的3400种增长146.6%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1980）》，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页。。1965年至1976年，自然科学和技术类图书印数合计9.3亿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4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有数据统计显示，自1950年至20世纪末，已出版科技图书35万多种。其中，从1978年至1995年，共出版科技图书215984种，总印数达377489亿册吴克明：《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出版》，《编辑之友》1998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年出科技图书保持在2万种左右，年印数28亿册冯志杰：《中国新时期科技出版面面观》，《中国电子出版》1998年第1期。。以1995年为例，年出书约1.8万种，几乎涵盖了全部科技门类，完成了一大批重点出版工程郭晓虹：《把科教兴国作为科技出版指导方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电子报》1995年12月30日。。据有关部门对全国192家1990—2001年出版科普图书的调研数据显示，12年间共出版科普图书2.55万种万钢主编：《中国科技改革开放30年》，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5页。。这标志着我国科技著作的出版，在水平和规模上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加入WTO，科技出版在诸多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2010年，全国有436家出版社安排了54418种科技类选题。其中，中央各出版社出版的科技图书有3.5万余种，占该年全国出版科技图书总种数的三分之二蔡鸿程：《2010年科技出版简评》，《编辑之友》2011年第1期。。及至2016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大学和军队系统在京的图书出版单位共计出版科技图书6.94万种、总印数2.75亿册，与之相对应的地方图书出版单位共计出版科技图书2.96万种、总印数1.34亿册王曦：《繁荣科技图书出版，推动科技事業发展——“十三五”以来（尤其是2017年）我国科技图书出版
情况盘点》，《科技与出版》2018年第2期。。
2017年，党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为我国新时代科技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的近日报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所发布的《2018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科技出版物数量（超过42.6万份研究）首次超越美国（约40.9万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文献生产国刘霞：《中国科技出版物数量首次超过美国》，《科技日报》2018年1月22日。。
（四）科技出版成效的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科技出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对此，武衡在1963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出版对于科学研究、生产建设、教学工作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科技出版的质量也在逐年提高，特别是1960年整顿出版物以来，成绩尤为显著，树立了“政治第一、质量第一”的思想，政治质量和学术水平都有所提高武衡：《服务与求索：武衡科技工作文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1981年，为了繁荣和促进科技图书的创作和出版，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评选优秀科技图书的通知》，设立了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科技图书进行全国性的评选，也是国内举办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最具有权威性的重大评书活动之一。及至1997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又被提升为“第八届国家科技图书奖”，推动科技出版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
1993年，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首批表彰的16家优秀出版单位中，有8家科技出版社获此殊荣。2007年，在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评选中，共有25家出版社获奖，其中科技类出版社有13家钱飒飒、苏磊、张昕、于国华、曾铎、蔡鸿程：《科技出版30年硕果点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技与出版》2009年第1期。。1996年，为进一步加强优秀科技专著、科技教材和科普读物的奖励工作，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决定从该年起把优秀的科技专著、科技教材和科普读物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评审范围。1999年，新闻出版署又印发了《“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暨“科技进步奖（科技著作）”评选办法》。这些给中国的科技出版带来了活力，对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2006年和2009年，我国政府分别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向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介绍中国人的想象和表达。有数据显示，及至2012年，在中外科技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上述两个工程中的科技图书项目已经达到531项《2013年中国有望成为科技出版数量最大国家》，《全国新书目》2012年第9期。。这些项目不仅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最新的科技成果，而且向世界分享了中国优秀的科技资源，有力地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科学知识的普及。
自2013年起，为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及提升英文科技期刊整体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部门，组织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这一提升计划的实施，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发展，而且提升了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与核心竞争能力，为打造更多国际一流科技期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2019年全球出版50强最新榜单中，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和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5家中国出版企业成功入选“全球出版50强”。
三、新中国科技出版的历史启示
经过70年来的艰苦奋斗，我国的科技出版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技出版实力显著提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迈开了向科技出版强国进军的步伐。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出版，在党的领导和各方的重视和支持下，经历了规模、品种、数量和质量的跨越式发展，在大大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出版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支柱性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并给新时代我国科技出版带来了重要启示。
（一）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化科技出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早在1963年，武衡在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根据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科学技术出版工作必须努力提高质量武衡：《服务与求索：武衡科技工作文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新时代，在政策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改革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使得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调整期的我国科技出版，正在通过“弯道超车”，实现由“科技出版大国”向“科技出版强国”的迈进。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高质量发展如何推进、如何落实备受瞩目，“高质量发展”也成为两会的关键词之一。因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提质增效、转变发展方式，已成为全国各行各业工作的重点。随着中国出版业总体呈现出繁荣发展之势，科技出版人需要遵循出版业客观规律，把握出版业发展新思路，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转变出版业发展方式，不断提升科技出版的质量。 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八项重点工作中，强调的第一项重点工作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以显著增强我国的经济质量优势。具体落实到科技出版领域，这一部署不仅使得科技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而且使得推进科技出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必然，从而真正实现中国科技出版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可以说，优化科技出版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持续推进科技出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科技出版的规模，提升科技出版的质量，既是抓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科技出版工作的基本策略，也是贯彻落实和践行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选择。
（二）从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向更加注重科技出版社会效益的方向转变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3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明确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同时也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其批转的《关于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又进一步明确科技出版工作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
及至2017年，党在十九大报告中又把关于社会效益问题的认识从意识层面逐步上升到实践层面，明确提出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文化工作，要“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这一论述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一切发展都要以新的思想和姿态来适应新的时代特点。具体落实到科技出版领域，作为凝聚着人类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科技出版，必须根据其自身的特性，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科技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组合，从而实现科技出版的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完备的现代科技出版体系，持续优化科技出版的选题结构
科技出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业务性很专的工作，必须对其加强领导。对此，国务院在1978年批转的《关于大力加强科技图书出版工作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整顿、健全科技出版机构，充实、加强编辑出版力量，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印刷出版部门，要重视科技图书的印制工作，并认真做好科技图书的发行工作。即科技出版要尊重出版规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建立起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科技图书出版传承体系。这不仅是科技出版的任务、发展目标，也是科技出版的时代趋势、科技出版现代化发展的不二选择。
选题结构直接决定和制约着图书结构。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优化科技出版的选题结构是培育和提升科技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科技出版业实现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必由之路。新时代，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出版社已成为独立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要更加重视选题的结构优化，因为科学、合理的选题结构直接影响着出版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因之，科技出版必须更加自觉地调整和优化选题结构，做精做优，积极打造品牌价值。
（四）不断加大对科技出版的投入，持续提高科技出版的能力
国家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离不开科技出版事业。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科技出版的投入不仅代表着科技出版的实力，也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體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此，国务委员宋健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要加强对科技出版的投入，提高出版能力宋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科技与出版》1996年第1期。。紧接着，国务院办公厅在1996年批转的《关于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一方面，要利用好国家财政专项经费建立的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择优资助出版国家重要的科技出版物;另一方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科研经费中安排一定的出版经费，用于支持重点科技著作、科普读物和重点科技译著的出版。
我国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在向世界科技强国迈进的征程中，持续提高科技出版的能力意义重大。可以说，推动科技出版水平的持续提高，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也是加快繁荣科技出版事业的正确、可靠的路径。因之，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国家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科技出版必须转变思维，将传统出版媒介与现代新媒介融会贯通，积极参与新型出版实践，提升自身创新、传播能力，为科技读者提供更加专业、更加多元、更加精准的服务。
〔作者戴显红，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新中国 科技出版 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出版工作作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共和国的凯歌前行并不断成长壮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出版工作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科技出版工作所走过的路，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新中国的辉煌成就，而且有助于明确我国科技出版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检索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关于新中国70年科技出版的政策演进、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带来的启示等，虽有学者进行了一些拓荒式的探索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方厚枢曾撰文对新中国60年科技图书的出版情况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分三个阶段研究了这一历史时期科技图书出版的变迁（方厚枢：《新中国科技图书出版60年变迁》，《中国编辑》2009年第5期）;陈矩弘曾在其所著的《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一书的第六章中，选取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49—1965年这一时间段，对我国科技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陈矩弘：《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但囿于论文框架和篇幅所限，仍存有较大的继续研究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对其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一、新中国科技出版的政策推进
科技出版作为传播和积累科技知识的重要载体，对于普及科技知识、传递科技信息、推动科技进步和培养科技队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科技出版是指科技图书、科技期刊、科技报纸、科技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出版以及网络科技出版等（姚成龙：《我国科技出版的国际化及其核心竞争力提升》，《编辑之友》2006年第2期）。。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其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第49条中就明确规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7页。这是中国人民在总结长时期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作出的郑重的历史性选择，也是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对新中国人民出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和新发展，又与时俱进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科技出版工作的政策。纵观其政策推进，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1949—1977年：形成与充实阶段
出版工作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政治工作。早在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就专门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上，代表们认真学习了《共同纲领》，并将其第49条作为重要议题进行了学习讨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出版工作会议闭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出版事业与旧的出版事业不同之点，就是无条件为人民服务。”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方针提了出来。会议决定逐渐消除出版发行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现象，以求有计划地充分供给为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出版物。对于此次会议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仅特地为大会写下了“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题词，而且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作为我国人民文化战线的重大事件，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们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开始走向全国范围的统一。
出版方针的变化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变化。1950年，政务院出版总署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的发展问题，指出《共同纲领》是我们一致遵守的原则，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进一步明确地把“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同年，为贯彻落实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精神，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肯定了全国出版会议提出的方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把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出版业作为新中国一项崭新的事业来加速发展。1958年，文化部在《关于转发机械工业等十五个科技出版社“关于改进科技图书发行工作的建议”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广州等城市，应尽可能多设一些科技图书门市部，省辖市和专署所在地以及工业基地的城市，亦可考虑设立科技图书门市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9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版，第561页。
及至1963年，为迎接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革运动，国家科委和文化部又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出版工作会议，提出科学技术出版工作是整个出版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贯彻“政治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把科学技术出版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逐步满足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正由于此，会议要求科技出版工作必须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书刊的出版要把当前工作需要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做到既能反映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能够反映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发展动向。与之同时，强调出版工作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保证出版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科学技术出版物的品种和发行数量，为科学研究、生产建设、教学工作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服务。同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科委党组和文化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出版工作的报告》，提出要根据我国四个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出好各类科技图书。1966年至1976年间，我国的科技出版工作虽有所减弱，甚至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但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1971年由国务院直接主持召開“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不仅就如何恢复和做好出版工作问题形成《关于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而且经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后，最后以中央＼[1971＼]43号文件下发全国执行。这给当时处于危机中的我国出版工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并使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出版工作开始走出低谷。 （二）1978—2011年：改革与开拓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各条战线纷纷筹划如何尽快打开工作新局面。同年3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国家科委《关于大力加强科技图书出版工作的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对科技出版工作的领导，紧密配合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步伐，根据四个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大干快上，有计划地出好各类科技图书，努力把科技图书出版工作搞上去。同年9月，国家出版局讨论制定了《关于加强科技书发行工作的意见》，指出依靠党的领导是加强科技书发行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求各地书店的党组织把科技发行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1979年，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明确了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并原则通过了《出版社工作条例（草案）》，同时提出出版工作需要完成三项基本任务：一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传播、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三是丰富人民生精神生活。1980年，国家出版局又约请在北京的科技出版社负责人等，先后举行了五次座谈会，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科技出版工作交换了意见。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发布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使出版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具体落实到科技出版领域，要求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各类专业出版社，要集中力量出好介绍现代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图书，并强调地方科技出版社要根据当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着重出好通俗适用的科技读物，尤其是农村科技读物。同年，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又转发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大力加强农村科技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报告》，要求切实加强农村科技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使之为振兴农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作出重大贡献。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又批转了《关于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出版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指导方针。
2006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其印发的《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明确规定，要大力发展以互联网、通讯网、电视网为基础的电子报纸、电子期刊、网络数据库、手机报纸、手机期刊等新型数字媒体，开发出版100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民族网络游戏，明显提高中文内容在国际互联网上的比例和影响力。随着新闻出版业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融合，新闻出版行业围绕转企改制的体制机制创新，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科技出版发展的新路。与之同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工作，在其2008年颁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要求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不断完善我国版权保护制度，将知识产权作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来加以推进。由此，知识产权在科技图书出版中不断得到保护，推动了我国版权事业的不断发展，因而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2012年至今：创新与引领阶段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也为我国科技出版工作开启深层次变革，进而为科技出版高质量创新发展夯实了基础。新时代，我国科技出版人站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开创了科技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深化科技出版体制改革、加快发展科技出版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出版业从传统出版到融合创新的转型期。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其印发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要求从全局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新闻出版业的战略性地位，进一步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切实加强对规划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与之同时，要求顺应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趋势，推进新闻出版业转型和升级，并明确规定到“十二五”期末，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基本到位，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数字出版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15年，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加快高校出版融合发展步伐，支持高校出版单位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出版方式，推动从单一产品形态向多媒体、复合出版产品形态，从产品提供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的转型升级，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特色发展之路。
“十三五”时期是持续深入推进新闻出版业转变发展方式，从新闻出版大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关键5年。对此，《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十三五”末，健全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新闻出版科技创新体系，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随着“数字出版”被首次列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新闻出版业不仅成为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领域，而且成为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具体落实到科技出版领域，科技出版遵循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朝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强调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这些中央出版政策的陆续推出，为科技出版工作带来了重大利好，也为科技出版工作未来加快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新中国科技出版的主要成就
科技出版工作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突飞猛进，不仅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科技出版体系，而且科技出版物的規模、数量和品种都已跃居世界前列，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整个科技出版事业呈现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加速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中国科技出版业也由此正在实现“弯道超车”，由“科技出版大国”向“科技出版强国”迈进。 （一）科技出版行政管理机关的完善
出版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鉴于科技出版事业的薄弱情况，把科技出版管理机构和出版机构的创建作为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成立专门的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加强对出版事业的行政管理。1949年11月，我国第一个全国出版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正式成立，由胡愈之出任出版总署署长，受政务院领导及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导，负责指导和管理全国出版事业。及至1954年12月，原出版总署的职能由新成立的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接管。
1969年9月，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被撤销后，全国出版管理机构屡经变动，具体是：1970年5月至1973年9月，成立国务院出版口;1973年9月至1982年4月，撤销国务院出版口，成立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1982年5月至1985年7月，改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1985年7月至1986年10月，改为国家出版局;1987年1月，撤销国家出版局，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新闻出版署;2001年，新闻出版署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2013年，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二）科技出版机构的壮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出版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科技出版机构也相继成立和发展起来，形成了三支专门的队伍——国务院部委所属的科技出版社、地方科技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1950年，相继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出版编译局（同年3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编译局。1954年，编译局与上海的龙门联合书局合营成立科学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社（1952年底改社名为机械工业出版社，主要出版机械工业方面的图书）、人民军医社（1957年改名为人民军医出版社，主要出版各类医学图书）。1951年，相继成立了燃料工业出版社（1956年一分为三：煤炭工业出版社、电力工业出版社和石油工业出版社。1958年，电力工业出版社和水利出版社合并组成水利电力出版社）、人民铁道出版社。及至1970年年底，中央部门科学技术出版机构共有11家。与之相适应，一些地方也相继成立了科技出版社。以上海为例，1956年成立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地方科技出版社。
随着这些中央部委和地方出版社的成立，在积累了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为我国科技出版事业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2年以后，为了适应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科技出版的迫切需要，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根据自身的需要，又相继成立了一系列科技出版社。据统计：1978年，全国有出版社105家，其中科技出版社40多家;20世纪80年代，科技出版社总量有近120家;进入21世纪，科技出版社总量大约有150家周谊：《春风激荡 秀木成林——改革开放30年感受科技出版》，《科技与出版》2009年第1期。。此外，1980年以后，为服务科研和教学，清华大学和其他有条件的理工类大学也相继成立了科技类大学出版社，重视科技学术出版。
在各方努力之下，全国科技出版工作发展迅速。据《中国出版年鉴（2018）》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经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或省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出版传媒集团共计有125家。其中，国家图书出版集团有40家，报刊出版集团有47家，发行集团有27家，印刷集团有11家。这些出版传媒集团的出现，在提高其整体出版竞争力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科技出版能力，一些科技出版社在转企改制后成为出版集团中科技出版的主要力量。
（三）科技出版品种和数量的扩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出版数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成为我国出版业中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有关科技方面的图书、报纸、期刊等传统出版持续发展的同时，数字出版、数字印刷、数字发行等新业态也发展迅猛，科技出版发展空间逐步拓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科技出版大国。
早在1950年1月26日，出版总署就在其成立3个月的工作简报中就指出，“私营书店旧版图书中，还有不少，特别是技术科学书是适合目前需要的。我们打算加以审读后，编成整套丛书，由新华书店大批定印。这一办法正在计划中。”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10月至1961年末，共出版科学技术图书51900余种，占全国出版新书总数的30%左右武衡：《服务与求索：武衡科技工作文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和规模。其中，1956年当年出版自然科学、技术书籍8698种，比1952年的3400种增长146.6%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1980）》，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页。。1965年至1976年，自然科学和技术类图书印数合计9.3亿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4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有数据统计显示，自1950年至20世纪末，已出版科技图书35万多种。其中，从1978年至1995年，共出版科技图书215984种，总印数达377489亿册吴克明：《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出版》，《编辑之友》1998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年出科技图书保持在2万种左右，年印数28亿册冯志杰：《中国新时期科技出版面面观》，《中国电子出版》1998年第1期。。以1995年为例，年出书约1.8万种，几乎涵盖了全部科技门类，完成了一大批重点出版工程郭晓虹：《把科教兴国作为科技出版指导方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电子报》1995年12月30日。。据有关部门对全国192家1990—2001年出版科普图书的调研数据显示，12年间共出版科普图书2.55万种万钢主编：《中国科技改革开放30年》，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5页。。这标志着我国科技著作的出版，在水平和规模上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加入WTO，科技出版在诸多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2010年，全国有436家出版社安排了54418种科技类选题。其中，中央各出版社出版的科技图书有3.5万余种，占该年全国出版科技图书总种数的三分之二蔡鸿程：《2010年科技出版简评》，《编辑之友》2011年第1期。。及至2016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大学和军队系统在京的图书出版单位共计出版科技图书6.94万种、总印数2.75亿册，与之相对应的地方图书出版单位共计出版科技图书2.96万种、总印数1.34亿册王曦：《繁荣科技图书出版，推动科技事業发展——“十三五”以来（尤其是2017年）我国科技图书出版
情况盘点》，《科技与出版》2018年第2期。。
2017年，党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为我国新时代科技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的近日报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所发布的《2018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科技出版物数量（超过42.6万份研究）首次超越美国（约40.9万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文献生产国刘霞：《中国科技出版物数量首次超过美国》，《科技日报》2018年1月22日。。
（四）科技出版成效的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科技出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对此，武衡在1963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出版对于科学研究、生产建设、教学工作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科技出版的质量也在逐年提高，特别是1960年整顿出版物以来，成绩尤为显著，树立了“政治第一、质量第一”的思想，政治质量和学术水平都有所提高武衡：《服务与求索：武衡科技工作文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1981年，为了繁荣和促进科技图书的创作和出版，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评选优秀科技图书的通知》，设立了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科技图书进行全国性的评选，也是国内举办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最具有权威性的重大评书活动之一。及至1997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又被提升为“第八届国家科技图书奖”，推动科技出版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
1993年，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首批表彰的16家优秀出版单位中，有8家科技出版社获此殊荣。2007年，在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评选中，共有25家出版社获奖，其中科技类出版社有13家钱飒飒、苏磊、张昕、于国华、曾铎、蔡鸿程：《科技出版30年硕果点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技与出版》2009年第1期。。1996年，为进一步加强优秀科技专著、科技教材和科普读物的奖励工作，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决定从该年起把优秀的科技专著、科技教材和科普读物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评审范围。1999年，新闻出版署又印发了《“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暨“科技进步奖（科技著作）”评选办法》。这些给中国的科技出版带来了活力，对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2006年和2009年，我国政府分别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向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介绍中国人的想象和表达。有数据显示，及至2012年，在中外科技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上述两个工程中的科技图书项目已经达到531项《2013年中国有望成为科技出版数量最大国家》，《全国新书目》2012年第9期。。这些项目不仅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最新的科技成果，而且向世界分享了中国优秀的科技资源，有力地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科学知识的普及。
自2013年起，为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及提升英文科技期刊整体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部门，组织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这一提升计划的实施，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发展，而且提升了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与核心竞争能力，为打造更多国际一流科技期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2019年全球出版50强最新榜单中，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和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5家中国出版企业成功入选“全球出版50强”。
三、新中国科技出版的历史启示
经过70年来的艰苦奋斗，我国的科技出版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技出版实力显著提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迈开了向科技出版强国进军的步伐。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出版，在党的领导和各方的重视和支持下，经历了规模、品种、数量和质量的跨越式发展，在大大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出版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支柱性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并给新时代我国科技出版带来了重要启示。
（一）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化科技出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早在1963年，武衡在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根据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科学技术出版工作必须努力提高质量武衡：《服务与求索：武衡科技工作文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新时代，在政策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改革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使得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调整期的我国科技出版，正在通过“弯道超车”，实现由“科技出版大国”向“科技出版强国”的迈进。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高质量发展如何推进、如何落实备受瞩目，“高质量发展”也成为两会的关键词之一。因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提质增效、转变发展方式，已成为全国各行各业工作的重点。随着中国出版业总体呈现出繁荣发展之势，科技出版人需要遵循出版业客观规律，把握出版业发展新思路，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转变出版业发展方式，不断提升科技出版的质量。 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八项重点工作中，强调的第一项重点工作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以显著增强我国的经济质量优势。具体落实到科技出版领域，这一部署不仅使得科技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而且使得推进科技出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必然，从而真正实现中国科技出版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可以说，优化科技出版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持续推进科技出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科技出版的规模，提升科技出版的质量，既是抓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科技出版工作的基本策略，也是贯彻落实和践行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选择。
（二）从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向更加注重科技出版社会效益的方向转变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3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明确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同时也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其批转的《关于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又进一步明确科技出版工作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
及至2017年，党在十九大报告中又把关于社会效益问题的认识从意识层面逐步上升到实践层面，明确提出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文化工作，要“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这一论述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一切发展都要以新的思想和姿态来适应新的时代特点。具体落实到科技出版领域，作为凝聚着人类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科技出版，必须根据其自身的特性，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科技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组合，从而实现科技出版的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完备的现代科技出版体系，持续优化科技出版的选题结构
科技出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业务性很专的工作，必须对其加强领导。对此，国务院在1978年批转的《关于大力加强科技图书出版工作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整顿、健全科技出版机构，充实、加强编辑出版力量，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印刷出版部门，要重视科技图书的印制工作，并认真做好科技图书的发行工作。即科技出版要尊重出版规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建立起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科技图书出版传承体系。这不仅是科技出版的任务、发展目标，也是科技出版的时代趋势、科技出版现代化发展的不二选择。
选题结构直接决定和制约着图书结构。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优化科技出版的选题结构是培育和提升科技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科技出版业实现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必由之路。新时代，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出版社已成为独立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要更加重视选题的结构优化，因为科学、合理的选题结构直接影响着出版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因之，科技出版必须更加自觉地调整和优化选题结构，做精做优，积极打造品牌价值。
（四）不断加大对科技出版的投入，持续提高科技出版的能力
国家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离不开科技出版事业。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科技出版的投入不仅代表着科技出版的实力，也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體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此，国务委员宋健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要加强对科技出版的投入，提高出版能力宋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科技与出版》1996年第1期。。紧接着，国务院办公厅在1996年批转的《关于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一方面，要利用好国家财政专项经费建立的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择优资助出版国家重要的科技出版物;另一方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科研经费中安排一定的出版经费，用于支持重点科技著作、科普读物和重点科技译著的出版。
我国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在向世界科技强国迈进的征程中，持续提高科技出版的能力意义重大。可以说，推动科技出版水平的持续提高，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也是加快繁荣科技出版事业的正确、可靠的路径。因之，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国家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科技出版必须转变思维，将传统出版媒介与现代新媒介融会贯通，积极参与新型出版实践，提升自身创新、传播能力，为科技读者提供更加专业、更加多元、更加精准的服务。
〔作者戴显红，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