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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到轮椅篮球队到今天，这条路，徐元生走了将近10年。
打车去北京近郊的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是个技术活，为不走冤枉路，厚道的司机师傅给一位“见多识广”的同行打去电话，按着口头指示和手机导航，下高速后好一番七拐八绕，才到了杳无人烟的训练基地。这里毗邻首都机场，站在大院门口，略抬头就能看到渐次起降的航班。
而离开的时候，只能借助于门口趴活的黑三轮。
基地很大，同门口一位工作人员问过路，在寂静的场馆里走了好久，才听见篮球撞击地面的砰砰声。接近篮球馆时，一个男孩操作着轮椅飞也似地来到我们面前——徐指导怕我们找不到，特地派队员出来接。
训练开始时间不长，正两人一组练习上篮。队员的下肢被固定在车上，两只手要承担推轮椅、运球、投篮乃至捡球的全部过程，队员们靠这双手往返于28米的球场两端，速度一点不比健全运动员慢。徐元生站在靠近门的底线，不时大喊着技术要领，提醒队员注意。为了有足够的人数完成训练，场内还有3名男队员充当陪练，多数时间，十几名球员集中在几大块篮球场中一块的一角，另一边偌大的空间空荡荡的。
自成立以来，这就是一个乏人问津的地方。
球员时代，徐元生曾帮北京男篮夺得全国冠军，也随国家队在亚锦赛、亚运会上拿过金牌，是上世纪70年代一位篮坛名将。退役后，老徐走上教练岗位，先后执教北京女篮、国家女篮及也门国家队、印度尼西亚国家队，2006年，为准备2008年北京残奥会，他被调到这里。
“最开始来，对这里有很多不了解。比如它这个车、分级，以前虽然出访的时候也见过，但咱们国家很少，都得慢慢学习。当时国家也组织我们出去进修，培训完了，加上自己慢慢摸索，很快也就明白了。它这里头的规则跟健全人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一个，健全人是用腿控制这个速度，它是用车，那么这有一个难处就是在哪儿呢？他那个手要既要控制车，又要控制球，又要控制这个身体，所以就比较麻烦。”
刚调来的时候，徐元生的职务是男女队总教练，不过他主要负责男队，女队有其他地方队教练带。那时中国轮椅篮球水平很低，2000年和2004年两次残奥会预选赛都没能得到奥运资格。2008年，中国队借着东道主的身份得以亮相，徐元生在赛前还参加了残奥会火炬传递，只可惜赛场上一切靠实力说话，刚起步的中国队小组赛5战全负，没创造什么值得夸耀的成绩。
比起常年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的中国男女篮，残疾人轮椅篮球队的标签是“业余”。这种业余体现在各个方面：队员业余、训练没那么正规、后勤保障乃至福利待遇也跟“正规军”没法比。全队有任务集中，没任务解散，只有备战残奥会时才会较长期集训。
“刚开始，我们女队跟日本打的时候大概能差在60分，男队我接手的时候是2006年，2004年他们打悉尼奥运会资格赛输过人家110多分——光输就110多分！差距很大，就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队伍。我们来了以后，国家也是给这个机会，要训练、要要求、要管理，这几方面同时抓吧，几年以后还是不错。”忆起那段日子，徐元生半是无奈半是自豪，2012年伦敦残奥会，徐元生作为主教练兼领队，率领女队夺得第五名，创造历史最好成绩。而在刚过去的2014年，他又率队夺得仁川亚残运会女篮冠军——这是整个中国篮球在2014年唯一的一个亚洲冠军，也是他们赢得体坛风云人物大奖的主要成绩。
这是个温暖的集体，姑娘们对国家队的感情与一般运动员不同。
“她们有时候，跟我聊天，就说‘我们又要回家了’，我说你们是不是还愿意在这儿？她们说‘那当然，我们还愿意在这儿练’，这个言外之意就很多了——当然，她们也可能不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能判断出来她不愿意回去，在这儿对她们来说是一种乐趣。”
理论上，国家队的生活单调乏味，没比赛的时候，球场、宿舍两点一线，基地远离市区杳无人烟。就是这么个地方，却能给她们带来无与伦比的归属感。只不过，她们每年呆在这儿的时间不多，仁川亚运会前集训82天，已经算相当长的一次。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时间内，队员们都分散在全国各地，过她们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活并不那么美好。
“因为这些队员的家境都不是特别的好，都是农村的孩子，没有学上，没有工作做，她们回家以后，家里人对她们照顾的也不是说很好，很多都要靠自己。来到这儿她们吃饭、住宿这些都不会有问题，大家凑在一起，连训练也是一种乐。”
老队长付永青来自云南，今年37岁，是队里最早一批球员，即将面临退役。2012年伦敦奥运会拿了第五之后。省里觉得她争了光，在巧家县成立了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给她安排了工作，属于事业编制人员。对于这10年努力换来的回报，付永青十分珍惜，所幸学校那边也对她非常支持，来国家队训练需要请假，从来都是一路绿灯。
整支球队，付永青是唯一一个需要向单位请假的人。
“现在大部分（队员）都没有工作，只有她一个现在有工作。据我了解，只有她一个有。”徐元生说。
没工作，意味着没稳定收入，多数队员的家庭条件都不太好。所幸这两年球队成绩不错，大赛过后总能有点奖金。
“亚运会说是有一些奖金，但还没到位，我已经做完报上去了。亚运会奖金肯定很少，每个人几千块钱，主力队员大概是8000吧，这个数字还不能确定。上一届的还多一点，上一届（拿的）第二名她们都拿了8000，这次第一名也就8000——因为金牌太多了。170多块金牌没法弄了。”
“那回到省里面，市里面？”
“还会有。”
“但是也还是不会很多？” “不会，它不会超过国家，比如国家给8000，省里再给4000，然后你到她们那个比如到巧家县可能再给2000，然后到什么镇里再给1000，反正层层一半一半往下降，可能凑一块儿到不了2万块钱。”
“这个钱对她们来说是很大一笔数目吧？”
“应该是，她们平时没有收入，靠取得好成绩能挣点奖金很不错了。像奥运会我们打第五，她们各省不一样，有的就多点，有的就给的少，省里经济情况差点，就几万块钱，像北京经济条件好一点，是每个人15万。她们就靠这个，能隔个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拿一次奖金，平时没有。”
“实际也拿不了几次，打不了多少年。”
“你看这她们打完了，马上就退役了。”
“退役回去基本上都自谋职业了？”
“自谋职业了，自谋职业是很难的，你像健全人，你想谋个职业都很难，她们就更难了……”
因为没工作，回家实不是件快乐的事，过年几天还好，亲戚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可之后漫长的日子里，单调乏味的生活一点点地腐蚀着人的精神，变成身体之外另一重负担。
相比于健全人，残疾人运动员在精神上更敏感，也更坚强。
队里这些姑娘受伤期都很早，最小的只有4岁，最多的也不过15岁，对于那个年纪，正活蹦乱跳的孩子，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好多队员在刚受伤的时候都几度有自杀的想法。
被迫截肢的人，身体上康复已不可能，因而心理上的康复就尤为重要。
“她们来这儿，我能感觉到自信心有很大提升，尤其参加比赛，穿带CHINA字的国服，她们感觉很荣誉。每次比赛升国旗的时候她们都会很激动，毕竟她们也感到，能够代表国家队出来，这在几千万残疾人里算佼佼者了。”徐元生说。
队员们很把这份荣誉当回事，有时，甚至会因此背上过大的压力。
2014年世锦赛对阵澳大利亚——因为同属亚大区，这两个队是近年来的老冤家，澳大利亚队实力更强，也是中国队竞逐奥运名额的最大对手——一场艰苦的比赛，中国队全场紧紧咬住对手，并在比赛最后时刻迎来胜利的曙光。然而，当机会真正出现的时候，大家反而突然不会打球了。“我们最后几个机会没把握住，都出现在老队员上，她们觉得机会来了，就开始抢，结果球不进。”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连续投丢了三个简单的上篮，四次罚篮全失，最终三分之差败给对手。“实际那几个球只要有一半——进一个上篮，罚进两个球我们就赢了，就紧张成这样。”
为了不给大家压力，徐元生几乎从不要求成绩，只是要大家把过程打好，但每到关键时刻，队员还是会因为太想赢而发挥失常。澳大利亚是世界级强队，中国队曾输给她们六十几分，最近两年，差距已经缩小到了三四分左右，但几乎每次都是功亏一篑。
参加世锦赛与奥运会、亚运会这样的大赛，由不得她们不紧张。
相较于沉沦生计的枯燥与迷茫，代表国家争金夺银，之于这些大半个生命都困守窗边的残疾女孩，几是绝无仅有的璀璨光芒；一如樱木花道的那句“我只有现在啊！”，是不容错过的绽放；胜利那一瞬，她们无从雀跃，胸中自豪却比任何人进发得更高；金牌挂于颈上、国旗升起、国歌奏响，那是无与伦比的骄傲时刻，是值得铭记一生，不容玷污的荣光。
这，便是她们能够将信念凌驾于残缺肉体的催化剂，勇于面对苦痛人生的精神力量。
徐元生很清楚这一点，体坛风云人物颁奖那天，除了跟他上台的三个人，其他队员都聚集在看台上的无障碍区，那是老徐特地跟组委会申请的地方，他没法让所有人上台，但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要让全队一起将这份幸福共同分享。
只是，短暂的荣耀过去，只留下一如既往的寂寥。
“你们是颁奖典礼后，来这里的第一波记者。”徐元生平静地说，“也就是赶上这两天了，过两天队伍就解散了，再来，这里也没有人了。”
徐元生平时的工作就在这座训练基地，他是球馆的馆长，队员不在的时候，一个人守在这里。
“（领奖那天）她们很激动，那天我看着她们下来以后，照相的时候手都哆嗦了，都很紧张。我说你们哆嗦什么？她们说：‘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能给我们这么一个荣誉……’因为这个体坛风云人物的残疾人奖是这几年才有的，以前没有，大概也就三四年吧，像我们这种……说实话，人家都是世界冠军或者拿金牌很多的，是吧？我们这次……可能就是看见我们这种精神，组队比较晚条件比较差，最后能够取得这种成绩……对我们的一种鼓励。”
训练在笑声中结束，眼看着弟子们陆续离开后，徐元生最后一个走出场馆，他熟练地来到墙边，扳下开关，关上所有灯光，留下浓密黑暗中，寂静无音与空空荡荡……
打车去北京近郊的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是个技术活，为不走冤枉路，厚道的司机师傅给一位“见多识广”的同行打去电话，按着口头指示和手机导航，下高速后好一番七拐八绕，才到了杳无人烟的训练基地。这里毗邻首都机场，站在大院门口，略抬头就能看到渐次起降的航班。
而离开的时候，只能借助于门口趴活的黑三轮。
基地很大，同门口一位工作人员问过路，在寂静的场馆里走了好久，才听见篮球撞击地面的砰砰声。接近篮球馆时，一个男孩操作着轮椅飞也似地来到我们面前——徐指导怕我们找不到，特地派队员出来接。
训练开始时间不长，正两人一组练习上篮。队员的下肢被固定在车上，两只手要承担推轮椅、运球、投篮乃至捡球的全部过程，队员们靠这双手往返于28米的球场两端，速度一点不比健全运动员慢。徐元生站在靠近门的底线，不时大喊着技术要领，提醒队员注意。为了有足够的人数完成训练，场内还有3名男队员充当陪练，多数时间，十几名球员集中在几大块篮球场中一块的一角，另一边偌大的空间空荡荡的。
自成立以来，这就是一个乏人问津的地方。
球员时代，徐元生曾帮北京男篮夺得全国冠军，也随国家队在亚锦赛、亚运会上拿过金牌，是上世纪70年代一位篮坛名将。退役后，老徐走上教练岗位，先后执教北京女篮、国家女篮及也门国家队、印度尼西亚国家队，2006年，为准备2008年北京残奥会，他被调到这里。
“最开始来，对这里有很多不了解。比如它这个车、分级，以前虽然出访的时候也见过，但咱们国家很少，都得慢慢学习。当时国家也组织我们出去进修，培训完了，加上自己慢慢摸索，很快也就明白了。它这里头的规则跟健全人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一个，健全人是用腿控制这个速度，它是用车，那么这有一个难处就是在哪儿呢？他那个手要既要控制车，又要控制球，又要控制这个身体，所以就比较麻烦。”
刚调来的时候，徐元生的职务是男女队总教练，不过他主要负责男队，女队有其他地方队教练带。那时中国轮椅篮球水平很低，2000年和2004年两次残奥会预选赛都没能得到奥运资格。2008年，中国队借着东道主的身份得以亮相，徐元生在赛前还参加了残奥会火炬传递，只可惜赛场上一切靠实力说话，刚起步的中国队小组赛5战全负，没创造什么值得夸耀的成绩。
比起常年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的中国男女篮，残疾人轮椅篮球队的标签是“业余”。这种业余体现在各个方面：队员业余、训练没那么正规、后勤保障乃至福利待遇也跟“正规军”没法比。全队有任务集中，没任务解散，只有备战残奥会时才会较长期集训。
“刚开始，我们女队跟日本打的时候大概能差在60分，男队我接手的时候是2006年，2004年他们打悉尼奥运会资格赛输过人家110多分——光输就110多分！差距很大，就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队伍。我们来了以后，国家也是给这个机会，要训练、要要求、要管理，这几方面同时抓吧，几年以后还是不错。”忆起那段日子，徐元生半是无奈半是自豪，2012年伦敦残奥会，徐元生作为主教练兼领队，率领女队夺得第五名，创造历史最好成绩。而在刚过去的2014年，他又率队夺得仁川亚残运会女篮冠军——这是整个中国篮球在2014年唯一的一个亚洲冠军，也是他们赢得体坛风云人物大奖的主要成绩。
这是个温暖的集体，姑娘们对国家队的感情与一般运动员不同。
“她们有时候，跟我聊天，就说‘我们又要回家了’，我说你们是不是还愿意在这儿？她们说‘那当然，我们还愿意在这儿练’，这个言外之意就很多了——当然，她们也可能不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能判断出来她不愿意回去，在这儿对她们来说是一种乐趣。”
理论上，国家队的生活单调乏味，没比赛的时候，球场、宿舍两点一线，基地远离市区杳无人烟。就是这么个地方，却能给她们带来无与伦比的归属感。只不过，她们每年呆在这儿的时间不多，仁川亚运会前集训82天，已经算相当长的一次。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时间内，队员们都分散在全国各地，过她们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活并不那么美好。
“因为这些队员的家境都不是特别的好，都是农村的孩子，没有学上，没有工作做，她们回家以后，家里人对她们照顾的也不是说很好，很多都要靠自己。来到这儿她们吃饭、住宿这些都不会有问题，大家凑在一起，连训练也是一种乐。”
老队长付永青来自云南，今年37岁，是队里最早一批球员，即将面临退役。2012年伦敦奥运会拿了第五之后。省里觉得她争了光，在巧家县成立了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给她安排了工作，属于事业编制人员。对于这10年努力换来的回报，付永青十分珍惜，所幸学校那边也对她非常支持，来国家队训练需要请假，从来都是一路绿灯。
整支球队，付永青是唯一一个需要向单位请假的人。
“现在大部分（队员）都没有工作，只有她一个现在有工作。据我了解，只有她一个有。”徐元生说。
没工作，意味着没稳定收入，多数队员的家庭条件都不太好。所幸这两年球队成绩不错，大赛过后总能有点奖金。
“亚运会说是有一些奖金，但还没到位，我已经做完报上去了。亚运会奖金肯定很少，每个人几千块钱，主力队员大概是8000吧，这个数字还不能确定。上一届的还多一点，上一届（拿的）第二名她们都拿了8000，这次第一名也就8000——因为金牌太多了。170多块金牌没法弄了。”
“那回到省里面，市里面？”
“还会有。”
“但是也还是不会很多？” “不会，它不会超过国家，比如国家给8000，省里再给4000，然后你到她们那个比如到巧家县可能再给2000，然后到什么镇里再给1000，反正层层一半一半往下降，可能凑一块儿到不了2万块钱。”
“这个钱对她们来说是很大一笔数目吧？”
“应该是，她们平时没有收入，靠取得好成绩能挣点奖金很不错了。像奥运会我们打第五，她们各省不一样，有的就多点，有的就给的少，省里经济情况差点，就几万块钱，像北京经济条件好一点，是每个人15万。她们就靠这个，能隔个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拿一次奖金，平时没有。”
“实际也拿不了几次，打不了多少年。”
“你看这她们打完了，马上就退役了。”
“退役回去基本上都自谋职业了？”
“自谋职业了，自谋职业是很难的，你像健全人，你想谋个职业都很难，她们就更难了……”
因为没工作，回家实不是件快乐的事，过年几天还好，亲戚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可之后漫长的日子里，单调乏味的生活一点点地腐蚀着人的精神，变成身体之外另一重负担。
相比于健全人，残疾人运动员在精神上更敏感，也更坚强。
队里这些姑娘受伤期都很早，最小的只有4岁，最多的也不过15岁，对于那个年纪，正活蹦乱跳的孩子，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好多队员在刚受伤的时候都几度有自杀的想法。
被迫截肢的人，身体上康复已不可能，因而心理上的康复就尤为重要。
“她们来这儿，我能感觉到自信心有很大提升，尤其参加比赛，穿带CHINA字的国服，她们感觉很荣誉。每次比赛升国旗的时候她们都会很激动，毕竟她们也感到，能够代表国家队出来，这在几千万残疾人里算佼佼者了。”徐元生说。
队员们很把这份荣誉当回事，有时，甚至会因此背上过大的压力。
2014年世锦赛对阵澳大利亚——因为同属亚大区，这两个队是近年来的老冤家，澳大利亚队实力更强，也是中国队竞逐奥运名额的最大对手——一场艰苦的比赛，中国队全场紧紧咬住对手，并在比赛最后时刻迎来胜利的曙光。然而，当机会真正出现的时候，大家反而突然不会打球了。“我们最后几个机会没把握住，都出现在老队员上，她们觉得机会来了，就开始抢，结果球不进。”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连续投丢了三个简单的上篮，四次罚篮全失，最终三分之差败给对手。“实际那几个球只要有一半——进一个上篮，罚进两个球我们就赢了，就紧张成这样。”
为了不给大家压力，徐元生几乎从不要求成绩，只是要大家把过程打好，但每到关键时刻，队员还是会因为太想赢而发挥失常。澳大利亚是世界级强队，中国队曾输给她们六十几分，最近两年，差距已经缩小到了三四分左右，但几乎每次都是功亏一篑。
参加世锦赛与奥运会、亚运会这样的大赛，由不得她们不紧张。
相较于沉沦生计的枯燥与迷茫，代表国家争金夺银，之于这些大半个生命都困守窗边的残疾女孩，几是绝无仅有的璀璨光芒；一如樱木花道的那句“我只有现在啊！”，是不容错过的绽放；胜利那一瞬，她们无从雀跃，胸中自豪却比任何人进发得更高；金牌挂于颈上、国旗升起、国歌奏响，那是无与伦比的骄傲时刻，是值得铭记一生，不容玷污的荣光。
这，便是她们能够将信念凌驾于残缺肉体的催化剂，勇于面对苦痛人生的精神力量。
徐元生很清楚这一点，体坛风云人物颁奖那天，除了跟他上台的三个人，其他队员都聚集在看台上的无障碍区，那是老徐特地跟组委会申请的地方，他没法让所有人上台，但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要让全队一起将这份幸福共同分享。
只是，短暂的荣耀过去，只留下一如既往的寂寥。
“你们是颁奖典礼后，来这里的第一波记者。”徐元生平静地说，“也就是赶上这两天了，过两天队伍就解散了，再来，这里也没有人了。”
徐元生平时的工作就在这座训练基地，他是球馆的馆长，队员不在的时候，一个人守在这里。
“（领奖那天）她们很激动，那天我看着她们下来以后，照相的时候手都哆嗦了，都很紧张。我说你们哆嗦什么？她们说：‘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能给我们这么一个荣誉……’因为这个体坛风云人物的残疾人奖是这几年才有的，以前没有，大概也就三四年吧，像我们这种……说实话，人家都是世界冠军或者拿金牌很多的，是吧？我们这次……可能就是看见我们这种精神，组队比较晚条件比较差，最后能够取得这种成绩……对我们的一种鼓励。”
训练在笑声中结束，眼看着弟子们陆续离开后，徐元生最后一个走出场馆，他熟练地来到墙边，扳下开关，关上所有灯光，留下浓密黑暗中，寂静无音与空空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