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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涉及的不是抽象的经济问题，而是13亿人的吃饭问题。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什么东西比13亿人的吃饭更重要呢？——王云龙
2010年，我国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0928亿斤，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
这样骄人成绩的背后，有很多农业及相关领域的工作者辛勤的付出。全国人大农业委员会主任王云龙说：“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促进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其中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向种粮农民提供政策扶持、发放补贴，以及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为中国的粮食增产创造了条件。”
农委的“调查员”
2005年，王云龙从重庆市委调任全国人大农委会还不到几个月，便迅速地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到全国多个市县考察调研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开始了农业问题的研究和实践。
在此之前，长期从事党政机关工作，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使他很快就获得了中国高层的赞许和老百姓的信任，王云龙从一个主政一方的市委副书记一跃成为受人瞩目的农村问题专家，但是他一再声称自己并不是什么农村问题专家，他说：“在农委有很多比我年长的，比我资深的农业问题专家，我只不过是农村问题调查员。”
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王云龙是第三任主任委员。
全国人大农业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几个专门委员会中成立得最晚，但是这些年却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王云龙很自豪，“我们人大农委这些年工作环境基础一直很好，无论是办事机构，还是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大家都是团结一心，都很支持和配合我的工作。”
在大家印象中，人大专门委员会相对于党政部门工作会比较轻松，处理的政务不多、考核少，但从王云龙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上看得出，他所从事的工作，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样轻松。他不照本宣科，也不为世俗潮流所动，重在调查研究和实践。“我浅尝辄止随便写个东西报上去也行，但是想提出真正有见地、有真知灼见的、可供采纳的建议不做大量的考察和调研是不可能的。不能每天把‘你们要高度重视啊，加强’挂嘴边，这不顶用啊！关键是要提出具体建议，建议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让人家参考。”
合理的价格可调动种粮积极性
为促进农产品和粮食产量的增收，2010年8月，全国人大农委会在相关调研报告中建议：建立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粮食生产说到底是农民的选择，农民为什么要选择种粮，第一是粮食价格有保障，第二是种粮有“四补贴”，有这两条农民种粮的收益就有了保证，积极性也自然就高涨，这也是今年粮食稳定高产的重要保证。
王云龙就农产品价格问题继续阐释：“因为价格问题涉及到老百姓切身利益，所以中央领导和各方面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我觉得农产品价格还是应该保持稳中有升，因为根据农业部在人大常委会作的关于粮食生产方面的报告，据统计一亩地扣除化肥，种子，水电等的收益是180多块钱，有些做得好的地区一亩地收益可以达到几百块钱，可是一亩地单靠粮食收入上千块的几乎没有。”
王云龙细细地算了一笔账：“现在我国农民人均是一亩二的地，按平均数来说，现在一个农民辛辛苦苦种粮干一年只能挣几百块钱，如果他们到城里打工，一个月可以挣到一两千块钱。种粮的农民辛苦一年，操那么多心，还不如到城里打上几十天的工。现在的状况是谁种粮谁穷，产粮大县却是财政收入最少的县。如果这样下去，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在种粮这件事上投工投劳，不愿意认认真真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上去，那么稳产高产田就很难建成。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起码要通过各种政策，让产粮县的财政收入达到一个中等水平，种粮的农民能达到一个中等收入。我认为国家在这上面是采取了很多政策，但是还要进一步加大重视的力度、投入的力度、扶持的力度，包括市場调节，还是要保证农产品价格在稳中要有升。”
关于眼下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热议，王云龙回应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不能说是受了农产品产量增收的刺激，它有很多因素，比如俄罗斯粮食产量的减产等其他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些年我国农产品的价格，是在平稳的基础上略有上升，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价格反过来会对生产的产生促进的作用。另外，价格上涨实际在某种意义上讲反应了产品的短缺，所以农产品增收和价格上涨的关系不是线性的，是波浪式的关系，完全呈正比例。有的时候是价格高，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增产，有的时候是相反。猪肉就是这样，猪肉一多，价格就下来了，猪肉一少价格就上去了。”
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也要保障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产量的巨大转变，始于1978年安徽小岗村冒险尝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负责人说：“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目前，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7年实现增长，不仅大幅提高了中国国内的粮食自给率，而且对于稳定世界粮食价格也起到积极作用，这些对于中国自身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有重大意义，粮食自给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粮食储备远远高于粮食安全警戒线。
特别是近些年，我国始终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首位。连续8年，粮食产量都超万亿斤，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忽视粮食安全问题。“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很多人有不同看法，他们说我国粮食问题根本不存在问题，认为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就行了，在市场经济下，有钱就可以买粮，实际这说法都有一定片面性，因为13亿人的吃饭问题，国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命运是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而这些年，我国粮食问题也实实在在出现了不少隐患，比如：耕地减少和农田水利建设的问题，也包括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所以粮食安全问题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2010年，全国人大农委会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建设方面。
年初，人大农委听取发改委主任张平代表国务院向大家做作有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之后，人大分为两组进行讨论，两个小组的讨论由两位委员长分别主持，为了这次的讨论代表委员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次的报告和讨论于粮食安全工作的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制定粮食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因为制定粮食法是本届人大常委会的规划，也是我们全国人大农委在立法上的重点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立法机构，所以推动粮食法的制定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任务，现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粮食法的起草，进展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争取明年能将它放到国家立法的计划案中。”
全国人大农委在2010年的专题调研报告中还提出：落实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减少或取消农业生产项目的地方配套、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逐步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体系。推动粮食生产，推动粮食流通，推动粮食储存，推动粮食的保障供给。
王云龙强调，“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可能是各种问题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如果粮食安全出了问题，等于是动摇了根本，其后果不堪设想，依靠任何国家、国际都没办法解决，而且不要说是靠国际解决，恐怕国际上就会趁机来卡你的脖子。粮食关乎13亿人的吃粮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
另外，针对当前农民增收方面的制约因素，全国人大农委还提出：把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重点、通过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通过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和致贫返贫因素采取不同扶贫政策等建议。
用农村社保体系建设保障粮食产量
当然，粮食产量的增加还离不开健全和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国务院自2006年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资金来源、待遇水平等做了规定，明确要求“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不得批准征地”和“先保后征”。但有些地方的社保资金筹措施不能完全到位，一些被征地农民还未纳入基本生活或养老保障制度。
2010年，全国人大农委在17个省区市进行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的跟踪调研。
调研发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近一年来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保障水平还较低，其中，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是整个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这样的结果让王云龙感到忧心忡忡，“农民们辛辛苦苦，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和牺牲，却没有或者仅有水平很低的社会保障是很不公平的，就因为城乡户口的差异，待遇完全不同，这是不应该的。建立和健全好这一整套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等于是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他们种粮的积极性，放心搞生产。”
王云龙告诉记者，关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整体是属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分管的，过去农委会不过问此事，但考虑到财经委事务很重，农委会就主动地承担起这项任务。
经过调研，全国人大农委建议，修改《土地管理法》，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增加社会保障费用，逐步建立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的长效机制。
此外，全国人大农委会还建议，抓紧出台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续接有关规定，解决他们在流动就业中的关系转移问题，对建筑业和其他具有危险性特征行业的农民工，要建立强制性的工伤保险制度，对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应当允许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或农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
最后，王云龙说：“尽管未来国家粮食安全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也面临一些机遇和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养活、养好自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但不会影响和威胁世界粮食安全，而且还会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李菡丹
2010年，我国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0928亿斤，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
这样骄人成绩的背后，有很多农业及相关领域的工作者辛勤的付出。全国人大农业委员会主任王云龙说：“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促进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其中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向种粮农民提供政策扶持、发放补贴，以及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为中国的粮食增产创造了条件。”
农委的“调查员”
2005年，王云龙从重庆市委调任全国人大农委会还不到几个月，便迅速地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到全国多个市县考察调研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开始了农业问题的研究和实践。
在此之前，长期从事党政机关工作，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使他很快就获得了中国高层的赞许和老百姓的信任，王云龙从一个主政一方的市委副书记一跃成为受人瞩目的农村问题专家，但是他一再声称自己并不是什么农村问题专家，他说：“在农委有很多比我年长的，比我资深的农业问题专家，我只不过是农村问题调查员。”
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王云龙是第三任主任委员。
全国人大农业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几个专门委员会中成立得最晚，但是这些年却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王云龙很自豪，“我们人大农委这些年工作环境基础一直很好，无论是办事机构，还是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大家都是团结一心，都很支持和配合我的工作。”
在大家印象中，人大专门委员会相对于党政部门工作会比较轻松，处理的政务不多、考核少，但从王云龙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上看得出，他所从事的工作，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样轻松。他不照本宣科，也不为世俗潮流所动，重在调查研究和实践。“我浅尝辄止随便写个东西报上去也行，但是想提出真正有见地、有真知灼见的、可供采纳的建议不做大量的考察和调研是不可能的。不能每天把‘你们要高度重视啊，加强’挂嘴边，这不顶用啊！关键是要提出具体建议，建议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让人家参考。”
合理的价格可调动种粮积极性
为促进农产品和粮食产量的增收，2010年8月，全国人大农委会在相关调研报告中建议：建立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粮食生产说到底是农民的选择，农民为什么要选择种粮，第一是粮食价格有保障，第二是种粮有“四补贴”，有这两条农民种粮的收益就有了保证，积极性也自然就高涨，这也是今年粮食稳定高产的重要保证。
王云龙就农产品价格问题继续阐释：“因为价格问题涉及到老百姓切身利益，所以中央领导和各方面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我觉得农产品价格还是应该保持稳中有升，因为根据农业部在人大常委会作的关于粮食生产方面的报告，据统计一亩地扣除化肥，种子，水电等的收益是180多块钱，有些做得好的地区一亩地收益可以达到几百块钱，可是一亩地单靠粮食收入上千块的几乎没有。”
王云龙细细地算了一笔账：“现在我国农民人均是一亩二的地，按平均数来说，现在一个农民辛辛苦苦种粮干一年只能挣几百块钱，如果他们到城里打工，一个月可以挣到一两千块钱。种粮的农民辛苦一年，操那么多心，还不如到城里打上几十天的工。现在的状况是谁种粮谁穷，产粮大县却是财政收入最少的县。如果这样下去，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在种粮这件事上投工投劳，不愿意认认真真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上去，那么稳产高产田就很难建成。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起码要通过各种政策，让产粮县的财政收入达到一个中等水平，种粮的农民能达到一个中等收入。我认为国家在这上面是采取了很多政策，但是还要进一步加大重视的力度、投入的力度、扶持的力度，包括市場调节，还是要保证农产品价格在稳中要有升。”
关于眼下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热议，王云龙回应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不能说是受了农产品产量增收的刺激，它有很多因素，比如俄罗斯粮食产量的减产等其他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些年我国农产品的价格，是在平稳的基础上略有上升，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价格反过来会对生产的产生促进的作用。另外，价格上涨实际在某种意义上讲反应了产品的短缺，所以农产品增收和价格上涨的关系不是线性的，是波浪式的关系，完全呈正比例。有的时候是价格高，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增产，有的时候是相反。猪肉就是这样，猪肉一多，价格就下来了，猪肉一少价格就上去了。”
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也要保障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产量的巨大转变，始于1978年安徽小岗村冒险尝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负责人说：“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目前，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7年实现增长，不仅大幅提高了中国国内的粮食自给率，而且对于稳定世界粮食价格也起到积极作用，这些对于中国自身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有重大意义，粮食自给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粮食储备远远高于粮食安全警戒线。
特别是近些年，我国始终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首位。连续8年，粮食产量都超万亿斤，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忽视粮食安全问题。“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很多人有不同看法，他们说我国粮食问题根本不存在问题，认为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就行了，在市场经济下，有钱就可以买粮，实际这说法都有一定片面性，因为13亿人的吃饭问题，国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命运是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而这些年，我国粮食问题也实实在在出现了不少隐患，比如：耕地减少和农田水利建设的问题，也包括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所以粮食安全问题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2010年，全国人大农委会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建设方面。
年初，人大农委听取发改委主任张平代表国务院向大家做作有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之后，人大分为两组进行讨论，两个小组的讨论由两位委员长分别主持，为了这次的讨论代表委员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次的报告和讨论于粮食安全工作的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制定粮食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因为制定粮食法是本届人大常委会的规划，也是我们全国人大农委在立法上的重点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立法机构，所以推动粮食法的制定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任务，现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粮食法的起草，进展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争取明年能将它放到国家立法的计划案中。”
全国人大农委在2010年的专题调研报告中还提出：落实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减少或取消农业生产项目的地方配套、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逐步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体系。推动粮食生产，推动粮食流通，推动粮食储存，推动粮食的保障供给。
王云龙强调，“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可能是各种问题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如果粮食安全出了问题，等于是动摇了根本，其后果不堪设想，依靠任何国家、国际都没办法解决，而且不要说是靠国际解决，恐怕国际上就会趁机来卡你的脖子。粮食关乎13亿人的吃粮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
另外，针对当前农民增收方面的制约因素，全国人大农委还提出：把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重点、通过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通过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和致贫返贫因素采取不同扶贫政策等建议。
用农村社保体系建设保障粮食产量
当然，粮食产量的增加还离不开健全和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国务院自2006年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资金来源、待遇水平等做了规定，明确要求“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不得批准征地”和“先保后征”。但有些地方的社保资金筹措施不能完全到位，一些被征地农民还未纳入基本生活或养老保障制度。
2010年，全国人大农委在17个省区市进行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的跟踪调研。
调研发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近一年来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保障水平还较低，其中，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是整个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这样的结果让王云龙感到忧心忡忡，“农民们辛辛苦苦，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和牺牲，却没有或者仅有水平很低的社会保障是很不公平的，就因为城乡户口的差异，待遇完全不同，这是不应该的。建立和健全好这一整套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等于是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他们种粮的积极性，放心搞生产。”
王云龙告诉记者，关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整体是属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分管的，过去农委会不过问此事，但考虑到财经委事务很重，农委会就主动地承担起这项任务。
经过调研，全国人大农委建议，修改《土地管理法》，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增加社会保障费用，逐步建立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的长效机制。
此外，全国人大农委会还建议，抓紧出台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续接有关规定，解决他们在流动就业中的关系转移问题，对建筑业和其他具有危险性特征行业的农民工，要建立强制性的工伤保险制度，对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应当允许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或农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
最后，王云龙说：“尽管未来国家粮食安全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也面临一些机遇和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养活、养好自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但不会影响和威胁世界粮食安全，而且还会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