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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垃圾分类了吗？”“你扔的是什么垃圾？”成为了每一个上海人的常用语。2019年7月，上海的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催生了一个新行当——辅导垃圾分类。哈佛女硕士、“80后”上海女子周春，就是这一行业的先行者。虽然项目目前盈利情况不理想，团队成员的收入连普通白领都不如，但周春说：“环保是为了我们的居住环境，也是为了子孙后代，让小区变漂亮，环境变好，这是我们的初心。”
不止是上海，有46个城市都被下了硬指标。深圳、厦门、宁波、杭州、苏州等许多城市都已经花了很大工夫做垃圾分类，但很多人不知道，垃圾分类在中国已经推行了19年，而周春和伙伴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常人眼中，1984年出生的上海女子周春的人生经历很是精彩。高考考上了心仪的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上公务员。上大学时就开始玩户外做“驴友”的她，几乎把中国所有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都走了一遍。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而早在2018年9月，周春就已经在上海的小区里做起了垃圾分类的辅导和宣传工作。是什么原因让哈佛女硕士毅然回国投身垃圾分类呢？
27岁时，周春毅然辞掉了已经干了5年的公务员工作，全身心玩起了户外。一次走陆路经过青藏高原去往印度时，周春看到一个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在招志愿者，于是便申请成为志愿者。项目里有20多人，周春负责给大家做饭洗碗，在海拔4 600米的高原从早上6时忙到晚上11时。
“那时就觉得很充实，原来还可以有这样一种很纯粹的生活。我不图别人眼中的所谓成功、财富，我认同环保理念，我要保护这个我爱的环境。”周春说。
2011年底，“绿色江河”斑头雁项目的负责人打电话来询问周春，是否愿意成为全职的工作人员，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次年的4月至6月，周春和“绿色江河”的伙伴一起，在野外扎帐篷，和藏民志愿者协作，守护斑头雁的鸟蛋。有一次，发现几个盗猎者骑着马拎着筐来捡鸟蛋，周春和伙伴们开着吉普车包抄过去，拿出相机准备记录其丑行，盗猎者没想到有人守护，立刻落荒而逃。
2013年，周春的丈夫申请到哈佛医学院读博士后，她作为陪读也去了美国。在美国的周春同样做起了环保志愿者，并寻找在环保公益组织全职工作的机会。
周春加入波士顿码头协会，在“海平面上升国际建筑设计大赛”中担任项目经理，致力于保护和利用被海水淹掉的老屋。这些实实在在的环保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周春的视野，她决定要把美国公益组织成熟的理念和经验带回国，“我想要回国创立这样一个组织，保护我家乡的环境，不一定要做什么宏图伟业。”也就是因为这个梦想，周春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公共政策管理硕士，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想要系统地学习环保公益组织的运营运作，这一切都在为归国创业投身绿色环保作准备。
2016年6月，周春从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决心回到国内，为祖国的环境保护做些事情。
“学成回国后，我先是做了两年多有机农产品创业，公司还获得两轮融资。当时觉得很理想，但没想到误打误撞，改行做起了垃圾分类项目。”周春说。
一次，周春带着有机农产品，去上海长宁区一个居委会拜访，当时上海已在试行垃圾分类，居委会书记对周春开玩笑说：“你喜欢搞环保，卖有机农产品还不如来帮我做垃圾分类。” 于是在2018年9月，周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接下了第一个垃圾分类项目：帮一家老小区定制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培训志愿者，并推进方案执行。
“我的目标是为环保作出贡献，现在缺的是一个好项目，垃圾分类就很适合。”周春说，垃圾分类有政府的支持，又牵涉到每一个人，所以可以最大程度上调动更多人来参与，进而让大家开始关注环保，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推动环保。项目开始时，只有周春一个人，面对的小区是个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旧小区，居民们对垃圾分类没有什么认识，用周春的话说，推广“超级困难”。调研发现小区问题重重：高空抛物、垃圾乱扔、物业管理不到位、推卸责任。
通过招募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动员，营造垃圾分类的社会氛围，终于开始正式实施分类投放，周春带领志愿者全程参与执勤。遇到不理解的居民，她这样劝说：“垃圾分类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小区干净了，房价就会涨。”这件事情迫在眉睫，以现在15天堆起一个金茂大厦（高420.5米）的垃圾堆积速度，明年的上海就要装不下这些垃圾了。
志愿者在2018年11月開始执勤，那时的上海特别冷，不断下雨。“原本我不在意这些晴雨冷暖，但这些七八十岁的志愿者阿姨们执勤的时候我就特别揪心，生怕她们出事。”第一天有居民拿着满满一袋混合的垃圾走来，周春和志愿者马上拦住，现场拆袋，一样样挑出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挑挑拣拣分完后，志愿者又耐心地说：“今天我帮你分，明天你自己分好不好？”好言好语劝说加上亲身帮助，感动了居民们，垃圾分类的情况在不断变好。但有个居民每天提出各种反对垃圾分类的意见：垃圾桶数量不够、分类复杂、工作忙……有次他当面质问周春：“你们别的不干，天天守着垃圾桶干什么？”更有个别不愿意分类的居民，赌气直接把垃圾扔在居委会门口或者工作人员办公桌上，面对这些状况，志愿者也耐下心来劝解，身体力行地帮忙分类。
在志愿者的努力与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全方位的配合下，执勤开始一个月后效果就变得非常明显。执勤时间段70%的居民会提着两个垃圾袋来并且拆袋，一个月能回收6吨以上可回收物，从一开始整个小区48桶垃圾都要送去焚烧填埋，到现在只有28桶需要焚烧填埋。更让周春欣慰的是，当时那些反对声最激烈的居民，后来成了小区里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几位。
情况一天天在好转。一个月后，周春有了加盟者。很快又和几个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专业运作团队——上海濯涟环保科技公司，并和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合作，接下了更多小区的垃圾分类项目。团队还推出了一个社区垃圾分类项目品牌“圾不可失”。
周春团队在学习前辈公益组织经验的基础上很快总结出一套项目运作体系，形成自己的“八步法”，并开始推广复制这一成功模式。如今经过不断探索完善，周春团队总结出了自己的“九步法”，即分工协商、前期调研、氛围营造、团队搭建、硬件改造、社区联动、执勤督导、快闪市集、成果巩固等9大项目，共设20余个分项，通过源头分离率、垃圾称重、湿垃圾纯度等指标进行系统考核，并按考核结果把项目小区分成三种类型，为其量身定制具体的实施方案：一类型一方法，一小区一方案。
近一年来，团队辅导了88个居民小区的垃圾分类项目，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
“我们与居委会、物业、志愿者团队沟通时，只要他们有意向认为垃圾分类能做，这事就能够做成。”周春说，垃圾分类就像当时的“限塑令”，一定要让全社会的大多数人认同这件事，并把这看作一种常态。
“我们要用88个小区已经成功垃圾分类这鐵一般的事实，让质疑的人不再质疑。今后我们一定会成功，而且会让越来越多的小区加入进来。”
周春团队目前有8名全职员工，有的是留学日本、英国、芬兰的海归，有的辞了外企高薪或放弃高薪工作机会，有的还去过西藏支教、去过非洲扶贫，也有瞒着家里偷偷来做的。 虽然团队成员的收入并不高，还达不到上海白领的平均水平，但大家都有一股热情，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从垃圾分类着手，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
辅导小区实施垃圾分类，是按什么标准收费的？对于这个问题，周春表示，我们有个评分标准，共7个指标，根据打分得出该小区辅导的难易程度，加上辅导的周期，才能确定具体收费额度。比如2018年一个小区要做半年，收费是50 000元。
2019年以来政策等大环境比较好，做得快一些，一到两个月就能做完一个小区，周期短了收费自然就少了。而且如果是和街道合作，一个街道有几十个或上百个小区，那样每个小区收费大概只有20 000～30 000元。
现在他们遇到的问题是这些项目辅导都属于政府采购，下款非常慢，有的项目都要结束了，款项还没到。最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跟一个街道的辅导合作谈得差不多了，为他们培训的志愿者团队也进行了扩招，不料，街道方面没有最后敲定，所以公司经济困难，这么多人快发不出工资了。
除了资金问题，还有一个棘手的难题。合租房居民的垃圾分类是各小区碰到的最大难点，宣传动员时房门敲不开，租房人员趁志愿者不在时把垃圾扔了就跑。租房人员流动性很大，有时候费九牛二虎之力说服了个别合租者，但很快又换了新租客。
周春希望合租房平台在和租客签订租房合同时，把执行垃圾分类同租房押金挂钩，如果租客垃圾不分类，达到一定次数后，直接把押金扣掉，但这条措施目前还没有得到大部分租房平台和中介的积极响应。
做垃圾分类大约一年时间，很多市民已经能自主进行垃圾分类，这个过程不容易，周春被居委会、物业一次次拒绝过，也曾眼睁睁看着居民把垃圾往志愿者脸上扔却无力阻止，但她知道垃圾分类这件事在中国是必须要做的。
不止是上海，有46个城市都被下了硬指标。深圳、厦门、宁波、杭州、苏州等许多城市都已经花了很大工夫做垃圾分类，但很多人不知道，垃圾分类在中国已经推行了19年，而周春和伙伴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到美国陪读，一不小心自己成了哈佛硕士
常人眼中，1984年出生的上海女子周春的人生经历很是精彩。高考考上了心仪的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上公务员。上大学时就开始玩户外做“驴友”的她，几乎把中国所有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都走了一遍。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而早在2018年9月，周春就已经在上海的小区里做起了垃圾分类的辅导和宣传工作。是什么原因让哈佛女硕士毅然回国投身垃圾分类呢？
27岁时，周春毅然辞掉了已经干了5年的公务员工作，全身心玩起了户外。一次走陆路经过青藏高原去往印度时，周春看到一个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在招志愿者，于是便申请成为志愿者。项目里有20多人，周春负责给大家做饭洗碗，在海拔4 600米的高原从早上6时忙到晚上11时。
“那时就觉得很充实，原来还可以有这样一种很纯粹的生活。我不图别人眼中的所谓成功、财富，我认同环保理念，我要保护这个我爱的环境。”周春说。
2011年底，“绿色江河”斑头雁项目的负责人打电话来询问周春，是否愿意成为全职的工作人员，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次年的4月至6月，周春和“绿色江河”的伙伴一起，在野外扎帐篷，和藏民志愿者协作，守护斑头雁的鸟蛋。有一次，发现几个盗猎者骑着马拎着筐来捡鸟蛋，周春和伙伴们开着吉普车包抄过去，拿出相机准备记录其丑行，盗猎者没想到有人守护，立刻落荒而逃。
2013年，周春的丈夫申请到哈佛医学院读博士后，她作为陪读也去了美国。在美国的周春同样做起了环保志愿者，并寻找在环保公益组织全职工作的机会。
周春加入波士顿码头协会，在“海平面上升国际建筑设计大赛”中担任项目经理，致力于保护和利用被海水淹掉的老屋。这些实实在在的环保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周春的视野，她决定要把美国公益组织成熟的理念和经验带回国，“我想要回国创立这样一个组织，保护我家乡的环境，不一定要做什么宏图伟业。”也就是因为这个梦想，周春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公共政策管理硕士，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想要系统地学习环保公益组织的运营运作，这一切都在为归国创业投身绿色环保作准备。
2016年6月，周春从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决心回到国内，为祖国的环境保护做些事情。
居委会书记一句话，她改行做起垃圾分类
“学成回国后，我先是做了两年多有机农产品创业，公司还获得两轮融资。当时觉得很理想，但没想到误打误撞，改行做起了垃圾分类项目。”周春说。
一次，周春带着有机农产品，去上海长宁区一个居委会拜访，当时上海已在试行垃圾分类，居委会书记对周春开玩笑说：“你喜欢搞环保，卖有机农产品还不如来帮我做垃圾分类。” 于是在2018年9月，周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接下了第一个垃圾分类项目：帮一家老小区定制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培训志愿者，并推进方案执行。
“我的目标是为环保作出贡献，现在缺的是一个好项目，垃圾分类就很适合。”周春说，垃圾分类有政府的支持，又牵涉到每一个人，所以可以最大程度上调动更多人来参与，进而让大家开始关注环保，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推动环保。项目开始时，只有周春一个人，面对的小区是个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旧小区，居民们对垃圾分类没有什么认识，用周春的话说，推广“超级困难”。调研发现小区问题重重：高空抛物、垃圾乱扔、物业管理不到位、推卸责任。
通过招募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动员，营造垃圾分类的社会氛围，终于开始正式实施分类投放，周春带领志愿者全程参与执勤。遇到不理解的居民，她这样劝说：“垃圾分类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小区干净了，房价就会涨。”这件事情迫在眉睫，以现在15天堆起一个金茂大厦（高420.5米）的垃圾堆积速度，明年的上海就要装不下这些垃圾了。
志愿者在2018年11月開始执勤，那时的上海特别冷，不断下雨。“原本我不在意这些晴雨冷暖，但这些七八十岁的志愿者阿姨们执勤的时候我就特别揪心，生怕她们出事。”第一天有居民拿着满满一袋混合的垃圾走来，周春和志愿者马上拦住，现场拆袋，一样样挑出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挑挑拣拣分完后，志愿者又耐心地说：“今天我帮你分，明天你自己分好不好？”好言好语劝说加上亲身帮助，感动了居民们，垃圾分类的情况在不断变好。但有个居民每天提出各种反对垃圾分类的意见：垃圾桶数量不够、分类复杂、工作忙……有次他当面质问周春：“你们别的不干，天天守着垃圾桶干什么？”更有个别不愿意分类的居民，赌气直接把垃圾扔在居委会门口或者工作人员办公桌上，面对这些状况，志愿者也耐下心来劝解，身体力行地帮忙分类。
在志愿者的努力与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全方位的配合下，执勤开始一个月后效果就变得非常明显。执勤时间段70%的居民会提着两个垃圾袋来并且拆袋，一个月能回收6吨以上可回收物，从一开始整个小区48桶垃圾都要送去焚烧填埋，到现在只有28桶需要焚烧填埋。更让周春欣慰的是，当时那些反对声最激烈的居民，后来成了小区里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几位。
有了志同道合的团队，打造“圾不可失”品牌
情况一天天在好转。一个月后，周春有了加盟者。很快又和几个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专业运作团队——上海濯涟环保科技公司，并和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合作，接下了更多小区的垃圾分类项目。团队还推出了一个社区垃圾分类项目品牌“圾不可失”。
周春团队在学习前辈公益组织经验的基础上很快总结出一套项目运作体系，形成自己的“八步法”，并开始推广复制这一成功模式。如今经过不断探索完善，周春团队总结出了自己的“九步法”，即分工协商、前期调研、氛围营造、团队搭建、硬件改造、社区联动、执勤督导、快闪市集、成果巩固等9大项目，共设20余个分项，通过源头分离率、垃圾称重、湿垃圾纯度等指标进行系统考核，并按考核结果把项目小区分成三种类型，为其量身定制具体的实施方案：一类型一方法，一小区一方案。
近一年来，团队辅导了88个居民小区的垃圾分类项目，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
“我们与居委会、物业、志愿者团队沟通时，只要他们有意向认为垃圾分类能做，这事就能够做成。”周春说，垃圾分类就像当时的“限塑令”，一定要让全社会的大多数人认同这件事，并把这看作一种常态。
“我们要用88个小区已经成功垃圾分类这鐵一般的事实，让质疑的人不再质疑。今后我们一定会成功，而且会让越来越多的小区加入进来。”
周春团队目前有8名全职员工，有的是留学日本、英国、芬兰的海归，有的辞了外企高薪或放弃高薪工作机会，有的还去过西藏支教、去过非洲扶贫，也有瞒着家里偷偷来做的。 虽然团队成员的收入并不高，还达不到上海白领的平均水平，但大家都有一股热情，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从垃圾分类着手，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
辅导小区实施垃圾分类，是按什么标准收费的？对于这个问题，周春表示，我们有个评分标准，共7个指标，根据打分得出该小区辅导的难易程度，加上辅导的周期，才能确定具体收费额度。比如2018年一个小区要做半年，收费是50 000元。
2019年以来政策等大环境比较好，做得快一些，一到两个月就能做完一个小区，周期短了收费自然就少了。而且如果是和街道合作，一个街道有几十个或上百个小区，那样每个小区收费大概只有20 000～30 000元。
现在他们遇到的问题是这些项目辅导都属于政府采购，下款非常慢，有的项目都要结束了，款项还没到。最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跟一个街道的辅导合作谈得差不多了，为他们培训的志愿者团队也进行了扩招，不料，街道方面没有最后敲定，所以公司经济困难，这么多人快发不出工资了。
除了资金问题，还有一个棘手的难题。合租房居民的垃圾分类是各小区碰到的最大难点，宣传动员时房门敲不开，租房人员趁志愿者不在时把垃圾扔了就跑。租房人员流动性很大，有时候费九牛二虎之力说服了个别合租者，但很快又换了新租客。
周春希望合租房平台在和租客签订租房合同时，把执行垃圾分类同租房押金挂钩，如果租客垃圾不分类，达到一定次数后，直接把押金扣掉，但这条措施目前还没有得到大部分租房平台和中介的积极响应。
做垃圾分类大约一年时间，很多市民已经能自主进行垃圾分类，这个过程不容易，周春被居委会、物业一次次拒绝过，也曾眼睁睁看着居民把垃圾往志愿者脸上扔却无力阻止，但她知道垃圾分类这件事在中国是必须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