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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份。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陕北。日本侵略军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全国要求抗日的救国运动日益高涨而不可遏止。
抗日高潮即将来临，需要大批的干部去领导民族解放战争。因此，尽管内战还未停止，全国抗战还没有实现，红军还没有实现会师，中共中央就把培养干部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率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不久，就在延川县太相寺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恢复长征前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且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为“红大”）。因为当时红军尚未会合，所以它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的大学。
1936年6月1日，红大第一期在瓦窑堡正式开学。开学典礼在米粮山上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亲临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
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红大创立之初，专任教员只有3个人，在职干部仅14人，学校领导除毛泽东外，大多由学员兼任，林彪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同时又是学员。学员有1063人，多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下设3个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第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学员均为团以上干部，共38人，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有8年战斗经验，有3处伤疤。林彪、罗瑞卿就在第一科学习，还有为人们熟知的彭雪枫、谭政、莫文骅、杨成武、陈士榘、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贺晋年、谭冠三、苏振华、耿飚、黄永胜等。第二科主要训練营连干部，共225人。第三科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共800人。
红大初设在瓦窑堡，不久迁到了保安。当时，保安只是一座贫穷的小镇，仅有几十户人家300多口人。学员们全体动手清理环境，把破石窑改造成校舍和讲堂，以石壁当黑板，以膝盖当课桌，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当时红大教员不足，就请兼职教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特立、李维汉等都曾兼过课。
红大的管理、教学制度极其简单，没有成文的章程条规，但是确定了“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等教育原则。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甘肃会师后，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也会合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编入了保安的红军大学，中央又决定在本钵成立了红军大学第二学校，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学员由原红军大学一部分、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一部分组成。这样，红大的教学员队伍得到空前发展壮大。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国内和平”遂得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迫切地需要大批干部去工作。因此，红大第一期的学生除了新编入的红二、四方面军学员外，于12月底结束了学习生活，分赴全国各地，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战争既已结束，统一战线既已形成，抗日战争开始酝酿，大量干部的需要就愈见迫切。毛泽东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其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动地适应这种战略转变，所以需要吸收大批新的干部，增加新的血液。
这时候，少数青年也已能进入边区，这些热血青年有的来自平津和东北沦陷区，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他们把延安看成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因此，“抗日红军大学”就接受了新的任务，除了培养红军干部之外，还要培养外来知识青年学生，使他们成为革命的抗日干部。
为了适应培养全国范围的抗日干部的新任务。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7年1月中旬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为“抗大”），并将校址迁设延安。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后莫文骅），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兼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1937年，1月21日，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这一期的学员有1360多人，其中边区以外来的青年占1/3，还有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来的进步军官。学员有我军著名将领陈赓、杨得志、余秋里、胡耀邦、姬鹏飞、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等也在其中。
抗大第一期极重要的一项，就是第一次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及西北红军的干部集中起来，互相交流十几年来的战争经验，并且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从而促进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开始，这一期于8月间毕业的学员们迅速奔赴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各个战场。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失利，华北沦陷，京沪弃守。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持久抗战的方针，所指出的最后胜利的前途，越来越被全国人民所确信。而延安这所抗日军政大学，就成为爱国知识青年求道的目的地。此时，由于国共合作已经确定，西安通往延安的障碍大减，全国各地青年赴延安报考抗大者，日益增多。
1937年8月，抗大开始了第三期学员的培训工作。但开学以后，每月甚至每日，仍有不少新生涌来，学校便采取了随到随编队的方法。同时也有许多学生，尽管学期未满，但迫于日益发展的抗战工作的需要而调出学校。从这一期开始的这种流动性，在以后各期中，也一贯地存在着。
抗大第四期开始于1938年4月，毕业于同年8月至11月，为学校空前猛烈发展的一期。
此时，日寇已攻陷了山西全省，企图渡黄河进而窥西北;另一方面，则企图打通津浦，占领陇海、平汉两线路，配合逆长江而上之部队，进攻武汉。全国军民正在“争取中原大会战胜利”“保卫大武汉”“保卫大西北”口号之下，努力奋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地的学生争先恐后地涌到延安，投考抗大。学员人数骤增，已非延安所能容纳，于是采取了校址分散的办法，除在延安附近设立4个大队外，并在瓦窑堡、庆阳、洛川、蟠龙，先后分设大队。
这一期教育的主要成绩，在于把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数月的时间内，培养成为有组织性、纪律性、团结性，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的坚强抗日干部，其中的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期的工作经验，对于抗大此后的发展，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抗大后来之所以在新老干部的团结，在“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工农分子的知识化”等方面，成绩表现得最好，是以这一期的经验为基础的。
为了使学校培养干部的事业与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配合起来，抗大从第五期开始，即将校级领导机关以及一、二分校迁往华北敌后办学。这在全国抗战史上是个创举，对于坚持敌后抗战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期，抗大又在山东成立了第一分校，在鲁豫皖边成立了第四分校，在皖东和苏北成立了第五分校，抗大不仅在陕北、晋察冀，而且在华中广大敌后根据地中，开始建立和繁荣起来。抗大校旗已经由黄河之滨飘扬到江海之滨。
（摘自华文出版社《生命线：能打胜仗的政治指挥大计》 作者：谈志兴）
抗日高潮即将来临，需要大批的干部去领导民族解放战争。因此，尽管内战还未停止，全国抗战还没有实现，红军还没有实现会师，中共中央就把培养干部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率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不久，就在延川县太相寺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恢复长征前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且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为“红大”）。因为当时红军尚未会合，所以它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的大学。
1936年6月1日，红大第一期在瓦窑堡正式开学。开学典礼在米粮山上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亲临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
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红大创立之初，专任教员只有3个人，在职干部仅14人，学校领导除毛泽东外，大多由学员兼任，林彪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同时又是学员。学员有1063人，多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下设3个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第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学员均为团以上干部，共38人，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有8年战斗经验，有3处伤疤。林彪、罗瑞卿就在第一科学习，还有为人们熟知的彭雪枫、谭政、莫文骅、杨成武、陈士榘、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贺晋年、谭冠三、苏振华、耿飚、黄永胜等。第二科主要训練营连干部，共225人。第三科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共800人。
红大初设在瓦窑堡，不久迁到了保安。当时，保安只是一座贫穷的小镇，仅有几十户人家300多口人。学员们全体动手清理环境，把破石窑改造成校舍和讲堂，以石壁当黑板，以膝盖当课桌，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当时红大教员不足，就请兼职教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特立、李维汉等都曾兼过课。
红大的管理、教学制度极其简单，没有成文的章程条规，但是确定了“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等教育原则。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甘肃会师后，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也会合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编入了保安的红军大学，中央又决定在本钵成立了红军大学第二学校，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学员由原红军大学一部分、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一部分组成。这样，红大的教学员队伍得到空前发展壮大。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国内和平”遂得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迫切地需要大批干部去工作。因此，红大第一期的学生除了新编入的红二、四方面军学员外，于12月底结束了学习生活，分赴全国各地，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战争既已结束，统一战线既已形成，抗日战争开始酝酿，大量干部的需要就愈见迫切。毛泽东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其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动地适应这种战略转变，所以需要吸收大批新的干部，增加新的血液。
这时候，少数青年也已能进入边区，这些热血青年有的来自平津和东北沦陷区，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他们把延安看成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因此，“抗日红军大学”就接受了新的任务，除了培养红军干部之外，还要培养外来知识青年学生，使他们成为革命的抗日干部。
为了适应培养全国范围的抗日干部的新任务。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7年1月中旬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为“抗大”），并将校址迁设延安。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后莫文骅），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兼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1937年，1月21日，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这一期的学员有1360多人，其中边区以外来的青年占1/3，还有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来的进步军官。学员有我军著名将领陈赓、杨得志、余秋里、胡耀邦、姬鹏飞、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等也在其中。
抗大第一期极重要的一项，就是第一次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及西北红军的干部集中起来，互相交流十几年来的战争经验，并且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从而促进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开始，这一期于8月间毕业的学员们迅速奔赴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各个战场。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失利，华北沦陷，京沪弃守。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持久抗战的方针，所指出的最后胜利的前途，越来越被全国人民所确信。而延安这所抗日军政大学，就成为爱国知识青年求道的目的地。此时，由于国共合作已经确定，西安通往延安的障碍大减，全国各地青年赴延安报考抗大者，日益增多。
1937年8月，抗大开始了第三期学员的培训工作。但开学以后，每月甚至每日，仍有不少新生涌来，学校便采取了随到随编队的方法。同时也有许多学生，尽管学期未满，但迫于日益发展的抗战工作的需要而调出学校。从这一期开始的这种流动性，在以后各期中，也一贯地存在着。
抗大第四期开始于1938年4月，毕业于同年8月至11月，为学校空前猛烈发展的一期。
此时，日寇已攻陷了山西全省，企图渡黄河进而窥西北;另一方面，则企图打通津浦，占领陇海、平汉两线路，配合逆长江而上之部队，进攻武汉。全国军民正在“争取中原大会战胜利”“保卫大武汉”“保卫大西北”口号之下，努力奋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地的学生争先恐后地涌到延安，投考抗大。学员人数骤增，已非延安所能容纳，于是采取了校址分散的办法，除在延安附近设立4个大队外，并在瓦窑堡、庆阳、洛川、蟠龙，先后分设大队。
这一期教育的主要成绩，在于把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数月的时间内，培养成为有组织性、纪律性、团结性，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的坚强抗日干部，其中的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期的工作经验，对于抗大此后的发展，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抗大后来之所以在新老干部的团结，在“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工农分子的知识化”等方面，成绩表现得最好，是以这一期的经验为基础的。
为了使学校培养干部的事业与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配合起来，抗大从第五期开始，即将校级领导机关以及一、二分校迁往华北敌后办学。这在全国抗战史上是个创举，对于坚持敌后抗战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期，抗大又在山东成立了第一分校，在鲁豫皖边成立了第四分校，在皖东和苏北成立了第五分校，抗大不仅在陕北、晋察冀，而且在华中广大敌后根据地中，开始建立和繁荣起来。抗大校旗已经由黄河之滨飘扬到江海之滨。
（摘自华文出版社《生命线：能打胜仗的政治指挥大计》 作者：谈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