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如同矛盾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与事物的常态相比，突发事件就是风险；在典型面前，可以把非典型看作风险；生物学的遗传是常量，变异往往与风险相连等。当然这仅仅是譬喻，其实，风险及风险社会在国际上早已成为社会科学家探究的对象，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还专门写过一本《风险社会》的书，他在书中首次以“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并从社会学层面反思、批判现代性出现以来风险因素日益突出的社会现象。
　　《风险社会》出版当年，就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核辐射威胁覆盖整个欧洲。核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风险社会的真正开启。如今，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互联网以及与之相连的虚拟社会、智能互联等新事物的出现，带给人们诸多便利特别是催生新型社会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如何认识和应对舆情危机等新的风险问题。因此，加强对当今风险社会网络舆情现象的了解、认识和研究，科学开展舆情管理，有效防范化解舆情危机，便成为当今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深化理论研究，把握规律性，增强实效性
　　舆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人类社会与生俱来。比如，先秦时期的“国风”，反映出历代都把“民谣”“段子”“八卦”“花边新闻”等“社情民意”纳入治国理政的范围，予以高度重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高于天，所谓“舆论哗然”，民心向背关乎政权兴衰更迭。我们当然不同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不会置网络空间于“法外之地”，而是把包括网络舆情在内的所有舆论动向从根本上看作民众利益的反映、百姓意愿的表达，加以科学看待、依法管理。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做好大数据时代的舆情管理，我们面对着诸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不了解、不适应、不习惯的地方，无论是“疏”还是“堵”，作为技术手段，都必须建立在对当今中国网络舆情本质及其发展态势科学认知的基础上，也即必须把舆情管理作为具有特定对象以及内在运行规律的社会现象加以对待。我们既反对“洪水猛兽”的简单化思维，也不赞成单纯技术化、工具化、商业化的思路。
　　二、坚持标本兼治，既要加强策略应对，更要明确战略定位
　　做好舆情管理工作，技术及策略研究必不可少，而且有时还是决定性的，但同时还需“取法乎上”，即要把舆情发生发展及其应对放在时代的高度予以审视，从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解答。现实中的舆情事件的突发及其蔓延，无不是“起于青萍之末”，然后逐渐衍生、发酵，酿成社会政治事件。冷静剖析舆情事件的发生机理，需要显微镜，更离不开放大镜、望远镜。群众利益无小事，舆情动向牵一发动全身。当今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诸多舆情事件，根本上是与我们从事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斗争——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认识舆情、应对舆情，正确的方针原则是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道”不是别的，就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形势下的舆情管理表现为一种“技”和“术”，体现为政策、策略、措施和手段，但如果缺少了一種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再好再精妙的“技术”和“策略”都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三、注重价值引领，塑造网络话语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获得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空间，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进一步整合在一起，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技术更是取得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跃升，深刻改变和塑造着社会交往方式，也带给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空前冲击和挑战。舆情作为社会信息的“集散地”“放大器”和“晴雨表”，表现为各种利益的诉求和冲突，也交织着不同利益立场的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的偏好。精准研判舆情动向，提高应对有效性，需要利益的考量，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坚持通过法治的方式加以解决，同时还需要增强思想文化自觉，辨析和梳理舆情动向的横向联系、纵向发展以及内部结构，从政治、文化、道德、情感等角度予以解读，尤其注重用核心价值观引领舆情态势，在网络空间力倡正能量和主旋律，积极构建面向网络受众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