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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因病于5月9日在京逝世，享年90岁。18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习近平等七常委及胡锦涛前往送别，香港特首梁振英专程北上前来送别。据了解，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梁振英参与了香港回归及特区筹备等过程，在钱其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以下是李肇星悼念钱其琛全文：
第一次认识和唯一一次玩笑
整整40年前，我（李肇星）第一次见到老钱。1977年初夏，我在解放军农场锻炼近三年、在非洲常驻近七年后调到外交部新闻司任科员。当天，我们处的党小组长方平带我去见司长。在司长办公室，发现多人在谈工作，方平指着其中一位说，他就是司长。我马上说“钱司长好”，结果在场的人都笑了。后来才知道，外交部的上下级关系非常淳朴，当时新闻司所有的同志都叫司长“老钱”，我成了第一个叫“司长”的，而“老钱”则称呼大家为小张、小王、小李等。从那以后，一直到他担任国务委员、副总理，他仍喜欢我们叫他老钱。记得他离休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称他“钱副总理”，他幽默地回应：“小李，怎么回事儿？几个月不见，你中文水平下降这么快。四个字错了仨，我不是副总理了。”
我记得，这是40年里他唯一一次同我开玩笑。
领我走上发言人之路
1982年，老钱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我是新闻司的一副处长。那年3月，时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传达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信息。邓小平同志捕捉到这一信息，指示外交部予以正式回应。
3月26日，钱其琛司长主持了新中国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外交部没有专门召开发布会的场地，甚至连专供发言人和记者坐的椅子都没有。老钱站在现场，几十位记者簇拥着他，听他发布了简短有力的三句话声明：“我们注意到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我有幸在他身旁担任翻译。
可以说，老钱是新中国政府部门第一位正式发言人。后来，外交部从1983年开始建立了发言人制度，我从1985年到1990年担任了六年外交部发言人，老钱一直是我的榜样。记得刚通知我当发言人时，我信心不足，曾在第一时间建议可否把司长称为发言人，把副司长称为“副发言人”。老钱当即驳回，说发言人别分“正、副”，也不必叫新闻发言人，发言人都是实事求是地发布新闻，严谨地介绍有关政策。
“吃饱饭，好好干，没问题”
1983年5月，我由副处长晋升为一等秘书，被派往刚同我国建交的南部非洲国家莱索托王国任临时代办。在大使到任前，临时代办是使馆的首席外交官和馆长。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心中没数。临行前，我带着笔和本儿去找老钱，请求指示。他在办公室站着对我说：“去非洲挺好，和全馆同志一块吃饱饭，好好干。祝全馆同志都好。”不到半分钟，谈话结束，我的笔和本儿都没用上。
我努力理解和贯彻老钱这句指示，与全馆同志紧密团结，解决了一些难题，特别是当时环境下的安全问题，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半年后，这个官兵只有六个人的使馆被部党委评为先进集体。
含蓄的批评
我当新闻司副司长时，为加强中日新闻交流，应日本外务省新闻俱乐部邀请，经马毓真司长建议，部里批准由我任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访日。报名参团的都是国内大报的资深记者，很多人的“行政级别”和我差不多。我觉得自己当团长没底气，就去向老钱建议我当副团长，另外找个级别高的当团长。老钱简明扼要地说：“团长你不当，那你自己提个人选上报。”
我当过发言人，自上大学后天天读《人民日报》，还常给它副刊投稿，跟人民日报社比较熟，就请他们派一位正部级的社领导来给我们当团长。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位领导是可以坐飞机头等舱的，可我又不好意思要求日方增加机票费，而外交部按财务规定也无法给这位领导报销机票差额，我只能又去找老钱。老钱说“这事儿是你自己弄出来的，自己去解决吧”。最后，是《人民日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老钱说的话有什么深意。直到很多年后，我学习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的讲话，才突然想到30多年前老钱的教导实际上是含蓄地批评我缺乏担当。他提示得早，但我觉悟得晚。
谆谆嘱咐
我2001年从驻美国大使任上回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党委书记。钱副总理专门叮嘱我担任书记的注意事项：第一，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加强组织纪律性；第二，党委班子要团结，首先一、二把手要团结。为此，党委会上有不同意见要会上说，对同志有批评意见要当面提，不要背后议论，赞扬的话倒可以背后讲。这和曾任党委书记的老前辈田曾佩嘱咐我的完全一致。
2003年，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我请教老钱：我一个从乡下走出来的孩子，从未想过当外交官，更没想过能当外长。您对我有什么指点吗？他说：“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外交部长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为人类谋和平，为祖国交朋友’，要多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老前辈学习，同时要多发现年轻干部的优点，向年轻同志学习……”他这些话对我而言重如泰山。
直截了当的批评
有一年，我陪同他出席联合国大会。他找我谈话，问为什么他到联合国出差得到的津贴费比到非洲、亚洲国家多。当时，我也不知道此事，便向安排会务的礼宾官了解。得到的回答是，到联合国开会更要多了解情况，就增加了点买报纸、打电话的津贴。老钱听到这个解释，当即批评说，这个说法没道理，这个津贴我不能要。我什么时候出差自己买过报纸、打过电话？这你还不知道吗？你为什么不管？
身教胜于言传
老钱当新闻司司长时，我见过他上班自己去打开水。当了部长，他的办公室也很小，没有洗手间，没有大沙发。
老钱很务实，一切从工作出发。他当部长的时候要求禮宾务必从简。外事宴请不要总碰杯，主、客双方的一把手各举杯一次就可以了。时间宝贵，要抓紧交流，多学习人家的经验，多介绍我方立场和有关情况，在涉及祖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甚至要利用宴请机会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交涉。我多次陪同他参加公务活动，从未见过他向中方领导人和同事敬酒，也未听过他说无用的客套话。
平时，老钱经常加班加点，在出国的飞机上也总是忙着开会讨论问题、反复斟酌文稿。他对下级要求严，对自己要求更严。经他审批、审核的文稿，常常被改得像“披头散发”一样。时任副司长、他的第一助手晏鸿亮曾提示过我：“学习老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最好的途径是多看、多琢磨他亲手改过的文稿。他改每个字、每个标点都用心良苦，甚至可以说都体现着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他改过的稿子上不会有什么过头话、大话、空话。”
可敬可亲的钱老首长，从不到15周岁在我们党的诞生地上海秘密入党参加革命，从驻苏使馆二秘到驻几内亚大使，从青年团干部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辛勤服务了一辈子，辛苦了！（《新京报》2017.5.19）
第一次认识和唯一一次玩笑
整整40年前，我（李肇星）第一次见到老钱。1977年初夏，我在解放军农场锻炼近三年、在非洲常驻近七年后调到外交部新闻司任科员。当天，我们处的党小组长方平带我去见司长。在司长办公室，发现多人在谈工作，方平指着其中一位说，他就是司长。我马上说“钱司长好”，结果在场的人都笑了。后来才知道，外交部的上下级关系非常淳朴，当时新闻司所有的同志都叫司长“老钱”，我成了第一个叫“司长”的，而“老钱”则称呼大家为小张、小王、小李等。从那以后，一直到他担任国务委员、副总理，他仍喜欢我们叫他老钱。记得他离休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称他“钱副总理”，他幽默地回应：“小李，怎么回事儿？几个月不见，你中文水平下降这么快。四个字错了仨，我不是副总理了。”
我记得，这是40年里他唯一一次同我开玩笑。
领我走上发言人之路
1982年，老钱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我是新闻司的一副处长。那年3月，时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传达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信息。邓小平同志捕捉到这一信息，指示外交部予以正式回应。
3月26日，钱其琛司长主持了新中国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外交部没有专门召开发布会的场地，甚至连专供发言人和记者坐的椅子都没有。老钱站在现场，几十位记者簇拥着他，听他发布了简短有力的三句话声明：“我们注意到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我有幸在他身旁担任翻译。
可以说，老钱是新中国政府部门第一位正式发言人。后来，外交部从1983年开始建立了发言人制度，我从1985年到1990年担任了六年外交部发言人，老钱一直是我的榜样。记得刚通知我当发言人时，我信心不足，曾在第一时间建议可否把司长称为发言人，把副司长称为“副发言人”。老钱当即驳回，说发言人别分“正、副”，也不必叫新闻发言人，发言人都是实事求是地发布新闻，严谨地介绍有关政策。
“吃饱饭，好好干，没问题”
1983年5月，我由副处长晋升为一等秘书，被派往刚同我国建交的南部非洲国家莱索托王国任临时代办。在大使到任前，临时代办是使馆的首席外交官和馆长。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心中没数。临行前，我带着笔和本儿去找老钱，请求指示。他在办公室站着对我说：“去非洲挺好，和全馆同志一块吃饱饭，好好干。祝全馆同志都好。”不到半分钟，谈话结束，我的笔和本儿都没用上。
我努力理解和贯彻老钱这句指示，与全馆同志紧密团结，解决了一些难题，特别是当时环境下的安全问题，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半年后，这个官兵只有六个人的使馆被部党委评为先进集体。
含蓄的批评
我当新闻司副司长时，为加强中日新闻交流，应日本外务省新闻俱乐部邀请，经马毓真司长建议，部里批准由我任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访日。报名参团的都是国内大报的资深记者，很多人的“行政级别”和我差不多。我觉得自己当团长没底气，就去向老钱建议我当副团长，另外找个级别高的当团长。老钱简明扼要地说：“团长你不当，那你自己提个人选上报。”
我当过发言人，自上大学后天天读《人民日报》，还常给它副刊投稿，跟人民日报社比较熟，就请他们派一位正部级的社领导来给我们当团长。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位领导是可以坐飞机头等舱的，可我又不好意思要求日方增加机票费，而外交部按财务规定也无法给这位领导报销机票差额，我只能又去找老钱。老钱说“这事儿是你自己弄出来的，自己去解决吧”。最后，是《人民日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老钱说的话有什么深意。直到很多年后，我学习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的讲话，才突然想到30多年前老钱的教导实际上是含蓄地批评我缺乏担当。他提示得早，但我觉悟得晚。
谆谆嘱咐
我2001年从驻美国大使任上回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党委书记。钱副总理专门叮嘱我担任书记的注意事项：第一，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加强组织纪律性；第二，党委班子要团结，首先一、二把手要团结。为此，党委会上有不同意见要会上说，对同志有批评意见要当面提，不要背后议论，赞扬的话倒可以背后讲。这和曾任党委书记的老前辈田曾佩嘱咐我的完全一致。
2003年，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我请教老钱：我一个从乡下走出来的孩子，从未想过当外交官，更没想过能当外长。您对我有什么指点吗？他说：“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外交部长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为人类谋和平，为祖国交朋友’，要多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老前辈学习，同时要多发现年轻干部的优点，向年轻同志学习……”他这些话对我而言重如泰山。
直截了当的批评
有一年，我陪同他出席联合国大会。他找我谈话，问为什么他到联合国出差得到的津贴费比到非洲、亚洲国家多。当时，我也不知道此事，便向安排会务的礼宾官了解。得到的回答是，到联合国开会更要多了解情况，就增加了点买报纸、打电话的津贴。老钱听到这个解释，当即批评说，这个说法没道理，这个津贴我不能要。我什么时候出差自己买过报纸、打过电话？这你还不知道吗？你为什么不管？
身教胜于言传
老钱当新闻司司长时，我见过他上班自己去打开水。当了部长，他的办公室也很小，没有洗手间，没有大沙发。
老钱很务实，一切从工作出发。他当部长的时候要求禮宾务必从简。外事宴请不要总碰杯，主、客双方的一把手各举杯一次就可以了。时间宝贵，要抓紧交流，多学习人家的经验，多介绍我方立场和有关情况，在涉及祖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甚至要利用宴请机会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交涉。我多次陪同他参加公务活动，从未见过他向中方领导人和同事敬酒，也未听过他说无用的客套话。
平时，老钱经常加班加点，在出国的飞机上也总是忙着开会讨论问题、反复斟酌文稿。他对下级要求严，对自己要求更严。经他审批、审核的文稿，常常被改得像“披头散发”一样。时任副司长、他的第一助手晏鸿亮曾提示过我：“学习老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最好的途径是多看、多琢磨他亲手改过的文稿。他改每个字、每个标点都用心良苦，甚至可以说都体现着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他改过的稿子上不会有什么过头话、大话、空话。”
可敬可亲的钱老首长，从不到15周岁在我们党的诞生地上海秘密入党参加革命，从驻苏使馆二秘到驻几内亚大使，从青年团干部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辛勤服务了一辈子，辛苦了！（《新京报》2017.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