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1年夏天，毛泽东遇到一件难事，不得不投入很大精力去解决。
6月中旬，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送来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发现所列各项开支，缺少军队和中央一些单位的预算，便写信给林伯渠提出两点建议：“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概允”；凡中央、军队和地方的预决算，“一概包攬，为之统筹”。
边区政府负责“掏钱”，在财政安排上自然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毛泽东着眼全局，要支持中央、地方和军队各方开拓局面，则希望保障供给。“掏钱”和“用钱”，所处位置不同，对预算的要求难免各异。如果资源充足，消除分歧很容易，而问题恰恰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边区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要统一认识，必须想别的办法。除了边区政府主张的“节流”，还需设法“开源”。
正是在如何开源的问题上，以高岗为书记的边区党的中央局，和以林伯渠为主席、谢觉哉为秘书长的边区政府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毛泽东难以置身事外。
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盐运政策。边区北部盛产食盐，其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如何把边区北部的盐运往南部外销，成为开源的关键举措。高岗等人坚持实行“官督民运”政策，还成立以高岗为主任的运销委员会，各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管理。此法增加财政收入见效明显，却难免增加边区群众负担，操作上也存在一些缺点。林伯渠、谢觉哉主张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才能减轻民赋，体现施仁政的方针，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而不应该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行动。
双方争执不下。原则上，高岗和边区党的中央局是最高决策机构，而高岗又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本地干部的代表，加上年轻气盛，又自恃政策见效快，也就没有设法同两位革命老人很好沟通。林老、谢老则毕竟代表边区政府，且年高德劭，均是革命前辈，提不同意见，多少显得有点居高临下，认为他们说的话，高岗应该尊重。感觉高岗等人不为他们的异议所动，两位老人便有了些肝火，径直把官司打到了毛泽东那里。
党政之间的矛盾，不是小事。毛泽东处理此事的难处也显而易见。为缓解边区财政困局，他支持高岗等人的做法，不同意改变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但又不能无视林、谢二老提出的其中若干弊端和减轻税赋的初衷，更何况，二老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小可。想来想去，他选择做二老思想工作入手，来化解这场政策争论。
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给谢觉哉以及林伯渠写了10封信，还数次长谈，谢觉哉这期间则向毛泽东报送相关材料数万言。
毛泽东化解这场争论的方法和步骤，大致可概括如下。
——控制事态扩大蔓延。毛泽东叮嘱林、谢二老，“除对中央政治局同志及西北局主要同志可说自己的不同意见外，勿对他人尤其下级人员说不同意见，以免影响执行与造成更深的分歧”。显然，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控制争论范围，以防扩大矛盾，影响大局，动摇现行政策。
——劝二老全面客观搜集材料。“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这是从判断事物的方法论上指出二老的不足，希望他们不要以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看待盐运政策。此后，谢觉哉确也从历史和现实、正面和反面搜集了不少盐运政策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亮明态度。毛泽东表示，现行政策固然有毛病，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也就是说，在现行政策失败前，要允许高岗他们去试，“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事实上，在现行政策还没有明显失败之前，谁也无法证明另外的选择就一定走得通。
——敦促高岗等人换位思考。林、谢二老反映激烈，高岗这边也不是没有责任，比如是不是充分了解和尊重政府那边的意见，是不是及时发现和解决盐运政策执行当中的不足。为此，毛泽东督促高岗他们及时同二老沟通，“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还把谢觉哉反映盐运政策弊端的材料转给高岗等人，提醒他们，材料反映的“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高岗等人立即组织调查，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承认运盐工作确实存在三个方面的缺点。
——自己调查研究，掌握财政经济的运行规律。毛泽东这段时间花了不少精力研究边区和国统区两方面的经济材料。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开会，几乎每次都要讨论边区财政经济和盐运政策，还正式委托毛泽东召集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王明、任弼时、朱德商谈边区经济工作。这些做法，为统一思想提供了认识基础，准备了决策条件。
——向林、谢二老表达研究边区财经的心得和观点。毛泽东告诉二老，要打破边区财经困局，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平衡出入口，“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当然，毛泽东也说自己的见解或许还不深刻，二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在认识渐趋一致的时候，再从思想方法上开导林、谢二老。毛泽东担心二老碍于面子或心情，难从心底里接受自己的观点，在给谢觉哉的信中，写了下面这些话：“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又说：“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这些话，词意恳切，跳出盐运政策的是非，态度也谦恭有礼，对林、谢二老的触动不难想见。 最后，毛泽东在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等问题做了系统发言，涉及盐运政策的争论，他正式表态：“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辦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后面这两句话显然吸收了林、谢二老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增加群众负担，主要反映在“劳役”问题上，“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争论就此结束。
毛泽东平息这场争论的逻辑很清楚，其领导艺术尤其值得体会。
第一，在评判和制定政策上，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在毛泽东看来，官督民运的盐运政策尽管带有半军事化管理性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边区的现实有此需要与可能，不能因政策有缺陷而改弦更张；再说，政府没有一点半点的强制是维持不下去的，任何政权都要有相应的权威。林老、谢老的意见忽略了现实的需要与可能，没有考虑全局，毛泽东没有吸收。但是，毛泽东也意识到，考虑全局也不能不考虑群众负担的轻重，负担的轻重是否适当，怎样调整，却是需要在实践的推进中逐步完善和解决的。不仅如此，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提出新的政策来补充和调整。比如，到了1942年，群众的负担越来越重了，由此出现了“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样的话。毛泽东及时提出新的政策，精兵简政，自己动手，搞大生产运动，最终从根本上扭转了边区经济困难局面。可见，正确的政策总是在有了实践经验后，逐步调整、创新和提炼出来的，并且是由问题倒逼出来的。
第二，在人事关系上，毛泽东既不因林、谢是革命老人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不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就对他们的看法一概否定。对高岗他们实施的现行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又指出其缺点与问题。确实站在了领袖人物的高度。在边区党政双方逐步统一思想后，毛泽东继续重用林、谢二老，又先后派懂得经济工作的南汉宸担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调李维汉去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有组织能力，会处理党政关系，此后的事情办起来就顺利多了。
第三，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和“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这两句话，堪称对待工作分歧，化解思想情绪的法宝，最值得一说。
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万无一失的事，有的只是根据现实的情况，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很多方针政策都是从大局出发的优化结果，往往只有在着眼全局，掌握全部信息的位置上才可以做出正确研判。不谋全局者有所偏颇很自然。解决分歧的关键和标准是“各去所偏，归于一是”。毛泽东殷殷期望林、谢二老不固执己见，以和为贵，是去其所偏；让高岗等查实盐运政策执行中的弊端，完善官督民运办法，也是去其所偏。“各去所偏”，双方便有往中间之“是”靠拢的可能。
实现“各去所偏，归于一是”，还需要具体的过程和方法。有时候，虽然说“真理越辩越明”，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辩论常常会让人们强化原有的成见，真理最终不会通过辩论产生，更不易通过辩论形成共识。根子在于人皆有成见。有的成见是囿于立场，把先入为主的看法当作了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如果为坚持成见争吵起来，会动肝火，形成意气，在意气挟持下的成见难免成为偏见。去其所偏，就必须改变认识角度，站在成见的反面去思考，因为智者千虑，也可能有一疏，当人们提出驳疑的时候，大可想想，别人为什么不同意。随着思想方法的进步和胸怀境界的提升，随着实践的真实面目呈现出来摆在自己的面前，以前认为没有问题的，今天就可能认为有问题了。如此一来，“归于一是”便有了可能。
毛泽东深知，哪怕是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也都是常人、凡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性情，遇到工作上的磕碰分歧，也会激出一“气”来。有的分歧之所以难得泯灭，恰恰碍于各种“闲气”的阻挡和遮蔽。古人虽说“万流争赴虚如海，一镜高悬净不尘”，但胸镜之尘总是有的，修养之法在于自觉拂拭。所谓拂拭，便是让“闲气”如浮云飘过，代之以求“是”之心，这样一来，“各去所偏，归于一是”之手，便可来扣动心扉了。
6月中旬，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送来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发现所列各项开支，缺少军队和中央一些单位的预算，便写信给林伯渠提出两点建议：“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概允”；凡中央、军队和地方的预决算，“一概包攬，为之统筹”。
边区政府负责“掏钱”，在财政安排上自然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毛泽东着眼全局，要支持中央、地方和军队各方开拓局面，则希望保障供给。“掏钱”和“用钱”，所处位置不同，对预算的要求难免各异。如果资源充足，消除分歧很容易，而问题恰恰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边区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要统一认识，必须想别的办法。除了边区政府主张的“节流”，还需设法“开源”。
正是在如何开源的问题上，以高岗为书记的边区党的中央局，和以林伯渠为主席、谢觉哉为秘书长的边区政府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毛泽东难以置身事外。
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盐运政策。边区北部盛产食盐，其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如何把边区北部的盐运往南部外销，成为开源的关键举措。高岗等人坚持实行“官督民运”政策，还成立以高岗为主任的运销委员会，各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管理。此法增加财政收入见效明显，却难免增加边区群众负担，操作上也存在一些缺点。林伯渠、谢觉哉主张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才能减轻民赋，体现施仁政的方针，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而不应该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行动。
双方争执不下。原则上，高岗和边区党的中央局是最高决策机构，而高岗又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本地干部的代表，加上年轻气盛，又自恃政策见效快，也就没有设法同两位革命老人很好沟通。林老、谢老则毕竟代表边区政府，且年高德劭，均是革命前辈，提不同意见，多少显得有点居高临下，认为他们说的话，高岗应该尊重。感觉高岗等人不为他们的异议所动，两位老人便有了些肝火，径直把官司打到了毛泽东那里。
党政之间的矛盾，不是小事。毛泽东处理此事的难处也显而易见。为缓解边区财政困局，他支持高岗等人的做法，不同意改变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但又不能无视林、谢二老提出的其中若干弊端和减轻税赋的初衷，更何况，二老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小可。想来想去，他选择做二老思想工作入手，来化解这场政策争论。
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给谢觉哉以及林伯渠写了10封信，还数次长谈，谢觉哉这期间则向毛泽东报送相关材料数万言。
毛泽东化解这场争论的方法和步骤，大致可概括如下。
——控制事态扩大蔓延。毛泽东叮嘱林、谢二老，“除对中央政治局同志及西北局主要同志可说自己的不同意见外，勿对他人尤其下级人员说不同意见，以免影响执行与造成更深的分歧”。显然，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控制争论范围，以防扩大矛盾，影响大局，动摇现行政策。
——劝二老全面客观搜集材料。“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这是从判断事物的方法论上指出二老的不足，希望他们不要以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看待盐运政策。此后，谢觉哉确也从历史和现实、正面和反面搜集了不少盐运政策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亮明态度。毛泽东表示，现行政策固然有毛病，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也就是说，在现行政策失败前，要允许高岗他们去试，“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事实上，在现行政策还没有明显失败之前，谁也无法证明另外的选择就一定走得通。
——敦促高岗等人换位思考。林、谢二老反映激烈，高岗这边也不是没有责任，比如是不是充分了解和尊重政府那边的意见，是不是及时发现和解决盐运政策执行当中的不足。为此，毛泽东督促高岗他们及时同二老沟通，“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还把谢觉哉反映盐运政策弊端的材料转给高岗等人，提醒他们，材料反映的“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高岗等人立即组织调查，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承认运盐工作确实存在三个方面的缺点。
——自己调查研究，掌握财政经济的运行规律。毛泽东这段时间花了不少精力研究边区和国统区两方面的经济材料。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开会，几乎每次都要讨论边区财政经济和盐运政策，还正式委托毛泽东召集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王明、任弼时、朱德商谈边区经济工作。这些做法，为统一思想提供了认识基础，准备了决策条件。
——向林、谢二老表达研究边区财经的心得和观点。毛泽东告诉二老，要打破边区财经困局，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平衡出入口，“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当然，毛泽东也说自己的见解或许还不深刻，二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在认识渐趋一致的时候，再从思想方法上开导林、谢二老。毛泽东担心二老碍于面子或心情，难从心底里接受自己的观点，在给谢觉哉的信中，写了下面这些话：“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又说：“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这些话，词意恳切，跳出盐运政策的是非，态度也谦恭有礼，对林、谢二老的触动不难想见。 最后，毛泽东在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等问题做了系统发言，涉及盐运政策的争论，他正式表态：“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辦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后面这两句话显然吸收了林、谢二老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增加群众负担，主要反映在“劳役”问题上，“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争论就此结束。
毛泽东平息这场争论的逻辑很清楚，其领导艺术尤其值得体会。
第一，在评判和制定政策上，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在毛泽东看来，官督民运的盐运政策尽管带有半军事化管理性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边区的现实有此需要与可能，不能因政策有缺陷而改弦更张；再说，政府没有一点半点的强制是维持不下去的，任何政权都要有相应的权威。林老、谢老的意见忽略了现实的需要与可能，没有考虑全局，毛泽东没有吸收。但是，毛泽东也意识到，考虑全局也不能不考虑群众负担的轻重，负担的轻重是否适当，怎样调整，却是需要在实践的推进中逐步完善和解决的。不仅如此，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提出新的政策来补充和调整。比如，到了1942年，群众的负担越来越重了，由此出现了“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样的话。毛泽东及时提出新的政策，精兵简政，自己动手，搞大生产运动，最终从根本上扭转了边区经济困难局面。可见，正确的政策总是在有了实践经验后，逐步调整、创新和提炼出来的，并且是由问题倒逼出来的。
第二，在人事关系上，毛泽东既不因林、谢是革命老人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不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就对他们的看法一概否定。对高岗他们实施的现行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又指出其缺点与问题。确实站在了领袖人物的高度。在边区党政双方逐步统一思想后，毛泽东继续重用林、谢二老，又先后派懂得经济工作的南汉宸担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调李维汉去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有组织能力，会处理党政关系，此后的事情办起来就顺利多了。
第三，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和“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这两句话，堪称对待工作分歧，化解思想情绪的法宝，最值得一说。
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万无一失的事，有的只是根据现实的情况，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很多方针政策都是从大局出发的优化结果，往往只有在着眼全局，掌握全部信息的位置上才可以做出正确研判。不谋全局者有所偏颇很自然。解决分歧的关键和标准是“各去所偏，归于一是”。毛泽东殷殷期望林、谢二老不固执己见，以和为贵，是去其所偏；让高岗等查实盐运政策执行中的弊端，完善官督民运办法，也是去其所偏。“各去所偏”，双方便有往中间之“是”靠拢的可能。
实现“各去所偏，归于一是”，还需要具体的过程和方法。有时候，虽然说“真理越辩越明”，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辩论常常会让人们强化原有的成见，真理最终不会通过辩论产生，更不易通过辩论形成共识。根子在于人皆有成见。有的成见是囿于立场，把先入为主的看法当作了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如果为坚持成见争吵起来，会动肝火，形成意气，在意气挟持下的成见难免成为偏见。去其所偏，就必须改变认识角度，站在成见的反面去思考，因为智者千虑，也可能有一疏，当人们提出驳疑的时候，大可想想，别人为什么不同意。随着思想方法的进步和胸怀境界的提升，随着实践的真实面目呈现出来摆在自己的面前，以前认为没有问题的，今天就可能认为有问题了。如此一来，“归于一是”便有了可能。
毛泽东深知，哪怕是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也都是常人、凡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性情，遇到工作上的磕碰分歧，也会激出一“气”来。有的分歧之所以难得泯灭，恰恰碍于各种“闲气”的阻挡和遮蔽。古人虽说“万流争赴虚如海，一镜高悬净不尘”，但胸镜之尘总是有的，修养之法在于自觉拂拭。所谓拂拭，便是让“闲气”如浮云飘过，代之以求“是”之心，这样一来，“各去所偏，归于一是”之手，便可来扣动心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