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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生门》和《阿Q正传》分别是芥川龙之介和鲁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两位作家通过对社会中近似“多余”的小人物的观察，挖掘出了社会将人逼入地狱的现实。两部小说不仅展现了两位作家对小人物的道德困境和生存困境独特精湛的见解，且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两位作家的反理性思维。本文通过对主人公形象的独特分析和作品主题的多重解读，简要阐释了两部作品中所体现的两位作家的反理性思维。
关键词：罗生门 阿Q正传 多余人 反理性
关于本文中所使用的概念在此一一界定。多余人：本文所指称的多余人即是那些在社会底层的可有可无的，没有思想困惑而在生存中苦苦挣扎的人。这类人具备三个特点：首先是没有归属的，其次是没有过去的，最后是没有身份的。反理性思维：本文所使用的反理性思维是指作者在人物创造中塑造的理性缺失的形象及对暴力与残酷的展示。
一、困境中的“多余人”
（一）生理缺陷与伦理难题
两部小说都叙述了主人公在生命某个阶段的人生经历，不过这种经历是不完整的，更像是作者在其人生中截取的瞬间。他们很像是社会中某类人的抽象集合或者某些特征的汇聚，在文本中两位作者同时都赋予了两个地位低下的主人公以生理缺陷。他们身上的生理缺陷——疱疮和性——意味着他们必然会被所在区域的人排挤。或者可以做这样的推测，仆役脸上的疱疮实际就是天花，是一种传染性的皮肤疾病，那么由此处可以推知仆役被辞退极有可能不是意外而是由于生了天花，主人家才将他辞退。阿Q在未庄受到排挤是因为他调戏了吴妈，因此不仅所有的工钱被克扣，也再无主顾雇佣他了。在儒教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当时，阿Q的性释放与他的身份一起构成了人们排挤他的重要因素。因此，性于阿Q可算是生理缺陷。生理缺陷这一特征使得两位主人公陷入了孤立之中，这种孤立无援的状况导致了主人公对对立面的人群的敌对情绪——仆役对罗生门外现实社会的敌对和阿Q对未庄人的敌对。鲁迅在文本中并没有对阿Q的革命这一行为做任何铺垫或者暗示，正如汪晖所言，革命于阿Q是一种本能反应。{1}所谓本能即对外界刺激最基本最生理的反应，阿Q之所以有如此反应正是由于他长期以来对未庄人积聚的负面情绪。文本中多次展示了阿Q的蔑视，如“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2}。由于两者的生理缺陷导致了其处于人际困境之中，进而促使其成为更深层意义上的“多余人”。
两位作者事实上并不把主人公当作一个典型的形象来塑造，而是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群像——“多余人”——来创造。读者可以视其为社会中的无业者、流浪者或者拾荒者，总之他们以寄居的方式存在，是社会秩序以外的人。但是即使如此，两位主人公仍面临着伦理难题。他们深受社会伦理的约束，仆役面临选择饿死与做强盗的伦理难题时所持有的正是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道德观念，而阿Q同样深受儒教思想的约束，比如“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而他的一句“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3}则表明了他对社会秩序的重视，但是后来他却极力主张造反，可见在秩序与破坏秩序之间阿Q处于伦理困惑中。这些都表明他们遇到了伦理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在芥川是通过另一种新的道德观念的输入，在鲁迅则是通过阿Q成为“革命”牺牲品作为终结的。
综上分析可以发现，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除了表达作者对小人物的关注、对社会现状的思考、对人类困境的解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物在解决伦理难题时由善良的弱者成长为凶恶之徒的变化——这暗示了作家反理性的思维，最终成为社会秩序以外的“多余人”。
（二）无未来的与无过去的困境
无归属的困境与无过去的困境是指文本中人物既无将来也无过去的困境，他们被困于现实生活的当下，但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似乎只有身体而没有精神，或者说精神需求的缺失正是这类“多余人”的一种表现。
不管是《罗生门》中的仆役还是《阿Q正传》中的阿Q似乎都是没有精神需求的，他们在整个故事中都被困于身体需求的困境中。芥川写道：“若在平日里，他自然应当回主人家，可是就在四五天前，他刚被主人辞退……仆役遇雨而无处可去，正是走投无路……仆役先得想想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4}从此处可知，仆役无家可归，而在文本开头作者便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是黄昏，但直到故事结束作者对仆役的吃食只字不提，可见仆役是无食物可食的。仆役面临住与食两个方面的困境，他在罗生门下的徘徊既是他对未来生活——归属——感到渺茫的表现，也是他独立开始思考时感到困惑的表现——作为仆役，只需听命于人，因此几乎不需要思考任何事。但是当他被辞退后，他就需要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思考了，这让他不知所措。而阿Q其实地位上与仆役是没有差别的，他的身份是农村里给地主打工的短工。同样也是听命于人，虽然他可以住在土谷祠，但是那并不是他的家。鲁迅写道：“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5}事实上，阿Q也是无家可归的，而他通过食物对身体需求的满足则完全依赖于不稳定的长短工。鲁迅在文本序言中对阿Q的交代如下：姓名不明，籍贯不明，工作不稳定，寄居等，可以说在社会结构中阿Q已经近似于一个“不存在”的人了。阿Q是个没有过去的人，而在《罗生门》中芥川对仆役的过去则只字未提，由此可知两位主人公都是没有过去历史的存在，是隐形的多余的存在。
另外，两位主人公也是没有归属的人：仆役在罗生门下的犹豫是其对未来不知如何的思考，他对未来存有困惑正如宫板宽所言，仆役不仅很难判断这一行动有无道理，甚至行动的伦理恐怕也依赖主人的价值判断。换句话说，仆役是没有任何主動性的，同时是类似傀儡的存在。而阿Q因与吴妈之事被迫离开未庄但也无法在城里生活，他既不满意未庄生活也无法在城里生活的情况恰好证明了他是一个没有归属的“多余人”。由以上分析可知，两位主人公身上都存在对未来的困惑、对自己无处可归的迷茫，因此也可以说他们是没有未来的人。 由两位主人公的生存境遇可知，他们不仅精神需求几乎完全消失在文本叙事中，就连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成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现实社会中的“多余人”。身体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是促使两人一个做了强盗一个选择偷盗的根本原因。
作者在文本中将主人公置于过去与未来的双层困境之中，这不仅展示了人物的生存境遇，也揭露了他们的精神境遇。
二、《罗生门》与《阿Q正传》的多重内涵
（一）《罗生门》中的三个关键词：生存、道德、妖怪
本文从以上三个关键词对《罗生门》进行解读，其中关于生存和道德的解读已有研究者涉及，但是并未将其上升到哲学层面并借此分析作者的哲学观，这正是本文着重研究之处。针对第三个关键词妖怪，目前中国学界对此并未有研究，而日本国内的研究由于资料不详暂时无法下定论。
1.生存。在《罗生门》的一开场作者就交代了仆役走投无路的现状，紧接着抛出了生存还是毁灭的哲学问题。文中写道：“若要想方设法解决无可奈何之事，便无暇去顾及手段。”{6}这也是仆役第一次犹豫的出现。在罗生门的城楼上，他却选择了生存，他从老妇人那里获得了勇气，同时他的伦理观念也被改变为“活着至上”的观念。于此，来自破除生存困境的非理性思维占据了仆役的大脑。
2.道德。对道德中善与恶的判断在文本中是十分艰难的，理性在此处极为无力。文中写道：“当然，仆役并不知道老妇为何要拔死人的头发，因此，从理性上说，他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善还是恶。”{7}但老妇在这里给出了一种逻辑：“不过这里的死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对他们干这种事并不过分哩。”{8}这是老妇的哲学观念，近似以暴制暴。仆役对老妇拔死人头发这件事经历了从“恶”到“善”的，从道德到私利的，从理性的到非理性的认识。在道德与生存的冲突之中，非理性思维最终占据了上风，而芥川本人则困于此种非理性的胜利当中。
3.妖怪。日本文化中对妖怪神的崇拜十分兴盛，在文本中共出现了两位妖怪神：疱疮神和乌鸦。疱疮又称疱疮神，文本中有三处地方对其进行描写，每一次都连接着故事的转折处。疱疮第一次出现时，作者介绍了仆役走投无路的现状；第二次出现时，仆役走上了罗生门；第三次出现时，仆役选择成为强盗。而疱疮神是日本民间拟神化的凶神，它的三次出现依次暗示了仆役被辞的原因、故事的戏剧性轉折及凶恶的象征。在文本中与凶神相对的是乌鸦，其在日本文化中是能带给人希望的神物。文本中乌鸦第一次出现是这样的：“乌鸦是来啄食尸体的——不过，今天可能是天色太晚的缘故，一只乌鸦也没有。”{9}作为希望象征的乌鸦的消失，正是希望消失、厄运到来的暗示。这不仅与开头对京都的荒凉描写相呼应，也暗示了仆役最后的结局。恶与善的对立在文本中妖怪神的设置上有深刻表现，但作者最终选择了疱疮神的胜利，这暗示了作者的反理性思维。
（二）《阿Q正传》中的三个关键词：革命、生存、死亡
此三个关键词在学界都有相关研究，但是此前的研究者主要是从作品主题的角度出发，缺乏将其与阿Q的转变建立联系的研究，而这是本文的重点。
1.革命。革命一词主要出现在《阿Q正传》结尾的三章中，但它不仅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同时与阿Q人生的裂变联系起来。关于阿Q是否真有意识革命，学界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阿Q支持革命（尽管这可能是本能反应或者盲从）。文本中有这样的话：“他立即悟出了自己受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10}“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11}这暗示了阿Q寻求归属感的欲望，他希望自己成为某一个团体中的一员而不是“多余人”。而他的无路可走则正是他支持革命的缘由。但是，作者为阿Q此种行为设置的结局是：失败。在本身就掺杂了非理性的革命中，阿Q成为非理性的典型。
2.生存。阿Q的生存空间出现了两次萎缩，但生存于他而言本身就是模糊的。在革命前，阿Q的生存空间因吴妈而萎缩，他不得不去城里乞食。在革命后，阿Q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萎缩了。文中写道：“其实他的生活，倒也不比造反之前艰难，人见他也客气，店铺也不说要现钱。而阿Q总觉得自己太失意：既然革了命，不应该只是这样。”{12}“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13}阿Q的失意是他对生存空间萎缩的反应，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借革命有进一步的空间生存，但是他失败了。在“大团圆”中阿Q的生存空间萎缩至消失。
3.死亡。鲁迅在作品中常常表达绝望，这在李欧梵等研究者那里已有充分论述。在《阿Q正传》中对绝望的表达应该是鲁迅这一思想在小说中的发端。阿Q的死完成了作者对残酷现实的批判、阿Q作为异类被消除的过程和希望的无望，于是死亡成为文本的主题：革命之死、阿Q之死、秩序之死。于是，文本中形成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但从整个故事的结局可知作者对绝望的表达正是反理性思维的体现。
两位作者在作品中表现的反理性思维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人物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转向暴力；第二，人物生存中面临的理性与自我之间的选择；第三，文本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并且非理性取得了胜利。
三、《罗生门》和《阿Q正传》中的反理性思维
斯宾诺莎言：“理性固然可以消灭我们仅仅由于听闻而来的意见，但是它并不能消灭我们由经验而来的意见。”{14}在文本中，仆役与阿Q通过经历得到的经验产生了他们的生存哲学：破坏性的、压迫性的暴力方式。仆役此种生存哲学来自于他在罗生门上的经历，文本中写道：“仆役三下两下扯掉老妇的衣裳，把抱住他大腿的老妇一脚踹倒在死尸堆上。”{15}由此可见，仆役由经验而得来的生存哲学是破坏性——破坏了伦理秩序（长幼，道德）、压迫性——强者（仆役）欺压弱者（老妇）的暴力方式——通过打斗完成。仆役对生存的经验是饿死与道德之间的对立，作者在文本开头写道。然而，作者交代了他之所以没有选择成为强盗，是因其缺乏勇气。这一勇气是对道德的反叛，在根本上并不影响他对生存的经验判断。 阿Q的生存哲学也是由其经验而得来，是理性所无法消除的。这关涉到阿Q之所以支持革命的原因，本文上述有两个：一个是本能，一个是寻求归属。笔者认为阿Q革命是由于其对未庄人的贯穿文本始终的愤怒和骄傲，是他对原有阶级及秩序的反叛，这是来自于他“闲荡人”的身份。作为卫庄的“闲荡人”，事实上阿Q本身便不在卫庄的秩序当中。因此牺牲卫庄人来破除自己生存困境可以说是阿Q的本能，这和仆役的做法相似。当他在大街上大喊“造反了”时，他对未庄所有人来说都是危险的，因此他们必定会铲除他。此时，情感经验的判断几乎吞没了理性判断。生存哲学的反理性在《阿Q正传》中表现为破坏性——阶级秩序的破坏、压迫性——“革命者”对普通人压迫的暴力方式——革命（造反）。
精神需求的不在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身体欲望的胜利。身体的欲望与精神的需求相比，往往更基础也更直接。在芥川和鲁迅的这两篇小说中，身体欲望比精神需求更内在，而其中身体的欲望对个体的控制力也都占据主要地位。在哲学上，人们通常都是认为灵魂高于身体。哲学更多的是追求灵魂意义上的完善，也更崇尚理性，但在这两个文本中作家更加重视身体的诉求。这在另一个层面上构成了又一层的反理性思维的表现。
通常意义上，哲学引人向善并且崇尚理性，而小说基于批判则会产生引人向恶的错觉，这与柏拉图因为诗人描绘了消极的东西而可能诱导大众，于是想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是类似的。两个文本通过对人物生存哲学的展示，表现了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并由此深化。反理性的哲学在人物身上的表现，也许正体现了作家对理性的呼唤。这很像《理想国》中谈及正义是从不义开始的，作家谈及理性卻从非理性开始。
综上所述，本文从对主人形象的独特分析和作品主题的多重解读，阐释了两部作品中体现的两位作家的反理性思维。这并非是一些批评家指出的作家在表现暴力或者邪恶，而是作家对此的无可奈何与批判，在于引归理性。在文本中，看似作者赞同了那种利己的价值观并且崇尚暴力，但事实上作者正是基于此而对正义与道德进行拷问。文学艺术与哲学对社会有不同的意义，哲学指归于善及向善的引导，而文学则踏于恶，对其进行批判并思考善与恶之间的道德秩序。作家在文本中展示非理性，正是呼唤关照现实与理性的表现。
{1}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②{3}{5}{10}{11}{12}{13} 鲁迅：《阿Q正传》，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72-73页，第74页，第90页，第100页，第102页，第100页，第102页。
{4}{6}{7}{8}{9}{15} [日]芥川龙之介：《罗生门》，赵玉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第29页，第31页，第33页，第28页，第34页。
{14} [荷]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文集第一卷》，顾寿观、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1页。
关键词：罗生门 阿Q正传 多余人 反理性
关于本文中所使用的概念在此一一界定。多余人：本文所指称的多余人即是那些在社会底层的可有可无的，没有思想困惑而在生存中苦苦挣扎的人。这类人具备三个特点：首先是没有归属的，其次是没有过去的，最后是没有身份的。反理性思维：本文所使用的反理性思维是指作者在人物创造中塑造的理性缺失的形象及对暴力与残酷的展示。
一、困境中的“多余人”
（一）生理缺陷与伦理难题
两部小说都叙述了主人公在生命某个阶段的人生经历，不过这种经历是不完整的，更像是作者在其人生中截取的瞬间。他们很像是社会中某类人的抽象集合或者某些特征的汇聚，在文本中两位作者同时都赋予了两个地位低下的主人公以生理缺陷。他们身上的生理缺陷——疱疮和性——意味着他们必然会被所在区域的人排挤。或者可以做这样的推测，仆役脸上的疱疮实际就是天花，是一种传染性的皮肤疾病，那么由此处可以推知仆役被辞退极有可能不是意外而是由于生了天花，主人家才将他辞退。阿Q在未庄受到排挤是因为他调戏了吴妈，因此不仅所有的工钱被克扣，也再无主顾雇佣他了。在儒教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当时，阿Q的性释放与他的身份一起构成了人们排挤他的重要因素。因此，性于阿Q可算是生理缺陷。生理缺陷这一特征使得两位主人公陷入了孤立之中，这种孤立无援的状况导致了主人公对对立面的人群的敌对情绪——仆役对罗生门外现实社会的敌对和阿Q对未庄人的敌对。鲁迅在文本中并没有对阿Q的革命这一行为做任何铺垫或者暗示，正如汪晖所言，革命于阿Q是一种本能反应。{1}所谓本能即对外界刺激最基本最生理的反应，阿Q之所以有如此反应正是由于他长期以来对未庄人积聚的负面情绪。文本中多次展示了阿Q的蔑视，如“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2}。由于两者的生理缺陷导致了其处于人际困境之中，进而促使其成为更深层意义上的“多余人”。
两位作者事实上并不把主人公当作一个典型的形象来塑造，而是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群像——“多余人”——来创造。读者可以视其为社会中的无业者、流浪者或者拾荒者，总之他们以寄居的方式存在，是社会秩序以外的人。但是即使如此，两位主人公仍面临着伦理难题。他们深受社会伦理的约束，仆役面临选择饿死与做强盗的伦理难题时所持有的正是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道德观念，而阿Q同样深受儒教思想的约束，比如“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而他的一句“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3}则表明了他对社会秩序的重视，但是后来他却极力主张造反，可见在秩序与破坏秩序之间阿Q处于伦理困惑中。这些都表明他们遇到了伦理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在芥川是通过另一种新的道德观念的输入，在鲁迅则是通过阿Q成为“革命”牺牲品作为终结的。
综上分析可以发现，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除了表达作者对小人物的关注、对社会现状的思考、对人类困境的解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物在解决伦理难题时由善良的弱者成长为凶恶之徒的变化——这暗示了作家反理性的思维，最终成为社会秩序以外的“多余人”。
（二）无未来的与无过去的困境
无归属的困境与无过去的困境是指文本中人物既无将来也无过去的困境，他们被困于现实生活的当下，但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似乎只有身体而没有精神，或者说精神需求的缺失正是这类“多余人”的一种表现。
不管是《罗生门》中的仆役还是《阿Q正传》中的阿Q似乎都是没有精神需求的，他们在整个故事中都被困于身体需求的困境中。芥川写道：“若在平日里，他自然应当回主人家，可是就在四五天前，他刚被主人辞退……仆役遇雨而无处可去，正是走投无路……仆役先得想想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4}从此处可知，仆役无家可归，而在文本开头作者便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是黄昏，但直到故事结束作者对仆役的吃食只字不提，可见仆役是无食物可食的。仆役面临住与食两个方面的困境，他在罗生门下的徘徊既是他对未来生活——归属——感到渺茫的表现，也是他独立开始思考时感到困惑的表现——作为仆役，只需听命于人，因此几乎不需要思考任何事。但是当他被辞退后，他就需要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思考了，这让他不知所措。而阿Q其实地位上与仆役是没有差别的，他的身份是农村里给地主打工的短工。同样也是听命于人，虽然他可以住在土谷祠，但是那并不是他的家。鲁迅写道：“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5}事实上，阿Q也是无家可归的，而他通过食物对身体需求的满足则完全依赖于不稳定的长短工。鲁迅在文本序言中对阿Q的交代如下：姓名不明，籍贯不明，工作不稳定，寄居等，可以说在社会结构中阿Q已经近似于一个“不存在”的人了。阿Q是个没有过去的人，而在《罗生门》中芥川对仆役的过去则只字未提，由此可知两位主人公都是没有过去历史的存在，是隐形的多余的存在。
另外，两位主人公也是没有归属的人：仆役在罗生门下的犹豫是其对未来不知如何的思考，他对未来存有困惑正如宫板宽所言，仆役不仅很难判断这一行动有无道理，甚至行动的伦理恐怕也依赖主人的价值判断。换句话说，仆役是没有任何主動性的，同时是类似傀儡的存在。而阿Q因与吴妈之事被迫离开未庄但也无法在城里生活，他既不满意未庄生活也无法在城里生活的情况恰好证明了他是一个没有归属的“多余人”。由以上分析可知，两位主人公身上都存在对未来的困惑、对自己无处可归的迷茫，因此也可以说他们是没有未来的人。 由两位主人公的生存境遇可知，他们不仅精神需求几乎完全消失在文本叙事中，就连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成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现实社会中的“多余人”。身体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是促使两人一个做了强盗一个选择偷盗的根本原因。
作者在文本中将主人公置于过去与未来的双层困境之中，这不仅展示了人物的生存境遇，也揭露了他们的精神境遇。
二、《罗生门》与《阿Q正传》的多重内涵
（一）《罗生门》中的三个关键词：生存、道德、妖怪
本文从以上三个关键词对《罗生门》进行解读，其中关于生存和道德的解读已有研究者涉及，但是并未将其上升到哲学层面并借此分析作者的哲学观，这正是本文着重研究之处。针对第三个关键词妖怪，目前中国学界对此并未有研究，而日本国内的研究由于资料不详暂时无法下定论。
1.生存。在《罗生门》的一开场作者就交代了仆役走投无路的现状，紧接着抛出了生存还是毁灭的哲学问题。文中写道：“若要想方设法解决无可奈何之事，便无暇去顾及手段。”{6}这也是仆役第一次犹豫的出现。在罗生门的城楼上，他却选择了生存，他从老妇人那里获得了勇气，同时他的伦理观念也被改变为“活着至上”的观念。于此，来自破除生存困境的非理性思维占据了仆役的大脑。
2.道德。对道德中善与恶的判断在文本中是十分艰难的，理性在此处极为无力。文中写道：“当然，仆役并不知道老妇为何要拔死人的头发，因此，从理性上说，他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善还是恶。”{7}但老妇在这里给出了一种逻辑：“不过这里的死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对他们干这种事并不过分哩。”{8}这是老妇的哲学观念，近似以暴制暴。仆役对老妇拔死人头发这件事经历了从“恶”到“善”的，从道德到私利的，从理性的到非理性的认识。在道德与生存的冲突之中，非理性思维最终占据了上风，而芥川本人则困于此种非理性的胜利当中。
3.妖怪。日本文化中对妖怪神的崇拜十分兴盛，在文本中共出现了两位妖怪神：疱疮神和乌鸦。疱疮又称疱疮神，文本中有三处地方对其进行描写，每一次都连接着故事的转折处。疱疮第一次出现时，作者介绍了仆役走投无路的现状；第二次出现时，仆役走上了罗生门；第三次出现时，仆役选择成为强盗。而疱疮神是日本民间拟神化的凶神，它的三次出现依次暗示了仆役被辞的原因、故事的戏剧性轉折及凶恶的象征。在文本中与凶神相对的是乌鸦，其在日本文化中是能带给人希望的神物。文本中乌鸦第一次出现是这样的：“乌鸦是来啄食尸体的——不过，今天可能是天色太晚的缘故，一只乌鸦也没有。”{9}作为希望象征的乌鸦的消失，正是希望消失、厄运到来的暗示。这不仅与开头对京都的荒凉描写相呼应，也暗示了仆役最后的结局。恶与善的对立在文本中妖怪神的设置上有深刻表现，但作者最终选择了疱疮神的胜利，这暗示了作者的反理性思维。
（二）《阿Q正传》中的三个关键词：革命、生存、死亡
此三个关键词在学界都有相关研究，但是此前的研究者主要是从作品主题的角度出发，缺乏将其与阿Q的转变建立联系的研究，而这是本文的重点。
1.革命。革命一词主要出现在《阿Q正传》结尾的三章中，但它不仅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同时与阿Q人生的裂变联系起来。关于阿Q是否真有意识革命，学界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阿Q支持革命（尽管这可能是本能反应或者盲从）。文本中有这样的话：“他立即悟出了自己受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10}“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11}这暗示了阿Q寻求归属感的欲望，他希望自己成为某一个团体中的一员而不是“多余人”。而他的无路可走则正是他支持革命的缘由。但是，作者为阿Q此种行为设置的结局是：失败。在本身就掺杂了非理性的革命中，阿Q成为非理性的典型。
2.生存。阿Q的生存空间出现了两次萎缩，但生存于他而言本身就是模糊的。在革命前，阿Q的生存空间因吴妈而萎缩，他不得不去城里乞食。在革命后，阿Q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萎缩了。文中写道：“其实他的生活，倒也不比造反之前艰难，人见他也客气，店铺也不说要现钱。而阿Q总觉得自己太失意：既然革了命，不应该只是这样。”{12}“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13}阿Q的失意是他对生存空间萎缩的反应，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借革命有进一步的空间生存，但是他失败了。在“大团圆”中阿Q的生存空间萎缩至消失。
3.死亡。鲁迅在作品中常常表达绝望，这在李欧梵等研究者那里已有充分论述。在《阿Q正传》中对绝望的表达应该是鲁迅这一思想在小说中的发端。阿Q的死完成了作者对残酷现实的批判、阿Q作为异类被消除的过程和希望的无望，于是死亡成为文本的主题：革命之死、阿Q之死、秩序之死。于是，文本中形成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但从整个故事的结局可知作者对绝望的表达正是反理性思维的体现。
两位作者在作品中表现的反理性思维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人物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转向暴力；第二，人物生存中面临的理性与自我之间的选择；第三，文本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并且非理性取得了胜利。
三、《罗生门》和《阿Q正传》中的反理性思维
斯宾诺莎言：“理性固然可以消灭我们仅仅由于听闻而来的意见，但是它并不能消灭我们由经验而来的意见。”{14}在文本中，仆役与阿Q通过经历得到的经验产生了他们的生存哲学：破坏性的、压迫性的暴力方式。仆役此种生存哲学来自于他在罗生门上的经历，文本中写道：“仆役三下两下扯掉老妇的衣裳，把抱住他大腿的老妇一脚踹倒在死尸堆上。”{15}由此可见，仆役由经验而得来的生存哲学是破坏性——破坏了伦理秩序（长幼，道德）、压迫性——强者（仆役）欺压弱者（老妇）的暴力方式——通过打斗完成。仆役对生存的经验是饿死与道德之间的对立，作者在文本开头写道。然而，作者交代了他之所以没有选择成为强盗，是因其缺乏勇气。这一勇气是对道德的反叛，在根本上并不影响他对生存的经验判断。 阿Q的生存哲学也是由其经验而得来，是理性所无法消除的。这关涉到阿Q之所以支持革命的原因，本文上述有两个：一个是本能，一个是寻求归属。笔者认为阿Q革命是由于其对未庄人的贯穿文本始终的愤怒和骄傲，是他对原有阶级及秩序的反叛，这是来自于他“闲荡人”的身份。作为卫庄的“闲荡人”，事实上阿Q本身便不在卫庄的秩序当中。因此牺牲卫庄人来破除自己生存困境可以说是阿Q的本能，这和仆役的做法相似。当他在大街上大喊“造反了”时，他对未庄所有人来说都是危险的，因此他们必定会铲除他。此时，情感经验的判断几乎吞没了理性判断。生存哲学的反理性在《阿Q正传》中表现为破坏性——阶级秩序的破坏、压迫性——“革命者”对普通人压迫的暴力方式——革命（造反）。
精神需求的不在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身体欲望的胜利。身体的欲望与精神的需求相比，往往更基础也更直接。在芥川和鲁迅的这两篇小说中，身体欲望比精神需求更内在，而其中身体的欲望对个体的控制力也都占据主要地位。在哲学上，人们通常都是认为灵魂高于身体。哲学更多的是追求灵魂意义上的完善，也更崇尚理性，但在这两个文本中作家更加重视身体的诉求。这在另一个层面上构成了又一层的反理性思维的表现。
通常意义上，哲学引人向善并且崇尚理性，而小说基于批判则会产生引人向恶的错觉，这与柏拉图因为诗人描绘了消极的东西而可能诱导大众，于是想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是类似的。两个文本通过对人物生存哲学的展示，表现了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并由此深化。反理性的哲学在人物身上的表现，也许正体现了作家对理性的呼唤。这很像《理想国》中谈及正义是从不义开始的，作家谈及理性卻从非理性开始。
综上所述，本文从对主人形象的独特分析和作品主题的多重解读，阐释了两部作品中体现的两位作家的反理性思维。这并非是一些批评家指出的作家在表现暴力或者邪恶，而是作家对此的无可奈何与批判，在于引归理性。在文本中，看似作者赞同了那种利己的价值观并且崇尚暴力，但事实上作者正是基于此而对正义与道德进行拷问。文学艺术与哲学对社会有不同的意义，哲学指归于善及向善的引导，而文学则踏于恶，对其进行批判并思考善与恶之间的道德秩序。作家在文本中展示非理性，正是呼唤关照现实与理性的表现。
{1}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②{3}{5}{10}{11}{12}{13} 鲁迅：《阿Q正传》，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72-73页，第74页，第90页，第100页，第102页，第100页，第102页。
{4}{6}{7}{8}{9}{15} [日]芥川龙之介：《罗生门》，赵玉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第29页，第31页，第33页，第28页，第34页。
{14} [荷]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文集第一卷》，顾寿观、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