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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初到1941年春，我在重庆的这一年中，重庆和整个国民党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对日本的抵抗有气无力。压迫和贪污之风加剧。内战的危险日增，从反动派的偶尔挑衅发展为全国性的威胁。甚至国民党政权的宣传官员也满腹牢骚。广播电台英语部的头头彭乐山，曾经当过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他以前毫无怨言地为国民党作宣传，现在却沮丧地对我说：“我厌倦了。1938年我们在电台广播新闻、进行宣传时，我们自己是相信的，并且受到鼓舞。那时我们工作起来，轻松愉快。现在，我们老觉得，我们是在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