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拿到第一份正式合同到拿到联合国公务员系统里最高级别的合同，徐浩良用了18年。侣年里，他获得6次晋升，晋升速度在联合国系统内极为罕见。
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说，如果你不比别人干得更多，你的价值也就不会比别人更高。用这句话为现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局局长徐浩良的成功加个注脚，十分贴切。从为生计打拼的高学历“外卖小哥”到受人仰慕的联合国高官，徐浩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使他成为联合国内众多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1993年，徐浩良以实习生的身份与联合国结缘。此后20多年的国际职员生涯中，徐浩良“惟日孜孜，无敢逸豫”，收获了“实干家”的美誉，并不断被擢升，得到潘基文和古特雷斯两任秘书长的高度赞赏。
“能够充分实现人生价值的人生才是最快乐的人生。联合国就是能够让我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最好舞台。”徐浩良说。
接受采访的当天，徐浩良的日程和往常一样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些国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通过视频探讨如何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敢闻才有机会
徐浩良1961年在中国上海出生。也许是家附近那个繁忙的机场和从那里腾空冲入云霄的飞机，使他萌生了闯荡世界的梦想。徐浩良从小酷爱读书，书中的大干世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闯天下”的种子。
1983年，徐浩良以优异的成绩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毕业并留校任教。此时的中国已对外敞开大门，这更加坚定了他探索未知世界的决心。1988年，徐浩良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
在美国新泽西州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学习期间，他一边苦读，一边为生计四处打工：在曼哈顿骑自行车送外卖，在新泽西开车帮人搬家，在报社打字挣钱……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政策分析与管理专业期间，徐浩良开始接触联合国。1993年，他终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谋得一个实习机会。
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实习生，但徐浩良非常清楚，只有把分配给他的每一项任务都完成得尽善尽美，才有可能被委派更多和更重要的工作。
1994年，徐浩良与联合国签署了一份短期工作合同。由于表现“超乎领导的预期”，他的工作合同不断被續签。“15天合同到期后，再续15天，后来延长到30天，又再延长到3个月，就这样，因为不断续签短期合同，我逐渐在联合国立住了脚。”徐浩良说。
1995年，徐浩良获得了他在联合国的第一份正式合同，并被派驻哈萨克斯坦。此后，他先后被派往纽约总部、伊朗、东帝汶和巴基斯坦等地任职。
2007年，徐浩良重返哈萨克斯坦，担任联合国驻该国的协调员暨开发计划署驻该国代表。2010年，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和独联体局副局长。2013年9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徐浩良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鉴于他优秀的工作表现，2017年8月，新上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延长对徐浩良助理秘书长的任命。2019年7月，古特雷斯又任命徐浩良担任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局局长。
徐浩良非常重视团队建设。他说：“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都有一支精诚团结、默契协作的团队。但要想建立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领导必须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同时要具备宽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
徐浩良在多个任务区领导了大规模的变革进程，建立了高绩效团队，并显著提升了效率。他非常重视明确的战略愿景、协作文化和持续创新的思维模式，与同事合作提供有影响力的发展解决方案。
在东帝汶工作期间，徐浩良认识到，这个新独立的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人才是关键，而法律人才对这个新生的国家更加重要。为此，他大胆提出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建立一所法学院。如今，这个国家几乎所有司法官员和法官都毕业于这个学院。
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大地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大量房屋倒塌，不少受灾民众准备砍树盖房子和生火取暖，灾区的生态环境承受巨大压力。为解决这个问题，徐浩良与团队一起提出从其他国家寻找替代能源，并出面与印度驻巴高专协商，加快从印度运送进口建材的速度。在他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巴控克什米尔既保住了大批树木，又让灾民住进了温暖的房屋。
敢想敢干，成为徐浩良身上的一大标签。
实干方能行远
徐浩良说，每个成功者光环的背后，一定是辛勤的付出。从来没有哪一件事，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
他强调，“工作一定要干得出色，要超出领导的预期。只有凭真本事，拿出优秀的工作业绩，别人才会信服你。年轻人没有特别的资本，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就是你日后成就大事的阶梯。”
在联合国，徐浩良是公认的“工作狂”。多年来，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他需要频繁出差。有位记者说：“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放在地上的黑色行李箱，椅子上面的橘色双肩背包和被各种材料占满的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瞬间明白了.为何过去一个多月里几次给他发邮件都是收到自动回复——‘我不在办公室，在国外出差，有事请联系某某某’。”这位记者还写道，在最后一次补充采访时，他希望多了解一些工作之外的情况，曾提议一起吃午餐，边吃边聊，得到徐浩良的回复是，“要不一起去食堂或者买两个三明治到我办公室？”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工作期间，由于总部与亚太地区国家有约12小时的时差，为保证高效处理问题，他一直坚持晚上继续工作。“想获得成功或者实现理想，努力非常重要，要努力做到比其他人的预期更高一些。”他说。
正是凭着这种“拼命三郎”的奋斗精神，徐浩良在人才济济的联合国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从拿到第一份正式合同到拿到联合国公务员系统里最高级别的合同，徐浩良用了18年。18年里，他获得6次晋升，晋升速度在联合国系统内极为罕见。
尽管如此，徐浩良的晋升之路也并非一片坦途。2007年，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驻哈萨克斯坦协调员与开发计划署代表，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的驻在国协调员暨代表。然而当初，他连参加应聘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当年，徐浩良的直接上司并不打算推荐他。“我觉得很不公平，我的业绩可以证明我是有资格去参加考试的。”徐浩良说。于是，他找到上级领导毛遂自荐。徐浩良朴实的述职以及他对工作的热情打动了领导，领导当即给人事局写信推荐他参加考试。
最终，徐浩良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竞聘成功。“我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别人能够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徐浩良说。
经过在联合国数年的打拼，徐浩良逐渐对国际机构的职场文化有了深刻体会。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低调”“中庸”，使得许多中国职员很自然地埋头苦干。“实际上，仅仅是中国式的埋头苦干是不够的。”
徐浩良强调，在职场上，要敢于并善于表现自己，让领导和同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了解和认识西方的组织文化很重要，要善于把东西方的优势结合起来。埋头苦干是一种良好的品质，但也要学会展示自己，让别人看到你的付出和成绩，主动去争取机会。
世界需要中国方案
徐浩良在联合国奋斗的20多年间，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国力不断上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
“从国际发展合作的角度来看，原先中国主要是一个受援国，而现在，中国在更大意义上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合作伙伴。”徐浩良说，中国正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如何借助国际机构推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提升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他说，中国在联合国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中国的态度和发展方式对世界影响巨大。“如果中国能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有益探索，摸索出绿色、低碳、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并且是包容的发展途径，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积极的借鉴。”
徐浩良特别关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他说，“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倡议推崇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这个理念非常重要。这是一种比较公平的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模式。
他认为，应将“一带一路”定位为中国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把它与联合国2015～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应将交通走廊/经济走廊尽快转化成包容的和可持續的人类发展走廊，通过投入改善人民生计的项目，推动贫困地区包容性发展;应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领导能力和行政服务能力建设，实现国际治理模式的创新，加强中国对国际议题的影响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于中国摆脱贫困的成功实践对全球的意义，徐浩良说，中国脱贫的伟大实践得到联合国系统的一致好评。“如果没有中国数亿人摆脱贫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关于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不可能实现。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中国的决心非常大，目标也非常明确，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按时实现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徐浩良指出，中国在追求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做好各个阶段的宏观规划，这非常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为奔小康，中国有长远和明确的规划;为减排，中国也有相关的计划和举措。中国非常善于制订适合国情的发展目标，并将所有资源调动起来，围绕目标开展各项工作，同时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做法。这也许是中国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联合国高级官员，徐浩良也充分利用个人影响力，帮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进入联合国工作。“总体看，中国人在联合国任职的人数，与中国作为会费缴纳大国的地位以及对联合国的贡献，仍明显不匹配。”
早在五六年前，徐浩良就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安排更多中国年轻人到联合国积累工作经验，并使之常态化和制度化，为将来中国人在联合国有更大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在徐浩良看来，中国的很多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比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核心内涵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单赢。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这一重大问题，提出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立场和中国智慧，反映了人类的美好愿望和共同价值。
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说，如果你不比别人干得更多，你的价值也就不会比别人更高。用这句话为现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局局长徐浩良的成功加个注脚，十分贴切。从为生计打拼的高学历“外卖小哥”到受人仰慕的联合国高官，徐浩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使他成为联合国内众多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1993年，徐浩良以实习生的身份与联合国结缘。此后20多年的国际职员生涯中，徐浩良“惟日孜孜，无敢逸豫”，收获了“实干家”的美誉，并不断被擢升，得到潘基文和古特雷斯两任秘书长的高度赞赏。
“能够充分实现人生价值的人生才是最快乐的人生。联合国就是能够让我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最好舞台。”徐浩良说。
接受采访的当天，徐浩良的日程和往常一样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些国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通过视频探讨如何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敢闻才有机会
徐浩良1961年在中国上海出生。也许是家附近那个繁忙的机场和从那里腾空冲入云霄的飞机，使他萌生了闯荡世界的梦想。徐浩良从小酷爱读书，书中的大干世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闯天下”的种子。
1983年，徐浩良以优异的成绩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毕业并留校任教。此时的中国已对外敞开大门，这更加坚定了他探索未知世界的决心。1988年，徐浩良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
在美国新泽西州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学习期间，他一边苦读，一边为生计四处打工：在曼哈顿骑自行车送外卖，在新泽西开车帮人搬家，在报社打字挣钱……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政策分析与管理专业期间，徐浩良开始接触联合国。1993年，他终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谋得一个实习机会。
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实习生，但徐浩良非常清楚，只有把分配给他的每一项任务都完成得尽善尽美，才有可能被委派更多和更重要的工作。
1994年，徐浩良与联合国签署了一份短期工作合同。由于表现“超乎领导的预期”，他的工作合同不断被續签。“15天合同到期后，再续15天，后来延长到30天，又再延长到3个月，就这样，因为不断续签短期合同，我逐渐在联合国立住了脚。”徐浩良说。
1995年，徐浩良获得了他在联合国的第一份正式合同，并被派驻哈萨克斯坦。此后，他先后被派往纽约总部、伊朗、东帝汶和巴基斯坦等地任职。
2007年，徐浩良重返哈萨克斯坦，担任联合国驻该国的协调员暨开发计划署驻该国代表。2010年，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和独联体局副局长。2013年9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徐浩良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鉴于他优秀的工作表现，2017年8月，新上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延长对徐浩良助理秘书长的任命。2019年7月，古特雷斯又任命徐浩良担任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局局长。
徐浩良非常重视团队建设。他说：“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都有一支精诚团结、默契协作的团队。但要想建立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领导必须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同时要具备宽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
徐浩良在多个任务区领导了大规模的变革进程，建立了高绩效团队，并显著提升了效率。他非常重视明确的战略愿景、协作文化和持续创新的思维模式，与同事合作提供有影响力的发展解决方案。
在东帝汶工作期间，徐浩良认识到，这个新独立的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人才是关键，而法律人才对这个新生的国家更加重要。为此，他大胆提出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建立一所法学院。如今，这个国家几乎所有司法官员和法官都毕业于这个学院。
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大地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大量房屋倒塌，不少受灾民众准备砍树盖房子和生火取暖，灾区的生态环境承受巨大压力。为解决这个问题，徐浩良与团队一起提出从其他国家寻找替代能源，并出面与印度驻巴高专协商，加快从印度运送进口建材的速度。在他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巴控克什米尔既保住了大批树木，又让灾民住进了温暖的房屋。
敢想敢干，成为徐浩良身上的一大标签。
实干方能行远
徐浩良说，每个成功者光环的背后，一定是辛勤的付出。从来没有哪一件事，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
他强调，“工作一定要干得出色，要超出领导的预期。只有凭真本事，拿出优秀的工作业绩，别人才会信服你。年轻人没有特别的资本，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就是你日后成就大事的阶梯。”
在联合国，徐浩良是公认的“工作狂”。多年来，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他需要频繁出差。有位记者说：“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放在地上的黑色行李箱，椅子上面的橘色双肩背包和被各种材料占满的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瞬间明白了.为何过去一个多月里几次给他发邮件都是收到自动回复——‘我不在办公室，在国外出差，有事请联系某某某’。”这位记者还写道，在最后一次补充采访时，他希望多了解一些工作之外的情况，曾提议一起吃午餐，边吃边聊，得到徐浩良的回复是，“要不一起去食堂或者买两个三明治到我办公室？”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工作期间，由于总部与亚太地区国家有约12小时的时差，为保证高效处理问题，他一直坚持晚上继续工作。“想获得成功或者实现理想，努力非常重要，要努力做到比其他人的预期更高一些。”他说。
正是凭着这种“拼命三郎”的奋斗精神，徐浩良在人才济济的联合国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从拿到第一份正式合同到拿到联合国公务员系统里最高级别的合同，徐浩良用了18年。18年里，他获得6次晋升，晋升速度在联合国系统内极为罕见。
尽管如此，徐浩良的晋升之路也并非一片坦途。2007年，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驻哈萨克斯坦协调员与开发计划署代表，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的驻在国协调员暨代表。然而当初，他连参加应聘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当年，徐浩良的直接上司并不打算推荐他。“我觉得很不公平，我的业绩可以证明我是有资格去参加考试的。”徐浩良说。于是，他找到上级领导毛遂自荐。徐浩良朴实的述职以及他对工作的热情打动了领导，领导当即给人事局写信推荐他参加考试。
最终，徐浩良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竞聘成功。“我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别人能够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徐浩良说。
经过在联合国数年的打拼，徐浩良逐渐对国际机构的职场文化有了深刻体会。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低调”“中庸”，使得许多中国职员很自然地埋头苦干。“实际上，仅仅是中国式的埋头苦干是不够的。”
徐浩良强调，在职场上，要敢于并善于表现自己，让领导和同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了解和认识西方的组织文化很重要，要善于把东西方的优势结合起来。埋头苦干是一种良好的品质，但也要学会展示自己，让别人看到你的付出和成绩，主动去争取机会。
世界需要中国方案
徐浩良在联合国奋斗的20多年间，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国力不断上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
“从国际发展合作的角度来看，原先中国主要是一个受援国，而现在，中国在更大意义上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合作伙伴。”徐浩良说，中国正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如何借助国际机构推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提升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他说，中国在联合国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中国的态度和发展方式对世界影响巨大。“如果中国能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有益探索，摸索出绿色、低碳、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并且是包容的发展途径，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积极的借鉴。”
徐浩良特别关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他说，“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倡议推崇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这个理念非常重要。这是一种比较公平的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模式。
他认为，应将“一带一路”定位为中国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把它与联合国2015～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应将交通走廊/经济走廊尽快转化成包容的和可持續的人类发展走廊，通过投入改善人民生计的项目，推动贫困地区包容性发展;应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领导能力和行政服务能力建设，实现国际治理模式的创新，加强中国对国际议题的影响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于中国摆脱贫困的成功实践对全球的意义，徐浩良说，中国脱贫的伟大实践得到联合国系统的一致好评。“如果没有中国数亿人摆脱贫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关于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不可能实现。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中国的决心非常大，目标也非常明确，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按时实现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徐浩良指出，中国在追求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做好各个阶段的宏观规划，这非常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为奔小康，中国有长远和明确的规划;为减排，中国也有相关的计划和举措。中国非常善于制订适合国情的发展目标，并将所有资源调动起来，围绕目标开展各项工作，同时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做法。这也许是中国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联合国高级官员，徐浩良也充分利用个人影响力，帮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进入联合国工作。“总体看，中国人在联合国任职的人数，与中国作为会费缴纳大国的地位以及对联合国的贡献，仍明显不匹配。”
早在五六年前，徐浩良就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安排更多中国年轻人到联合国积累工作经验，并使之常态化和制度化，为将来中国人在联合国有更大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在徐浩良看来，中国的很多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比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核心内涵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单赢。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这一重大问题，提出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立场和中国智慧，反映了人类的美好愿望和共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