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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比以前富了，但还是缺钱。
农村信贷难，是当前中国推进新农村建设中遭遇到的“瓶颈”问题。胡锦涛8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作为金融工作的重点，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
据测算，我国新农村建设今后每年需要2700亿元的资金投入。而现实问题是，一方面作为农村金融基础力量的农村信用社面临资金有效供给不足、市场意识缺乏等困难，另一方面，农村目前存在相当多的自发的非正规金融现象，后者亟须因势利导地纳入到正规轨道上来。
其实，因地制宜的“土八路”办法，即便不是正解，也可能是农村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一位媒体记者爆出猛料：山东诸城一家规模较大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对生猪有着较大的需求，大量外地个体生猪贩卖者成了该公司的供应商。但这些生猪供应商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他们将生猪出售后，不能立刻得到现金，而只能得到一张仅标明猪的头数和重量的过磅单，几天之后凭这张“猪单子”换取正式发票，再去公司支款。由于急需现金周转，将收到的“猪单子”即时变现，成为贩猪人的必然选择。这种强烈的需求催生了一群专门以收“猪单子”为业的人群和一根特殊的金融链条。收猪单的人从中扣除一定的金额，把剩下的金额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猪贩。以5到7天的支款期，一般是1万元中扣掉三四十元钱。目前这种现象已存在了五六年的时间。
一位金融专家兴趣盎然：这是市场自发形成的金融交易，相当于金融机构中的票据贴现。按照7天支款期，1万元中扣除40元计算，这个市场的贴现率是月息1.714％，年息20.57％。这个回报率是比较高的。按照我国银监会的规定，民间金融机构利率水平应该在官方公布的基准利率的4倍以内，超过4倍的部分，属于高利贷，国家法律不予以保护。根据当前的官方利率水平，这个市场价格是合理的。
一位商史学者见怪不怪：民间金融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山西票号，也是国内外贸易需要，为克服以前用起镖运送现银“费时费力又不安全”的缺点，在民间自发产生的银行雏形，从事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在我看来，这些收购“猪单子”的人，能够敏锐地抓住原本不易发现的市场机会，眼光之厉害，比日升昌票号的创建者雷履泰一点也不差。
那位金融专家深入思考：我有两个疑问。第一，农民最怕“打白条”，怎么会接受“猪单子”，并且将其买卖?如果农民愿意接受“猪单子”，说明它信用状况已经良好，风险非常小。这样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既然风险很小，年息又20.57％这么高，当地银行怎么不介入呢?
那位媒体记者解释缘由：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行业特色。该企业在收进生猪后，要经过24小时生猪排毒之后才能屠宰，然后再根据出肉率和猪肉等级来计算出所收猪肉的准确价格，这一过程一般需要3天左右的时间。而且，这种由单位开具的具有固定格式的单据显然比过去那种没有任何单位印章的“白条”要正规多了。
第二个问题是很无奈的，当地银行曾经试图拓展该项业务，但是失败了。这块市场规模仅千万元左右，如果银行自己从分散的猪贩子那里收取“猪单子”，资金占用比例大，人力成本高收益不理想。
一位经济学家灵光乍现：“猪单子”其实是商业票据，有实物商品交易为基础，只不过贴现者不是银行而是个人。而且交易蕴藏的道德风险相对较低，基本局限于企业本身和票据的防伪。企业兑现承诺的信用是多赢的根本。厂家获得延期支付、收猪单者获得贴现率，卖猪单者获得流动性。实物商品和信用，这两个关键词，给我们提示了一个农村金融改革的新思路。
农民缺钱，但是手里握有农产品呀!而且大量农产品需要进入流通，相互交易。同时农村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信用状况相对透明。因此，在农村推广规模需求的货权(或者说消费储蓄)模式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所谓货权，就是以币的形式存在的货，或者以货的形式存在的币，在这里货与币是完全统一的。
那位金融学者击掌赞叹：货与币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一提到财富，人们总是想到多少钱的概念，其实财富是货币背后的实物。传统理论和货币制度，一直强调货币功能，使货物、货币发生分离，产生诸多不一致，从而对生产流通发生较大影响。
问题是积习难返，统一货与币的货权，具体该如何运作呢?
那位经济学家娓娓道来：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如何让“猪单子”流通起来。还是那句话，农村金融改革，要跟着农民走，跟着农业主流产业走。
举例说，我们可以联合多个农户组成类似“山西票号”的组织，一手托多家，贯通农产品原材料、生产、流通、消费等上下游各个领域，共同以货权为基础发行自己的票据群。这个票据群其实就是规模需求理论里提到的子币概念。
那么，当一个农民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下家的时候，无论是粮食还是生猪，他都可以选择，是要全部现金，还是要一定比例的部分“现金＋子币”。这个子币只能支付使用，而且有时间、区域和行业的限制，但是在于币预先约定的范围内购买种子、化肥、农药、饲料以及日常用品的时候，甚至在进行学历教育、技能培训的时候，都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优惠。对子币的接受者来说，这就相当于做了贴现。
我们在关于换客的专栏中讨论过，凡人都有流动性偏好，因为保持流动性可以随时随地换来万物，一旦换成某一个具体的货物，就不能随意换成别的货物了。这里隐含着一个贴现，应该对选择权的放弃进行补偿，我们称之为货现率。子币的流动性介于货币和货物之间，当然也有货现率。
货现率的高低，完全可以由市场本身决定。不过，政府大力支持的项目，可以加大补贴，并将补贴补给最后收子币的人。这样就增强了补贴的指向性，有助于该产业链的协调发展。譬如最近猪肉涨价，各地方政府都有补贴生猪计划。如果把补贴发给养猪的农户，他可能用于其他用途，如果补给生猪子币，子币又必须限期、限区域、限行业花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
一位商史学者获得启发：农民为什么不能够顺利地从金融机构融集到资金?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农民缺乏有价值的抵押品，即使农民的住房可以用来抵押，但商业价值过低，而土地改革是全局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等适合农村的担保方式，进一步发掘符合农户和农村经济特点的抵押物。
这些子币的组织者，本身就是优秀的担保实体。票据群也好，货权也好，子币也好，不管叫什么名字，随时可以作为抵押品，跟传统的金融机构对接。
那位经济学家补充说明：通过严格的信用权责约束，货权能高效率、低体制成本地优化资源配制。关键是存在实物商品之间的交易，有往来明细的流转记录，成本和风险相对较小。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寻找愿意签发和接受子币的企业和农户。然后就像猪单子市场一样，看不见的手会指挥众多参与者按部就班的。
那位金融学者若有所思：我国目前正在四川、青海、甘肃等省份进行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三种被称为“草根银行”的崭新的农村金融机构相继诞生。其实农村金融改革不仅仅是农行或者信用社改革，而应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兵突进而没有保险、担保、抵押、期货等方面的改革，将是不可持续的。
货权是信用凭证，其实也是一个广义上的期货，而货权交易就如同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套期保值、回避风险等优点一个也不会少。何况，货权工具，可以给予农民、农业、农村以平等的、更适合农村的、更实惠的准入门槛，这对于农村的金融改革影响更大，也更为直接。
那位媒体记者最后总结：假以时日，货权必将成为“撮合”各个农户的“媒”，“催化”农业产业的“酶”，“助燃”农村经济的“煤”。
农村信贷难，是当前中国推进新农村建设中遭遇到的“瓶颈”问题。胡锦涛8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作为金融工作的重点，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
据测算，我国新农村建设今后每年需要2700亿元的资金投入。而现实问题是，一方面作为农村金融基础力量的农村信用社面临资金有效供给不足、市场意识缺乏等困难，另一方面，农村目前存在相当多的自发的非正规金融现象，后者亟须因势利导地纳入到正规轨道上来。
其实，因地制宜的“土八路”办法，即便不是正解，也可能是农村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一位媒体记者爆出猛料：山东诸城一家规模较大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对生猪有着较大的需求，大量外地个体生猪贩卖者成了该公司的供应商。但这些生猪供应商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他们将生猪出售后，不能立刻得到现金，而只能得到一张仅标明猪的头数和重量的过磅单，几天之后凭这张“猪单子”换取正式发票，再去公司支款。由于急需现金周转，将收到的“猪单子”即时变现，成为贩猪人的必然选择。这种强烈的需求催生了一群专门以收“猪单子”为业的人群和一根特殊的金融链条。收猪单的人从中扣除一定的金额，把剩下的金额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猪贩。以5到7天的支款期，一般是1万元中扣掉三四十元钱。目前这种现象已存在了五六年的时间。
一位金融专家兴趣盎然：这是市场自发形成的金融交易，相当于金融机构中的票据贴现。按照7天支款期，1万元中扣除40元计算，这个市场的贴现率是月息1.714％，年息20.57％。这个回报率是比较高的。按照我国银监会的规定，民间金融机构利率水平应该在官方公布的基准利率的4倍以内，超过4倍的部分，属于高利贷，国家法律不予以保护。根据当前的官方利率水平，这个市场价格是合理的。
一位商史学者见怪不怪：民间金融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山西票号，也是国内外贸易需要，为克服以前用起镖运送现银“费时费力又不安全”的缺点，在民间自发产生的银行雏形，从事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在我看来，这些收购“猪单子”的人，能够敏锐地抓住原本不易发现的市场机会，眼光之厉害，比日升昌票号的创建者雷履泰一点也不差。
那位金融专家深入思考：我有两个疑问。第一，农民最怕“打白条”，怎么会接受“猪单子”，并且将其买卖?如果农民愿意接受“猪单子”，说明它信用状况已经良好，风险非常小。这样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既然风险很小，年息又20.57％这么高，当地银行怎么不介入呢?
那位媒体记者解释缘由：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行业特色。该企业在收进生猪后，要经过24小时生猪排毒之后才能屠宰，然后再根据出肉率和猪肉等级来计算出所收猪肉的准确价格，这一过程一般需要3天左右的时间。而且，这种由单位开具的具有固定格式的单据显然比过去那种没有任何单位印章的“白条”要正规多了。
第二个问题是很无奈的，当地银行曾经试图拓展该项业务，但是失败了。这块市场规模仅千万元左右，如果银行自己从分散的猪贩子那里收取“猪单子”，资金占用比例大，人力成本高收益不理想。
一位经济学家灵光乍现：“猪单子”其实是商业票据，有实物商品交易为基础，只不过贴现者不是银行而是个人。而且交易蕴藏的道德风险相对较低，基本局限于企业本身和票据的防伪。企业兑现承诺的信用是多赢的根本。厂家获得延期支付、收猪单者获得贴现率，卖猪单者获得流动性。实物商品和信用，这两个关键词，给我们提示了一个农村金融改革的新思路。
农民缺钱，但是手里握有农产品呀!而且大量农产品需要进入流通，相互交易。同时农村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信用状况相对透明。因此，在农村推广规模需求的货权(或者说消费储蓄)模式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所谓货权，就是以币的形式存在的货，或者以货的形式存在的币，在这里货与币是完全统一的。
那位金融学者击掌赞叹：货与币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一提到财富，人们总是想到多少钱的概念，其实财富是货币背后的实物。传统理论和货币制度，一直强调货币功能，使货物、货币发生分离，产生诸多不一致，从而对生产流通发生较大影响。
问题是积习难返，统一货与币的货权，具体该如何运作呢?
那位经济学家娓娓道来：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如何让“猪单子”流通起来。还是那句话，农村金融改革，要跟着农民走，跟着农业主流产业走。
举例说，我们可以联合多个农户组成类似“山西票号”的组织，一手托多家，贯通农产品原材料、生产、流通、消费等上下游各个领域，共同以货权为基础发行自己的票据群。这个票据群其实就是规模需求理论里提到的子币概念。
那么，当一个农民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下家的时候，无论是粮食还是生猪，他都可以选择，是要全部现金，还是要一定比例的部分“现金＋子币”。这个子币只能支付使用，而且有时间、区域和行业的限制，但是在于币预先约定的范围内购买种子、化肥、农药、饲料以及日常用品的时候，甚至在进行学历教育、技能培训的时候，都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优惠。对子币的接受者来说，这就相当于做了贴现。
我们在关于换客的专栏中讨论过，凡人都有流动性偏好，因为保持流动性可以随时随地换来万物，一旦换成某一个具体的货物，就不能随意换成别的货物了。这里隐含着一个贴现，应该对选择权的放弃进行补偿，我们称之为货现率。子币的流动性介于货币和货物之间，当然也有货现率。
货现率的高低，完全可以由市场本身决定。不过，政府大力支持的项目，可以加大补贴，并将补贴补给最后收子币的人。这样就增强了补贴的指向性，有助于该产业链的协调发展。譬如最近猪肉涨价，各地方政府都有补贴生猪计划。如果把补贴发给养猪的农户，他可能用于其他用途，如果补给生猪子币，子币又必须限期、限区域、限行业花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
一位商史学者获得启发：农民为什么不能够顺利地从金融机构融集到资金?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农民缺乏有价值的抵押品，即使农民的住房可以用来抵押，但商业价值过低，而土地改革是全局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等适合农村的担保方式，进一步发掘符合农户和农村经济特点的抵押物。
这些子币的组织者，本身就是优秀的担保实体。票据群也好，货权也好，子币也好，不管叫什么名字，随时可以作为抵押品，跟传统的金融机构对接。
那位经济学家补充说明：通过严格的信用权责约束，货权能高效率、低体制成本地优化资源配制。关键是存在实物商品之间的交易，有往来明细的流转记录，成本和风险相对较小。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寻找愿意签发和接受子币的企业和农户。然后就像猪单子市场一样，看不见的手会指挥众多参与者按部就班的。
那位金融学者若有所思：我国目前正在四川、青海、甘肃等省份进行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三种被称为“草根银行”的崭新的农村金融机构相继诞生。其实农村金融改革不仅仅是农行或者信用社改革，而应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兵突进而没有保险、担保、抵押、期货等方面的改革，将是不可持续的。
货权是信用凭证，其实也是一个广义上的期货，而货权交易就如同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套期保值、回避风险等优点一个也不会少。何况，货权工具，可以给予农民、农业、农村以平等的、更适合农村的、更实惠的准入门槛，这对于农村的金融改革影响更大，也更为直接。
那位媒体记者最后总结：假以时日，货权必将成为“撮合”各个农户的“媒”，“催化”农业产业的“酶”，“助燃”农村经济的“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