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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国际电影节自1985年创立以来，每年10月都会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并逐步发展为中东欧最重要的影展之一。华沙电影节主席斯塔凡·劳丁（Stafan Laudyn）先生自1991年开始担任这一职务至今，也是自他担任主席的那一年开始，华沙电影节才从“电影周”改为“电影节。”
2009年，华沙国际电影节被国际制片人协会（FIAPF）认证为十四个A类国际竞赛类影展之一。贾樟柯、刁亦男等导演的作品都曾入围该电影节。
2011年，由我担任剪辑的影片《麻局》在电影节自由精神单元被提名，而我也有幸与斯塔凡先生结缘第27届华沙国际电影节。今年斯塔凡先生受邀来到北京参加电影活动，而我也拍摄了第一部导演处女作。
作为一位年轻的导演，我也迫切地希望了解如我一样的独立导演如何将自己的作品更专业化，如何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光广阔的天地。带着这些问题，我与斯塔凡先生有了更深入的交流。
独立电影：电影制片厂以外的电影
和斯塔凡先生聊独立电影，了解到一些国外电影人与中国电影人不同的观念。相比中国“独立电影”的多种形态，斯塔凡先生讲述的“独立电影”却主要指在电影制片厂之外的电影。
一般来说， 制片厂出品的电影都有一条龙的出品、发行渠道，但对于独立电影来说，制片人和导演必须想办法卖电影，而且前前后后要卖很多次。要融资，要卖给中间商、卖给所有的发行商、展商、电影院，并最终卖给观众，这是很长的一条销售链。
但晓萌觉得，相对于国外的制片厂制度，独立影片的创作者和投资公司更要面对观众反映，在创作上有更多的自由，尽管没有制片厂繁复的种种报批手续，不会像制片厂或者制片公司只能看到当前观众喜欢什么，一味重复投资成功案例的拍摄。独立电影人会更多探索观众需要，以及重视自己在电影艺术上新的表达方向。比如《女巫布莱尔》这样在DV刚一出现就以几万美元投入获得是2亿美元观众认可的电影奇迹，基本上都是在独立电影上发生的。
斯塔凡先生认为，不能将“独立电影”模糊理解为“地下电影”。在他的介绍中，我了解到在波兰，是将概念相对模糊和内容多元化的电影、非专业电影乃至一些海外电影统称为“独立电影”。这种定义的产生与电影的融资方式有关。
“独立”这个词既包括了制作，也涵盖了发行。在刚开始制作完成一部电影时，就要准备为发行铺路。如果导演希望自己的电影被更多人看到，找一位制片人或者一家能做影片发行的机构非常重要。如果你找到的制片人或机构是国际化的，那当然帮助更大。
同样，在斯塔凡先生看来，电影可以被分为两种，有推销潜力的和没有推销潜力的。有些电影制片人和制片机构虽然助推力比较强，但是在最初也会仔细遴选斟酌。一部电影值得推销的潜力构成元素有很多，因此制片人和制片机构在选择电影项目时一定要牢记：不是所有电影都有这个潜力。
给观众看你影片的理由
作为一部专业的独立电影，将观众“请”入影院也有不少小技巧。在斯塔凡先生的讲述中，晓萌了解到，作为一位电影导演，你也要为观众是否进入影院负责。
那么，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才能更好地让观众走进电影院？
首先，得给观众足够的理由来花钱看你的电影。（在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独立导演有时候要“求”观众来看电影。但作为电影导演，晓萌觉得某些内容还是相通的。至少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位能让观众“喜闻乐见”的导演）如果电影到最后没人看，那导演也就无法继续做电影了。
当然，也有的导演认为观众并不重要，自己的表达才是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认为的。无论导演是否在乎观众，表达是所有导演的基本诉求。（哪怕是纯为挣钱而创作的剧本，也会有导演自己的内在表达，否则单纯为做活儿而做出来的，就算用国际级大导演的团队，也是垃圾。）
当然，有时候你觉得必须了解观众的需求，因为市场结果才能最终说明问题。可你能掌握所有观众的需求吗？昨天你觉得“古装怀旧”有市场，好不容易写好剧本拍完了送到视频网站上去，却发现今年从春天到盛夏的电影市场上都在讲“青春”。作为导演好像永远也不知道到底观众的心是什么。或者我们权把观众的心当作女人的心吧。嘴上说着不要，心里却非常想要。总让人捉摸不定，要么说做导演的大部分都是被“女人”逼疯的男人。
但晓萌想，作为独立导演，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大部分人的所需。如果一位导演的作品能让大部分人感同身受，这应该也是他们进入影院的理由吧。纪录片《彼岸》在电影节上放映时，一位国外观众看着影片中那些为梦想而努力，最终却一无所有的孩子们时，忍不住对导演蒋樾说：“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就是我。”如果你的影片中，有一种精神，是大部分观众们乐于看到，那也一定是他们进入影院甚至在视频网络上为你的影片买单的理由。
微电影《老男孩》被人至今仍不断被提起，当年的热烈转发，人气是从何而来呢？我想，是影片中那种“我虽然是一个小人物，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虽然不成功，甚至失败，但我也有梦想。我为之奋斗，我努力了，我失败了。那又如何，至少我做过了。”在这样的中心理念下，产生的影片，让这个故事变得令所有看到的人止不住转发。
转发只有一个理由：认同。
2009年，华沙国际电影节被国际制片人协会（FIAPF）认证为十四个A类国际竞赛类影展之一。贾樟柯、刁亦男等导演的作品都曾入围该电影节。
2011年，由我担任剪辑的影片《麻局》在电影节自由精神单元被提名，而我也有幸与斯塔凡先生结缘第27届华沙国际电影节。今年斯塔凡先生受邀来到北京参加电影活动，而我也拍摄了第一部导演处女作。
作为一位年轻的导演，我也迫切地希望了解如我一样的独立导演如何将自己的作品更专业化，如何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光广阔的天地。带着这些问题，我与斯塔凡先生有了更深入的交流。
独立电影：电影制片厂以外的电影
和斯塔凡先生聊独立电影，了解到一些国外电影人与中国电影人不同的观念。相比中国“独立电影”的多种形态，斯塔凡先生讲述的“独立电影”却主要指在电影制片厂之外的电影。
一般来说， 制片厂出品的电影都有一条龙的出品、发行渠道，但对于独立电影来说，制片人和导演必须想办法卖电影，而且前前后后要卖很多次。要融资，要卖给中间商、卖给所有的发行商、展商、电影院，并最终卖给观众，这是很长的一条销售链。
但晓萌觉得，相对于国外的制片厂制度，独立影片的创作者和投资公司更要面对观众反映，在创作上有更多的自由，尽管没有制片厂繁复的种种报批手续，不会像制片厂或者制片公司只能看到当前观众喜欢什么，一味重复投资成功案例的拍摄。独立电影人会更多探索观众需要，以及重视自己在电影艺术上新的表达方向。比如《女巫布莱尔》这样在DV刚一出现就以几万美元投入获得是2亿美元观众认可的电影奇迹，基本上都是在独立电影上发生的。
斯塔凡先生认为，不能将“独立电影”模糊理解为“地下电影”。在他的介绍中，我了解到在波兰，是将概念相对模糊和内容多元化的电影、非专业电影乃至一些海外电影统称为“独立电影”。这种定义的产生与电影的融资方式有关。
“独立”这个词既包括了制作，也涵盖了发行。在刚开始制作完成一部电影时，就要准备为发行铺路。如果导演希望自己的电影被更多人看到，找一位制片人或者一家能做影片发行的机构非常重要。如果你找到的制片人或机构是国际化的，那当然帮助更大。
同样，在斯塔凡先生看来，电影可以被分为两种，有推销潜力的和没有推销潜力的。有些电影制片人和制片机构虽然助推力比较强，但是在最初也会仔细遴选斟酌。一部电影值得推销的潜力构成元素有很多，因此制片人和制片机构在选择电影项目时一定要牢记：不是所有电影都有这个潜力。
给观众看你影片的理由
作为一部专业的独立电影，将观众“请”入影院也有不少小技巧。在斯塔凡先生的讲述中，晓萌了解到，作为一位电影导演，你也要为观众是否进入影院负责。
那么，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才能更好地让观众走进电影院？
首先，得给观众足够的理由来花钱看你的电影。（在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独立导演有时候要“求”观众来看电影。但作为电影导演，晓萌觉得某些内容还是相通的。至少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位能让观众“喜闻乐见”的导演）如果电影到最后没人看，那导演也就无法继续做电影了。
当然，也有的导演认为观众并不重要，自己的表达才是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认为的。无论导演是否在乎观众，表达是所有导演的基本诉求。（哪怕是纯为挣钱而创作的剧本，也会有导演自己的内在表达，否则单纯为做活儿而做出来的，就算用国际级大导演的团队，也是垃圾。）
当然，有时候你觉得必须了解观众的需求，因为市场结果才能最终说明问题。可你能掌握所有观众的需求吗？昨天你觉得“古装怀旧”有市场，好不容易写好剧本拍完了送到视频网站上去，却发现今年从春天到盛夏的电影市场上都在讲“青春”。作为导演好像永远也不知道到底观众的心是什么。或者我们权把观众的心当作女人的心吧。嘴上说着不要，心里却非常想要。总让人捉摸不定，要么说做导演的大部分都是被“女人”逼疯的男人。
但晓萌想，作为独立导演，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大部分人的所需。如果一位导演的作品能让大部分人感同身受，这应该也是他们进入影院的理由吧。纪录片《彼岸》在电影节上放映时，一位国外观众看着影片中那些为梦想而努力，最终却一无所有的孩子们时，忍不住对导演蒋樾说：“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就是我。”如果你的影片中，有一种精神，是大部分观众们乐于看到，那也一定是他们进入影院甚至在视频网络上为你的影片买单的理由。
微电影《老男孩》被人至今仍不断被提起，当年的热烈转发，人气是从何而来呢？我想，是影片中那种“我虽然是一个小人物，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虽然不成功，甚至失败，但我也有梦想。我为之奋斗，我努力了，我失败了。那又如何，至少我做过了。”在这样的中心理念下，产生的影片，让这个故事变得令所有看到的人止不住转发。
转发只有一个理由：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