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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经济史、以日本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产业经济。
主要著作：《日本制造业演进的创新经济学分析：对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一种新认识》、《再炼基石：世界制造业变革的历史大势》等。
摘要 为探究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与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从问题意识出发，借鉴日本等后起国家产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探求了其产业演进的规律及发展路径选择的有效途径。由此得出，中国需科学地认知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业发展趋势，以传统与现代因素融合的视角，选择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以创新驱动的制造业自主发展为核心任务，实施超越产业层次的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战略，方可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 工业化 产业路径选择 国际比较 创新驱动
如何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后起国家所面对的重要历史课题。尤其是面对当前后危机时代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中国制造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何种方式实现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密切关注。在新中国数十年工业建设的基础上（尤其是经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产业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今天，面临新的形势与任务，依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①所以，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讨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路径问题，将为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新观点和思路。
问题的提出：基于深化改革的一种问题意识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终于完成了工业化的初期目标。②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快速增长，③反映出国民生活总体得以改善。以GDP计算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事实，标志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已具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拥有打造“大国重器”的创新型先锋企业，并且在发展上又刚历经了企稳回升的产业实践冲击。④但是，要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需要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重要的问题意识。这不仅仅是因为今后时期保持增长的难度加大，更是因为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增长问题。
中国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课题。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是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实现工业化，完成向世界制造强国的转变。⑤即通过推进工业化，来实现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结构的合理配置，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产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从而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民福利提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是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⑥以及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产值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较大占比，都说明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世界制造大国。但是，工业技术与现代化水平低，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弱，工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不高的事实，同样表明中国还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世界制造强国（黄群慧，2012）。不久前的外部产品市场严重萎缩、内部要素市场成本攀升等不利局面下的增长困境清楚地表明，⑦目前中国还不完全具备能够从容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与外部约束中实现自主发展的能力。因此，要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要努力创造条件，通过创新驱动的工业化来集聚这种能力，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同时，完成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如何实现这一转变可谓是中国面临着的一大历史性考验。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危机和经济的曲折发展之后，对偏离实体经济发展的反思，使中国交出了一份重要的答卷：国务院于2011年12月30日正式印发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作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将工业作为对象的产业发展规划，它明确提出要通过工业转型升级来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并就转型升级提出了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点领域发展导向和保障措施。显然，这个规划的意义和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对于这项历史性任务而言，仅有单纯的行业发展规划是不够的，而国家战略高度的认识与行动是必不可少的。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要把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的提法恰恰揭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⑨以往在结构调整上的成效尚不显著的事实，提示中国应当把实际存在的问题以及对问题形成原因的认识与解决，作为确立和实施国家战略、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入手点，这就是我们强调问题意识的意义所在。
产业的发展中曾存在一种“去制造业”的现象。在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中国产业发展重心究竟应当放在何处这一重要问题，曾有过多个侧面的讨论，⑩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实地调查显示，曾经出现的一些倾向性问题仍需注意。尽管金融危机过后各国普遍对实体经济进行了反思，中国也提出了《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但是在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还自觉不自觉地存在某些“去制造业”现象：其一，习惯于追求所谓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简单地将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看作是产业发展质量和工业化发展成就的最主要衡量指标。其二，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以及存在世界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基本国情，在强调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对传统工业产业的实际关注度不够。其三，对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行业的忽视。被称为“工业之母”的模具生产行业，在某些地区的工业发展中得不到必要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绝大部分企业被排挤在大型跨国企业生产链条之外。即使是已经建立的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现代职业培训机构，规模也在萎缩。其四，一些大型骨干企业普遍存在“兼业”的现象，即把企业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工业以外的投资，以获取远高于制造业的丰厚利润等。发展的方式虽然可以探索，但今后的产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却是和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高度相关的。 中国产业发展之所以出现上述“去制造业”的倾向有多种原因。当然，产业运行本身存在问题的现实不容回避，即内部传统产品的市场饱和、外部危机下的市场极度收缩，微利乃至亏损使行业的资金外流，转型升级中的创新投入蕴含的巨大风险和资金压力，也是一道阻碍发展的无形屏障。同时，也有外部世界的影响，例如美国金融泡沫的极度示范效应，日本产业的“空心化”趋势和欧洲福利国家的债务危机等，都有可能在思想意识和行动上对中国制造业发展造成相当大程度的影响，使我们在如何推进工业化问题上形成若干扭曲性的认识，在复杂的外部世界影响中，对关联的事物作出独立的认识与判断方面存在事实上的缺位。但是，产业运行中的失衡状态长时期得不到改变，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产业演进过程所反映出的发展路径上的外部依赖。全民参与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使中国在接触现代工业与科技文明的过程中，将自身的产业体系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但是不得不承认，为了早日摆脱贫困，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事实上经历的是一个加速工业化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不仅以极大的勇气全面接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全方位实行对外开放，而且也“饥不择食地沿着西方早期工业化的技术路线和竞争方式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金碚，2011）。这导致中国不仅要承受资源环境遭受巨大破坏的沉重代价，而且造成了在产业发展路径上的外部依赖的最严重后果。例如，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自主创新也已倡导多年，可是中国产业创新的步伐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言还是迟缓，真正的自有品牌数量与经济发展的规模极不相称。其原因是：时至今日，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符合中国自身特点的产业发展路径，内在地驱动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对此也没加以认真的关注和研究。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和市场上的外部依赖问题，以及为什么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时点上，中国会出现与一些西方工业国家相同的“去制造业”倾向。
日本制造业自主发展路径选择的经济史案例
中国的制造产业在发展路径上存在外部依赖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把比较研究转向对“日本制造业在历史上为什么能成功地实现自主发展而未沦为他国生产车间”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起者的地位恰恰使日本在产业发展上注意利用自己的传统优势，而经济发展的后进性又促成了日本对外部先进事物孜孜以求的积极学习态度。正是对于传统优势（本土知识）与现代因素（外部影响）两者关系的恰当处理，才使日本实现了对产业发展历史路径的合理选择，进而使其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奠定了向世界制造强国转变的历史基础。因此，对比日本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些经验，可能会使我们在产业发展路径的选择方面，从后起者的视角得到一些更深刻的认识，进而获取对如何形成产业自主和可持续发展历史路径的新的认知。对于典型的后起者日本而言，明治维新的工业革命时期，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工业转型阶段，是形成其自主产业发展最为关键的两个重要时期。因其与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高度关联，所以以下的经济史案例分析将主要聚焦于这一历史时期。由于经济体外部环境和各自产业发展过程存在差异性，而从一个长的时段和产业发展的整体过程去分析和认识问题，可能更接近于对事实的理解和对规律性特征的把握。同时，可以避免因简单和机械式类比而造成的事实上的偏差。
在利用传统优势过程中吸收外来文明，使得日本实现了非欧美式发展。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近代制造业，是日本产业走向现代文明的根本标志。1884～1893年，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基本完成，日本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了近7倍；使用机器的近代工厂的大批建立，使得日本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大幅提高。1888～1910年，工业占日本GDP的比重从不足13%上升到近20%（西川俊作、阿部武司，1990；Minami，1986）。显在的事实，使人们相信了工业文明的到来，并从铁路修建、设备进口、不同于农耕社会的新产品的使用等多个方面，体验到了现代文明带来的社会变革。但是，正如科学技术史和日本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所揭示：体现现代文明的近代制造业的建立，不仅是人们通常所了解的吸收外来文明的结果，也是建立在前近代日本自己的技术基础及其创新成果之上的。早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德川时代（1603～1868年），日本就开始利用先前接受的来自欧亚大陆的科技知识以及从武士阶层中形成的科技人才，建立了其作为近代工业基础的传统地方手工业。例如，具有较高劳动分工水平的金属矿藏的开采；18世纪中期就开始使用带齿轮和传送带设备的生丝生产；17世纪后期利用水利驱动形成的酿酒业的规模生产，以及以有田陶瓷为代表的成为前近代重要出口产品的陶瓷生产等。伴随这些传统产业的发展，日本社会逐步形成了勇于探索新技艺、发明新技术的传统。正是由于它们被自然地融入到近代制造业的发展之中，才使得日本能在工业革命中顺利推进不同于欧美的近代产业建设，在亚洲率先实现了非欧美式发展。把引进外来的技术与传承自身的优势结合，正是当时的有效做法。例如，利用从西班牙、葡萄牙引进的金属冶炼知识，与日本传统的冶炼方法结合形成木炭灰渣法（charcoal ash flux），在东北偏南地区从事富含磁铁的矿石冶炼，就是其中一例。同时，在明治时期发展迅速并在前近代早有发展的制丝业中，日本就采取了典型的传统与现代形式兼容、企业共同发展的做法。1875年在长野县开业的中山社，是采用这种被称作“混合型技术转移”形式确立日本的近代技术的代表企业之一。相应地，传统与现代企业要么根据所生产的产品不同划分供货市场；要么在生产链条上形成上下游的垂直供货关系（大野健一，2006），在平行发展中实现优势互补。正是依靠这种适应日本特点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式，纺织业率先在日本发展成为进口替代产业（见表1）。不过遗憾的是，这种传统优势即本土知识的利用，对日本走向制造强国的历史影响（即使日本能够避免依附于西方，以自主的方式主动融入现代工业文明之中），至今尚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
在接受现代文明中变革传统，培育走向制造强国的创新与发展能力。发挥传统优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随时代的进步对传统进行适应性变革。这是一个经济体并非由外力主宰而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的发现和内燃机的发明掀起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世界。日本发现，原有的接受外部新技术的方式，无法使自己融入现代工业发展的大潮中。因为现代工业显然是不可能建立在近代的匠人手工艺基础之上的。要想跟上世界快速变化的脚步，必须努力建设自己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技术体系。但是，由于经济的后进性和战略资源的短缺，日本政府自开国以来一直将“富国强兵”作为其发展目标。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都错误地把对外侵略作为发展途径，将政府的意志强加于技术进步的路径之上。通过军事动员、经济统制和科研力量的调拨，大力推进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从而使得相应的技术发展被重重地打上了军事扩张的印记。事实表明，科技从属于军事强权必然导致危害人类和平的严重恶果。它所提醒世人的科技应当为和平发展服务的观念，是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当然，仅此认识还不能够代替对这一时期日本技术发展和产业演进问题的深入研究，因为科技发展的连续性和产业发展的接续特征，并未因为战争的非正义性而改变。而且，第二次科技革命背景下日本产业技术体系的进步与转型，对其产业的自立乃至战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因为当时日本在这个被称之为“转换式适应”的过程中，采取了两个方向上的重要行动：其一，为保证自身与现代因素的联系不被阻断，它把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实现联系的纽带——人力资本的培育上。办教育、培训人才和建立企业的研究实验室，这些活动在政府和私人企业中同时展开。前者实行强制性的初等教育制度，并通过公共教育体制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够掌握现代技术的熟练工人，例如1873年工部省创办帝国工程学院，明治后期建立各地方技术学院等机构。后者则主要是采取各种途径培养能够理解和消化外来先进技术和知识的科技骨干。最早建立公司培训机构的企业是三菱造船厂，随后日立制作所、日本钢管、芝浦制作所、住友等大企业，在20世纪初都先后建立了企业培训制度（森清，1979）。1900年至1910年，私人企业中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或技术学院的毕业生从700人增加到约2500人（内田星美，1978），各企业经过培训的熟练工人人数也大幅增长。与此同时，企业中的科技研发，也逐步由个人钻研走向建立工业实验室，并从科研发展到实业。其二，为了能够在适应外部世界变化中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日本注重在产业内部进行自主创新体制的探索性实践，即找寻通过竞争、创新获得自主发展的途径。比如，即便与外国公司合作，企业也在刻意避免成为外来观念的被动接受者。通过51%的股份转让与通用电气合资的东京电气公司，拒绝对方提出的研究由美方负责、日方只负责后期开发和集中生产的分工主张，就是一个代表性案例。选择购买专利形式引进现代技术的企业，则随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逐步减少对外部专利技术的依赖，凭借不断增强的独立性从世界工业的发展趋势中捕捉有用信息，开发出属于自己的生产技术。同时，战争危机和外来技术资源的阻断，也在客观上逼迫日本的企业强化自主性的技术发明和创新，致使这一期间的私人和国家的研究机构数量急剧增长，相应的科研经费支出在1942年达到约3.5亿日元（见表2）。上述努力都是和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体系相适应的，而且日本产业从开始就注重将其现代制造业建立在自主发展的基础上。 日本的产业史案例表明，符合自身特点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对后起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乃至走向制造强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经济发展的后进性，后起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发展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限制；同时，经济的后起也使其具有发展的优势，因为后起者有机会从先行者的足迹中学习与借鉴。不过，这种情况就使后起者面临着一种关乎命运的关键性选择：是完全按照西方工业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式去完成本国的工业化，还是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显然，日本在产业发展的实践上选择的是后者，这也是日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从而顺利实现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在既无先发的产业发展独占优势，又无现实中市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情况下，与具体的政策措施取舍相比，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能够帮助后起国家奠定自主发展的产业基础，使其从根本上摆脱技术和市场的外部依赖，因而成为后起者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制度性选择。而合理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在整体上对产业发展规律以及自身产业发展状况的动态性认识和深刻理解。问题的重要性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
研究结论：对可持续发展与恰当的产业路径选择的理论与实践认识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其遵循自身规律的一种动态演进过程。对产业演进规律的研讨与认知程度，以及在这一认识指导下的战略路径选择，将直接影响经济体的政策走向和产业行动，从而关系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绩效和实际运行轨迹。因此，我们把解决产业发展路径的外部依赖问题，归结到对产业演进过程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以及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战略意识确立和形成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可以借鉴的方法上，以求探讨一种战略层面上的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有助于我国产业发展历史路径选择的政策建议。
必须在理论的高度上深刻认识制造业发展的当代意义，避免理论脱离实际。制造业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复杂的产业演进动态过程。这里既有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对整个系统产生的影响，也有系统受外部各种直接和间接因素的影响导致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的变化。21世纪以来，世界制造产业发展所呈现的复杂情况表明，仅通过对某一时段产业发展状况的研究得出的产业发展规律认识，很可能是不完全的，且由于观察的角度或其发展中所透露的表面现象，而使得得出的认识存在各种局限性。比如，现代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划分的界限不再像以往那么清晰，某些传统产业变身为高技术产业的例子已不鲜见。同样，由于生产边界的扩大和市场对产品服务的广泛需求，制造业的生产与生产性服务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可能需要对先前的产业划分重新赋予新的认识。制造业演进的轨迹是复杂的，因此对其演进的过程和它所担负使命的认识，也不应当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同时，一国的产业演进过程也是其在创新中的动态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不仅“涵盖着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即对传统技术优势的传承，而且也涵盖着对新知识的实践性认识，即对创新的发展方向的规律性探讨”（李毅，2012：191）。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系统中的适应性重组过程”（道格拉斯·诺思，2008：33）。工业发达国家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它们的产业发展历程（包括经验与教训），自然成为人们观察与认识产业演进规律的一种重要途径。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工业国家，在危机过后“重返制造业”的事实，就具有极为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它至少表明，任何忽视制造业的研究与实践的经济体系，都是无法取得协调发展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以其巨大的杀伤力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必须在战略层次上考虑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实现自主发展的工业发展路径。所谓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是指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能够有效驱动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发展与变革的一套综合性框架制度设计。其在产业演进实践中所显示的独特功能性作用，决定了它必然产生自对本国产业发展过程的理解，而不可能简单地复制他国。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对内外因素的反应不同、对产业发展方向的理解不同，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很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路径选择的恰当与否，对一国产业的成长、变革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的影响，这一点是被证明了的。它可以使人们独立思考自己的国家适合何种产业发展形式，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能够实现这种发展。这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发展方式的选择权。显然，这种选择是不能由他人所代行的。只有使产业的发展植根于本国的土壤，才能在面对各种外部冲击时增加其运行的稳定性，进而能够在接受外部信息的过程中形成主动变革的能力，使本国产业的发展服务于民族复兴的目标，又不偏离时代的方向。之所以把路径选择问题置于国家战略层次上，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后起者身份使其在走向强国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各种外部强力的限制，光伏产品在欧洲以及中兴和华为在美国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明确的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战略，是中国打破外部封锁与束缚，从根本上赢得产业发展主动权的根本保证。
解决产业发展路径外部依赖的有效办法：实现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融合。合理地借鉴外部经验，以传统与现代因素融合的视角，选择一个适当的产业发展路径，是中国产业得以打破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外部依赖的一种有效办法。原因在于：其一，传统与现代因素是在产业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两个关键性特征要素。前者作为一种本土知识，是内生于一国的历史、文化、国情、民族特点之中，构成一种长期、潜在的产业既有优势；后者所体现的则是全球视野、新技术应用、发展趋势及其适应性变革等未来方向。因这两者构成了事物发展进程的一个完整的历史维度，亦综合了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接收到的重要内外部影响，所以符合一国实际的、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应当围绕两者来思考和设计。而且一国产业真正的自主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也正是产生于上述两种知识的融合。其二，传统与现代因素，以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方式，对产业的发展过程产生影响。即现代的因素既不能凭空产生、也不能强行接入，它的发展是要以传统因素（本土知识）的优势累积为前提的。而现代因素又是以反映时代趋势为基本特征的，如果没有其引领方向，传统因素很难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其历史作用。技术轨迹的累积性特点，需要我们在制造业的创新中，重新认识尊重传统的渐进式创新所具有的意义；而技术的多样化及其快速发展，则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将传统优势纳入现代发展轨道的课题。其三，通过传统与现代因素融合的方式选择产业发展的历史路径，对于后起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在于：首先，两者相互协调、有机结合，对于产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一种叠加效应；其次，它可以使后发国家避免沦为他人的技术附庸或廉价产品的生产车间，有助于产业的自立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对上述内容的一个理论概括，下面建立一个后起国家产业发展路径合理选择的简要模型（见图1）。
为了简明地揭示模型中主要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建立下述方程式：
首先，选择能够反映产业演进特点的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两组经济变量，在传统因素中，将历史、文化、国情及民族特点等因素分别用a1，a2，a3，…，…表示，而将由这些因素决定的既有优势用A表示；在现代因素中，将全球视野、新技术应用、发展趋势及适应性变革等因素分别用d1，d2，d3，…，…表示，将由这些因素决定的未来方向用D表示，于是就有函数：
A = A（a1，a2，a3，…，…）
D = D（d1，d2，d3，…，…）
由于两组变量所构成的函数关系均反映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各变量又都是时间t的函数，即：
ai（t）， i = 1，2，3，……
di（t）， i = 1，2，3，……
因此，可以得到函数：
A = A（t） = A（a1（t）， a2（t）， a3（t）， …，…）
D = D（t） = D（d1（t）， d2（t）， d3（t）， …，…）
又因为两组变量是以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形式，对产业发展路径（这里用R来表示）产生影响，可设两个新的函数G、H作为中间变量，即：
G = G（A（t）|D（t）），表示D对A作用的结果
H = H（D（t）|A（t）），表示A对D作用的结果
由此，可以最终得到决定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函数关系式：
R = R（G，H） = R（t）
可见，如何选择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产业发展历史路径，是中国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中国的产业发展历史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决定了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创新驱动的制造业自主发展为核心任务，实施超越产业层次的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即为了民族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以及百姓的福祉和根本利益，全力提升第二产业的发展质量。以尽可能新的概念和技术手段，建设一个新时期能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工业主导产业，以此作为打破目前增长陷阱的核心策略。同时，以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发展为基轴，带动农业的进步，推动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现代发展。最终，在高科技的引领下，构建一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各产业有机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大国的地位，使我们不能不依据中国地域发展的多样性与经济水平的多层次性特征，实行符合国情特点的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即以能够掌握的尖端科技为突破口，积极致力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力争实现与不久后可能到来的新的产业革命的前沿对接；以既有的产业成果和产业能力为支撑，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夯实竞争、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础；兼顾就业、出口和地区发展的需要，在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过程中，探索中国各地区多样化的传统产业改造的可行之路。突出重点，分清层次，协调并行，发扬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的包容性、创造性，培育与现代科技相适应的创新精神，在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融合的基础上，有序实现中国制造业的历史使命。
围绕着国家层面上的产业发展历史路径选择，要注重以下诸多方面的必要工作：首先，需要利用后起者所处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地学习一切完成工业化所必要的知识。这既包括正确借鉴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也包括及时纠正自身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认识上的偏差。尤其应当对目前发展制造业和发展服务业的关系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你进我退、非此即彼的关系，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发展史证明，二者之间是以制造业的发展推进服务业成长的自然演进关系。其次，需要明确揭示中华民族整体的产业发展目标，改变较长时间内的产业无序发展状态。为了完成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中国必须尽一切努力推进其装备工业现代化，迅速扭转关键部件的生产和关键性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在此过程中，力争将已掌握的现代高科技，因地制宜地逐步推向产业化，并根据已有的能力与各地实际，有选择地加大各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实现最终将其改造成为全新产业的目的。亦即将上述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统筹规划，合理调整，梯度推进，从而有效抑制以往各地在高技术项目上一拥而上、产业结构雷同的状况。第三，面对中国目前在发展上所遭受的外部制约，必须以置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最大限度地加强工业创新投入。虽然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不缺乏创新勇气和能力，但是在政策、体制上存在着实际的创新缺失。为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国家战略指导下，以足够的政策力度将现有的人力资本（尤其是最优秀的人才）有效引向工业创新的主战场；在体制上切实地保障科研院所开发出的先进和实用技术能够在第一时间与产业应用部门实现对接，利用国家与产业各自优势的交集，真正形成一套有坚实基础且能适应技术经济发展变化的中国式创新运行机制。第四，为实现制造强国的宏伟目标，必须以足够的政治智慧，将我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的现实国情，转变成为一种发展的资源。例如，将各地存在的发展差异，转变为有特色的差别性竞争；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转变为不同梯度的产业分工格局；将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市场分割，转变为融合与互补的多维市场体系。也就是说，要把我国目前发展不平衡的劣势变为大国的发展优势，进而能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的深入展开寻求一个伸缩自如的空间，全方位地营造各种有利条件，最终使我们能够在恰当的产业发展历史路径上，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注释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
到“十一五”时期（2006年～2010年），中国已经改变了资金和外汇短缺、人口二元结构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技术落后而主要采取仿制、基础设施与工业配套能力弱等工业化初期的特征，总体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 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5680美元（《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1日第4版），在改革开放的35年里增长29.9倍。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3年度各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统计。
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国际社会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共识，而是意在强调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全局中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半壁江山，出口总额中工业制成品占90%。
例如，5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再度下降2.9%，同期出口增长明显放缓。企业的盈利状况亦不容乐观（仅去年1～10月份，企业亏损面就高达15%，同比扩大3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新订单的减少，汇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5月跌至49.6%，而钢铁、水泥、建筑设备等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它的必要性在于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和指导地方科学发展。
见党的“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例如，李钢等从三次产业占比的角度进行的国际比较（李钢等，2011），丁志国等基于资源配置效率提出产业升级的方向（丁志国等，2012）。
极端的例子笼统地把发展服务业视作当下中国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例如有些中国学者在讨论中国与某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的发展比较方面，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里不是否认中国的服务业需要发展，而是强调当前阶段的工业转型升级对产业发展的全局意义。
例如，相对于金融部门而言，这些行业的升级改造对资金和人才还缺乏必要的吸引力。
参见中日学者2012年3月对北京地区模具企业及现代模具实训中心所作的专题调研。
例如汽车制造企业奇瑞投资鄂尔多斯的煤矿（1辆车的净利润为132元，1吨煤的利润则达数百元），海尔、海信等家电产业也都进入房地产业。
因为如何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问题，并未随着中国的“入世”而得到解决。
李俊江等：“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历程与成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目前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每增加1单位，专利核准数仅增加1.386，远低于日本的数字（2.652）。
在中国GDP总量位列世界第二的前一年，在世界品牌500强的行列中，中国仅占有18个，不及日本所占的40个席位。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本土知识，这一点并不因为发展的先后而改变。
李毅：“经济转型与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日本学刊》，2013年第5期。由于问题的复杂性，这种观察与分析，事实上已经涉及到对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其在产业发展路径上存在问题的思考。这里讨论的主题是对日本有用经验的借鉴。
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6～237页。
例如，1885年至1915年间日本制造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
例如，当时一份反省明治维新改革的报告《促进工业发展的建议》指出，日本的工业前途不仅是建立在铁路和电报技术之上，也是建立在丝农、陶工和米酒酿造者的技术之上的。
1540～1700年间日本建立的大型金银铜矿有14座。
人们通过实验来确定产品成分的比例，提高生产效率。
包括漆器在内的这些手工业部门，都拥有地方性的实验和创新案例。
日本前近代技术进步的最重要贡献是它对创新价值的认可，主要表现为地域间的技艺研习和特色竞争。
即与欧美相比，日本的产业发展侧重点不同，技术基础也更加多样。例如，与欧美重视纺织业中后道工序的机械化生产（如拈丝和织绸）不同，日本更重视在原材料的生产上倾注力量，如培养多品种棉花和生产优质蚕茧，以提高纺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它以日本丰富的木材原料代替铁制作缫丝机械，以陶瓷代替金属制作茧锅，以水利代替蒸汽动力，由于成本低廉而得到迅速的普及。所谓“混合型技术转移”，就是指这种将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促进生产的方式。
这一点，从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一些企业曾盲目效仿美国式经营的做法而未获成功，得以明显体现。
即日本学者前川启治教授所提出的“转换式适应”的概念。
零式战斗机等军事杀伤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就是例证。
“转化式适应”（translative adaptation）是由日本学者前川启治提出的概念，意指在引进外来的理念或体系时，不应原样照搬，而是要根据国家自身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即原有文化形式在其延续过程中对外来文明的适应性包容，也就是将后者在自己的世界观中进行解读并适应。
其1890年建在位于重要通商港口长崎市的技术学校，在1910年开始大规模转向面向公司的技术培训。
19世纪90年代建立的小野田水泥实验室和东京电气的马自达电灯实验室，是日本建立最早的公司机构；40年间，这种机构大约增加到300家。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日本的化工业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1938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4亿日元。见釜谷近义《以企业为中心的研究体制的推移》，转引自[日]苔莎·莫里斯-铃木著《日本的技术变革：从17世纪到21世纪》，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后发优势。
即我们这里所定义的实现工业化和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人们对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地位的一些认识就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目前，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也在事实上印证了这一点。 最明显的例子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纺织业，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新材料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生产的产品不再仅仅局限于服装、面料，而是广泛用于建筑、医疗、环保众多领域，相应地，它在社会生活中活动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拓展，即不再是一个以往人们所认为的被动的等待自生自灭的夕阳产业。
即应当克服单一的、静态的观点。
从这一意义上说，一国传统的优势传承，它所架起的是一座通向现代的历史阶梯。
这里的全力，是指把发展现代制造业作为目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任务。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比例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提高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实现消费拉动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带动城镇化的实质性进展，真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奠定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和物质基础。
推进工业的发展不等于重复低效发展和污染，因为今天的历史时期已不允许我们重复过去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必须改变以往“太多的错误制造方式”，“剥离那些没有过多地思考给脆弱的地球生态系统增加负担的商品”（彼得·马什，2013：171～172）。
即考虑从今天中国的国情和产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发挥现代制造业在事实上对农业进步的拉动和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这种作用主要是着眼于制造业的先进技术供给和多元化的市场创造两个方面。
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未来新的产业革命可能带来的产业发展的方向。
我们现在发展较为成熟的航天卫星技术、重型机械（建筑工程）制造以及探索中的3D打印技术的工业应用等，将有利于我们参与工业前沿技术的竞争。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工业自主发展的根基，也是我们弥补产业结构中的短板，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最主要工作。需要制定战略目标和时间表，实行严格的考核机制。
显然，这是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联的重要发展领域，是发挥既有优势、实现渐进式创新所不能放弃的产业阵地。给予足够的重视与适当的资源配置，将会形成一块最有活力的增长领域，以致成为眼前的协调发展与长远的产业创新交融的重要环节。
作为不同以往的国家战略层次上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其特点是将制造业的各个部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依据国情特点与未来的发展需要来协调与整合。
这是一个重要的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学习和认知过程。
例如，刚刚过去的美国等国偏离实体经济所导致的危机。
诸如，中国对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发展地位的认识等问题。
例如，古代的四大发明、现代的两弹一星与航天工程。
例如，政策鼓励毕业生投身生产第一线，扭转其一窝蜂地争抢公务员铁饭碗的局面。
改变目前大部分企业研发力量不足，而科研院所有技术无市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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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赵斯昕
李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经济史、以日本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产业经济。
主要著作：《日本制造业演进的创新经济学分析：对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一种新认识》、《再炼基石：世界制造业变革的历史大势》等。
摘要 为探究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与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从问题意识出发，借鉴日本等后起国家产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探求了其产业演进的规律及发展路径选择的有效途径。由此得出，中国需科学地认知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业发展趋势，以传统与现代因素融合的视角，选择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以创新驱动的制造业自主发展为核心任务，实施超越产业层次的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战略，方可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 工业化 产业路径选择 国际比较 创新驱动
如何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后起国家所面对的重要历史课题。尤其是面对当前后危机时代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中国制造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何种方式实现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密切关注。在新中国数十年工业建设的基础上（尤其是经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产业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今天，面临新的形势与任务，依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①所以，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讨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路径问题，将为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新观点和思路。
问题的提出：基于深化改革的一种问题意识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终于完成了工业化的初期目标。②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快速增长，③反映出国民生活总体得以改善。以GDP计算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事实，标志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已具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拥有打造“大国重器”的创新型先锋企业，并且在发展上又刚历经了企稳回升的产业实践冲击。④但是，要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需要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重要的问题意识。这不仅仅是因为今后时期保持增长的难度加大，更是因为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增长问题。
中国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课题。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是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实现工业化，完成向世界制造强国的转变。⑤即通过推进工业化，来实现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结构的合理配置，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产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从而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民福利提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是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⑥以及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产值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较大占比，都说明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世界制造大国。但是，工业技术与现代化水平低，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弱，工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不高的事实，同样表明中国还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世界制造强国（黄群慧，2012）。不久前的外部产品市场严重萎缩、内部要素市场成本攀升等不利局面下的增长困境清楚地表明，⑦目前中国还不完全具备能够从容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与外部约束中实现自主发展的能力。因此，要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要努力创造条件，通过创新驱动的工业化来集聚这种能力，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同时，完成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如何实现这一转变可谓是中国面临着的一大历史性考验。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危机和经济的曲折发展之后，对偏离实体经济发展的反思，使中国交出了一份重要的答卷：国务院于2011年12月30日正式印发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作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将工业作为对象的产业发展规划，它明确提出要通过工业转型升级来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并就转型升级提出了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点领域发展导向和保障措施。显然，这个规划的意义和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对于这项历史性任务而言，仅有单纯的行业发展规划是不够的，而国家战略高度的认识与行动是必不可少的。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要把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的提法恰恰揭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⑨以往在结构调整上的成效尚不显著的事实，提示中国应当把实际存在的问题以及对问题形成原因的认识与解决，作为确立和实施国家战略、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入手点，这就是我们强调问题意识的意义所在。
产业的发展中曾存在一种“去制造业”的现象。在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中国产业发展重心究竟应当放在何处这一重要问题，曾有过多个侧面的讨论，⑩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实地调查显示，曾经出现的一些倾向性问题仍需注意。尽管金融危机过后各国普遍对实体经济进行了反思，中国也提出了《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但是在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还自觉不自觉地存在某些“去制造业”现象：其一，习惯于追求所谓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简单地将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看作是产业发展质量和工业化发展成就的最主要衡量指标。其二，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以及存在世界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基本国情，在强调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对传统工业产业的实际关注度不够。其三，对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行业的忽视。被称为“工业之母”的模具生产行业，在某些地区的工业发展中得不到必要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绝大部分企业被排挤在大型跨国企业生产链条之外。即使是已经建立的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现代职业培训机构，规模也在萎缩。其四，一些大型骨干企业普遍存在“兼业”的现象，即把企业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工业以外的投资，以获取远高于制造业的丰厚利润等。发展的方式虽然可以探索，但今后的产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却是和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高度相关的。 中国产业发展之所以出现上述“去制造业”的倾向有多种原因。当然，产业运行本身存在问题的现实不容回避，即内部传统产品的市场饱和、外部危机下的市场极度收缩，微利乃至亏损使行业的资金外流，转型升级中的创新投入蕴含的巨大风险和资金压力，也是一道阻碍发展的无形屏障。同时，也有外部世界的影响，例如美国金融泡沫的极度示范效应，日本产业的“空心化”趋势和欧洲福利国家的债务危机等，都有可能在思想意识和行动上对中国制造业发展造成相当大程度的影响，使我们在如何推进工业化问题上形成若干扭曲性的认识，在复杂的外部世界影响中，对关联的事物作出独立的认识与判断方面存在事实上的缺位。但是，产业运行中的失衡状态长时期得不到改变，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产业演进过程所反映出的发展路径上的外部依赖。全民参与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使中国在接触现代工业与科技文明的过程中，将自身的产业体系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但是不得不承认，为了早日摆脱贫困，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事实上经历的是一个加速工业化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不仅以极大的勇气全面接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全方位实行对外开放，而且也“饥不择食地沿着西方早期工业化的技术路线和竞争方式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金碚，2011）。这导致中国不仅要承受资源环境遭受巨大破坏的沉重代价，而且造成了在产业发展路径上的外部依赖的最严重后果。例如，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自主创新也已倡导多年，可是中国产业创新的步伐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言还是迟缓，真正的自有品牌数量与经济发展的规模极不相称。其原因是：时至今日，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符合中国自身特点的产业发展路径，内在地驱动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对此也没加以认真的关注和研究。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和市场上的外部依赖问题，以及为什么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时点上，中国会出现与一些西方工业国家相同的“去制造业”倾向。
日本制造业自主发展路径选择的经济史案例
中国的制造产业在发展路径上存在外部依赖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把比较研究转向对“日本制造业在历史上为什么能成功地实现自主发展而未沦为他国生产车间”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起者的地位恰恰使日本在产业发展上注意利用自己的传统优势，而经济发展的后进性又促成了日本对外部先进事物孜孜以求的积极学习态度。正是对于传统优势（本土知识）与现代因素（外部影响）两者关系的恰当处理，才使日本实现了对产业发展历史路径的合理选择，进而使其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奠定了向世界制造强国转变的历史基础。因此，对比日本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些经验，可能会使我们在产业发展路径的选择方面，从后起者的视角得到一些更深刻的认识，进而获取对如何形成产业自主和可持续发展历史路径的新的认知。对于典型的后起者日本而言，明治维新的工业革命时期，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工业转型阶段，是形成其自主产业发展最为关键的两个重要时期。因其与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高度关联，所以以下的经济史案例分析将主要聚焦于这一历史时期。由于经济体外部环境和各自产业发展过程存在差异性，而从一个长的时段和产业发展的整体过程去分析和认识问题，可能更接近于对事实的理解和对规律性特征的把握。同时，可以避免因简单和机械式类比而造成的事实上的偏差。
在利用传统优势过程中吸收外来文明，使得日本实现了非欧美式发展。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近代制造业，是日本产业走向现代文明的根本标志。1884～1893年，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基本完成，日本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了近7倍；使用机器的近代工厂的大批建立，使得日本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大幅提高。1888～1910年，工业占日本GDP的比重从不足13%上升到近20%（西川俊作、阿部武司，1990；Minami，1986）。显在的事实，使人们相信了工业文明的到来，并从铁路修建、设备进口、不同于农耕社会的新产品的使用等多个方面，体验到了现代文明带来的社会变革。但是，正如科学技术史和日本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所揭示：体现现代文明的近代制造业的建立，不仅是人们通常所了解的吸收外来文明的结果，也是建立在前近代日本自己的技术基础及其创新成果之上的。早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德川时代（1603～1868年），日本就开始利用先前接受的来自欧亚大陆的科技知识以及从武士阶层中形成的科技人才，建立了其作为近代工业基础的传统地方手工业。例如，具有较高劳动分工水平的金属矿藏的开采；18世纪中期就开始使用带齿轮和传送带设备的生丝生产；17世纪后期利用水利驱动形成的酿酒业的规模生产，以及以有田陶瓷为代表的成为前近代重要出口产品的陶瓷生产等。伴随这些传统产业的发展，日本社会逐步形成了勇于探索新技艺、发明新技术的传统。正是由于它们被自然地融入到近代制造业的发展之中，才使得日本能在工业革命中顺利推进不同于欧美的近代产业建设，在亚洲率先实现了非欧美式发展。把引进外来的技术与传承自身的优势结合，正是当时的有效做法。例如，利用从西班牙、葡萄牙引进的金属冶炼知识，与日本传统的冶炼方法结合形成木炭灰渣法（charcoal ash flux），在东北偏南地区从事富含磁铁的矿石冶炼，就是其中一例。同时，在明治时期发展迅速并在前近代早有发展的制丝业中，日本就采取了典型的传统与现代形式兼容、企业共同发展的做法。1875年在长野县开业的中山社，是采用这种被称作“混合型技术转移”形式确立日本的近代技术的代表企业之一。相应地，传统与现代企业要么根据所生产的产品不同划分供货市场；要么在生产链条上形成上下游的垂直供货关系（大野健一，2006），在平行发展中实现优势互补。正是依靠这种适应日本特点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式，纺织业率先在日本发展成为进口替代产业（见表1）。不过遗憾的是，这种传统优势即本土知识的利用，对日本走向制造强国的历史影响（即使日本能够避免依附于西方，以自主的方式主动融入现代工业文明之中），至今尚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
在接受现代文明中变革传统，培育走向制造强国的创新与发展能力。发挥传统优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随时代的进步对传统进行适应性变革。这是一个经济体并非由外力主宰而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的发现和内燃机的发明掀起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世界。日本发现，原有的接受外部新技术的方式，无法使自己融入现代工业发展的大潮中。因为现代工业显然是不可能建立在近代的匠人手工艺基础之上的。要想跟上世界快速变化的脚步，必须努力建设自己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技术体系。但是，由于经济的后进性和战略资源的短缺，日本政府自开国以来一直将“富国强兵”作为其发展目标。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都错误地把对外侵略作为发展途径，将政府的意志强加于技术进步的路径之上。通过军事动员、经济统制和科研力量的调拨，大力推进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从而使得相应的技术发展被重重地打上了军事扩张的印记。事实表明，科技从属于军事强权必然导致危害人类和平的严重恶果。它所提醒世人的科技应当为和平发展服务的观念，是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当然，仅此认识还不能够代替对这一时期日本技术发展和产业演进问题的深入研究，因为科技发展的连续性和产业发展的接续特征，并未因为战争的非正义性而改变。而且，第二次科技革命背景下日本产业技术体系的进步与转型，对其产业的自立乃至战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因为当时日本在这个被称之为“转换式适应”的过程中，采取了两个方向上的重要行动：其一，为保证自身与现代因素的联系不被阻断，它把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实现联系的纽带——人力资本的培育上。办教育、培训人才和建立企业的研究实验室，这些活动在政府和私人企业中同时展开。前者实行强制性的初等教育制度，并通过公共教育体制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够掌握现代技术的熟练工人，例如1873年工部省创办帝国工程学院，明治后期建立各地方技术学院等机构。后者则主要是采取各种途径培养能够理解和消化外来先进技术和知识的科技骨干。最早建立公司培训机构的企业是三菱造船厂，随后日立制作所、日本钢管、芝浦制作所、住友等大企业，在20世纪初都先后建立了企业培训制度（森清，1979）。1900年至1910年，私人企业中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或技术学院的毕业生从700人增加到约2500人（内田星美，1978），各企业经过培训的熟练工人人数也大幅增长。与此同时，企业中的科技研发，也逐步由个人钻研走向建立工业实验室，并从科研发展到实业。其二，为了能够在适应外部世界变化中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日本注重在产业内部进行自主创新体制的探索性实践，即找寻通过竞争、创新获得自主发展的途径。比如，即便与外国公司合作，企业也在刻意避免成为外来观念的被动接受者。通过51%的股份转让与通用电气合资的东京电气公司，拒绝对方提出的研究由美方负责、日方只负责后期开发和集中生产的分工主张，就是一个代表性案例。选择购买专利形式引进现代技术的企业，则随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逐步减少对外部专利技术的依赖，凭借不断增强的独立性从世界工业的发展趋势中捕捉有用信息，开发出属于自己的生产技术。同时，战争危机和外来技术资源的阻断，也在客观上逼迫日本的企业强化自主性的技术发明和创新，致使这一期间的私人和国家的研究机构数量急剧增长，相应的科研经费支出在1942年达到约3.5亿日元（见表2）。上述努力都是和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体系相适应的，而且日本产业从开始就注重将其现代制造业建立在自主发展的基础上。 日本的产业史案例表明，符合自身特点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对后起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乃至走向制造强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经济发展的后进性，后起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发展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限制；同时，经济的后起也使其具有发展的优势，因为后起者有机会从先行者的足迹中学习与借鉴。不过，这种情况就使后起者面临着一种关乎命运的关键性选择：是完全按照西方工业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式去完成本国的工业化，还是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显然，日本在产业发展的实践上选择的是后者，这也是日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从而顺利实现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在既无先发的产业发展独占优势，又无现实中市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情况下，与具体的政策措施取舍相比，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能够帮助后起国家奠定自主发展的产业基础，使其从根本上摆脱技术和市场的外部依赖，因而成为后起者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制度性选择。而合理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在整体上对产业发展规律以及自身产业发展状况的动态性认识和深刻理解。问题的重要性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
研究结论：对可持续发展与恰当的产业路径选择的理论与实践认识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其遵循自身规律的一种动态演进过程。对产业演进规律的研讨与认知程度，以及在这一认识指导下的战略路径选择，将直接影响经济体的政策走向和产业行动，从而关系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绩效和实际运行轨迹。因此，我们把解决产业发展路径的外部依赖问题，归结到对产业演进过程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以及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战略意识确立和形成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可以借鉴的方法上，以求探讨一种战略层面上的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有助于我国产业发展历史路径选择的政策建议。
必须在理论的高度上深刻认识制造业发展的当代意义，避免理论脱离实际。制造业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复杂的产业演进动态过程。这里既有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对整个系统产生的影响，也有系统受外部各种直接和间接因素的影响导致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的变化。21世纪以来，世界制造产业发展所呈现的复杂情况表明，仅通过对某一时段产业发展状况的研究得出的产业发展规律认识，很可能是不完全的，且由于观察的角度或其发展中所透露的表面现象，而使得得出的认识存在各种局限性。比如，现代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划分的界限不再像以往那么清晰，某些传统产业变身为高技术产业的例子已不鲜见。同样，由于生产边界的扩大和市场对产品服务的广泛需求，制造业的生产与生产性服务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可能需要对先前的产业划分重新赋予新的认识。制造业演进的轨迹是复杂的，因此对其演进的过程和它所担负使命的认识，也不应当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同时，一国的产业演进过程也是其在创新中的动态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不仅“涵盖着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即对传统技术优势的传承，而且也涵盖着对新知识的实践性认识，即对创新的发展方向的规律性探讨”（李毅，2012：191）。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系统中的适应性重组过程”（道格拉斯·诺思，2008：33）。工业发达国家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它们的产业发展历程（包括经验与教训），自然成为人们观察与认识产业演进规律的一种重要途径。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工业国家，在危机过后“重返制造业”的事实，就具有极为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它至少表明，任何忽视制造业的研究与实践的经济体系，都是无法取得协调发展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以其巨大的杀伤力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必须在战略层次上考虑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实现自主发展的工业发展路径。所谓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是指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能够有效驱动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发展与变革的一套综合性框架制度设计。其在产业演进实践中所显示的独特功能性作用，决定了它必然产生自对本国产业发展过程的理解，而不可能简单地复制他国。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对内外因素的反应不同、对产业发展方向的理解不同，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很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路径选择的恰当与否，对一国产业的成长、变革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的影响，这一点是被证明了的。它可以使人们独立思考自己的国家适合何种产业发展形式，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能够实现这种发展。这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发展方式的选择权。显然，这种选择是不能由他人所代行的。只有使产业的发展植根于本国的土壤，才能在面对各种外部冲击时增加其运行的稳定性，进而能够在接受外部信息的过程中形成主动变革的能力，使本国产业的发展服务于民族复兴的目标，又不偏离时代的方向。之所以把路径选择问题置于国家战略层次上，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后起者身份使其在走向强国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各种外部强力的限制，光伏产品在欧洲以及中兴和华为在美国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明确的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战略，是中国打破外部封锁与束缚，从根本上赢得产业发展主动权的根本保证。
解决产业发展路径外部依赖的有效办法：实现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融合。合理地借鉴外部经验，以传统与现代因素融合的视角，选择一个适当的产业发展路径，是中国产业得以打破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外部依赖的一种有效办法。原因在于：其一，传统与现代因素是在产业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两个关键性特征要素。前者作为一种本土知识，是内生于一国的历史、文化、国情、民族特点之中，构成一种长期、潜在的产业既有优势；后者所体现的则是全球视野、新技术应用、发展趋势及其适应性变革等未来方向。因这两者构成了事物发展进程的一个完整的历史维度，亦综合了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接收到的重要内外部影响，所以符合一国实际的、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应当围绕两者来思考和设计。而且一国产业真正的自主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也正是产生于上述两种知识的融合。其二，传统与现代因素，以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方式，对产业的发展过程产生影响。即现代的因素既不能凭空产生、也不能强行接入，它的发展是要以传统因素（本土知识）的优势累积为前提的。而现代因素又是以反映时代趋势为基本特征的，如果没有其引领方向，传统因素很难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其历史作用。技术轨迹的累积性特点，需要我们在制造业的创新中，重新认识尊重传统的渐进式创新所具有的意义；而技术的多样化及其快速发展，则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将传统优势纳入现代发展轨道的课题。其三，通过传统与现代因素融合的方式选择产业发展的历史路径，对于后起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在于：首先，两者相互协调、有机结合，对于产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一种叠加效应；其次，它可以使后发国家避免沦为他人的技术附庸或廉价产品的生产车间，有助于产业的自立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对上述内容的一个理论概括，下面建立一个后起国家产业发展路径合理选择的简要模型（见图1）。
为了简明地揭示模型中主要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建立下述方程式：
首先，选择能够反映产业演进特点的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两组经济变量，在传统因素中，将历史、文化、国情及民族特点等因素分别用a1，a2，a3，…，…表示，而将由这些因素决定的既有优势用A表示；在现代因素中，将全球视野、新技术应用、发展趋势及适应性变革等因素分别用d1，d2，d3，…，…表示，将由这些因素决定的未来方向用D表示，于是就有函数：
A = A（a1，a2，a3，…，…）
D = D（d1，d2，d3，…，…）
由于两组变量所构成的函数关系均反映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各变量又都是时间t的函数，即：
ai（t）， i = 1，2，3，……
di（t）， i = 1，2，3，……
因此，可以得到函数：
A = A（t） = A（a1（t）， a2（t）， a3（t）， …，…）
D = D（t） = D（d1（t）， d2（t）， d3（t）， …，…）
又因为两组变量是以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形式，对产业发展路径（这里用R来表示）产生影响，可设两个新的函数G、H作为中间变量，即：
G = G（A（t）|D（t）），表示D对A作用的结果
H = H（D（t）|A（t）），表示A对D作用的结果
由此，可以最终得到决定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函数关系式：
R = R（G，H） = R（t）
可见，如何选择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产业发展历史路径，是中国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中国的产业发展历史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决定了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创新驱动的制造业自主发展为核心任务，实施超越产业层次的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即为了民族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以及百姓的福祉和根本利益，全力提升第二产业的发展质量。以尽可能新的概念和技术手段，建设一个新时期能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工业主导产业，以此作为打破目前增长陷阱的核心策略。同时，以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发展为基轴，带动农业的进步，推动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现代发展。最终，在高科技的引领下，构建一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各产业有机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大国的地位，使我们不能不依据中国地域发展的多样性与经济水平的多层次性特征，实行符合国情特点的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即以能够掌握的尖端科技为突破口，积极致力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力争实现与不久后可能到来的新的产业革命的前沿对接；以既有的产业成果和产业能力为支撑，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夯实竞争、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础；兼顾就业、出口和地区发展的需要，在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过程中，探索中国各地区多样化的传统产业改造的可行之路。突出重点，分清层次，协调并行，发扬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的包容性、创造性，培育与现代科技相适应的创新精神，在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融合的基础上，有序实现中国制造业的历史使命。
围绕着国家层面上的产业发展历史路径选择，要注重以下诸多方面的必要工作：首先，需要利用后起者所处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地学习一切完成工业化所必要的知识。这既包括正确借鉴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也包括及时纠正自身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认识上的偏差。尤其应当对目前发展制造业和发展服务业的关系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你进我退、非此即彼的关系，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发展史证明，二者之间是以制造业的发展推进服务业成长的自然演进关系。其次，需要明确揭示中华民族整体的产业发展目标，改变较长时间内的产业无序发展状态。为了完成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中国必须尽一切努力推进其装备工业现代化，迅速扭转关键部件的生产和关键性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在此过程中，力争将已掌握的现代高科技，因地制宜地逐步推向产业化，并根据已有的能力与各地实际，有选择地加大各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实现最终将其改造成为全新产业的目的。亦即将上述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统筹规划，合理调整，梯度推进，从而有效抑制以往各地在高技术项目上一拥而上、产业结构雷同的状况。第三，面对中国目前在发展上所遭受的外部制约，必须以置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最大限度地加强工业创新投入。虽然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不缺乏创新勇气和能力，但是在政策、体制上存在着实际的创新缺失。为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国家战略指导下，以足够的政策力度将现有的人力资本（尤其是最优秀的人才）有效引向工业创新的主战场；在体制上切实地保障科研院所开发出的先进和实用技术能够在第一时间与产业应用部门实现对接，利用国家与产业各自优势的交集，真正形成一套有坚实基础且能适应技术经济发展变化的中国式创新运行机制。第四，为实现制造强国的宏伟目标，必须以足够的政治智慧，将我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的现实国情，转变成为一种发展的资源。例如，将各地存在的发展差异，转变为有特色的差别性竞争；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转变为不同梯度的产业分工格局；将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市场分割，转变为融合与互补的多维市场体系。也就是说，要把我国目前发展不平衡的劣势变为大国的发展优势，进而能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的深入展开寻求一个伸缩自如的空间，全方位地营造各种有利条件，最终使我们能够在恰当的产业发展历史路径上，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注释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
到“十一五”时期（2006年～2010年），中国已经改变了资金和外汇短缺、人口二元结构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技术落后而主要采取仿制、基础设施与工业配套能力弱等工业化初期的特征，总体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 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5680美元（《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1日第4版），在改革开放的35年里增长29.9倍。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3年度各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统计。
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国际社会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共识，而是意在强调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全局中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半壁江山，出口总额中工业制成品占90%。
例如，5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再度下降2.9%，同期出口增长明显放缓。企业的盈利状况亦不容乐观（仅去年1～10月份，企业亏损面就高达15%，同比扩大3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新订单的减少，汇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5月跌至49.6%，而钢铁、水泥、建筑设备等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它的必要性在于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和指导地方科学发展。
见党的“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例如，李钢等从三次产业占比的角度进行的国际比较（李钢等，2011），丁志国等基于资源配置效率提出产业升级的方向（丁志国等，2012）。
极端的例子笼统地把发展服务业视作当下中国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例如有些中国学者在讨论中国与某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的发展比较方面，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里不是否认中国的服务业需要发展，而是强调当前阶段的工业转型升级对产业发展的全局意义。
例如，相对于金融部门而言，这些行业的升级改造对资金和人才还缺乏必要的吸引力。
参见中日学者2012年3月对北京地区模具企业及现代模具实训中心所作的专题调研。
例如汽车制造企业奇瑞投资鄂尔多斯的煤矿（1辆车的净利润为132元，1吨煤的利润则达数百元），海尔、海信等家电产业也都进入房地产业。
因为如何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问题，并未随着中国的“入世”而得到解决。
李俊江等：“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历程与成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目前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每增加1单位，专利核准数仅增加1.386，远低于日本的数字（2.652）。
在中国GDP总量位列世界第二的前一年，在世界品牌500强的行列中，中国仅占有18个，不及日本所占的40个席位。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本土知识，这一点并不因为发展的先后而改变。
李毅：“经济转型与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日本学刊》，2013年第5期。由于问题的复杂性，这种观察与分析，事实上已经涉及到对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其在产业发展路径上存在问题的思考。这里讨论的主题是对日本有用经验的借鉴。
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6～237页。
例如，1885年至1915年间日本制造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
例如，当时一份反省明治维新改革的报告《促进工业发展的建议》指出，日本的工业前途不仅是建立在铁路和电报技术之上，也是建立在丝农、陶工和米酒酿造者的技术之上的。
1540～1700年间日本建立的大型金银铜矿有14座。
人们通过实验来确定产品成分的比例，提高生产效率。
包括漆器在内的这些手工业部门，都拥有地方性的实验和创新案例。
日本前近代技术进步的最重要贡献是它对创新价值的认可，主要表现为地域间的技艺研习和特色竞争。
即与欧美相比，日本的产业发展侧重点不同，技术基础也更加多样。例如，与欧美重视纺织业中后道工序的机械化生产（如拈丝和织绸）不同，日本更重视在原材料的生产上倾注力量，如培养多品种棉花和生产优质蚕茧，以提高纺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它以日本丰富的木材原料代替铁制作缫丝机械，以陶瓷代替金属制作茧锅，以水利代替蒸汽动力，由于成本低廉而得到迅速的普及。所谓“混合型技术转移”，就是指这种将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促进生产的方式。
这一点，从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一些企业曾盲目效仿美国式经营的做法而未获成功，得以明显体现。
即日本学者前川启治教授所提出的“转换式适应”的概念。
零式战斗机等军事杀伤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就是例证。
“转化式适应”（translative adaptation）是由日本学者前川启治提出的概念，意指在引进外来的理念或体系时，不应原样照搬，而是要根据国家自身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即原有文化形式在其延续过程中对外来文明的适应性包容，也就是将后者在自己的世界观中进行解读并适应。
其1890年建在位于重要通商港口长崎市的技术学校，在1910年开始大规模转向面向公司的技术培训。
19世纪90年代建立的小野田水泥实验室和东京电气的马自达电灯实验室，是日本建立最早的公司机构；40年间，这种机构大约增加到300家。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日本的化工业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1938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4亿日元。见釜谷近义《以企业为中心的研究体制的推移》，转引自[日]苔莎·莫里斯-铃木著《日本的技术变革：从17世纪到21世纪》，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后发优势。
即我们这里所定义的实现工业化和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人们对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地位的一些认识就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目前，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也在事实上印证了这一点。 最明显的例子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纺织业，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新材料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生产的产品不再仅仅局限于服装、面料，而是广泛用于建筑、医疗、环保众多领域，相应地，它在社会生活中活动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拓展，即不再是一个以往人们所认为的被动的等待自生自灭的夕阳产业。
即应当克服单一的、静态的观点。
从这一意义上说，一国传统的优势传承，它所架起的是一座通向现代的历史阶梯。
这里的全力，是指把发展现代制造业作为目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任务。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比例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提高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实现消费拉动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带动城镇化的实质性进展，真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奠定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和物质基础。
推进工业的发展不等于重复低效发展和污染，因为今天的历史时期已不允许我们重复过去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必须改变以往“太多的错误制造方式”，“剥离那些没有过多地思考给脆弱的地球生态系统增加负担的商品”（彼得·马什，2013：171～172）。
即考虑从今天中国的国情和产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发挥现代制造业在事实上对农业进步的拉动和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这种作用主要是着眼于制造业的先进技术供给和多元化的市场创造两个方面。
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未来新的产业革命可能带来的产业发展的方向。
我们现在发展较为成熟的航天卫星技术、重型机械（建筑工程）制造以及探索中的3D打印技术的工业应用等，将有利于我们参与工业前沿技术的竞争。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工业自主发展的根基，也是我们弥补产业结构中的短板，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最主要工作。需要制定战略目标和时间表，实行严格的考核机制。
显然，这是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联的重要发展领域，是发挥既有优势、实现渐进式创新所不能放弃的产业阵地。给予足够的重视与适当的资源配置，将会形成一块最有活力的增长领域，以致成为眼前的协调发展与长远的产业创新交融的重要环节。
作为不同以往的国家战略层次上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其特点是将制造业的各个部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依据国情特点与未来的发展需要来协调与整合。
这是一个重要的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学习和认知过程。
例如，刚刚过去的美国等国偏离实体经济所导致的危机。
诸如，中国对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发展地位的认识等问题。
例如，古代的四大发明、现代的两弹一星与航天工程。
例如，政策鼓励毕业生投身生产第一线，扭转其一窝蜂地争抢公务员铁饭碗的局面。
改变目前大部分企业研发力量不足，而科研院所有技术无市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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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赵斯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