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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两会会场，政协委员张晓梅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大会堂安检通道已空无一人。与往天人来人往的境况形成了鲜明对照，似乎安静而无声地送走了今年的大会，仿佛预示着万事都有新旧通道。”
这条信息，马上通过新浪微博传达给了她的若干“粉丝”。
今年两会上，除了开会和接受采访以外，很多代表、委员又多了一个新活动：用手机发“微博”。被戏称为“围脖”的微博显得灵巧活跃，有人把自己的提案缩成140个字以内放到微博上，有人则是发一些个人化的信息。
“我其实是被微博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对本刊记者说，他是被人民网和新浪网先后“拉下水”，从两会一开始就每天早上6点起来看微博，回留言。
是否应该把这个新的“通道”提升到“微博问政”的高度，在两会短短十几天里还看不出端倪。但是在聚光灯无法照到的角落，这些两会微博确实制造了一些有趣的话题和事件，让今年的两会表情格外丰富起来。
一句话成为一个事件
“微博就是用来分享传播的平台，我们想跟商业网站競争，不可能用名人效应，从我们掌握的资源和网站定位看，联系政府官员和学者开微博是最好的选择。”人民网“人民微博”的主编彭奇说。
人民微博从2010年2月1日开始上线公测，一个月后恰逢两会召开，第一批客人当然是即将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紧接着，新浪网也赶上了这趟车。
而微博的巨大效应，让很多首次接触这个新事物的代表和委员始料未及。
张晓梅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信息：“出席的委员每人发一台笔记本电脑。今年不同的是，会议结束后它们不用被归还。”
这条消息立刻被无数媒体转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有的网民估计，免费发给张晓梅和其他代表委员的笔记本电脑，将花去中国纳税人约1000万元。
也有人进一步探讨：“电脑捐与否，不是委员代表的行为要点，他们的行为要点在于参政议政。是否应该给代表委员们发电脑，倒是人大应该在事前决策的。”
以至于到两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爱国者的老总冯军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政协会上午闭幕了，我发现很多网友盯住委员手中的电脑。”
网友“忧国忧民王全杰”在微博上呼吁政协委员将手提电脑捐献灾区。结果真的有很多代表和委员在两会结束后把电脑捐给了灾区。
人大代表叶青的“照相事件”，也同样因为微博而闹得沸沸扬扬。
他在自己的微博上随便一句：“今天上午全团到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与中央领导一起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地方提诉求的好机会，希望有收获，当然首先是照相。”
“纳税人的钱交来是让你们监督政府，不是来照相的!”“两会是共商国是呢，还是共同照相?”各种质疑声铺天盖地涌来。
郑渊洁也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从电视上看两会，最多见的场面是委员代表照相留念，感觉委员代表参加两会最重要的事首先是照相。”
真正成为“焦点”的微博事件，当属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3月11日通过手机短信发的一条微博：“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本委员闻之大不快，遂讥之：‘那你岂不是开次两会赚了五亿?’”
对此严琦自然是坚决否认，但仍然成为网友的众矢之的，甚至有人为此在口碑网上给了陶然居恶评。韩方明也马上在微博上表态：“这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的公民写下的公开文字。”
“微博是一个强大的舆论场，它能以现场直播的方式传递消息，而且立刻知道对方的反应，它不需要别的机构来审核，也不需要符合某个媒体的要求。微博会越来越多地成为想要有所作为者的手段，特别适合于有影响力的政治或者经济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他看来，微博的进入，对于传媒界具有革命性作用。
或许正是因为字数不多，不需审核，让代表和委员们在不经意间通过微博道出了一些真实。
“睡着”的是多数，“醒着”的是个别
彭奇和同事做了一个统计，人民微博在两会期间每天都有几万网民登录浏览和讨论，平面媒体和网站累计报道、转载人民微博相关新闻500多篇次。
彭奇说，在人民微博上注册的代表和委员有40多位，主动更新的总是在10位左右。
“代表委员来人民网开微博有各种途径。有的是曾来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做访谈的嘉宾；有的是微博编辑通过朋友或同行打听、或者通过代表委员公布在网上的联系方式找到的；有的是人民日报人民网上会记者代为邀请的；也有代表委员看见人民网的相关宣传材料主动和我们联系的。”彭奇说，绝大部分代表开微博，都是受网站邀请的。
只有三四位代表主动找上门，“基本上都是企业家。”他说。
朱永新说，即便是“被微博”，仍然有许多粉丝的留言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有人告诉我他们家乡的学校校长大部分是转业军人，还有人希望关注留守儿童，关于代课教师的留言就更多了。这些对于我们参政议政都有重要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也是“被微博”者之一。他说，他在微博里也经常挨骂，因为他的观点有时会和主流意见相左，“忍不住了，就出来说一说。”
不过他说两会期间太忙了，有时候实在没时间看微博，也会托网站的人帮忙打理。
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有一些代表委员比较忙，在微博上晒完提案议案或者打完招呼之后更新微博并不频繁。”彭奇说。
尽管大部分开微博的代表和委员开始都比较被动，但很快在发觉微博的影响力之后，就会主动发一些跟两会结合比较紧密的内容。彭奇说，两会期间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跟注册了微博的代表和委员打电话，告诉他们新增了多少评论。
而代表委员开微博的初衷也各有不同：企业家们通常是宣传自己的企业；画家或者艺术界名人更多的是和粉丝沟通交流；学者或者政府要员，粉丝跟他们沟通的目的性就更强一些。
但是，这种沟通很难成为常态。并不是每一个注册了微博的代表都有持续更新的热隋，尤其是在两会结束之后。“醒着”的是少数，“睡着”的是大多数。
“现在两会结束后时间还不长，还没有统计出流量，但是可以明显看出来，在两会召开时对在微博上留言和回帖主动的代表或委员，两会结束后依然有的很主动；反之，不主动的人，开完会就很少登录了。”彭奇说。
别给微博压上太重的担子
两会结束了，彭奇他们还有新设想，除了和代表委员继续保持沟通之外，他们打算邀请一些官员和新闻发言人落户人民微博。
这个名单里，目前已经有中组部新闻办主任、高检新闻处处长、浦东新区新闻办副主任、百色市委宣传部长、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人。
这似乎传递着一个新信息：微博也许会成为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网络问政方式。
陈忠林认为，微博是沟通民意的重要渠道，对政府官员来说意义更大，他们可以通过微博问计于民，也可以向民众解释做法和想法，至少可以揭开官员的神秘面纱。
朱永新却并不这么觉得：“两会结束以后，估计代表委员都要忙自己的学问，做自己的业务，不一定有时间与大家充分交流；也有代表委员在两会的时候明确表态，两会以后就不再花这么多时间在网络上了。”
在中国呆了六年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cam觉得，如果这些代表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拉近决策者和普通人的距离，那么开微博就非常有意义；如果只想宣传，那么利用微博未必比其他传统媒体更有效率。
彭奇的看法比较温和。他说，微博是一种新的沟通形式，为人民与政府间的沟通增加了一个渠道，但绝不是最重要的渠道。
这条信息，马上通过新浪微博传达给了她的若干“粉丝”。
今年两会上，除了开会和接受采访以外，很多代表、委员又多了一个新活动：用手机发“微博”。被戏称为“围脖”的微博显得灵巧活跃，有人把自己的提案缩成140个字以内放到微博上，有人则是发一些个人化的信息。
“我其实是被微博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对本刊记者说，他是被人民网和新浪网先后“拉下水”，从两会一开始就每天早上6点起来看微博，回留言。
是否应该把这个新的“通道”提升到“微博问政”的高度，在两会短短十几天里还看不出端倪。但是在聚光灯无法照到的角落，这些两会微博确实制造了一些有趣的话题和事件，让今年的两会表情格外丰富起来。
一句话成为一个事件
“微博就是用来分享传播的平台，我们想跟商业网站競争，不可能用名人效应，从我们掌握的资源和网站定位看，联系政府官员和学者开微博是最好的选择。”人民网“人民微博”的主编彭奇说。
人民微博从2010年2月1日开始上线公测，一个月后恰逢两会召开，第一批客人当然是即将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紧接着，新浪网也赶上了这趟车。
而微博的巨大效应，让很多首次接触这个新事物的代表和委员始料未及。
张晓梅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信息：“出席的委员每人发一台笔记本电脑。今年不同的是，会议结束后它们不用被归还。”
这条消息立刻被无数媒体转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有的网民估计，免费发给张晓梅和其他代表委员的笔记本电脑，将花去中国纳税人约1000万元。
也有人进一步探讨：“电脑捐与否，不是委员代表的行为要点，他们的行为要点在于参政议政。是否应该给代表委员们发电脑，倒是人大应该在事前决策的。”
以至于到两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爱国者的老总冯军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政协会上午闭幕了，我发现很多网友盯住委员手中的电脑。”
网友“忧国忧民王全杰”在微博上呼吁政协委员将手提电脑捐献灾区。结果真的有很多代表和委员在两会结束后把电脑捐给了灾区。
人大代表叶青的“照相事件”，也同样因为微博而闹得沸沸扬扬。
他在自己的微博上随便一句：“今天上午全团到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与中央领导一起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地方提诉求的好机会，希望有收获，当然首先是照相。”
“纳税人的钱交来是让你们监督政府，不是来照相的!”“两会是共商国是呢，还是共同照相?”各种质疑声铺天盖地涌来。
郑渊洁也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从电视上看两会，最多见的场面是委员代表照相留念，感觉委员代表参加两会最重要的事首先是照相。”
真正成为“焦点”的微博事件，当属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3月11日通过手机短信发的一条微博：“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本委员闻之大不快，遂讥之：‘那你岂不是开次两会赚了五亿?’”
对此严琦自然是坚决否认，但仍然成为网友的众矢之的，甚至有人为此在口碑网上给了陶然居恶评。韩方明也马上在微博上表态：“这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的公民写下的公开文字。”
“微博是一个强大的舆论场，它能以现场直播的方式传递消息，而且立刻知道对方的反应，它不需要别的机构来审核，也不需要符合某个媒体的要求。微博会越来越多地成为想要有所作为者的手段，特别适合于有影响力的政治或者经济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他看来，微博的进入，对于传媒界具有革命性作用。
或许正是因为字数不多，不需审核，让代表和委员们在不经意间通过微博道出了一些真实。
“睡着”的是多数，“醒着”的是个别
彭奇和同事做了一个统计，人民微博在两会期间每天都有几万网民登录浏览和讨论，平面媒体和网站累计报道、转载人民微博相关新闻500多篇次。
彭奇说，在人民微博上注册的代表和委员有40多位，主动更新的总是在10位左右。
“代表委员来人民网开微博有各种途径。有的是曾来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做访谈的嘉宾；有的是微博编辑通过朋友或同行打听、或者通过代表委员公布在网上的联系方式找到的；有的是人民日报人民网上会记者代为邀请的；也有代表委员看见人民网的相关宣传材料主动和我们联系的。”彭奇说，绝大部分代表开微博，都是受网站邀请的。
只有三四位代表主动找上门，“基本上都是企业家。”他说。
朱永新说，即便是“被微博”，仍然有许多粉丝的留言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有人告诉我他们家乡的学校校长大部分是转业军人，还有人希望关注留守儿童，关于代课教师的留言就更多了。这些对于我们参政议政都有重要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也是“被微博”者之一。他说，他在微博里也经常挨骂，因为他的观点有时会和主流意见相左，“忍不住了，就出来说一说。”
不过他说两会期间太忙了，有时候实在没时间看微博，也会托网站的人帮忙打理。
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有一些代表委员比较忙，在微博上晒完提案议案或者打完招呼之后更新微博并不频繁。”彭奇说。
尽管大部分开微博的代表和委员开始都比较被动，但很快在发觉微博的影响力之后，就会主动发一些跟两会结合比较紧密的内容。彭奇说，两会期间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跟注册了微博的代表和委员打电话，告诉他们新增了多少评论。
而代表委员开微博的初衷也各有不同：企业家们通常是宣传自己的企业；画家或者艺术界名人更多的是和粉丝沟通交流；学者或者政府要员，粉丝跟他们沟通的目的性就更强一些。
但是，这种沟通很难成为常态。并不是每一个注册了微博的代表都有持续更新的热隋，尤其是在两会结束之后。“醒着”的是少数，“睡着”的是大多数。
“现在两会结束后时间还不长，还没有统计出流量，但是可以明显看出来，在两会召开时对在微博上留言和回帖主动的代表或委员，两会结束后依然有的很主动；反之，不主动的人，开完会就很少登录了。”彭奇说。
别给微博压上太重的担子
两会结束了，彭奇他们还有新设想，除了和代表委员继续保持沟通之外，他们打算邀请一些官员和新闻发言人落户人民微博。
这个名单里，目前已经有中组部新闻办主任、高检新闻处处长、浦东新区新闻办副主任、百色市委宣传部长、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人。
这似乎传递着一个新信息：微博也许会成为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网络问政方式。
陈忠林认为，微博是沟通民意的重要渠道，对政府官员来说意义更大，他们可以通过微博问计于民，也可以向民众解释做法和想法，至少可以揭开官员的神秘面纱。
朱永新却并不这么觉得：“两会结束以后，估计代表委员都要忙自己的学问，做自己的业务，不一定有时间与大家充分交流；也有代表委员在两会的时候明确表态，两会以后就不再花这么多时间在网络上了。”
在中国呆了六年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cam觉得，如果这些代表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拉近决策者和普通人的距离，那么开微博就非常有意义；如果只想宣传，那么利用微博未必比其他传统媒体更有效率。
彭奇的看法比较温和。他说，微博是一种新的沟通形式，为人民与政府间的沟通增加了一个渠道，但绝不是最重要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