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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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凌是1938年在延安认识的，那时候我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给吕骥、张震当助理员，李凌和贺绿汀他们当时都在那里拉小提琴。 李凌是个很和善、讲友情、讲团结的人，为人正直，胸怀广阔，从中央歌舞团到中央乐团再到中国音乐学院，是个从不空口说白话的实干家，所以大家把工作交给他都很放心。 李凌非常朴实勤奋，又心直口快，他的广东普通话虽然有时候讲不清楚，但写了很多有影响的评论文章，一直笔耕不辍，直到病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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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凌是1938年在延安认识的，那时候我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给吕骥、张震当助理员，李凌和贺绿汀他们当时都在那里拉小提琴。
李凌是个很和善、讲友情、讲团结的人，为人正直，胸怀广阔，从中央歌舞团到中央乐团再到中国音乐学院，是个从不空口说白话的实干家，所以大家把工作交给他都很放心。
李凌非常朴实勤奋，又心直口快，他的广东普通话虽然有时候讲不清楚，但写了很多有影响的评论文章，一直笔耕不辍，直到病得很厉害的时候还常趴在小茶几上写作。他的文章，包括歌唱、器乐等方方面面，写得此较有影响的关于“轻音乐问题”、关于“气声唱法”，那时候很多人是反对的。但我们认为通俗歌曲是群众当中流行的一种很容易掌握的一种艺术形式，思想内容健康、有利于表达人民思想感情就应该提倡，此如李谷一、谷建芬等这些人都是搞得很正面的东西。他所写的文章在音乐史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是非常宝贵的音乐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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