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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桐,1918年11月22日生于北京,是中国现代档案学家,中国共产党档案工作和中央档案馆的主要领导人。由于长期从事党中央的档案管理工作,熟悉党的历史,杨尚昆同志1979年在广东全省档案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就说:“中央档案馆有个裴桐,从延安起就管中央文件,是一个相当熟悉党的历史资料的一位同志。恐怕在中央档案馆里头讲熟悉党的历史资料,他算第一个。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时候,毛主席要找一个什么文件,找他一问,有没有,他马上可以回答。要查一个什么会议材料,在哪年哪一天召开的,他很快就给你查到。我经常说他是专家。”1938年,20岁的裴桐,满怀激情奔赴延安,想上前线打日本,没想到组织上把他留在延安,先在马列学院图书馆管理图书,1940年2月调到材料科,负责管理中央文件档案,一干就是40年,离休后,仍关心档案事业,研究一些大家关注的问题,直到身体不让他工作了。实际上他在档案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他为新中国档案事业所建立的业绩,他的档案学术思想,他那待人处事的高尚情操,事业至上的崇高精神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流淌着,激励着后来人。
负责档案整理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非常忙。特别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制定方针政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指挥作战和边区建设等各项工作活动中形成了两窑洞重要档案资料。为了确保这些档案资料安全和及时为中央领导同志提供使用,1939年6月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并从延安中山图书馆调来裴桐到材料科工作。裴桐在材料科担任科长以前曾当保管员五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对党的档案事业做出了令人称赞的突出贡献。
材料科成立之前,中央秘书处文书科有一名干事专门保管党中央的文件材料。但因这位同志不懂档案工作业务,只好把档案一包一捆地堆积在两个窑洞内,既未分门别类,又无文件目录,查找起来十分困难。裴桐来材料科以后,凭借整理图书的经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整理文件材料,于1941年春写出《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党务材料管理法》,从如下五个方面总结了档案整理工作。一是确定分类整理的原则。在整理之前,材料科三位同志对两窑洞积存档案进行了摸底,决定党中央的档案“按机关结合问题”分类整理;各中央局和各省的文件“按地区结合各种工作问题”分类整理。裴桐在他写的《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党务材料管理法》中认为这种分类是“以便于研究,便于存取为原则”的。二是采取十进位分类制。这虽然是图书分类的一种方法,裴桐认为档案分类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即以机关或地区为总类;总类内文件多可设若干分类;分类内文件多再设若干项;项内文件多可设若干目。比如中共中央书记处档案可分党务类、政权类、军事类、财政类、锄奸保卫类、土地政策类、职工运动类、文化新闻类和群众工作类。党务类内再分组织、宣传和统战等等。裴桐认为“十进分类制,使分类范围可大可小,有伸缩余裕”。三是以年月日为次序。裴桐认为,整理档案是为了存储有序查找方便。因此,总类也好、分类也好、项目也好,都必须“以年月时间分”。没有年代的文件必须判定明白。四是编制目录。每一总类编一本至几本文件材料目录。目录分两种:一是基本目录,写明每一份文件的总顺序号、分类号、文件名称、成文机关或个人、时间、分数和备注;二是辅助目录。辅助目录是书报刊物中的细目。五是“摘由表”。分类立卷工作完毕,还要对每份重要文件材料另纸写出“摘由表”。表中栏目与目录相同,但要摘录文件材料的概要内容。此表是供首长和其他使用者看的,时间充裕可看全文,实在忙时看“摘由表”也可解决问题。
建立点验制也是裴桐创意的。1941年9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材料科成为办公厅专管档案工作的职能科。裴桐有机会到中央各部委和陕甘宁边区一些机关了解档案管理工作。在他发现存在的问题中,对档案管理紊乱和责任不明是主要问题。于是,1944年1月4日裴桐执笔写出《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关于地方党务材料检查报告》中提出:“为建立科学的移交点验制度”应做到:“树立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清点档案材料的数字,检验保管、整理、查找工作的质量是与一个档案工作者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因此,裴桐在报告中写道:作为档案工作者不仅在政治上要忠于党,而且“应有严谨、仔细、耐心的习惯,经常检讨自己,总结经验,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对于思想作风和工作质量,要每月“检验一次,才能步步提高自己”。还要“经常清点自己保管的档案资料。”在战争环境中,每天都要清点档案数目;非战时期,至少半月清点一次,按目录逐份清点,数字要核准,一份不能丢;还要检查文件“防潮温、防鼠咬和防腐蚀”状况。每次点验后都要写出书面报告。有丢失损坏现象,要追究责任,严重者由党委会给与纪律处分。有些机关向材料科移交档案时,未按规定进行分类整理,无目录可查,甚至无统计数字。因此,裴桐在检查报告中说:归档时交接双方必须做到有整理方案、有文件目录、有资料登记簿、有文件短缺说明等等。有了这些交接条件,双方具体经手人还应互相办理签字手续,这也叫“个人点验负责制”。
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从成立之日起就建立了档案利用工作。特别是1941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军事文献》等项工作以来,材料科全力以赴地提供库存档案并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敌友我”三方面的一切文献史料以供中央领导同志使用。在此之后转入正常利用工作,其主要方法:一是开辟窑洞阅览室。自从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杨家岭后,中央秘书处就在杨家岭南山坡上开挖有四孔窑洞存放档案。材料科将其中较大的一孔窑洞摆上桌椅为阅览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常来这里看材料。1941年9月裴桐参加起草的《中央秘书处机要材料之整理抄存及阅览限制办法》中说:阅览“绝密”材料者需要中央领导批准;阅览“机密”材料者需要各部委领导开介绍信。阅览其他材料也应办理手续。二是档案可以借出使用。1945年曾三来中央秘书处担任处长。裴桐也担任了材料科长。曾三对裴桐说: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应当是党中央的“材料库”,要全力以赴为党中央服务,也要做好“为各部委服务的工作”。于是,1945年10月25日裴桐执笔写出《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借出条例》,规定各部委使用一般机密档案,可以短期借回机关使用,但数量宜少些,以不影响其他单位使用为原则。三是发借材料。解放战争中,材料科一方面携带中央档案进行大转移,同时发信给有关中央局、省委和解放军高级领导机关,询问他们需要什么材料。只要告知需要什么,只要不是“绝密”的即可立即寄送。1948年7月30日材料科在《发借党内文件条例》中说:“本科收到各地送来文件,不仅注重保管,尤其注重利用”。从此,档案利用工作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承办档案转移工作
现存中央档案馆的历史档案,一部分是随中央机关从延安转移到西柏坡到北京的,一部分是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移交过来的。这两部分档案的转移、接收,都是裴桐等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危险、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承办的。
1946年10月,蒋介石集重兵于陕北,进而觊觎延安。为保证党的文献档案的绝对安全,党中央决定转移中央档案。为了确保档案材料的安全转移,1947年3月上旬,遵照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指示和部署,由中办秘书处材料科、机要处文电科、中组部材料科、中央军委一局、总政治部秘书处资料室等单位组成一个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分别携带各自的档案材料撤出延安,在曾三率领下最先撤出延安。作为材料科(即后来的档案科)科长的裴桐任务更是繁重。一路上人畜拥挤,加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侦察、袭击,转移的任务十分困难。曾三、裴桐身上都背着党的核心机密文件。为了保管这些档案材料,曾三、裴桐等在兴县住了一年。至此,第一次转移中央档案的任务胜利完成。
这期间发生了这样一段曲折的故事。胡宗南的部队进入瓦窑堡后,发现了中共的几箱书报刊物等文献并劫掠而去,这引起了中共领袖对埋藏在敌军占领区的中共档案文献安全问题的注意。刘少奇、朱德随即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凡是机密文件,一份也不要落入敌人手里。现在坚壁在清涧的文件临敌遇险,一定要派人把机密性强的文件取回来。为落实这一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委派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材料科副科长谷先南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杜思如,前往敌军重围中的清涧县十家塬子,把坚壁在那里的一批文件档案抢救出来。曾三、裴桐在向他俩交代任务时说:你们要把坚壁在十家塬子的13箱档案分为三类进行处理:一是把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档案取回;二是把次要而机要的文件档案销毁;三是把重要而不机密的材料继续坚壁在原处,待以后再取。谷先南和杜思如渡过黄河,潜入清涧。在当地县委帮助和配合下来到坚壁地点,迅速销毁了7箱文件材料和照片,埋藏了1箱。然后,将整理后剩下的4箱档案文件带进了晋绥根据地。
随着中共中央各机关向西柏坡的集中,中央档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转移。这次中央档案转移是从晋绥根据地出发,穿过五台山等地区,然后再到西柏坡。遵照毛泽东“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的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人在档案在。并在曾三、裴桐的指示下作了更充分的准备:一是又搜集和抢救了一批档案,主要是接收了被撤销机关的档案、个人保存的材料、旧政权的档案和坚壁在陕北的档案材料;二是把所有档案都作了分类甄别和处理。1948年5月上旬到达了西柏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后,这批档案进入中央档案馆,成为馆藏的重要基础。
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派有代表常驻,这期间,形成了大批的文件档案。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档案就留在了苏联。1956年苏共中央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我党及时做出积极反应,派以裴桐为首的三人工作组(另田风起、乐尔耕)前往交接。这批档案共2万多件,裴桐他们在没有卷内目录的情况下,耐心地逐件检查、清点,仔细地进行每个环节的接收工作。历时一个月,才完成交接任务。档案安全运抵北京。这批档案,包括党中央和一些地方机关、中共一大至六大党代会文件;“五卅”惨案和马日事变等重大事件的文件材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一些政治情报材料,如孙中山的声明、讲稿等。这些档案材料反映了我党早期历史和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极为珍贵。
解放后,裴桐一直默默无闻从事档案工作,主持、参与编纂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大量档案史料,主编了大型《当代中国丛书》的《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参与了《毛泽东选集》注释工作和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讲课提纲(新民主主义时期)》。1995年,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裴桐档案工作文集》,收集了裴桐1941年到1993年所写的文稿86篇。这是他半个多世纪走过的档案人生路;是他调查研究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档案事务过程中凝结的理论和学术观点;是他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学习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知识。当然,也有他的期待和愿望。王明哲在为《裴桐档案工作文集》作序时说,裴老取得的工作成就和理论造诣,“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为名不为利,谦虚谨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踏踏实实,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并且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不变,至今无悔的榜样。”
负责档案整理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非常忙。特别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制定方针政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指挥作战和边区建设等各项工作活动中形成了两窑洞重要档案资料。为了确保这些档案资料安全和及时为中央领导同志提供使用,1939年6月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并从延安中山图书馆调来裴桐到材料科工作。裴桐在材料科担任科长以前曾当保管员五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对党的档案事业做出了令人称赞的突出贡献。
材料科成立之前,中央秘书处文书科有一名干事专门保管党中央的文件材料。但因这位同志不懂档案工作业务,只好把档案一包一捆地堆积在两个窑洞内,既未分门别类,又无文件目录,查找起来十分困难。裴桐来材料科以后,凭借整理图书的经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整理文件材料,于1941年春写出《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党务材料管理法》,从如下五个方面总结了档案整理工作。一是确定分类整理的原则。在整理之前,材料科三位同志对两窑洞积存档案进行了摸底,决定党中央的档案“按机关结合问题”分类整理;各中央局和各省的文件“按地区结合各种工作问题”分类整理。裴桐在他写的《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党务材料管理法》中认为这种分类是“以便于研究,便于存取为原则”的。二是采取十进位分类制。这虽然是图书分类的一种方法,裴桐认为档案分类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即以机关或地区为总类;总类内文件多可设若干分类;分类内文件多再设若干项;项内文件多可设若干目。比如中共中央书记处档案可分党务类、政权类、军事类、财政类、锄奸保卫类、土地政策类、职工运动类、文化新闻类和群众工作类。党务类内再分组织、宣传和统战等等。裴桐认为“十进分类制,使分类范围可大可小,有伸缩余裕”。三是以年月日为次序。裴桐认为,整理档案是为了存储有序查找方便。因此,总类也好、分类也好、项目也好,都必须“以年月时间分”。没有年代的文件必须判定明白。四是编制目录。每一总类编一本至几本文件材料目录。目录分两种:一是基本目录,写明每一份文件的总顺序号、分类号、文件名称、成文机关或个人、时间、分数和备注;二是辅助目录。辅助目录是书报刊物中的细目。五是“摘由表”。分类立卷工作完毕,还要对每份重要文件材料另纸写出“摘由表”。表中栏目与目录相同,但要摘录文件材料的概要内容。此表是供首长和其他使用者看的,时间充裕可看全文,实在忙时看“摘由表”也可解决问题。
建立点验制也是裴桐创意的。1941年9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材料科成为办公厅专管档案工作的职能科。裴桐有机会到中央各部委和陕甘宁边区一些机关了解档案管理工作。在他发现存在的问题中,对档案管理紊乱和责任不明是主要问题。于是,1944年1月4日裴桐执笔写出《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关于地方党务材料检查报告》中提出:“为建立科学的移交点验制度”应做到:“树立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清点档案材料的数字,检验保管、整理、查找工作的质量是与一个档案工作者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因此,裴桐在报告中写道:作为档案工作者不仅在政治上要忠于党,而且“应有严谨、仔细、耐心的习惯,经常检讨自己,总结经验,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对于思想作风和工作质量,要每月“检验一次,才能步步提高自己”。还要“经常清点自己保管的档案资料。”在战争环境中,每天都要清点档案数目;非战时期,至少半月清点一次,按目录逐份清点,数字要核准,一份不能丢;还要检查文件“防潮温、防鼠咬和防腐蚀”状况。每次点验后都要写出书面报告。有丢失损坏现象,要追究责任,严重者由党委会给与纪律处分。有些机关向材料科移交档案时,未按规定进行分类整理,无目录可查,甚至无统计数字。因此,裴桐在检查报告中说:归档时交接双方必须做到有整理方案、有文件目录、有资料登记簿、有文件短缺说明等等。有了这些交接条件,双方具体经手人还应互相办理签字手续,这也叫“个人点验负责制”。
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从成立之日起就建立了档案利用工作。特别是1941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军事文献》等项工作以来,材料科全力以赴地提供库存档案并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敌友我”三方面的一切文献史料以供中央领导同志使用。在此之后转入正常利用工作,其主要方法:一是开辟窑洞阅览室。自从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杨家岭后,中央秘书处就在杨家岭南山坡上开挖有四孔窑洞存放档案。材料科将其中较大的一孔窑洞摆上桌椅为阅览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常来这里看材料。1941年9月裴桐参加起草的《中央秘书处机要材料之整理抄存及阅览限制办法》中说:阅览“绝密”材料者需要中央领导批准;阅览“机密”材料者需要各部委领导开介绍信。阅览其他材料也应办理手续。二是档案可以借出使用。1945年曾三来中央秘书处担任处长。裴桐也担任了材料科长。曾三对裴桐说: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应当是党中央的“材料库”,要全力以赴为党中央服务,也要做好“为各部委服务的工作”。于是,1945年10月25日裴桐执笔写出《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借出条例》,规定各部委使用一般机密档案,可以短期借回机关使用,但数量宜少些,以不影响其他单位使用为原则。三是发借材料。解放战争中,材料科一方面携带中央档案进行大转移,同时发信给有关中央局、省委和解放军高级领导机关,询问他们需要什么材料。只要告知需要什么,只要不是“绝密”的即可立即寄送。1948年7月30日材料科在《发借党内文件条例》中说:“本科收到各地送来文件,不仅注重保管,尤其注重利用”。从此,档案利用工作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承办档案转移工作
现存中央档案馆的历史档案,一部分是随中央机关从延安转移到西柏坡到北京的,一部分是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移交过来的。这两部分档案的转移、接收,都是裴桐等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危险、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承办的。
1946年10月,蒋介石集重兵于陕北,进而觊觎延安。为保证党的文献档案的绝对安全,党中央决定转移中央档案。为了确保档案材料的安全转移,1947年3月上旬,遵照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指示和部署,由中办秘书处材料科、机要处文电科、中组部材料科、中央军委一局、总政治部秘书处资料室等单位组成一个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分别携带各自的档案材料撤出延安,在曾三率领下最先撤出延安。作为材料科(即后来的档案科)科长的裴桐任务更是繁重。一路上人畜拥挤,加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侦察、袭击,转移的任务十分困难。曾三、裴桐身上都背着党的核心机密文件。为了保管这些档案材料,曾三、裴桐等在兴县住了一年。至此,第一次转移中央档案的任务胜利完成。
这期间发生了这样一段曲折的故事。胡宗南的部队进入瓦窑堡后,发现了中共的几箱书报刊物等文献并劫掠而去,这引起了中共领袖对埋藏在敌军占领区的中共档案文献安全问题的注意。刘少奇、朱德随即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凡是机密文件,一份也不要落入敌人手里。现在坚壁在清涧的文件临敌遇险,一定要派人把机密性强的文件取回来。为落实这一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委派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材料科副科长谷先南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杜思如,前往敌军重围中的清涧县十家塬子,把坚壁在那里的一批文件档案抢救出来。曾三、裴桐在向他俩交代任务时说:你们要把坚壁在十家塬子的13箱档案分为三类进行处理:一是把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档案取回;二是把次要而机要的文件档案销毁;三是把重要而不机密的材料继续坚壁在原处,待以后再取。谷先南和杜思如渡过黄河,潜入清涧。在当地县委帮助和配合下来到坚壁地点,迅速销毁了7箱文件材料和照片,埋藏了1箱。然后,将整理后剩下的4箱档案文件带进了晋绥根据地。
随着中共中央各机关向西柏坡的集中,中央档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转移。这次中央档案转移是从晋绥根据地出发,穿过五台山等地区,然后再到西柏坡。遵照毛泽东“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的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人在档案在。并在曾三、裴桐的指示下作了更充分的准备:一是又搜集和抢救了一批档案,主要是接收了被撤销机关的档案、个人保存的材料、旧政权的档案和坚壁在陕北的档案材料;二是把所有档案都作了分类甄别和处理。1948年5月上旬到达了西柏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后,这批档案进入中央档案馆,成为馆藏的重要基础。
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派有代表常驻,这期间,形成了大批的文件档案。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档案就留在了苏联。1956年苏共中央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我党及时做出积极反应,派以裴桐为首的三人工作组(另田风起、乐尔耕)前往交接。这批档案共2万多件,裴桐他们在没有卷内目录的情况下,耐心地逐件检查、清点,仔细地进行每个环节的接收工作。历时一个月,才完成交接任务。档案安全运抵北京。这批档案,包括党中央和一些地方机关、中共一大至六大党代会文件;“五卅”惨案和马日事变等重大事件的文件材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一些政治情报材料,如孙中山的声明、讲稿等。这些档案材料反映了我党早期历史和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极为珍贵。
解放后,裴桐一直默默无闻从事档案工作,主持、参与编纂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大量档案史料,主编了大型《当代中国丛书》的《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参与了《毛泽东选集》注释工作和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讲课提纲(新民主主义时期)》。1995年,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裴桐档案工作文集》,收集了裴桐1941年到1993年所写的文稿86篇。这是他半个多世纪走过的档案人生路;是他调查研究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档案事务过程中凝结的理论和学术观点;是他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学习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知识。当然,也有他的期待和愿望。王明哲在为《裴桐档案工作文集》作序时说,裴老取得的工作成就和理论造诣,“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为名不为利,谦虚谨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踏踏实实,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并且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不变,至今无悔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