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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他关于东方主义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作为帝国主义主体的西洋和作为其客体的东洋两者之间的关系。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链接了中日以及西洋，文章对于三者关系的描述可以看见日本在东方主义主客体关系的转变，由此可以体现芥川龙之介的东方主义。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东方主义 《中国游记》 中国形象
1921年3月31日，《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系列题为“中国印象记”“冲入眼帘中国”的报道，报道指出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必须要更加了解中国改变这一现状。在舆论的加持下，日本的知识分子和记者们纷纷赶往中国，并开始以纪行文和报纸文章的形式向公众宣传自己的中国之旅。芥川龙之介便是中间的一员，他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中国，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中国之旅。芥川龙之介花了4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上海、苏州、杭州、杨州、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天津等中国华北、华东地区的主要城市，这次旅行产出的文学作品便是《中国游记》。《中国游记》由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及杂信一束五个部分组成。本文将以《中国游记》中的江南游记为重点，通过对其中中国形象的分析探讨芥川龙之介的东方主义。
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游记》进行分析研究。红野敏郎指出：与其说芥川龙之介是因为中国的风俗物产、历史遗迹而执笔，不如说动荡的中国、痛苦的中国，即对现实中国的热情，或激烈的好奇心才是他执笔的真正原因。陈玫君认为芥川龙之介在中国看到的景物多是破坏氛围的红鼠二色的俗恶砖瓦建筑和破坏江南一带风景名胜的西洋馆等令人不快的事物，因此他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完美。这些学者关于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和芥川龙之介作品中“中国像”的研究逻辑分析很严密，但并没有涉及东方主义这一理论。
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游记》也十分感兴趣，例如宇野浩二曾表示“中国之旅不仅给芥川带来身体上的伤害，而且还成为了一本阻碍芥川之路的书，也就是说它把芥川拖向一个错误的方向，我认为这次旅行是驱使芥川毁灭的罪魁祸首”。同样日本学者也未提及东方主义。因此，笔者想通过对于《中国游记》中中国形象的讨论，来发掘芥川龙之介与东方主义之间的关系。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Orientalism”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主体的西洋和作为其客体的东洋 （东方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当我们在考察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关系时，必须认识到日本作为东方主义客体向主体谋求自我转换的过程。西原大辅也指出“东方主义是以殖民地主义或帝国主义为前提的，是帝国主义对于被统治国及类似地区的言论，它不仅在西方在日本也可以同样可以使用。由于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因此与西方的东方主义存在着许多不同。
日本又或是芥川龙之介的东方主义指的是什么，它有什么不同，我想可以通过对文章中中国形象的分析来进一步认识。我将《中国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芥川龙之介旅游前在中国诗文、游记以及朋友介绍下认识的中国。例如文中出现的临水的人家、高耸的石桥、两岸的白墙等富有中国韵味的中国，以及《天鹅绒之梦》中谷崎润一郎所描绘的浪漫，还有池田桃川的《江南的名胜史迹》德田苏峰的《中国漫游记》等。萨义德曾说东方是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创造出来的，自古以来便是浪漫异国情调的生物。对于芥川来说，这个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奇异之美的东方古国它让人着迷。二是在中國旅行时，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的中国形象。在这个阶段有对中国自然风景的赞美，但总的来说令人不快的形象更多。例如喧嚣的车夫、过于细腻的西湖、醉酒以及随意小便的美国人、红鼠两色庸俗的砖瓦等。当时芥川龙之介接触到的中国是一个无序、被列强殖民化的中国，而这一阶段的形象因为是亲身经历所以更加深刻，它也直接影响到第三类形象，即回到日本后回首中国之旅时所出现的中国形象。这一部分的中国形象主要体现在《中国游记》中江南游记前言部分，其中有两位中国青年登场：
我回头看了看他们，自然他们依旧一边说话，一边悠然地走在冬霜过后刚刚放晴的坡路上。但是那声“哎哟”至今还在我的耳中回响。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一个落宿处出来，又是要走向哪里？或许他们中的一个正如《留东外史》里的张全似的，正要带着女学生去户山原的杂木林也未可知。如此说来，另一个留学生也颇像《留东外史》中的王甫察一样，极有可能结识着过从亲密的艺妓。我一边尽情地驰骋着这些对他们来说并不礼貌的想像，一边朝蓝染桥车站走去。为了回到位于田端的家里，我坐上了开往动坂的汽车。
《留东外史》是不肖生于1988年在岳麓书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它主要描写明治末期聚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小说以周选和黄文汉为主线，讲述了清末不思进取、沉迷于赌博女色的中国留日青年们的生活。其中芥川提到的王甫察原本是个浪荡者，结婚生女儿后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哥哥为他谋取了赴日留学的名额。在日留学期间，王甫察欺骗同僚与房东家的女儿、医院的护士、艺妓等多名女性存在不正当关系。张全也是个不上正道的家伙，但他是个注重名声的伪君子。他在车站遇到日本女学生文子，并引诱她去练兵场的杂树林约会。文中的王张两人都是赴日留学的知识分子，在本应为了中国的明天而努力的时期，他们却沉迷于赌博女色。实际上，历史上的留东青年中确实有王张这类人。
根据作者不肖生的介绍，《留东外史》40%是自己真实的经历，30%是谣言，30%是虚构的。换句话说，虽然它是一部小说，但它不是基于幻想而是基于一定的现实所创作的。因此，芥川的想象并非毫无根据，可能正是因为同时代有这样的留东青年，所以他才会对两名青年产生如此的推想。 《中国游记》江南部分对于列车员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乘上开往杭州的火车，乘务员就来检票了。这名乘务员穿着深绿色的西装，戴了顶镶着金边的大黑帽。与日本的乘务员相比，感觉缺少了些敏捷和利落。当然，想来是我的偏见在作祟。即使对乘务员的风采，我们也很容易用我们惯有的尺度去衡量。我们认为英国佬若不风趣就不够绅士，美国佬若没有钱就称不上绅士。而被称为小日本的日本人，一旦写了游记，如果不流几滴为旅途而感伤的眼泪，或是不摆出一副游子般的架势，深深陶醉于美丽的风景的话，则够不上绅士。—正当乘务员慢悠悠地查票时，我阐述了一番这样的偏见论。但我大发议论的对象并不是那个中国乘务员，而是同行的村田乌江君。
芥川在文中写道，一看见中国的列车员就感觉和日本的列车员相比他们少了点风采。暂且不提此处的风采指的是什么，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芥川的这种想法源于何处。他自己也认为这种想法是“我的偏见在作祟”。那么，偏见从何而来？19世纪中，日本与中国一样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配，在东方主义主客关系中处于被动客体。但随着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彼此产生了很大的差距。日本学习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迅速实现近代化，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在西方化潮流中落后的中国，虽然保留了传统，留下了东方特有的文化韵味，但政治经济上的落后早已被日本视为被支配国。也就是说，接受了西方先进文明洗礼的芥川，虽然在文学作品及友人的影响下对于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抱有想象，但当他真正接触到封建无序而又混乱的中国时，在不知不觉中他便以东方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各种事物。因此，看到中国的列车员，他的第一反应便是他比不上日本列车员的风采。后文，芥川发表了关于各国绅士的偏见论。其中，在讨论日本绅士的问题时，用“小日本”这个词语，这是一个贬低日本的词语是西方国家对日本的蔑称。芥川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词，它表达了什么？让我们再次回到东方主义主客体的讨论，当时的日本与中国相比，确实是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是东方主义中的主体。但是当比较的对象变为英国美国这些欧美列强时，日本又变回了客体，依旧是被他们支配殖民的东方国家。
就这样，《中国游记》中的日本经历了由客体向主体、再由主体向客体的转变。来中国前，芥川对于中国有许多幻想，这些幻想遭被中国的现实所击灭，幻想世界與实际东方现实之间的差异让芥川大为失望。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进行严厉批判的芥川，实际上看到无序、封建的中国后就不知不觉地用东方主义审视中国。也就是说，芥川在认识到日本处于东方主义客体的同时，也在与中国的对比中将日本转为东方主义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村松定孝，紅野敏郎，吉田凞生『近代日本文学における中国像』，有斐閣， 1975年，p.92。
[2]Edward Waefie Said（著），今沢紀子（著）『オリエンタリズム』，平凡社，1986年。
[3]青柳達雄「李人傑について：芥川龍之介『支那游記』中の人物」，『国文学言語と文芸』，第103号，1988年，p.91。
[4]西原大補『谷崎潤一郎と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ー大正日本の中国幻想』，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p.60。
[5]陳玫君「谷崎潤一郎と芥川龍之介による『支那』の表象―紀行文を中心に」，『広島大学大学院教[5].育学研究科紀要第二部』，2003年，p.219。
[6]『国文学解釈と鑑賞』，第72巻9号，2007年，p.180-181。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东方主义 《中国游记》 中国形象
1921年3月31日，《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系列题为“中国印象记”“冲入眼帘中国”的报道，报道指出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必须要更加了解中国改变这一现状。在舆论的加持下，日本的知识分子和记者们纷纷赶往中国，并开始以纪行文和报纸文章的形式向公众宣传自己的中国之旅。芥川龙之介便是中间的一员，他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中国，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中国之旅。芥川龙之介花了4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上海、苏州、杭州、杨州、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天津等中国华北、华东地区的主要城市，这次旅行产出的文学作品便是《中国游记》。《中国游记》由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及杂信一束五个部分组成。本文将以《中国游记》中的江南游记为重点，通过对其中中国形象的分析探讨芥川龙之介的东方主义。
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游记》进行分析研究。红野敏郎指出：与其说芥川龙之介是因为中国的风俗物产、历史遗迹而执笔，不如说动荡的中国、痛苦的中国，即对现实中国的热情，或激烈的好奇心才是他执笔的真正原因。陈玫君认为芥川龙之介在中国看到的景物多是破坏氛围的红鼠二色的俗恶砖瓦建筑和破坏江南一带风景名胜的西洋馆等令人不快的事物，因此他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完美。这些学者关于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和芥川龙之介作品中“中国像”的研究逻辑分析很严密，但并没有涉及东方主义这一理论。
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游记》也十分感兴趣，例如宇野浩二曾表示“中国之旅不仅给芥川带来身体上的伤害，而且还成为了一本阻碍芥川之路的书，也就是说它把芥川拖向一个错误的方向，我认为这次旅行是驱使芥川毁灭的罪魁祸首”。同样日本学者也未提及东方主义。因此，笔者想通过对于《中国游记》中中国形象的讨论，来发掘芥川龙之介与东方主义之间的关系。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Orientalism”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主体的西洋和作为其客体的东洋 （东方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当我们在考察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关系时，必须认识到日本作为东方主义客体向主体谋求自我转换的过程。西原大辅也指出“东方主义是以殖民地主义或帝国主义为前提的，是帝国主义对于被统治国及类似地区的言论，它不仅在西方在日本也可以同样可以使用。由于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因此与西方的东方主义存在着许多不同。
日本又或是芥川龙之介的东方主义指的是什么，它有什么不同，我想可以通过对文章中中国形象的分析来进一步认识。我将《中国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芥川龙之介旅游前在中国诗文、游记以及朋友介绍下认识的中国。例如文中出现的临水的人家、高耸的石桥、两岸的白墙等富有中国韵味的中国，以及《天鹅绒之梦》中谷崎润一郎所描绘的浪漫，还有池田桃川的《江南的名胜史迹》德田苏峰的《中国漫游记》等。萨义德曾说东方是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创造出来的，自古以来便是浪漫异国情调的生物。对于芥川来说，这个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奇异之美的东方古国它让人着迷。二是在中國旅行时，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的中国形象。在这个阶段有对中国自然风景的赞美，但总的来说令人不快的形象更多。例如喧嚣的车夫、过于细腻的西湖、醉酒以及随意小便的美国人、红鼠两色庸俗的砖瓦等。当时芥川龙之介接触到的中国是一个无序、被列强殖民化的中国，而这一阶段的形象因为是亲身经历所以更加深刻，它也直接影响到第三类形象，即回到日本后回首中国之旅时所出现的中国形象。这一部分的中国形象主要体现在《中国游记》中江南游记前言部分，其中有两位中国青年登场：
我回头看了看他们，自然他们依旧一边说话，一边悠然地走在冬霜过后刚刚放晴的坡路上。但是那声“哎哟”至今还在我的耳中回响。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一个落宿处出来，又是要走向哪里？或许他们中的一个正如《留东外史》里的张全似的，正要带着女学生去户山原的杂木林也未可知。如此说来，另一个留学生也颇像《留东外史》中的王甫察一样，极有可能结识着过从亲密的艺妓。我一边尽情地驰骋着这些对他们来说并不礼貌的想像，一边朝蓝染桥车站走去。为了回到位于田端的家里，我坐上了开往动坂的汽车。
《留东外史》是不肖生于1988年在岳麓书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它主要描写明治末期聚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小说以周选和黄文汉为主线，讲述了清末不思进取、沉迷于赌博女色的中国留日青年们的生活。其中芥川提到的王甫察原本是个浪荡者，结婚生女儿后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哥哥为他谋取了赴日留学的名额。在日留学期间，王甫察欺骗同僚与房东家的女儿、医院的护士、艺妓等多名女性存在不正当关系。张全也是个不上正道的家伙，但他是个注重名声的伪君子。他在车站遇到日本女学生文子，并引诱她去练兵场的杂树林约会。文中的王张两人都是赴日留学的知识分子，在本应为了中国的明天而努力的时期，他们却沉迷于赌博女色。实际上，历史上的留东青年中确实有王张这类人。
根据作者不肖生的介绍，《留东外史》40%是自己真实的经历，30%是谣言，30%是虚构的。换句话说，虽然它是一部小说，但它不是基于幻想而是基于一定的现实所创作的。因此，芥川的想象并非毫无根据，可能正是因为同时代有这样的留东青年，所以他才会对两名青年产生如此的推想。 《中国游记》江南部分对于列车员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乘上开往杭州的火车，乘务员就来检票了。这名乘务员穿着深绿色的西装，戴了顶镶着金边的大黑帽。与日本的乘务员相比，感觉缺少了些敏捷和利落。当然，想来是我的偏见在作祟。即使对乘务员的风采，我们也很容易用我们惯有的尺度去衡量。我们认为英国佬若不风趣就不够绅士，美国佬若没有钱就称不上绅士。而被称为小日本的日本人，一旦写了游记，如果不流几滴为旅途而感伤的眼泪，或是不摆出一副游子般的架势，深深陶醉于美丽的风景的话，则够不上绅士。—正当乘务员慢悠悠地查票时，我阐述了一番这样的偏见论。但我大发议论的对象并不是那个中国乘务员，而是同行的村田乌江君。
芥川在文中写道，一看见中国的列车员就感觉和日本的列车员相比他们少了点风采。暂且不提此处的风采指的是什么，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芥川的这种想法源于何处。他自己也认为这种想法是“我的偏见在作祟”。那么，偏见从何而来？19世纪中，日本与中国一样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配，在东方主义主客关系中处于被动客体。但随着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彼此产生了很大的差距。日本学习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迅速实现近代化，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在西方化潮流中落后的中国，虽然保留了传统，留下了东方特有的文化韵味，但政治经济上的落后早已被日本视为被支配国。也就是说，接受了西方先进文明洗礼的芥川，虽然在文学作品及友人的影响下对于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抱有想象，但当他真正接触到封建无序而又混乱的中国时，在不知不觉中他便以东方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各种事物。因此，看到中国的列车员，他的第一反应便是他比不上日本列车员的风采。后文，芥川发表了关于各国绅士的偏见论。其中，在讨论日本绅士的问题时，用“小日本”这个词语，这是一个贬低日本的词语是西方国家对日本的蔑称。芥川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词，它表达了什么？让我们再次回到东方主义主客体的讨论，当时的日本与中国相比，确实是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是东方主义中的主体。但是当比较的对象变为英国美国这些欧美列强时，日本又变回了客体，依旧是被他们支配殖民的东方国家。
就这样，《中国游记》中的日本经历了由客体向主体、再由主体向客体的转变。来中国前，芥川对于中国有许多幻想，这些幻想遭被中国的现实所击灭，幻想世界與实际东方现实之间的差异让芥川大为失望。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进行严厉批判的芥川，实际上看到无序、封建的中国后就不知不觉地用东方主义审视中国。也就是说，芥川在认识到日本处于东方主义客体的同时，也在与中国的对比中将日本转为东方主义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村松定孝，紅野敏郎，吉田凞生『近代日本文学における中国像』，有斐閣， 1975年，p.92。
[2]Edward Waefie Said（著），今沢紀子（著）『オリエンタリズム』，平凡社，1986年。
[3]青柳達雄「李人傑について：芥川龍之介『支那游記』中の人物」，『国文学言語と文芸』，第103号，1988年，p.91。
[4]西原大補『谷崎潤一郎と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ー大正日本の中国幻想』，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p.60。
[5]陳玫君「谷崎潤一郎と芥川龍之介による『支那』の表象―紀行文を中心に」，『広島大学大学院教[5].育学研究科紀要第二部』，2003年，p.219。
[6]『国文学解釈と鑑賞』，第72巻9号，2007年，p.180-181。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