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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都堪称调查研究的模范。朱德一生调查研究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让人敬仰。朱德的一生是实事求是的一生，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调查研究的一生。回顾朱德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实践，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一代伟人求真务实的人生追求。
朱德曾说：“讲到‘上来’与‘下去’，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那句流传久远的俗话‘上山容易下山难’。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等等。目的就是告诫我们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接触实际，了解下情。”①“南泥湾屯田政策”就是朱德在抗日战争期间调查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
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处境十分困难。朱德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情况。他邀请正在延安的中共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从事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负责人一起到各地视察工、农、商各业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1940年10月，朱德先后发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完成1941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阐述他对发展边区经济的构想。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粮食困难问题，1940年，朱德、董必武等同志到南泥湾临镇等地进行实地视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了南泥湾屯田政策。李维汉回忆道：“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②一片荒凉的“烂泥湾”变成了“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粮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朱德同志诗）的陕北的“好江南”。“于是，‘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③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逐渐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之中心一环，朱德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建设。1954年到1966年间，他每年都有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外出调研，到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农村、工厂一线，找当地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农民谈话，调查研究，同他们交换意见。为此，朱德几乎跑遍了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仅从1956年到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就达27次，曾先后七次到四川调研考察工作，平均每年外出视察近90天，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给党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他曾先后六次到北京炼焦化工厂视察、调研。从炼焦化工厂的筹备到建成投产，从生产情况到职工生活，他都给予详细的调查和认真的分析。即便是在“文革”中的1974年，88岁高龄的他还不忘关心工厂的生产和工人的生活，第六次视察北京炼焦化工厂。对厂里的生产和工人生活作指示和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不仅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给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带去了温暖和鼓励。
在调查研究中，朱德一向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1942年，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要想做成几件事，只有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方法。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有什么样的武装，有什么样的敌人和地理条件，就必须打什么样的仗，调皮是不行的。”④“大跃进”运动开始的时候，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在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了不少问题。尤其对公共食堂问题，朱德态度非常坚定。1959年5月，朱德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三省就农业问题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东北三省时看到的情况。报告中还以很大篇幅谈到大多数群众不愿意长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并分析了具体原因。经过此番调研，朱德在狂热的“大跃进”中挺身而出反潮流，要求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尽管当时在农村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吃饭不要钱都是中央提倡和竭力推行的，而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也是马列主义书本上写了的。但是，朱德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严肃地说，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有了意见就向中央提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从那以后，朱德一直极力纠正中央经济工作‘左’的倾向，直到同年7月庐山会议，他继续坚持解散农村食堂的观点。庐山会议上，朱德受到错误的批判。朱德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虽仍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已受到错误批判，使他难以继续公开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调研和探索。朱德指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相同，农作物的种类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农业和工业生产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朱德不但在调查研究中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而且注意在调查研究中实地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践行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工作思路。他说：“我们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和军队中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是同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⑤北京光华木材厂始建于50年代初，朱德来到该厂，他询问厂里在保证产品质量上还有哪些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时，厂领导报告说需要建立木材干燥室，才能确保产品质量。但当时国内还没有干燥室控制温湿度的仪器设备，需要进口。朱德又询问：要从哪个国家进口？厂里同志说，可以从联邦德国进口。但那时我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进口东西非常困难。于是朱德亲自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政务委员李富春，批准从联邦德国进口全套木材干燥自动控制仪器设备，建立起我国第一个规模宏大的木材干燥车间，共12个分室。从此木材不再用烟熏火烤，改用蒸汽干燥，从根本上对产品质量提供了重要保证，防火问题也有了基本解决。⑥朱德不但关心工厂的经营情况，而且十分关心工人生活问题。1959年10月，朱德来到北京花丝镶嵌厂。当了解了由合作社并厂后的情况时，朱德问厂领导，工厂迁移后，职工家属的问题怎么解决？厂领导回答说房子问题解决不了，有80%的职工家属还留在市区。朱德当即指出：“你们工厂的自然环境不错，很适合你们这个行业。家属长期在北京不好，你们可以利用自有资金盖点房子，把职工家属迁过来。这样，一方面可以照顾职工，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市区人口。”接着他对厂里的干部说：“作为领导，不仅要抓生产，还要关心职工生活。”随后，朱德还对该厂建房困难问题作出批示。⑦为工厂的进一步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
朱德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他始终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为名、不为利，不随声附和、不自以为是、不弄虚作假，也不歪曲事实，积极为中央决策提供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实属难能可贵，堪称调查研究的楷模。
注释：
①《解放军报》1996年11月25日。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46页。
③《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8日。
④《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⑥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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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曾说：“讲到‘上来’与‘下去’，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那句流传久远的俗话‘上山容易下山难’。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等等。目的就是告诫我们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接触实际，了解下情。”①“南泥湾屯田政策”就是朱德在抗日战争期间调查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
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处境十分困难。朱德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情况。他邀请正在延安的中共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从事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负责人一起到各地视察工、农、商各业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1940年10月，朱德先后发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完成1941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阐述他对发展边区经济的构想。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粮食困难问题，1940年，朱德、董必武等同志到南泥湾临镇等地进行实地视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了南泥湾屯田政策。李维汉回忆道：“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②一片荒凉的“烂泥湾”变成了“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粮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朱德同志诗）的陕北的“好江南”。“于是，‘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③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逐渐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之中心一环，朱德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建设。1954年到1966年间，他每年都有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外出调研，到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农村、工厂一线，找当地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农民谈话，调查研究，同他们交换意见。为此，朱德几乎跑遍了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仅从1956年到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就达27次，曾先后七次到四川调研考察工作，平均每年外出视察近90天，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给党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他曾先后六次到北京炼焦化工厂视察、调研。从炼焦化工厂的筹备到建成投产，从生产情况到职工生活，他都给予详细的调查和认真的分析。即便是在“文革”中的1974年，88岁高龄的他还不忘关心工厂的生产和工人的生活，第六次视察北京炼焦化工厂。对厂里的生产和工人生活作指示和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不仅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给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带去了温暖和鼓励。
在调查研究中，朱德一向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1942年，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要想做成几件事，只有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方法。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有什么样的武装，有什么样的敌人和地理条件，就必须打什么样的仗，调皮是不行的。”④“大跃进”运动开始的时候，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在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了不少问题。尤其对公共食堂问题，朱德态度非常坚定。1959年5月，朱德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三省就农业问题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东北三省时看到的情况。报告中还以很大篇幅谈到大多数群众不愿意长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并分析了具体原因。经过此番调研，朱德在狂热的“大跃进”中挺身而出反潮流，要求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尽管当时在农村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吃饭不要钱都是中央提倡和竭力推行的，而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也是马列主义书本上写了的。但是，朱德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严肃地说，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有了意见就向中央提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从那以后，朱德一直极力纠正中央经济工作‘左’的倾向，直到同年7月庐山会议，他继续坚持解散农村食堂的观点。庐山会议上，朱德受到错误的批判。朱德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虽仍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已受到错误批判，使他难以继续公开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调研和探索。朱德指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相同，农作物的种类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农业和工业生产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朱德不但在调查研究中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而且注意在调查研究中实地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践行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工作思路。他说：“我们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和军队中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是同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⑤北京光华木材厂始建于50年代初，朱德来到该厂，他询问厂里在保证产品质量上还有哪些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时，厂领导报告说需要建立木材干燥室，才能确保产品质量。但当时国内还没有干燥室控制温湿度的仪器设备，需要进口。朱德又询问：要从哪个国家进口？厂里同志说，可以从联邦德国进口。但那时我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进口东西非常困难。于是朱德亲自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政务委员李富春，批准从联邦德国进口全套木材干燥自动控制仪器设备，建立起我国第一个规模宏大的木材干燥车间，共12个分室。从此木材不再用烟熏火烤，改用蒸汽干燥，从根本上对产品质量提供了重要保证，防火问题也有了基本解决。⑥朱德不但关心工厂的经营情况，而且十分关心工人生活问题。1959年10月，朱德来到北京花丝镶嵌厂。当了解了由合作社并厂后的情况时，朱德问厂领导，工厂迁移后，职工家属的问题怎么解决？厂领导回答说房子问题解决不了，有80%的职工家属还留在市区。朱德当即指出：“你们工厂的自然环境不错，很适合你们这个行业。家属长期在北京不好，你们可以利用自有资金盖点房子，把职工家属迁过来。这样，一方面可以照顾职工，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市区人口。”接着他对厂里的干部说：“作为领导，不仅要抓生产，还要关心职工生活。”随后，朱德还对该厂建房困难问题作出批示。⑦为工厂的进一步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
朱德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他始终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为名、不为利，不随声附和、不自以为是、不弄虚作假，也不歪曲事实，积极为中央决策提供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实属难能可贵，堪称调查研究的楷模。
注释：
①《解放军报》1996年11月25日。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46页。
③《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8日。
④《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⑥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196页。
( 责编 曲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