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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说过：“不管要到哪一个国家，只要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说认识吴良镛。”
今年2月刚刚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吴良铺老先生，今年整整90岁了。这位九旬老人满头银发，两道白眉，圆圆的脸上永远带着敦厚温和的笑容。
如今吴老先生仍坚持站在讲台上授课，“精力旺盛”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师们对他的评价。“身体再好一点的话，能参加更多工作。”他笑眯眯地说。可见这位为建筑事业奋斗了七十载的老者对工作仍充满了激情。
流离失所早立志
1922年，吴良镛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普通家庭。他自幼喜爱文学、美术，兴趣广泛，读书刻苦勤奋。他出生与成长的南京门西地区，邻近“十里秦淮”。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集文化、商业、服务业和专业化加工为一体的繁华地区，然而从1911年起就开始迅速衰落。吴良镛的家也没有逃过这悲惨的境遇。
少小时的吴良镛，目睹了收账人揭走自家屋瓦。当时，妹妹正在发着高烧，无奈之下，一家人只好被迫告别祖居，遭受流离失所之痛楚。1937年南京沦陷前，吴良镛随兄长匆匆离开南京，先后到武汉、重庆求学。
“刚刚交完大学入学考试最后一科的考卷，就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日本人的战机突然来袭。”吴良镛回忆起1940年7月在母校重庆合川二中参加考试的情景，“当时我们赶紧躲到防空洞里，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瓦砾碎片、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来。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发现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的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就在这场轰炸中，吴良镛非常敬重的国文教员戴劲沉不幸遇难。
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经历促使吴良镛在内心早早地树立了“谋万人居”的伟大理想。他悲伤地告别合川，临行前默默许下宏愿，“将来要从事建筑行业，重新修整惨遭蹂躏的城乡”。这一年，吴良镛只有18岁。
其实早在吴良镛10岁时，心中就已有“将来要搞一座建筑”的想法了。在吴良镛的表姐李玉清的记忆里，有一件事她至今难忘。“大约是吴良镛lO岁的时候，我爷爷召集一伙不大不小的男丁，在家中像开会似地讨论以后要做什么。”当时表兄弟及堂兄弟们轮流发表“演讲”，有当东家开店的，有当先生教书的等等。轮到吴良镛时，他竟然说自己想搞一座建筑。“我爷爷当时是既气又乐，气的是吴良镛说要搞建筑，当时并不是一门学科，没有人知道。乐的是，毕竟是孩子，说话不着边际。”李玉清说，当时爷爷就斥责了吴良镛，说搞什么建筑，那就是去当泥瓦匠，跟泥土打交道，没出息。
一句戏言，哪想日后能成真!李玉清称，其实，幼年时，吴良铺所居住的周围，都是古典的园林式建筑。无论是外公家的房屋建筑，还是他自家的房屋，都给小吴良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为他以后搞建筑，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灵感。李玉清记得，少年吴良镛表现出少有的聪明，好学好问，学习从来不用人督促，每天早起打扫完毕就会读书，还特爱对着新房子老房子发呆。
1940年，吴良镛出人意料地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如愿学习建筑系。这期间，在重庆中央大学图书馆的暗室里，吴良镛看到了一批越过“驼峰航线”运来的国外建筑杂志缩微胶卷。他惊讶地发现，同样饱受战乱侵扰的西方建筑界并未无所作为，而是信心百倍地放眼未来，致力于战后城市重建和住宅建设的研究。国破山河在。战后重建的美好愿景如同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照亮了吴良镛的心，而“重建”这个概念，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
满腹质疑谋“人居”
“年轻的时候，我曾在书本上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毛病，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些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吴良镛回忆说，“直到怀着满腔热情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时，我都依然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属于西方国家，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
“但，”他又说，“那时候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
随着旧中国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批批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废俱兴的新城市身后渐渐淡去，吴良镛的心头却萦绕着日益浓密的困惑：现实和理想呈现出较大偏差。吴良镛认为，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然巨大，却并没能绕开“城市病”。
吴良镛常说，西方建筑史是“石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的历史”，因此，中国古建保护比西方更为不易。但让吴良镛感到揪心的是，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城凌乱。而且，城市同质化严重，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更让吴良镛愤慨的是，近年来国际上一批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导致有的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实验场。”
因此，吴良镛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我们不是不能借鉴西方建筑，只是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他说过，北京有可能成为“二手货城市”。他痛惜北京旧城以剃光头的速度和方式进行改造，“已经像一个瘌痢头……出现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区”’。他警告北京的旧城已经出现了开发过度的倾向，而作为越文化代表的绍兴也是如此，他说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但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令他难过的，还有济南、福州、桂林、昆明……
当一些人对所谓全球最新的流行理念拳拳服膺时，吴良镛却是满腹质疑。他禁不住频频发问；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他期待人们明白：“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并不拥有自身居住的世界，仅仅是从子孙处借得，暂为保管罢了。”只有每个人都投身参与，才能拥有健康的居住环境。
他的声音、他的努力，很多人听到也看到，并且心有戚戚焉。
践履笃实攀高峰
北京菊儿胡同有一个41号院，原本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菊儿胡同最破的地方。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随着人口增加，院子里逐渐盖满了小棚小房，几乎没有转身之地，危房、积水、漏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居民。
20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但是，菊儿胡同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由于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改造项目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不仅如此，项目不大、费用不高，牵涉面却不少等问题使得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碰这类项目。后来，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镐。出乎意料的是，吴良镛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用仅1万元的项目显示出了极大热情。
“衣服破了一定要扔掉吗?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例如打个漂亮点的补丁，或者绣上图案。”吴良镛一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其实，从1978年起，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了。他认为，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 “最后结晶”。因此，北京的旧城改造，小仪婴满足玑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因此，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在这场“有备之战”中，吴良镛的理论在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中得以充分腱现。
据吴良镛的助手左川回忆，菊儿胡同方案在审批时费尽周折，前后审查了七次之多。但吴良镛不厌其烦、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
如今，改造后的菊儿小区里，精心保留了原有的树木。整洁统一的二层、三层小楼自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面积虽然不大，却并不觉得压抑。这样一座“类四合院”，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邻里间出来进去的都打声招乎，有了困难也相互帮助。情境间，生活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北京城，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吴良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相对于大拆大建，吴良铺倡导的“有机更新”理念，延续了城市原有的历史环境，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来说，可谓探索了一条旧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路子。1992年，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试点工程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
大海波涛现代人
事实上，不管是为人还是为学，吴良镛都受了粱思成和林徽因这对才子佳人不少的熏陶。
上大学期间，吴良镛在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梁思成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在梁先生身边工作，有机会看到他从国外带来的建筑领域的最新资料，这让我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不少建筑学知识。”说剑恩师粱思成，吴良镛充满感激之情。
抗战胜利后，刚毕业两年的吴良镛应梁思成之约，协助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自此，揭开了新中国建筑教育的新篇章。1948年夏天，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匿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其问曾获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设计竞赛荣誉奖，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
吴良铺始终记得去美国前夕，粱思成写好推荐信，让林徽因看到了，她提笔动予修改起来，说：“对良铺的介绍应该这样来写——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病魔抗争中表现出的少有的坚强。”
和恩师一样，吴良镛的刻苦也为人称道。他曾经每天凌晨4点起床工作，奋战两个多小时，再草草地眯瞪一会儿，就带上人备好的午餐准时上班。
除了坚持理论与实践甲行并进外，吴良谛还在建筑与绘画上实现“两种平行的学刊”。绘画是建筑学刊的必修课，但他“并不满足于建筑表现技术的学习，而是希望从习画中加强对艺术和文化的追求”。“良镛兄作画，观察精微，表达准确，敏锐的感觉巾仍不放松理性的刻画。”著名画家吴冠中这样点评他的艺术才华。
在与研究生淡治学时，吴良镛说，这个时代应该能产生好的建筑与城市，但事与愿违。他希望学建筑、学规划的人，要坚持把科学的理性思维和艺术的形象创造相结合。他告诫学了们小必怨天尤人，而是要反求诸己，“应该说我们的水平还不高，我们创造性还不够”。
1949年6月，沙里宁在接受《底特律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吴良铺：“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围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于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于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面对前路，吴良镛至今依然表现出内心的坚定不移，“术来不可限最，难于管窥，要有人海波涛现代人’的胸怀去开拓进取”。
“镛，古乐器，奏乐时表示节拍的大钟。”这是《现代汉语词典》上的斛释。如今，吴良镛已经敲响了中国建筑文化伟太复兴的钟声，余音至今萦绕耳际。
今年2月刚刚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吴良铺老先生，今年整整90岁了。这位九旬老人满头银发，两道白眉，圆圆的脸上永远带着敦厚温和的笑容。
如今吴老先生仍坚持站在讲台上授课，“精力旺盛”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师们对他的评价。“身体再好一点的话，能参加更多工作。”他笑眯眯地说。可见这位为建筑事业奋斗了七十载的老者对工作仍充满了激情。
流离失所早立志
1922年，吴良镛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普通家庭。他自幼喜爱文学、美术，兴趣广泛，读书刻苦勤奋。他出生与成长的南京门西地区，邻近“十里秦淮”。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集文化、商业、服务业和专业化加工为一体的繁华地区，然而从1911年起就开始迅速衰落。吴良镛的家也没有逃过这悲惨的境遇。
少小时的吴良镛，目睹了收账人揭走自家屋瓦。当时，妹妹正在发着高烧，无奈之下，一家人只好被迫告别祖居，遭受流离失所之痛楚。1937年南京沦陷前，吴良镛随兄长匆匆离开南京，先后到武汉、重庆求学。
“刚刚交完大学入学考试最后一科的考卷，就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日本人的战机突然来袭。”吴良镛回忆起1940年7月在母校重庆合川二中参加考试的情景，“当时我们赶紧躲到防空洞里，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瓦砾碎片、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来。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发现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的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就在这场轰炸中，吴良镛非常敬重的国文教员戴劲沉不幸遇难。
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经历促使吴良镛在内心早早地树立了“谋万人居”的伟大理想。他悲伤地告别合川，临行前默默许下宏愿，“将来要从事建筑行业，重新修整惨遭蹂躏的城乡”。这一年，吴良镛只有18岁。
其实早在吴良镛10岁时，心中就已有“将来要搞一座建筑”的想法了。在吴良镛的表姐李玉清的记忆里，有一件事她至今难忘。“大约是吴良镛lO岁的时候，我爷爷召集一伙不大不小的男丁，在家中像开会似地讨论以后要做什么。”当时表兄弟及堂兄弟们轮流发表“演讲”，有当东家开店的，有当先生教书的等等。轮到吴良镛时，他竟然说自己想搞一座建筑。“我爷爷当时是既气又乐，气的是吴良镛说要搞建筑，当时并不是一门学科，没有人知道。乐的是，毕竟是孩子，说话不着边际。”李玉清说，当时爷爷就斥责了吴良镛，说搞什么建筑，那就是去当泥瓦匠，跟泥土打交道，没出息。
一句戏言，哪想日后能成真!李玉清称，其实，幼年时，吴良铺所居住的周围，都是古典的园林式建筑。无论是外公家的房屋建筑，还是他自家的房屋，都给小吴良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为他以后搞建筑，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灵感。李玉清记得，少年吴良镛表现出少有的聪明，好学好问，学习从来不用人督促，每天早起打扫完毕就会读书，还特爱对着新房子老房子发呆。
1940年，吴良镛出人意料地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如愿学习建筑系。这期间，在重庆中央大学图书馆的暗室里，吴良镛看到了一批越过“驼峰航线”运来的国外建筑杂志缩微胶卷。他惊讶地发现，同样饱受战乱侵扰的西方建筑界并未无所作为，而是信心百倍地放眼未来，致力于战后城市重建和住宅建设的研究。国破山河在。战后重建的美好愿景如同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照亮了吴良镛的心，而“重建”这个概念，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
满腹质疑谋“人居”
“年轻的时候，我曾在书本上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毛病，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些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吴良镛回忆说，“直到怀着满腔热情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时，我都依然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属于西方国家，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
“但，”他又说，“那时候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
随着旧中国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批批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废俱兴的新城市身后渐渐淡去，吴良镛的心头却萦绕着日益浓密的困惑：现实和理想呈现出较大偏差。吴良镛认为，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然巨大，却并没能绕开“城市病”。
吴良镛常说，西方建筑史是“石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的历史”，因此，中国古建保护比西方更为不易。但让吴良镛感到揪心的是，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城凌乱。而且，城市同质化严重，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更让吴良镛愤慨的是，近年来国际上一批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导致有的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实验场。”
因此，吴良镛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我们不是不能借鉴西方建筑，只是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他说过，北京有可能成为“二手货城市”。他痛惜北京旧城以剃光头的速度和方式进行改造，“已经像一个瘌痢头……出现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区”’。他警告北京的旧城已经出现了开发过度的倾向，而作为越文化代表的绍兴也是如此，他说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但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令他难过的，还有济南、福州、桂林、昆明……
当一些人对所谓全球最新的流行理念拳拳服膺时，吴良镛却是满腹质疑。他禁不住频频发问；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他期待人们明白：“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并不拥有自身居住的世界，仅仅是从子孙处借得，暂为保管罢了。”只有每个人都投身参与，才能拥有健康的居住环境。
他的声音、他的努力，很多人听到也看到，并且心有戚戚焉。
践履笃实攀高峰
北京菊儿胡同有一个41号院，原本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菊儿胡同最破的地方。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随着人口增加，院子里逐渐盖满了小棚小房，几乎没有转身之地，危房、积水、漏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居民。
20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但是，菊儿胡同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由于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改造项目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不仅如此，项目不大、费用不高，牵涉面却不少等问题使得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碰这类项目。后来，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镐。出乎意料的是，吴良镛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用仅1万元的项目显示出了极大热情。
“衣服破了一定要扔掉吗?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例如打个漂亮点的补丁，或者绣上图案。”吴良镛一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其实，从1978年起，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了。他认为，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 “最后结晶”。因此，北京的旧城改造，小仪婴满足玑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因此，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在这场“有备之战”中，吴良镛的理论在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中得以充分腱现。
据吴良镛的助手左川回忆，菊儿胡同方案在审批时费尽周折，前后审查了七次之多。但吴良镛不厌其烦、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
如今，改造后的菊儿小区里，精心保留了原有的树木。整洁统一的二层、三层小楼自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面积虽然不大，却并不觉得压抑。这样一座“类四合院”，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邻里间出来进去的都打声招乎，有了困难也相互帮助。情境间，生活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北京城，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吴良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相对于大拆大建，吴良铺倡导的“有机更新”理念，延续了城市原有的历史环境，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来说，可谓探索了一条旧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路子。1992年，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试点工程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
大海波涛现代人
事实上，不管是为人还是为学，吴良镛都受了粱思成和林徽因这对才子佳人不少的熏陶。
上大学期间，吴良镛在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梁思成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在梁先生身边工作，有机会看到他从国外带来的建筑领域的最新资料，这让我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不少建筑学知识。”说剑恩师粱思成，吴良镛充满感激之情。
抗战胜利后，刚毕业两年的吴良镛应梁思成之约，协助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自此，揭开了新中国建筑教育的新篇章。1948年夏天，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匿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其问曾获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设计竞赛荣誉奖，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
吴良铺始终记得去美国前夕，粱思成写好推荐信，让林徽因看到了，她提笔动予修改起来，说：“对良铺的介绍应该这样来写——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病魔抗争中表现出的少有的坚强。”
和恩师一样，吴良镛的刻苦也为人称道。他曾经每天凌晨4点起床工作，奋战两个多小时，再草草地眯瞪一会儿，就带上人备好的午餐准时上班。
除了坚持理论与实践甲行并进外，吴良谛还在建筑与绘画上实现“两种平行的学刊”。绘画是建筑学刊的必修课，但他“并不满足于建筑表现技术的学习，而是希望从习画中加强对艺术和文化的追求”。“良镛兄作画，观察精微，表达准确，敏锐的感觉巾仍不放松理性的刻画。”著名画家吴冠中这样点评他的艺术才华。
在与研究生淡治学时，吴良镛说，这个时代应该能产生好的建筑与城市，但事与愿违。他希望学建筑、学规划的人，要坚持把科学的理性思维和艺术的形象创造相结合。他告诫学了们小必怨天尤人，而是要反求诸己，“应该说我们的水平还不高，我们创造性还不够”。
1949年6月，沙里宁在接受《底特律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吴良铺：“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围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于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于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面对前路，吴良镛至今依然表现出内心的坚定不移，“术来不可限最，难于管窥，要有人海波涛现代人’的胸怀去开拓进取”。
“镛，古乐器，奏乐时表示节拍的大钟。”这是《现代汉语词典》上的斛释。如今，吴良镛已经敲响了中国建筑文化伟太复兴的钟声，余音至今萦绕耳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