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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后，中东欧国家的制度转轨至少在三个层面进行。首先，经济上实行根本的非国有化；其次，获取政治统治的机会多元化；最后，第三个层面的转轨是在社会政策领域，继国家退出经济领域之后，晚期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威主义福利国家无法再获得融资，为另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所取代。
不过，激进的制度重构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国家财富的重新分配。在这当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密切关注这种“精英转换”。
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政治制度转型和福利制度转型之间产生了相互作用。克劳斯·奥费和乔恩·埃尔斯特预测，他们称之为“同步性困境”的制度转型将会开始：在西欧，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的过渡是缓慢和连贯的。然而在东欧，一个领域变化的结果会妨碍其他领域的变化。经济改革的输家在选举中利用他们的公民政治权利，将那些实施经济改革的精英推倒下台。换句话说，奥费预测制度的输家将会发起暴动。发生过这样的暴动吗?曾有国家退回旧秩序或改革受到阻碍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什么原因?
在1989年后近20年的今天，中东欧国家的多层次变革与制度转轨终于完成，这一点已成为共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国家2004年加入欧盟就标志着三个层面的制度转轨已经结束。
加入欧盟不久后，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四个中东欧国家就开始出现未曾预料的严重问题。政治纷争不断，政府不断更迭，出现未预料的不稳定。根据对东欧政党发展的分析，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这种政治不稳定是基于这些国家的政治阶层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逐渐疏远之上的，这反过来削弱了代议制民主的运转。主要有三个理由：
1、在这些国家，政党的信任水平相当低。在这些国家，对制度的信任相对较低。政党的信任在地区平均水平最底端的7％徘徊(比如，有82％的人不信任政党)。将这和欧盟15国的情况作一个比较是有益的。例如，2003年，欧盟15国有15％的人信任政党，这一数字是东欧的两倍。如果详细考察这四个国家，波兰2004年初的情况尤为突出。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只有3％的人信任政党，8％的人信任议会。这反映了严重的政府危机：2004年，执政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左翼联盟(SLD)分崩离析，影响力受到巨大的损失。2001年它赢得41％的选票，而2005年大选只获得11％的选票。不过，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议制民主的情况好不了多少：在捷克共和国，对政党和议会的信任分别为10％和18％。在斯洛伐克，分别为9％和19％。仅匈牙利的情况较为乐观(分别为13％和29％)。可是，与此同时，面对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匈牙利的信任度也在下降，现在已接近“中东欧的标准”。
2、公众的参与意愿非常低。这可以通过政党的党员人数和选举参与率来测量。除了少数例外，这些政党的党员人数通常非常少，尤其是仍然存在的继承党(successor parties)和少数“带有历史性质的”(quasi historic)政党(它们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家社会主义政党集团)。就选民参与而言，参与率相对较低。这方面波兰也很突出。之所以2007年上次议会选举54％的选民参与率备受关注，是因为之前的选举仅有41％的投票率。同样在斯洛伐克，2006年只有55％的选民投票。在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投票率仍然为大约65％。
3、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越来越强的民粹政治倾向
就政治家而言，民粹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他们面对与大众的疏远时采取的一种寄生行为，因为民粹政治似乎是缩小政治阶层与大众距离的公认手段。必须加以考察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过渡现象还是代议制民主深层危机的表征。
我对政党制度稳定及其展现的政治阶层和大众关系的波动的分析让我得出两个可能的结论：一方面，我的发现让我质疑很多观察家提到的“民主的巩固”是否确实发生了。另一方面，这无疑也会导致对通行的民主理论的质疑。例如，“自由之家排行榜”所采用的国家分类的价值也许应该予以重新评估。在2006－2008年的“转型国家”中，这四个国家多次被纳入巩固的民主国家之列。2005年后出现的危机必定对这种分类提出质疑。
民主理论并没有对后来出现倒退的民主政体预做安排。这个假设是基于西欧过去的经验，而西欧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逆行发展。魏玛共和国倒台时并不是一个稳固的民主政体。意大利1992年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不过宪政秩序仍然是稳定的。似乎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框架内，根据通行的政治理论，国家结构不稳定本身，就如比利时的情况那样，是稳固的“老的民主国家”出现倒退的唯一可能的理由。
那么，2005年以来中东欧这些明显的危机征兆是一种暂时的还是永久的现象?在我看来，我所指出的中东欧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疏远以及那里所积累的民粹主义，提供了通往答案的直接路径。这种疏远是如何出现的?为何会出现?为何加入欧盟后紧接着就这出现了这些危机征兆?
我认为，由于人们对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制度转轨所寄予的一系列希望破灭，导致了政治家和大众之间的疏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以旧制度的危机为起点，重现这段制度转轨的历史。我们需要回到过去30甚至是40多年前。1989年后不久，认为制度转轨能使整个社会更加繁荣的希望弥漫开来。这本身就是此前20多年来两种制度竞争的结果。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国家社会主义就致力于和同时代的西方福利资本主义竞争，反过来形成了一种“威权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对良好生活的承诺将不再推迟到共产主义的未来，而是要在近期兑现。迪特里希·斯塔里茨杜撰了“消费社会主义”这个词语。这种模式转换在一段时期赋予了欧洲社会主义部分合法性。这也正是它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危机的原因：它不能兑现自己的社会承诺。因此，1989－1990年转向成功的西方模式是与希望通过新的途径实现同样的目标相关联的。不过现实情况是不同的，而且制度转轨的社会底线仍然是复杂的。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危机并行，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对这个结果产生了影响。老的福利资本主义同样陷入了危机。因此，东欧民众孜孜以求的成功模式在其发源地却已行将过时。东欧本身成了迅速而有力地践行这一基本趋势的试验场。因此，东欧民众起初以为他们能沿袭一种有可能将经济效率、自由和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的模式的愿望从根本上受到挫败。
关于这一挫折的历史基础就谈这么多。不过，为何它在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后不久就变得严重了?我认为，在制度转轨一切待定的情况下，人们对挫折显然有相对较高的容忍度。只有少数人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大同世界这样虚幻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人意识到这将需要时间。可是，10或12年后，即便这些有现实观念的大多数 也意识到，目前令人不满意的状况可能成为常态。一旦他们看到无论是社会转型还是加入西方阵营都不能对此作任何改变时，他们便失去了耐心。
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愿望在1989年后决不是持续受挫的。还是有一大批人从制度转轨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问题就是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1989年后15年，社会出现了一种永久性的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裂变得更加明显。这引发了公正问题，这也可以从公共舆论的调查中看出。约尔格·雅各布在2000年的一项调查中强调了这一点(见表1)。
这表明自转轨开始十年以来，除捷克共和国以外，三个国家经历了社会衰落。2007年的新调查总体上肯定了这一趋势(见表2)。
这还必须加上上文所述的政治阶层和大众之间的差距。这里的政治意义在于，社会分裂通过社会延伸到了政治阶层和大多数选民之间。政治家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腐败丑闻将这种差距展现在所有选民面前。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重新提起两个群体共享的信仰与偏见的话题，如民族信念、对当前欧盟的怀疑等，民粹主义成为象征性地缩小赢家和输家差距的工具。不过，社会民粹主义的趋势也在增长。
这指出了中东欧社会贫富分化持续和日益加剧的前景。政治阶层基本上抛弃了照顾大部分民众的社会不安全和社会衰落的责任，寄希望于部分领域和部分阶层的经济增长有朝一日将惠及所有的人，即便这种希望也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在中东欧，看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令人十分担心的“同步性困境”可能仍在展现自身潜在的破坏力。不过，由制度转轨输家发动一场“反革命”的危险不是以普遍否定民主发展或恢复“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政治冷漠、代议制民主的根本不稳定，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民粹主义浪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做预测始终是件有风险的事。鉴于自身未能预测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束，克劳斯·冯·拜梅和其他很多社会科学家对做这样的保证持极大的怀疑。不过，在我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未来做预测事实上是可能的。不过，一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这始终会影响他对可能的未来的优势和不足的概括。当然，这些预言是否能够实现尤其不取决于学者的认知能力或愿望。它完全是由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内对这种可能的替代选择的实际冲突决定的。
在表明了自己对某些政治倾向的偏见的保留意见后，我最后将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替代性选择概括如下：或者这个地区代议制民主的主要特性——比如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与人民大众之间的不平等——比目前的情形有更为显著的发展，或者政治自由与社会调整有新的更明确的整合。在这两者中的前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对大部分民众来说，这种民主统治形式很快就会变得和原来的极权政体没有什么实质差别。很容易预测这将导致何种政治冲突。我认为只有第二种情况才有可能确保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不过，为了实现第二种替代性选择，中东欧将不得不重建那些在西方用于加强社会平衡的制度，例如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消费者组织、代表中小型企业利益的组织、独立于政治和经济权贵的公共领域，以及强大的重新恢复活力的左翼政党。单靠政治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变革。这是这些力量在促进基于团结的社会结构在政治领域内变得更强大的同时，保持它们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途径。不过，除此之外，这样的转型不仅需要每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和政治决策，而且肯定也需要国际机制的转型。毕竟，东欧国家过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也取决于国际层面的这些进展。欧盟这次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什么作用仍未知晓，其他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文 心]
不过，激进的制度重构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国家财富的重新分配。在这当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密切关注这种“精英转换”。
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政治制度转型和福利制度转型之间产生了相互作用。克劳斯·奥费和乔恩·埃尔斯特预测，他们称之为“同步性困境”的制度转型将会开始：在西欧，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的过渡是缓慢和连贯的。然而在东欧，一个领域变化的结果会妨碍其他领域的变化。经济改革的输家在选举中利用他们的公民政治权利，将那些实施经济改革的精英推倒下台。换句话说，奥费预测制度的输家将会发起暴动。发生过这样的暴动吗?曾有国家退回旧秩序或改革受到阻碍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什么原因?
在1989年后近20年的今天，中东欧国家的多层次变革与制度转轨终于完成，这一点已成为共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国家2004年加入欧盟就标志着三个层面的制度转轨已经结束。
加入欧盟不久后，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四个中东欧国家就开始出现未曾预料的严重问题。政治纷争不断，政府不断更迭，出现未预料的不稳定。根据对东欧政党发展的分析，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这种政治不稳定是基于这些国家的政治阶层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逐渐疏远之上的，这反过来削弱了代议制民主的运转。主要有三个理由：
1、在这些国家，政党的信任水平相当低。在这些国家，对制度的信任相对较低。政党的信任在地区平均水平最底端的7％徘徊(比如，有82％的人不信任政党)。将这和欧盟15国的情况作一个比较是有益的。例如，2003年，欧盟15国有15％的人信任政党，这一数字是东欧的两倍。如果详细考察这四个国家，波兰2004年初的情况尤为突出。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只有3％的人信任政党，8％的人信任议会。这反映了严重的政府危机：2004年，执政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左翼联盟(SLD)分崩离析，影响力受到巨大的损失。2001年它赢得41％的选票，而2005年大选只获得11％的选票。不过，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议制民主的情况好不了多少：在捷克共和国，对政党和议会的信任分别为10％和18％。在斯洛伐克，分别为9％和19％。仅匈牙利的情况较为乐观(分别为13％和29％)。可是，与此同时，面对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匈牙利的信任度也在下降，现在已接近“中东欧的标准”。
2、公众的参与意愿非常低。这可以通过政党的党员人数和选举参与率来测量。除了少数例外，这些政党的党员人数通常非常少，尤其是仍然存在的继承党(successor parties)和少数“带有历史性质的”(quasi historic)政党(它们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家社会主义政党集团)。就选民参与而言，参与率相对较低。这方面波兰也很突出。之所以2007年上次议会选举54％的选民参与率备受关注，是因为之前的选举仅有41％的投票率。同样在斯洛伐克，2006年只有55％的选民投票。在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投票率仍然为大约65％。
3、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越来越强的民粹政治倾向
就政治家而言，民粹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他们面对与大众的疏远时采取的一种寄生行为，因为民粹政治似乎是缩小政治阶层与大众距离的公认手段。必须加以考察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过渡现象还是代议制民主深层危机的表征。
我对政党制度稳定及其展现的政治阶层和大众关系的波动的分析让我得出两个可能的结论：一方面，我的发现让我质疑很多观察家提到的“民主的巩固”是否确实发生了。另一方面，这无疑也会导致对通行的民主理论的质疑。例如，“自由之家排行榜”所采用的国家分类的价值也许应该予以重新评估。在2006－2008年的“转型国家”中，这四个国家多次被纳入巩固的民主国家之列。2005年后出现的危机必定对这种分类提出质疑。
民主理论并没有对后来出现倒退的民主政体预做安排。这个假设是基于西欧过去的经验，而西欧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逆行发展。魏玛共和国倒台时并不是一个稳固的民主政体。意大利1992年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不过宪政秩序仍然是稳定的。似乎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框架内，根据通行的政治理论，国家结构不稳定本身，就如比利时的情况那样，是稳固的“老的民主国家”出现倒退的唯一可能的理由。
那么，2005年以来中东欧这些明显的危机征兆是一种暂时的还是永久的现象?在我看来，我所指出的中东欧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疏远以及那里所积累的民粹主义，提供了通往答案的直接路径。这种疏远是如何出现的?为何会出现?为何加入欧盟后紧接着就这出现了这些危机征兆?
我认为，由于人们对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制度转轨所寄予的一系列希望破灭，导致了政治家和大众之间的疏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以旧制度的危机为起点，重现这段制度转轨的历史。我们需要回到过去30甚至是40多年前。1989年后不久，认为制度转轨能使整个社会更加繁荣的希望弥漫开来。这本身就是此前20多年来两种制度竞争的结果。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国家社会主义就致力于和同时代的西方福利资本主义竞争，反过来形成了一种“威权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对良好生活的承诺将不再推迟到共产主义的未来，而是要在近期兑现。迪特里希·斯塔里茨杜撰了“消费社会主义”这个词语。这种模式转换在一段时期赋予了欧洲社会主义部分合法性。这也正是它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危机的原因：它不能兑现自己的社会承诺。因此，1989－1990年转向成功的西方模式是与希望通过新的途径实现同样的目标相关联的。不过现实情况是不同的，而且制度转轨的社会底线仍然是复杂的。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危机并行，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对这个结果产生了影响。老的福利资本主义同样陷入了危机。因此，东欧民众孜孜以求的成功模式在其发源地却已行将过时。东欧本身成了迅速而有力地践行这一基本趋势的试验场。因此，东欧民众起初以为他们能沿袭一种有可能将经济效率、自由和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的模式的愿望从根本上受到挫败。
关于这一挫折的历史基础就谈这么多。不过，为何它在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后不久就变得严重了?我认为，在制度转轨一切待定的情况下，人们对挫折显然有相对较高的容忍度。只有少数人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大同世界这样虚幻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人意识到这将需要时间。可是，10或12年后，即便这些有现实观念的大多数 也意识到，目前令人不满意的状况可能成为常态。一旦他们看到无论是社会转型还是加入西方阵营都不能对此作任何改变时，他们便失去了耐心。
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愿望在1989年后决不是持续受挫的。还是有一大批人从制度转轨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问题就是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1989年后15年，社会出现了一种永久性的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裂变得更加明显。这引发了公正问题，这也可以从公共舆论的调查中看出。约尔格·雅各布在2000年的一项调查中强调了这一点(见表1)。
这表明自转轨开始十年以来，除捷克共和国以外，三个国家经历了社会衰落。2007年的新调查总体上肯定了这一趋势(见表2)。
这还必须加上上文所述的政治阶层和大众之间的差距。这里的政治意义在于，社会分裂通过社会延伸到了政治阶层和大多数选民之间。政治家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腐败丑闻将这种差距展现在所有选民面前。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重新提起两个群体共享的信仰与偏见的话题，如民族信念、对当前欧盟的怀疑等，民粹主义成为象征性地缩小赢家和输家差距的工具。不过，社会民粹主义的趋势也在增长。
这指出了中东欧社会贫富分化持续和日益加剧的前景。政治阶层基本上抛弃了照顾大部分民众的社会不安全和社会衰落的责任，寄希望于部分领域和部分阶层的经济增长有朝一日将惠及所有的人，即便这种希望也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在中东欧，看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令人十分担心的“同步性困境”可能仍在展现自身潜在的破坏力。不过，由制度转轨输家发动一场“反革命”的危险不是以普遍否定民主发展或恢复“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政治冷漠、代议制民主的根本不稳定，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民粹主义浪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做预测始终是件有风险的事。鉴于自身未能预测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束，克劳斯·冯·拜梅和其他很多社会科学家对做这样的保证持极大的怀疑。不过，在我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未来做预测事实上是可能的。不过，一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这始终会影响他对可能的未来的优势和不足的概括。当然，这些预言是否能够实现尤其不取决于学者的认知能力或愿望。它完全是由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内对这种可能的替代选择的实际冲突决定的。
在表明了自己对某些政治倾向的偏见的保留意见后，我最后将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替代性选择概括如下：或者这个地区代议制民主的主要特性——比如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与人民大众之间的不平等——比目前的情形有更为显著的发展，或者政治自由与社会调整有新的更明确的整合。在这两者中的前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对大部分民众来说，这种民主统治形式很快就会变得和原来的极权政体没有什么实质差别。很容易预测这将导致何种政治冲突。我认为只有第二种情况才有可能确保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不过，为了实现第二种替代性选择，中东欧将不得不重建那些在西方用于加强社会平衡的制度，例如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消费者组织、代表中小型企业利益的组织、独立于政治和经济权贵的公共领域，以及强大的重新恢复活力的左翼政党。单靠政治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变革。这是这些力量在促进基于团结的社会结构在政治领域内变得更强大的同时，保持它们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途径。不过，除此之外，这样的转型不仅需要每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和政治决策，而且肯定也需要国际机制的转型。毕竟，东欧国家过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也取决于国际层面的这些进展。欧盟这次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什么作用仍未知晓，其他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文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