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一世的袁世凯第一次领教到“国会”的威力时，他的大总统头衔前面还加着“临时”两字。
　　1912年4月29日，北京宣武门西侧的象来街上人流如织。两年前清廷为“预备立宪”而成立的资政院里，将要迎来的是改天换地之后，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的开幕礼。
　　除了全国各地的75名议员，同时到来的还有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一个月前刚刚从孙中山手中接过权杖的袁世凯，一身戎装，腰间佩剑，志得意满地进入议会大厅。不曾料想，议长林森迎上前来，第一句话竟是：“袁大总统，參议院是立法的最高机关，是一块神圣之地，例行是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的，请大总统阁下解除军刀入席，以崇法制。”惊愕了片刻的袁世凯回过神来，随即解下了佩剑。
　　《国会现场》一书中写道，“这一幕被在场的人看在眼里，无不激动万分，以为一个民主法治的时代真正来临了。”在作者叶曙明看来，“国会”是破解民初政治迷雾的关键，“是各种政治矛盾聚焦之处”。而很久以来，即便在近年来的“民国热”中，除了少数学术著作，也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个“国家政治的缩影”。
　　一年后的1913年4月8日，在离资政院不远的原财政学堂里，礼炮齐鸣，军乐奏响，第一届国会（“民元国会”）正式成立。
　　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美好和充满希望。但梦的破灭，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1914年1月，挫败孙中山“二次革命”的袁世凯，继驱逐国民党议员之后，干脆宣布解散国会。
　　其实，中国坎坷的宪政之路，早在国会成立的一个月之前，就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挫折。1913年3月，被称为中国“宪政之父”的宋教仁在南京遇刺身亡。12年后病逝的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为世人熟知。但曾经与孙共同创立同盟会的宋教仁，在离世之前给袁世凯的信里写的是：“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两种不同的遗言，革命与宪政，恰恰代表了这两位当年的同志，在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之后的巨大分歧。
　　民初一系列的“暗杀案”，很多似乎都与国民党脱不了干系，包括1918年的“汤化龙案”。叶曙明指出，暗杀传统与同盟会的政治基因有关。同盟会在反清时代，基本上是个秘密会党组织。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曾估计全国的秘密帮会中，大概有3500万会员会追随他的革命事业。革命时期，借助江湖的会党力量，无可厚非，但如果以他们为主力，会有许多的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在辛亥革命之后，显现得十分清楚，中国迟迟不能进入真正的民主共和时代，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暴力的“暗斗”始终未能让位于国会的“明争”。叶曙明在《国会现场》中写道，“宋教仁死时，中国离宪政还有十里路；到汤化龙死时，已是百里之遥了。”
　　革命党转型不成功，当然其领袖难脱干系。《国会现场》并非为孙中山“祛魅”的唯一一本书。在史学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除华人学界以外，全世界研究中国史或者是汉学界的学者认真研究孙中山的人并不太多。法国学者白吉尔的《孙逸仙》一方面告诉西方的史学家们，其实孙中山还是值得注意的，但另一方面也试图提醒中国的学界或者是传媒界不能“神化”孙文。
　　民国时代之所以让人又爱又恨，原因恒在于此。无论官僚、军阀和政客们如何胡天胡帝，但这个社会的最后底线，依然未被击穿，仍有一股向上的力量，不断把沉沦的社会托起，几千年人文精神并未失坠，继续维系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