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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青年军人情緒调节方式的特点。方法：采用自编《个人情况调查问卷》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对536名青年军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青年军人在面对负性情绪时，使用频率最高为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②是否独生子女在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③年（军）龄越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军人在面对负性情绪时，更倾向于选择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④不同类别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结论：是否独生子女、不同年龄、不同军龄、不同类别和不同受教育程度均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关键词：青年军人 情绪调节方式 特点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2（a）-0251-02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为不同单位、不同军衔、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军人。其中南京军区某部基层官兵185人，均为男性，年龄17-33岁；军校官兵253人，其中男性221人、女性32人，年龄17-38岁。海军、空军、二炮等不同基层部队官兵98人，均为男性，年龄17～34岁。共计536人，回收问卷536份，有效问卷521份，有效率为97.2%。
1.2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个人情况调查问卷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
（1）自编《个人情况调查问卷》包括性别、类别、年龄、军龄、军种、是否独生子女和教育程度。
（2）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该问卷是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中心朱熊兆教授等人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Cognitive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在中国成人被试中验证了CERQ-C良好的适用性，信、效度系数都达到良好的水平。
该问卷属于自我报告式问卷，要求个体自我评估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所使用的情绪调节或应对方式，由9个分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4个题项，共36个题项。被试以5级评分回答（从“从不”到“总是”），各分量表的总分范围4-20。9个分量表包括：自我责难，指因所经历的事件而责怪自己；接受，指接受和顺应所发生的事情；沉思，指反复思考与负性事件有关的感觉和想法；积极关注，指用想快乐的事情来替代实际发生的事情；重新关注计划，指思考怎么处理应激性生活事件，该采取哪些步骤；积极重评，指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寻找对个人成长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理性分析，指降低事件的严重性或强调与其他事件相比的相对性；灾难化，指直接强调经历的可怕性；责难他人，指因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而责难他人。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被试就越有可能在面临负性生活事件时使用这个特定的情绪调节方式。
1.3 统计处理
采用以上量表，以团体方式进行测试，指导语统一，要求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当场完成。运用SPSS 13.0 for Windows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总体状况
对自我责难、责难他人、沉思、灾难化、接受、积极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评、理性分析9种情绪调节方式的因子分除以各自因子的项目数，得到每个受试者的各因子均分。计算军人9种情绪调节方式的因子均分和标准差得出，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次序由高到低依次为：重新关注计划、理性分析、积极重评、接受、沉思、自我责难、积极关注、责难他人、灾难化。
2.2 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差异分析
2.2.1 不同性别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上无显著差异（P>0.05）。
2.2.2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是否独生子女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青年军人在自我责难、责难他人、接受、积极关注四项因子上有显著差异。其中，非独生子女采用自我责难和接受显著高于独生子女（P<0.05）；而独生子女采用责难他人和积极关注则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P<0.05）。
2.2.3 不同年龄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运用Scheffe检验进行事后比较发现，17～20岁军人对自我责难的应用上显著高于26～38岁军人（P<0.05），对沉思的应用上显著高于21-25岁和26-38岁军人（P<0.01）；21-25岁军人对积极关注的应用上显著高于17-20岁和26-38岁军人（P<0.01）；26～38岁军人对重新关注计划和理性分析的应用上显著高于17-20岁军人（P<0.01）。
2.2.4 不同军龄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方法对不同军龄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运用Scheffe检验进行事后比较发现，新兵对自我责难的应用上显著高于两年、三年和四年及以上军龄的军人（P<0.01），对灾难化的应用上显著高于一年、两年、三年和四年以上军龄的军人（P<0.01）；四年及以上军龄军人对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评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新兵、一年、两年和三年军龄军人（P<0.01）；四年及以上青年军人对理性分析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新兵、一年军龄军人（P<0.01），三年军龄军人则显著高于两年军龄军人（P<0.01）。
2.2.5 不同类别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方法对不同类别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运用Scheffe检验进行事后比较发现，战士对自我责难的应用上显著高于士官、军官和学员（P<0.01），对沉思的应用上显著高于军官和学员（P<0.05）；学员对积极关注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战士、士官和军官（P<0.05）；军官对重新关注计划和理性分析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战士和士官（P<0.05），对积极重评情绪调节方式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战士、士官和学员（P<0.05）。 2.2.6 不同受教育程度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方法对不同教育程度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运用Scheffe检验进行事后比较发现，初中文化程度军人对沉思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本科及本科以上军人（P<0.01），对灾难化的应用上显著高于高中、本科及本科以上军人（P<0.01）；本科及本科以军人对重新关注计划的应用上显著高于初中文化程度的军人（P<0.01），对积极重评和理性分析的应用上显著高于初中与高中军人（P<0.01）。
3 讨论
将重新关注计划、理性分析、积极重评三种情绪调节方式归类为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将接受和积极关注归类为中性的情绪调节方式；将沉思、自我责难、责难他人和灾难化归类为消极的情绪调节方式。可以看出，青年军人在面对负性情绪时，使用最高的是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中性的情绪调节方式次之，而对于消极的情绪调节方式则使用较低，这表明大部分青年军人在面临不愉快的生活事件时，能正视现状，主动寻求对策，对问题和负性情绪具有积极和正面的认识。
3.1 是否独生子女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
结果表明，非独生子女青年军人使用较多的是自我责难和接受；而独生子女青年军人则较多的使用责难他人和积极关注。独生子女由于其对家庭的唯一性，受到家庭的關注高于非独生子女个体，在面对负性情绪时，更倾向于寻求外部原因；而非独生子女则更多的寻求自身原因，对于负性情绪的处理上倾向于自我消化和接收。
3.2 年龄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
结果表明，17～20岁军人对自我责难的使用明显高于26～3 8岁军人，而沉思的使用则明显高于21～25岁和26～38岁军人。说明年龄越小的军人采用消极的情绪调节方式的频率比年长的军人更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的趋势也逐渐升高。
3.3 军龄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
结果表明，新兵采用自我责难和灾难化的方式明显高于军龄长的军人，说明新兵在刚入伍时，更换了全新的生活环境，也面对诸多的适应问题，在应对自身的负性情绪时，更倾向于强化事件的严重性和糟糕性，容易将自身的问题扩大化，陷入责备自己的状况。而随着军龄的增长，四年及以上军龄的军人在面对负性情绪时，更倾向于选择理性和正向的调节方式，这也与年龄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分析结果相吻合。
3.4 类别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
结果表明，战士采用自我责难和沉思的频率明显高于军官和学员，结合上述结果可以得出，战士由于年龄较小、军龄较短，容易对负性事件和自身的糟糕感受进行反复思考，不利于对已经产生的负性情绪进行正向调节。而军官由于年龄和入伍时间较长，有更丰富的部队生活经验，更强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评和理性分析的运用上明显高于其他三类军人。值得注意的是，学员对于积极关注的运用最多，因为学员相较于其他三类人群，正处于思想和行为的成熟阶段，生活压力也相对较小，更容易选择关注自身的积极感受，虽然暂时可以调整情绪，但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应当在调整自身消极情绪的同时，寻求积极的解决方案。
3.5 受教育程度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
结果表明，初中文化程度的军人运用沉思和灾难化的方式明显多于比其学历高的群体；而本科和本科以上军人采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评和理性分析的方式明显高于高中与初中文化程度军人。有研究指出，军人的文化程度偏低易导致抑郁与焦虑，文化程度越高，情绪问题越少。综合上述结果可以推断，受教育程度会影响青年军人选择情绪调节的方式，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倾向于选择积极和正向的情绪调节方式。
关键词：青年军人 情绪调节方式 特点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2（a）-0251-02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为不同单位、不同军衔、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军人。其中南京军区某部基层官兵185人，均为男性，年龄17-33岁；军校官兵253人，其中男性221人、女性32人，年龄17-38岁。海军、空军、二炮等不同基层部队官兵98人，均为男性，年龄17～34岁。共计536人，回收问卷536份，有效问卷521份，有效率为97.2%。
1.2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个人情况调查问卷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
（1）自编《个人情况调查问卷》包括性别、类别、年龄、军龄、军种、是否独生子女和教育程度。
（2）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该问卷是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中心朱熊兆教授等人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Cognitive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在中国成人被试中验证了CERQ-C良好的适用性，信、效度系数都达到良好的水平。
该问卷属于自我报告式问卷，要求个体自我评估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所使用的情绪调节或应对方式，由9个分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4个题项，共36个题项。被试以5级评分回答（从“从不”到“总是”），各分量表的总分范围4-20。9个分量表包括：自我责难，指因所经历的事件而责怪自己；接受，指接受和顺应所发生的事情；沉思，指反复思考与负性事件有关的感觉和想法；积极关注，指用想快乐的事情来替代实际发生的事情；重新关注计划，指思考怎么处理应激性生活事件，该采取哪些步骤；积极重评，指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寻找对个人成长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理性分析，指降低事件的严重性或强调与其他事件相比的相对性；灾难化，指直接强调经历的可怕性；责难他人，指因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而责难他人。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被试就越有可能在面临负性生活事件时使用这个特定的情绪调节方式。
1.3 统计处理
采用以上量表，以团体方式进行测试，指导语统一，要求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当场完成。运用SPSS 13.0 for Windows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总体状况
对自我责难、责难他人、沉思、灾难化、接受、积极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评、理性分析9种情绪调节方式的因子分除以各自因子的项目数，得到每个受试者的各因子均分。计算军人9种情绪调节方式的因子均分和标准差得出，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次序由高到低依次为：重新关注计划、理性分析、积极重评、接受、沉思、自我责难、积极关注、责难他人、灾难化。
2.2 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差异分析
2.2.1 不同性别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上无显著差异（P>0.05）。
2.2.2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是否独生子女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青年军人在自我责难、责难他人、接受、积极关注四项因子上有显著差异。其中，非独生子女采用自我责难和接受显著高于独生子女（P<0.05）；而独生子女采用责难他人和积极关注则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P<0.05）。
2.2.3 不同年龄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运用Scheffe检验进行事后比较发现，17～20岁军人对自我责难的应用上显著高于26～38岁军人（P<0.05），对沉思的应用上显著高于21-25岁和26-38岁军人（P<0.01）；21-25岁军人对积极关注的应用上显著高于17-20岁和26-38岁军人（P<0.01）；26～38岁军人对重新关注计划和理性分析的应用上显著高于17-20岁军人（P<0.01）。
2.2.4 不同军龄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方法对不同军龄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运用Scheffe检验进行事后比较发现，新兵对自我责难的应用上显著高于两年、三年和四年及以上军龄的军人（P<0.01），对灾难化的应用上显著高于一年、两年、三年和四年以上军龄的军人（P<0.01）；四年及以上军龄军人对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评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新兵、一年、两年和三年军龄军人（P<0.01）；四年及以上青年军人对理性分析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新兵、一年军龄军人（P<0.01），三年军龄军人则显著高于两年军龄军人（P<0.01）。
2.2.5 不同类别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方法对不同类别的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运用Scheffe检验进行事后比较发现，战士对自我责难的应用上显著高于士官、军官和学员（P<0.01），对沉思的应用上显著高于军官和学员（P<0.05）；学员对积极关注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战士、士官和军官（P<0.05）；军官对重新关注计划和理性分析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战士和士官（P<0.05），对积极重评情绪调节方式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战士、士官和学员（P<0.05）。 2.2.6 不同受教育程度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方法对不同教育程度青年军人在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运用Scheffe检验进行事后比较发现，初中文化程度军人对沉思的应用上显著高于本科及本科以上军人（P<0.01），对灾难化的应用上显著高于高中、本科及本科以上军人（P<0.01）；本科及本科以军人对重新关注计划的应用上显著高于初中文化程度的军人（P<0.01），对积极重评和理性分析的应用上显著高于初中与高中军人（P<0.01）。
3 讨论
将重新关注计划、理性分析、积极重评三种情绪调节方式归类为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将接受和积极关注归类为中性的情绪调节方式；将沉思、自我责难、责难他人和灾难化归类为消极的情绪调节方式。可以看出，青年军人在面对负性情绪时，使用最高的是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中性的情绪调节方式次之，而对于消极的情绪调节方式则使用较低，这表明大部分青年军人在面临不愉快的生活事件时，能正视现状，主动寻求对策，对问题和负性情绪具有积极和正面的认识。
3.1 是否独生子女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
结果表明，非独生子女青年军人使用较多的是自我责难和接受；而独生子女青年军人则较多的使用责难他人和积极关注。独生子女由于其对家庭的唯一性，受到家庭的關注高于非独生子女个体，在面对负性情绪时，更倾向于寻求外部原因；而非独生子女则更多的寻求自身原因，对于负性情绪的处理上倾向于自我消化和接收。
3.2 年龄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
结果表明，17～20岁军人对自我责难的使用明显高于26～3 8岁军人，而沉思的使用则明显高于21～25岁和26～38岁军人。说明年龄越小的军人采用消极的情绪调节方式的频率比年长的军人更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的趋势也逐渐升高。
3.3 军龄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
结果表明，新兵采用自我责难和灾难化的方式明显高于军龄长的军人，说明新兵在刚入伍时，更换了全新的生活环境，也面对诸多的适应问题，在应对自身的负性情绪时，更倾向于强化事件的严重性和糟糕性，容易将自身的问题扩大化，陷入责备自己的状况。而随着军龄的增长，四年及以上军龄的军人在面对负性情绪时，更倾向于选择理性和正向的调节方式，这也与年龄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分析结果相吻合。
3.4 类别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
结果表明，战士采用自我责难和沉思的频率明显高于军官和学员，结合上述结果可以得出，战士由于年龄较小、军龄较短，容易对负性事件和自身的糟糕感受进行反复思考，不利于对已经产生的负性情绪进行正向调节。而军官由于年龄和入伍时间较长，有更丰富的部队生活经验，更强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评和理性分析的运用上明显高于其他三类军人。值得注意的是，学员对于积极关注的运用最多，因为学员相较于其他三类人群，正处于思想和行为的成熟阶段，生活压力也相对较小，更容易选择关注自身的积极感受，虽然暂时可以调整情绪，但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应当在调整自身消极情绪的同时，寻求积极的解决方案。
3.5 受教育程度对青年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
结果表明，初中文化程度的军人运用沉思和灾难化的方式明显多于比其学历高的群体；而本科和本科以上军人采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评和理性分析的方式明显高于高中与初中文化程度军人。有研究指出，军人的文化程度偏低易导致抑郁与焦虑，文化程度越高，情绪问题越少。综合上述结果可以推断，受教育程度会影响青年军人选择情绪调节的方式，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倾向于选择积极和正向的情绪调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