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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的中美合作非常有名，诸如中美合作所、陈纳德的飞虎队等等。其实在此之前，中苏、中英之间都曾尝试进行军事、情报方面的合作，共同抗击日本。特别是中英合作期间，还成立了存在仅8个月的“中国突击队”。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因为利益分歧，致使合作在未深入展开之前就走向反目。本文披露这段中英双方都不愿提及且鲜有人知的合作，意在一方面纪念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让世人知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向来是脆弱而微妙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就要求英国提出新的远东政策，帮助中国抗日。但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没落的大英帝国继续选择了绥靖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又迫使新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自1940年7月18日起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在中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中方重要的一条补给线被掐断。尽管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一再受到日本的挑战，但其仍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直到9月27日，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协定。
此刻，英国才真正清醒过来，丘吉尔懊悔不已地重新开启滇缅公路，但是此时，已经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已经不再信任英国人的远东政策。蒋介石虽然需要英国人的帮忙，不过他不再低声下气地祈求。现在轮到英国人请求与国民政府合作，出兵牵制日军的力量，以保护它们在亚洲岌岌可危的殖民利益。
没有成果的初步合作：分遣队204
虽然英国人想极力保护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和尊严，但还是不想跟日本人发生正面冲突。1941年年初，丘吉尔内阁委派在重庆的军事专员、陆军少将丹尼斯，专门与国民政府高级官员进行多次商谈，主要议题是如果英国与日本宣战，英国和中国如何相互帮助。
蒋介石此刻已经明显意识到，英国人态度的转变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入庞大的中日地面战线，牵制日本在东南亚咄咄逼人的势力扩张，以保护英国的殖民地，这条战线从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延伸到新加坡和香港。鉴于国际的抗战形势，和合作利益的双重性，蒋介石答应了英国的建议，并委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组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英国会谈，还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调查组。1941年2月，国民政府组成“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考察。
其间，中英之间系列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计划成立联合突击队，这个计划最先在1941年2月由英方提出。英国设想利用现有的中国游击队（主要指国军，编者注），经英国军官特殊训练，打造成精英部队，在日占区发起攻击，破坏日本的统治秩序。
在丹尼斯的报告中，他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和中国方面的反应：“只要有可能，就在日占区日本人交通不便之处建立这样的游击队，切断日本人的交通线。如果该计划得到蒋委员长和英国政府的同意，我将提出进一步的计划。贺将军对这项计划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并且表示可以从敌后国军中选出合适的人。他说这项计划对中国人来说很新鲜，但需要向委员长汇报批示。”
蒋介石同意了丹尼斯的提议，而英国政府也允许组织英国突击队，这就是抗战时期中英合作的开端。英国人称这项计划的代号为“分遣队204”。
分遣队204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由英国专家训练中国军队的军官，另一方面在缅甸北部训练英国突击队，只要英国与日本爆发战争就立刻进入中国作战。这项行动由丹尼斯直接指挥，其成员来自英国的各个部队，很多人在挪威、法国、克里特、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等国有过丰富的游击战经验。
但是分遣队204计划还是触动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敏感神经，对英国来说，公开挑衅性的军事行动会给日本对英宣战制造借口。因此，英国禁止分遣队204在中国境内进行公开的反对日本人的行动，直到英日公开宣战。丹尼斯对此也无能为力，尽管有英国驻中国的大使克拉克·科尔的支持。结果，分遣队204只好把行动限制在了缅甸境内，而其成员也都为热带病所苦。为此，英国人开始积极寻找新的抗日途径。
戴笠负责同英国人的合作
1940年6月22日，英国成立战时秘密情报机构特别行动处，简称SOE，目的是帮助被占领国训练特工，进行抵抗，该组织隶属于战争经济部。在亚洲，SOE建立了东方使团，主要是针对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其负责人是英国化学工业公司中国公司的主席瓦伦丁·凯利夫。
1941年3月，凯利夫来到新加坡，建立了东方使团的总部。凯利夫的野心很大，希望能够在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日占东南亚大展宏图，但是却遭到亚洲各地英国驻军的暗中抵制。结果到了1941年年末，东方使团在远东也没有大的作为。
在东南亚碰壁之后，凯利夫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但是英国政府有条神圣不可打破的规则：只要英日没有宣战，任何英国人都不能在中国进行军事行动。这条规则让凯利夫和东方使团同样处于困境。
此时，英国大使科尔想出了一条妙计，那就是选择一些因为纳粹入侵而无国可回的外国人代表英国人的利益，组成一支小分队。凯利夫对此非常欣赏，并设法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同意。新设想的小分队由凯利夫在新加坡遥控指挥。
1941年8月，英国大使科尔带着这个建议面见蒋介石，这个建议的要点如下：
1 通过缅甸进口大量最现代化的炸弹和炸药。
2 在重庆、河南、湖南、浙江和广东建立训练学校，教授国军游击队使用弹药。
3 在战区的前线建立前哨，作为弹药的集散地，分发弹药给受过训练的游击队，使其完成指定的任务和预定的袭击行动。
4 该组织分训练、行动、运输、情报和供应几个部分，所有的行动必须在重庆政府指定的中国官员的合作和协作下完成。
5 所有的费用都由英国人支付，包括外国人的薪水、炸药、运输费用等等。重庆只需要支付该组织中中国成员的薪水。
因为是英国人主动寻求的合作，而且最关键是所有的行动都在中国的控制下，因此，蒋介石欣然同意。
为此，蒋介石指派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来执行该计划。但是，戴笠最不喜欢英国人。他觉得英国秘密警察在上海和香港的活动不仅仅是殖民统治的象征，还是对他领导的军统组织的侵犯。因此，他终生痛恨与英国人的合作。此外戴笠和英国人结仇还有个人原因。1939年，在追踪电讯密码处负责人温毓庆途经香港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发生了戴笠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段经历：戴笠在启德机场被香港的英国警察逮捕并被当作一名普通的囚犯监禁过夜，后经在港的军统人员多方营救和国民政府外交部交涉，戴笠才得以释放。 这次蒋介石让戴笠负责与英国人打交道，他就决定让其手下湖南人周伟龙全权负责。周伟龙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后，兼任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潜伏在法租界内，从事锄奸、破坏和搜集情报等工作。这一时期，他的得意之事就是在1938年派人刺杀了唐绍仪，帮蒋介石除去了眼中钉。此时的周伟龙控制着巨大的国民党军统游击队武装，被称为别动队，其中还有的被称为忠义救国军。
英国人接手“中国突击队”
得知蒋介石同意了合作，凯利夫专门来重庆会见了周伟龙，商量具体合作事宜。初次见面，凯利夫对周伟龙印象非常好，认为他意志坚定，非常具有秘密战和游击战经验。1941年下半年，蒋介石批准，由军统郑介民联系，军统及英国特工人员合作成立“中英情报合作所”。“中英情报合作所”所长由戴笠推荐的军统大特务、时任军委会别动军司令的周伟龙担任，英方特工安德逊任副主任。所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该所的任务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
1941年8月，中英合作计划正式实施，这项计划被命名为“中国突击队”，在亚洲和伦敦同时进行。怡和洋行的大班、宋子文和宋美龄的亲密朋友约翰·凯斯维克，被选进了伦敦战争经济部的东方使团，负责中国突击队的事宜。
同时，凯利夫在美国、中国和其他地方招募人员，中国突击队的主要成员是斯堪地纳维亚人，他们大多数人都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凯利夫选的中国突击队的负责人是艾瑞克·尼霍尔姆，他是在中国待了多年的丹麦承包商，还是哥本哈根玛尔森武器公司的代理人。在战争期间曾卖了大批军火给中国。
中国突击队在马来西亚经过短期培训之后，进入缅甸东北部的腊戍进行进一步的训练。1941年10月，尼霍尔姆进入中国。周伟龙特意选派了许多军统特工和别动队成员与尼霍尔姆一起学习、训练。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英国最终选择与日本人宣战。凯斯维克也离开伦敦飞到了重庆，成了英国战争经济部驻中国的代表，其掩护身份是英国大使馆的第一秘书。一到重庆，凯斯维克就谋划由其独自掌控中国突击队。
对于凯斯维克的行为，戴笠显得措手不及，但是，凯斯维克有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支持，而且在英国大使馆也举足轻重，面对高高在上的凯斯维克，戴笠暂时没有采取行动。此后，凯斯维克基本上控制了训练计划并添加了英国指挥官。之前，中国突击队属于国民政府的管辖，现在却成了英国人掌控的组织，而凯斯维克也成了中国突击队的实际领导人。此时，中国突击队的命运也因为中英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变得岌岌可危。
中英之间，矛盾重重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中美英三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曾准备派三个师帮助英国守卫香港，却直接遭到了拒绝。因为在英国人看来，香港作为英国的财产应该由英国人守卫。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缅甸和马来西亚。
尽管增兵香港的建议没有被接受，但蒋介石还是出兵从中国大陆攻打日军。因为除了缅甸和经过苏联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在1941年12月18日就撤离了九龙，香港于圣诞节那天沦陷。由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军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逐渐被来自九龙和广州两个方面的日军击溃。
接下来，英国军队在东南亚陷入一系列的溃败。在新加坡，当地的大罢工让英国的军事基地陷于瘫痪。1942年2月15日，6000英军向日本人投降。仰光在3月9日陷落。美国战略情报局派人来调查英国失败的原因，认为英国人失败的原因在于错误的策略和殖民地民众的不服从，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你不可能带着奴隶打胜仗。
而戴笠接到的军统郑介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郑介民在新加坡训练当地的游击队）的报告则更加令人气愤，甚至可以说英国军队根本不想打。后来宋美龄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说，英国人总是讽刺中国人在与日本对峙的时候失利，但是1937年，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中国部队都来不及建筑军事掩体，还坚持了3个月，而英国人在新加坡准备了14年，只坚持了两个星期就失败了。
此时，英国除了军事上的失败，还要面对印度国内愈演愈烈的独立运动。印度的国大党要求立刻从英帝国独立，并且威胁说要与日本人签订和平条约。为此，英国邀请蒋介石作为亚洲的代表到印度去游说平息恼人的叛乱。而在蒋介石看来，去印度的目的并不在此，中国与印度联合起来抗日才是最主要的。1942年2月10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到达印度新德里，进行秘密访问。约翰·凯斯维克负责安排蒋介石的行程。但在是否能见甘地等问题上，蒋介石与丘吉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蒋介石则公开表达了对印度争取独立的支持。
丘吉尔对此无法接受，考虑再三，决定策动西藏独立，给盟友制造些麻烦。一方面可以切断中国与印度的联系，削弱中国；另一方面，即使不成功，也可以警告蒋介石，让他不敢再支持印度独立……1943年夏，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激烈的时候。中国军队以简陋的装备和武器抗击日军，拖住了200万日军，然而，英国首相丘吉尔竟然不顾大局，秘密指令驻华军事情报人员派出华人特工潜入我国藏区，设法策动部分藏族人酝酿独立。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美国驻华外交官及情报官员）获悉此事后很不快，私下批评丘吉尔做得太过分了。
蒋介石夫妇的访印之旅，原本应该增进中英两个战时盟友间的关系，结果却是加深了彼此间的猜忌、误解和鸿沟。在回到重庆之后，蒋介石曾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思透露他的访印观感，除了极力贬抑英属印度政府在当地的种种不当措施之外，蒋介石还极力贬抑英国政府，认为丘吉尔内阁根本不了解印度事务，蒋介石还大胆预测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将很快全面崩溃。
合作破裂：中国突击队撤出中国
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直接投射到了中英合作组建的中国突击队上。而且就在此后，国民政府发现，中国突击队开始秘密地与西南和西北的一些地方军阀及中国共产党联系。其行动也不再通知国民政府方面和蒋介石本人。 到1942年三四月间，中国突击队已经私自运进中国10-20吨炸药，存放在贵阳，由艾瑞克·尼霍尔姆负责看管。
据此，戴笠认为英国人只是想利用中国的游击队做幌子，实际上是想在中国各处设置秘密据点。1942年3月，戴笠通知周伟龙，英国人在没有得到中国允许的情况下，已经在中国各处建立了情报据点和秘密的无线电收发站。周伟龙对此一无所知，自然怒火冲天。
与此同时，戴笠命令军统加强了对凯斯维克等人的监视。其间，军统截获了中国突击队成员、瑞典商人乔治·索特伯姆写给傅作义的一封，信中希望自己能够去帮助傅的部队。傅作义当时是靠近内蒙的绥远省的主席，那里是靠近苏联和中共的敏感区域，而傅作义对国民政府的忠诚也是蒋介石特别关心的。
另外，军统还发现，凯斯维克秘密支持广东省的游击队领导人陈策，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传言，陈策将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而且戴笠还发现，英国人还与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取得联系，在那里设立了秘密训练营。
1942年2月，蒋介石在凯斯维克的陪同下从印度回到云南。凯斯维克却不顾蒋介石与“云南王”龙云关系的微妙和敏感，私下对龙云作了拜访。这让蒋介石对凯斯维克产生了猜忌。而恰在此时，丹尼斯组建的命运不济的分遣队204成员，穿过缅甸的丛林出现在云南边界地区，蒋介石认为这是凯斯维克的秘密部队，不经他的同意就进入中国。
凯斯维克的麻烦不止于此，香港陷落后，凯斯维克在香港的商业帝国怡和洋行也落入日本人手中，重庆怀疑，英国只想利用中国突击队重新夺回香港，而不是帮助中国的抗战。1942年3月，尼霍尔姆甚至公开说，中国突击队的主要任务不是解放中国而是解放香港。戴笠听说之后，立刻让周伟龙对英国人采取措施。
据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在1942年4月的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祝同）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1942年3月20日，周伟龙给在贵阳的尼霍尔姆写了封简短的信，“你必须把你所有带进中国的装备上交。周伟龙。”而尼霍尔姆也被激怒，他回答说，“我不会把我的装备交给你。尼霍尔姆。”为此，周伟龙直接给凯斯维克写信：“尊敬的英方代表，既然中国突击队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它的无线电站必须关闭，战略物资，坦克、汽油和仓库必须交给中方。”
对此凯斯维克以1941年蒋介石签字的协议作为回应，声称中国突击队是独立组织，所以什么物资都不应该上交。而且，凯斯维克说他要直接去见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拒绝见凯斯维克。1942年4月，深受蒋介石信任的董显光交给英国大使科尔一份“委员长的命令”，要求中国突击队立刻撤出中国，蒋介石对此的解释是他收到了不利的消息，而且突击队瞒着他直接与各省长联系。不过在凯斯维克看来，中国突击队的解体完全是因为周伟龙的原因，凯斯维克称其为邪恶的小人。
至于周伟龙，中美情报合作所停办后，周又与美国人合作在湖南南岳、江西上饶、福建漳州等地举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别动军的骨干。由于周与美国人的关系没有搞好，被解除别动军司令职务，调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1946年，周得知戴笠的死讯后曾驱车到军统局，企图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人角逐军统局局长的“宝座”。结果被任命为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周伟龙组建陆军大学湖南同学俱乐部。1948年，他又为同乡程潜竞选副总统卖力。1950年，周伟龙被怀疑图谋不轨，叛党投敌，被杀于台湾新竹。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
中国突击队是戴笠与英国情报机构的第一次合作，对双方来说都以失败告终。不久之后英国人就找到了新的合伙人，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王訉生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并建立了英国情报机构资源调查局。但是这种合作比中国突击队的潜在价值要低得多，而且要花费英国人很长时间去重建间谍网络。
对于戴笠而言，在外媒的报道中，戴笠极不友好，他的名声越来越差，蒋介石甚至限制他与外国情报机构联系。但这次失败也让戴笠全心地投入到与美国人的合作之中。
1942年4月1日，军统举行了成立10周年大庆活动。纪念大会在重庆局本部大礼堂举行。戴笠的翻译刘镇芳后来回忆说，当时戴笠发表了感情充沛的讲话，大意是，同志们不要因为英国人离开而气馁，不错，他们是走了，不过美国人正在打点行装来呢！
抗战时期的中英合作，深受英国绥靖政策的影响，只能处于秘密状态。英国人在未对日宣战之前始终不敢放手进行反日，只拼命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加上中英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猜忌，最终使合作流于失败，双方为此也不愿提及或宣扬，但这为以后的中美联合抗日积累了经验。
（责任编辑/齐风）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就要求英国提出新的远东政策，帮助中国抗日。但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没落的大英帝国继续选择了绥靖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又迫使新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自1940年7月18日起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在中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中方重要的一条补给线被掐断。尽管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一再受到日本的挑战，但其仍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直到9月27日，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协定。
此刻，英国才真正清醒过来，丘吉尔懊悔不已地重新开启滇缅公路，但是此时，已经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已经不再信任英国人的远东政策。蒋介石虽然需要英国人的帮忙，不过他不再低声下气地祈求。现在轮到英国人请求与国民政府合作，出兵牵制日军的力量，以保护它们在亚洲岌岌可危的殖民利益。
没有成果的初步合作：分遣队204
虽然英国人想极力保护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和尊严，但还是不想跟日本人发生正面冲突。1941年年初，丘吉尔内阁委派在重庆的军事专员、陆军少将丹尼斯，专门与国民政府高级官员进行多次商谈，主要议题是如果英国与日本宣战，英国和中国如何相互帮助。
蒋介石此刻已经明显意识到，英国人态度的转变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入庞大的中日地面战线，牵制日本在东南亚咄咄逼人的势力扩张，以保护英国的殖民地，这条战线从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延伸到新加坡和香港。鉴于国际的抗战形势，和合作利益的双重性，蒋介石答应了英国的建议，并委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组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英国会谈，还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调查组。1941年2月，国民政府组成“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考察。
其间，中英之间系列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计划成立联合突击队，这个计划最先在1941年2月由英方提出。英国设想利用现有的中国游击队（主要指国军，编者注），经英国军官特殊训练，打造成精英部队，在日占区发起攻击，破坏日本的统治秩序。
在丹尼斯的报告中，他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和中国方面的反应：“只要有可能，就在日占区日本人交通不便之处建立这样的游击队，切断日本人的交通线。如果该计划得到蒋委员长和英国政府的同意，我将提出进一步的计划。贺将军对这项计划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并且表示可以从敌后国军中选出合适的人。他说这项计划对中国人来说很新鲜，但需要向委员长汇报批示。”
蒋介石同意了丹尼斯的提议，而英国政府也允许组织英国突击队，这就是抗战时期中英合作的开端。英国人称这项计划的代号为“分遣队204”。
分遣队204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由英国专家训练中国军队的军官，另一方面在缅甸北部训练英国突击队，只要英国与日本爆发战争就立刻进入中国作战。这项行动由丹尼斯直接指挥，其成员来自英国的各个部队，很多人在挪威、法国、克里特、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等国有过丰富的游击战经验。
但是分遣队204计划还是触动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敏感神经，对英国来说，公开挑衅性的军事行动会给日本对英宣战制造借口。因此，英国禁止分遣队204在中国境内进行公开的反对日本人的行动，直到英日公开宣战。丹尼斯对此也无能为力，尽管有英国驻中国的大使克拉克·科尔的支持。结果，分遣队204只好把行动限制在了缅甸境内，而其成员也都为热带病所苦。为此，英国人开始积极寻找新的抗日途径。
戴笠负责同英国人的合作
1940年6月22日，英国成立战时秘密情报机构特别行动处，简称SOE，目的是帮助被占领国训练特工，进行抵抗，该组织隶属于战争经济部。在亚洲，SOE建立了东方使团，主要是针对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其负责人是英国化学工业公司中国公司的主席瓦伦丁·凯利夫。
1941年3月，凯利夫来到新加坡，建立了东方使团的总部。凯利夫的野心很大，希望能够在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日占东南亚大展宏图，但是却遭到亚洲各地英国驻军的暗中抵制。结果到了1941年年末，东方使团在远东也没有大的作为。
在东南亚碰壁之后，凯利夫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但是英国政府有条神圣不可打破的规则：只要英日没有宣战，任何英国人都不能在中国进行军事行动。这条规则让凯利夫和东方使团同样处于困境。
此时，英国大使科尔想出了一条妙计，那就是选择一些因为纳粹入侵而无国可回的外国人代表英国人的利益，组成一支小分队。凯利夫对此非常欣赏，并设法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同意。新设想的小分队由凯利夫在新加坡遥控指挥。
1941年8月，英国大使科尔带着这个建议面见蒋介石，这个建议的要点如下：
1 通过缅甸进口大量最现代化的炸弹和炸药。
2 在重庆、河南、湖南、浙江和广东建立训练学校，教授国军游击队使用弹药。
3 在战区的前线建立前哨，作为弹药的集散地，分发弹药给受过训练的游击队，使其完成指定的任务和预定的袭击行动。
4 该组织分训练、行动、运输、情报和供应几个部分，所有的行动必须在重庆政府指定的中国官员的合作和协作下完成。
5 所有的费用都由英国人支付，包括外国人的薪水、炸药、运输费用等等。重庆只需要支付该组织中中国成员的薪水。
因为是英国人主动寻求的合作，而且最关键是所有的行动都在中国的控制下，因此，蒋介石欣然同意。
为此，蒋介石指派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来执行该计划。但是，戴笠最不喜欢英国人。他觉得英国秘密警察在上海和香港的活动不仅仅是殖民统治的象征，还是对他领导的军统组织的侵犯。因此，他终生痛恨与英国人的合作。此外戴笠和英国人结仇还有个人原因。1939年，在追踪电讯密码处负责人温毓庆途经香港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发生了戴笠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段经历：戴笠在启德机场被香港的英国警察逮捕并被当作一名普通的囚犯监禁过夜，后经在港的军统人员多方营救和国民政府外交部交涉，戴笠才得以释放。 这次蒋介石让戴笠负责与英国人打交道，他就决定让其手下湖南人周伟龙全权负责。周伟龙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后，兼任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潜伏在法租界内，从事锄奸、破坏和搜集情报等工作。这一时期，他的得意之事就是在1938年派人刺杀了唐绍仪，帮蒋介石除去了眼中钉。此时的周伟龙控制着巨大的国民党军统游击队武装，被称为别动队，其中还有的被称为忠义救国军。
英国人接手“中国突击队”
得知蒋介石同意了合作，凯利夫专门来重庆会见了周伟龙，商量具体合作事宜。初次见面，凯利夫对周伟龙印象非常好，认为他意志坚定，非常具有秘密战和游击战经验。1941年下半年，蒋介石批准，由军统郑介民联系，军统及英国特工人员合作成立“中英情报合作所”。“中英情报合作所”所长由戴笠推荐的军统大特务、时任军委会别动军司令的周伟龙担任，英方特工安德逊任副主任。所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该所的任务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
1941年8月，中英合作计划正式实施，这项计划被命名为“中国突击队”，在亚洲和伦敦同时进行。怡和洋行的大班、宋子文和宋美龄的亲密朋友约翰·凯斯维克，被选进了伦敦战争经济部的东方使团，负责中国突击队的事宜。
同时，凯利夫在美国、中国和其他地方招募人员，中国突击队的主要成员是斯堪地纳维亚人，他们大多数人都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凯利夫选的中国突击队的负责人是艾瑞克·尼霍尔姆，他是在中国待了多年的丹麦承包商，还是哥本哈根玛尔森武器公司的代理人。在战争期间曾卖了大批军火给中国。
中国突击队在马来西亚经过短期培训之后，进入缅甸东北部的腊戍进行进一步的训练。1941年10月，尼霍尔姆进入中国。周伟龙特意选派了许多军统特工和别动队成员与尼霍尔姆一起学习、训练。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英国最终选择与日本人宣战。凯斯维克也离开伦敦飞到了重庆，成了英国战争经济部驻中国的代表，其掩护身份是英国大使馆的第一秘书。一到重庆，凯斯维克就谋划由其独自掌控中国突击队。
对于凯斯维克的行为，戴笠显得措手不及，但是，凯斯维克有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支持，而且在英国大使馆也举足轻重，面对高高在上的凯斯维克，戴笠暂时没有采取行动。此后，凯斯维克基本上控制了训练计划并添加了英国指挥官。之前，中国突击队属于国民政府的管辖，现在却成了英国人掌控的组织，而凯斯维克也成了中国突击队的实际领导人。此时，中国突击队的命运也因为中英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变得岌岌可危。
中英之间，矛盾重重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中美英三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曾准备派三个师帮助英国守卫香港，却直接遭到了拒绝。因为在英国人看来，香港作为英国的财产应该由英国人守卫。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缅甸和马来西亚。
尽管增兵香港的建议没有被接受，但蒋介石还是出兵从中国大陆攻打日军。因为除了缅甸和经过苏联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在1941年12月18日就撤离了九龙，香港于圣诞节那天沦陷。由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军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逐渐被来自九龙和广州两个方面的日军击溃。
接下来，英国军队在东南亚陷入一系列的溃败。在新加坡，当地的大罢工让英国的军事基地陷于瘫痪。1942年2月15日，6000英军向日本人投降。仰光在3月9日陷落。美国战略情报局派人来调查英国失败的原因，认为英国人失败的原因在于错误的策略和殖民地民众的不服从，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你不可能带着奴隶打胜仗。
而戴笠接到的军统郑介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郑介民在新加坡训练当地的游击队）的报告则更加令人气愤，甚至可以说英国军队根本不想打。后来宋美龄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说，英国人总是讽刺中国人在与日本对峙的时候失利，但是1937年，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中国部队都来不及建筑军事掩体，还坚持了3个月，而英国人在新加坡准备了14年，只坚持了两个星期就失败了。
此时，英国除了军事上的失败，还要面对印度国内愈演愈烈的独立运动。印度的国大党要求立刻从英帝国独立，并且威胁说要与日本人签订和平条约。为此，英国邀请蒋介石作为亚洲的代表到印度去游说平息恼人的叛乱。而在蒋介石看来，去印度的目的并不在此，中国与印度联合起来抗日才是最主要的。1942年2月10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到达印度新德里，进行秘密访问。约翰·凯斯维克负责安排蒋介石的行程。但在是否能见甘地等问题上，蒋介石与丘吉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蒋介石则公开表达了对印度争取独立的支持。
丘吉尔对此无法接受，考虑再三，决定策动西藏独立，给盟友制造些麻烦。一方面可以切断中国与印度的联系，削弱中国；另一方面，即使不成功，也可以警告蒋介石，让他不敢再支持印度独立……1943年夏，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激烈的时候。中国军队以简陋的装备和武器抗击日军，拖住了200万日军，然而，英国首相丘吉尔竟然不顾大局，秘密指令驻华军事情报人员派出华人特工潜入我国藏区，设法策动部分藏族人酝酿独立。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美国驻华外交官及情报官员）获悉此事后很不快，私下批评丘吉尔做得太过分了。
蒋介石夫妇的访印之旅，原本应该增进中英两个战时盟友间的关系，结果却是加深了彼此间的猜忌、误解和鸿沟。在回到重庆之后，蒋介石曾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思透露他的访印观感，除了极力贬抑英属印度政府在当地的种种不当措施之外，蒋介石还极力贬抑英国政府，认为丘吉尔内阁根本不了解印度事务，蒋介石还大胆预测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将很快全面崩溃。
合作破裂：中国突击队撤出中国
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直接投射到了中英合作组建的中国突击队上。而且就在此后，国民政府发现，中国突击队开始秘密地与西南和西北的一些地方军阀及中国共产党联系。其行动也不再通知国民政府方面和蒋介石本人。 到1942年三四月间，中国突击队已经私自运进中国10-20吨炸药，存放在贵阳，由艾瑞克·尼霍尔姆负责看管。
据此，戴笠认为英国人只是想利用中国的游击队做幌子，实际上是想在中国各处设置秘密据点。1942年3月，戴笠通知周伟龙，英国人在没有得到中国允许的情况下，已经在中国各处建立了情报据点和秘密的无线电收发站。周伟龙对此一无所知，自然怒火冲天。
与此同时，戴笠命令军统加强了对凯斯维克等人的监视。其间，军统截获了中国突击队成员、瑞典商人乔治·索特伯姆写给傅作义的一封，信中希望自己能够去帮助傅的部队。傅作义当时是靠近内蒙的绥远省的主席，那里是靠近苏联和中共的敏感区域，而傅作义对国民政府的忠诚也是蒋介石特别关心的。
另外，军统还发现，凯斯维克秘密支持广东省的游击队领导人陈策，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传言，陈策将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而且戴笠还发现，英国人还与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取得联系，在那里设立了秘密训练营。
1942年2月，蒋介石在凯斯维克的陪同下从印度回到云南。凯斯维克却不顾蒋介石与“云南王”龙云关系的微妙和敏感，私下对龙云作了拜访。这让蒋介石对凯斯维克产生了猜忌。而恰在此时，丹尼斯组建的命运不济的分遣队204成员，穿过缅甸的丛林出现在云南边界地区，蒋介石认为这是凯斯维克的秘密部队，不经他的同意就进入中国。
凯斯维克的麻烦不止于此，香港陷落后，凯斯维克在香港的商业帝国怡和洋行也落入日本人手中，重庆怀疑，英国只想利用中国突击队重新夺回香港，而不是帮助中国的抗战。1942年3月，尼霍尔姆甚至公开说，中国突击队的主要任务不是解放中国而是解放香港。戴笠听说之后，立刻让周伟龙对英国人采取措施。
据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在1942年4月的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祝同）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1942年3月20日，周伟龙给在贵阳的尼霍尔姆写了封简短的信，“你必须把你所有带进中国的装备上交。周伟龙。”而尼霍尔姆也被激怒，他回答说，“我不会把我的装备交给你。尼霍尔姆。”为此，周伟龙直接给凯斯维克写信：“尊敬的英方代表，既然中国突击队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它的无线电站必须关闭，战略物资，坦克、汽油和仓库必须交给中方。”
对此凯斯维克以1941年蒋介石签字的协议作为回应，声称中国突击队是独立组织，所以什么物资都不应该上交。而且，凯斯维克说他要直接去见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拒绝见凯斯维克。1942年4月，深受蒋介石信任的董显光交给英国大使科尔一份“委员长的命令”，要求中国突击队立刻撤出中国，蒋介石对此的解释是他收到了不利的消息，而且突击队瞒着他直接与各省长联系。不过在凯斯维克看来，中国突击队的解体完全是因为周伟龙的原因，凯斯维克称其为邪恶的小人。
至于周伟龙，中美情报合作所停办后，周又与美国人合作在湖南南岳、江西上饶、福建漳州等地举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别动军的骨干。由于周与美国人的关系没有搞好，被解除别动军司令职务，调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1946年，周得知戴笠的死讯后曾驱车到军统局，企图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人角逐军统局局长的“宝座”。结果被任命为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周伟龙组建陆军大学湖南同学俱乐部。1948年，他又为同乡程潜竞选副总统卖力。1950年，周伟龙被怀疑图谋不轨，叛党投敌，被杀于台湾新竹。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
中国突击队是戴笠与英国情报机构的第一次合作，对双方来说都以失败告终。不久之后英国人就找到了新的合伙人，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王訉生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并建立了英国情报机构资源调查局。但是这种合作比中国突击队的潜在价值要低得多，而且要花费英国人很长时间去重建间谍网络。
对于戴笠而言，在外媒的报道中，戴笠极不友好，他的名声越来越差，蒋介石甚至限制他与外国情报机构联系。但这次失败也让戴笠全心地投入到与美国人的合作之中。
1942年4月1日，军统举行了成立10周年大庆活动。纪念大会在重庆局本部大礼堂举行。戴笠的翻译刘镇芳后来回忆说，当时戴笠发表了感情充沛的讲话，大意是，同志们不要因为英国人离开而气馁，不错，他们是走了，不过美国人正在打点行装来呢！
抗战时期的中英合作，深受英国绥靖政策的影响，只能处于秘密状态。英国人在未对日宣战之前始终不敢放手进行反日，只拼命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加上中英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猜忌，最终使合作流于失败，双方为此也不愿提及或宣扬，但这为以后的中美联合抗日积累了经验。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