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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芭蕾历史的回顾
芭蕾，是法语ballet一词的音译，是欧洲众多舞种的一种。其原生态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意大利。它的特征是女舞者穿一种特制的舞鞋，用脚尖跳舞，所以又称脚尖舞。始初，芭蕾只是群众自娱自乐的舞蹈形式，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也没有具体的剧情。传说是佛罗伦萨公主凯瑟琳娜·德·梅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1519-1589）把芭蕾这一舞蹈形式带入了法国宫廷。1581年，法国宫廷表演的第一部芭蕾舞剧《王后的喜剧芭蕾》在欧洲引起极大反响，其后各国宫廷纷纷效仿，并把芭蕾视为宫廷高尚娱乐的典范。真正为尔后的芭蕾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年-1715年）。他不但治国有方，而且是一位卓绝的舞蹈家，他对芭蕾情有独钟，常常亲自上台表演芭蕾，因为个子矮小，不好与穿芭蕾鞋的其他演员配舞，便让鞋匠专门为他定做了男性高跟鞋。1661年，路易十四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舞校——法国皇家舞蹈学院，专门教授芭蕾舞艺。国王拨款聘请了众多的舞蹈专家、文学家和作曲家，广泛搜集民间舞蹈资料、采集民间传说、制定并规范芭蕾的训练标准、统一了芭蕾动作术语并大力推广，为后来的舞谱制作奠定了基础。这些术语一直沿袭至今，现在各国的芭蕾专业仍然采用法文的动作术语。
二、中国芭蕾的佼佼者戴爱莲先生
戴爱莲先生年轻时照片
芭蕾最早是如何传入中国大陆的？笔者目前没有找到详尽的文献可作参考。1926年3月，莫斯科国家剧院舞剧团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上演《吉赛儿》《关不住的女儿》（ La fille mal gardée，又名《无益的谨慎》，1789年首演）。这是外国芭蕾剧团首次来华演出。1934年，苏联侨民、芭蕾演员、编导索可尔斯基（N·Sokolsky，1889-？）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开始私人教授芭蕾舞，并于1936年成立“索可尔斯基芭蕾舞学校”，当时只有5岁的胡蓉蓉（1929-2012）成为索可尔斯基的得意门生，胡蓉蓉成为最早涉足芭蕾艺术的中国人之一，后来成为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主创者。
对中国芭蕾传入、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是戴爱莲先生。戴爱莲（1916-2006年），女，祖籍广东省新会县，出生于中美洲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她父亲是来到特立尼达岛的第三代华人。戴爱莲从小喜爱音乐和跳舞，5岁开始学习钢琴，6岁进入当地舞蹈学校学习芭蕾。7岁登台表演她自编自演的独舞《小鸡》，受到热烈欢迎。由于她酷爱舞蹈艺术，14岁（1930年）由母亲陪同来到英国伦敦，先后师从著名芭蕾舞家东·道林（Anton Dolin，1904-1983）学习舞蹈，后来又投奔德国籍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Mary Wigman，1886-1973）学习现代舞和理论。正规的舞蹈基础训练和理论学习，使她打下了结实的童子功。当时的欧洲，芭蕾与现代舞相互对立，而戴爱莲在伦敦魏格曼剧团学舞和实习期间，却大胆提出现代舞和芭蕾在技巧上应互相借鉴、互为补充等见解而被学校开除。随后，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波及到其父亲的产业，父亲经济破产停止了对她的供给，因此她常常交不起学费。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继续学业，她不得不為饭店洗盘子、做家庭佣工、当模特儿、 在伦敦街头和艺术家沙龙表演舞蹈，以此维持生活和交学费。她的《波斯广场的卖花女》和《杨贵妃》《垂柳》《伞舞》等作品，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创作的。其中，《杨贵妃》和《垂柳》都是对中国民族舞蹈创作的尝试。她牛刀初试，自我感觉相当满意。许多年后，戴爱莲回忆说：“我在海外长大，受的是西方教育。那时，没有机会接触中华民族文化，可我是个中国人，我要找‘根’。为了解中国的历史，我就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找，通过英文写的中国历史来了解我的祖国。并且，我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尽管我还不知道中国民族舞蹈是什么样子。就这样，我从历史书中去寻找题材并根据自己的想象创编了《杨贵妃》《垂柳》等舞蹈，这些作品现在看来很粗浅，但这是我走向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宝库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
1939年，戴爱莲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著名的尤斯-莱德舞蹈学校奖学金。在学校，学习了捷克裔舞蹈理论家鲁道夫·拉班（Laban，Rudolf von，1879-1958）的人体动律学、“拉班舞谱”①和表现派舞蹈的理论。这对她后来的舞蹈创作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戴爱莲心系祖国，时时关怀祖国人民的安危。她积极参加伦敦的“援华运动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号召英国群众和海外华侨为处于战事的中国人民募捐，戴爱莲自编自演《警醒》《前进》等抗日舞蹈，歌颂中国人的抗战精神。这是我国舞蹈家最早出现的救亡舞蹈的组成部分，戴爱莲的名声也随之鹊起。
此时，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继敦刻尔克英法盟军大撤退后，德国飞机对英国进行狂轰滥炸。戴爱莲的学习课程已经很难正常进行。她从报纸上看到日寇在中国犯下大量烧杀抢掠的消息后，心如刀割，寢食难安。她要回国，要和祖国的同胞一起参加战斗。但囊中羞涩，连回国的船票也买不起。她尝试过应聘为回国的家庭当保姆，但因长相太嫩而未果。也曾联系过在轮船上当杂工，搭便船回国，也未果。后来得到中国驻英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实现了回国的愿望。1940年初，24岁的戴爱莲乘船刚回到香港，宋庆龄（孙中山先生夫人，1893-1981）派她的秘书廖梦醒（1904-1988）约见戴爱莲，说孙夫人要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医疗基金，想请从英国到香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募捐表演会，戴爱莲欣然应允。由此，戴爱莲结识了宋庆龄，与宋庆龄成为忘年交，宋庆龄亲自主持了戴爱莲与叶浅予（著名画家，1907-1995）的婚礼。从此，戴爱莲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舞蹈创作和表演中。这时的戴爱莲，亲眼目睹了祖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也感受到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坚强决心。她怀着巨大的激情投入创作，促使灵感不断涌现。因为在实践中促使她身怀的舞技更臻成熟，编起舞来，得心应手；戴爱莲还不忘培养舞蹈人才，一有机会她就教授舞蹈，育人不倦。这个时期她创作和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舞蹈作品，如：《警醒》《进行曲》《哭泣的垂柳》《卖》《游击队的故事》《思乡曲》《空袭》《东江》等等。这些舞蹈，立意清新，充满斗争激情，在中国广大民众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是中国救亡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这些作品中，也看得出作品中存在实用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痕迹，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 1942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有陷落的危险，戴爱莲一家离开香港辗转来到重庆。在重庆戴爱莲见到了周恩来，她向周恩来提出要去延安，周恩来劝她留在重庆，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并鼓励她向民间学习，努力发展中国民族舞蹈事业。周恩来还亲自表演陕北秧歌舞，动作精准，十分投入。戴爱莲从周恩来对民间舞蹈的真挚热爱的感情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激励。她初心未忘，自己从英国回到祖国的心愿之一，就是寻觅中华民族舞蹈之根。
戴爱莲一家在重庆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边开展舞蹈教育工作，先后在国立歌剧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并应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之聘，创办了育才学校舞蹈组。这年夏天，戴爱莲与丈夫叶浅予先生开始了我国的西北采风之行。这次采风，历时数年之久。他们的足跡踏遍西南边陲、西北邊疆，走动于村寨、山乡、草原、沙漠之间，虽然路途险峻、生活艰苦，却大大激发了戴爱莲对少数民族的热爱，发现了少数民族舞蹈之美，坚定了保护和发扬民族艺术的决心。她向瑶族、彝族、苗族、藏族、维吾尔族同胞学习原始舞蹈，戴爱莲用拉班舞谱记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姿，（其中她用拉班舞谱记录的八个藏族舞蹈，作为永久藏品现分别珍存在美国纽约舞蹈中心图书馆和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叶浅予则采用大写意方式把各个舞蹈的神韵描绘下来。这次西北之行，戴爱莲、叶浅予夫妻相随，互相搀扶、互相勉励，两人同时完成了人生的历史蜕变：戴爱莲完成了芭蕾与民族舞蹈的偶合；叶浅予则从漫画转为国画人物写意。在随后的岁月里，两人都成为文坛的一代巨星，成就了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
叶浅予先生1945年藏族舞者写生
1946年3月，戴爱莲创作、编舞并亲自指导的，由育才学校师生排练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公演。叶浅予设计并绘制了海报。晚会演出了《瑶人之鼓》《嘉戏酒会》《羌民端公驱鬼》《哑子背疯》《倮倮情歌》《巴安弦子》《春游》《青春舞曲》《坎巴尔汗》等舞蹈。这是在中国舞台上首次上演了瑶、彝、羌、藏、维等少数民族的舞蹈，引起了整个山城的轰动。随之，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掀起了跳边疆舞的热潮。这次公演，也是对戴爱莲回国后业绩的讴歌和肯定。
1946年秋天，戴爱莲和叶浅予应邀访问美国，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演出没有乐队伴奏，由随行的丁聪（漫画家，1916-2009）吹竹笛伴奏。美国观众第一次看到充满神秘色彩的、优美绝伦的东方舞蹈，听到如此精妙的音乐，如醉如痴，深受感动，加深了中美人民之间在文化艺术上的沟通与了解。通过这次访美之行，戴爱莲验证了自己所走的民族化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了信心，同时注意到中国培养舞蹈人材的迫切性。载誉归来的戴爱莲马上投入到中国的舞蹈教育事业，她先是在上海主持了上海乐舞学校的工作，接着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和国立北平艺术学院教授舞蹈课程。她将欧美最具代表性的舞蹈艺术——切凯蒂学派的芭蕾舞教学体系和拉班现代舞技巧与理论，传授给她的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对戴爱莲十分信任，对她委以重任。她也没有辜负国家的重托，一方面大力开展对芭蕾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积极投入芭蕾的创作实践。期间，她的创作欲望激情澎湃，灵感宛若喷泉，由她创作或领衔创作的作品大量涌现。
1950年，由戴爱莲主演的芭蕾舞剧《和平鸽》②在北京首演，这是新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艺术家第一次运用西方舞技诠译中国故事，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有着开拓性的意义。1953年，由她主创的、展现唐代敦煌艺术舞蹈珍品的双人舞《飞天》③在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获奖。1954年，由她主创的群舞《荷花舞》④在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 。
戴爱莲先生老年时照片
20世纪50年代初，戴爱莲被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1954年，她主持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前身），担任校长；不久，她主持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担任团长。戴爱莲此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高度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戴爱莲始终惦记着拉班舞谱的推广，她创立了拉班舞谱委员会，亲自开班教学，用拉班的现代舞蹈理念推动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1994年，《飞天》和《荷花舞》被国家确认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至今仍久演不衰。
1980年以来，为促进中外舞蹈艺术交流，戴爱莲先后访问英国、联邦德国、美国、丹麦、瑞典等国。1981年5月，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把戴爱莲的雕塑头像陈列在学院大厅，以表彰戴爱莲为促进中英友谊和艺术合作作出的贡献。同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舞蹈博物馆收藏这尊雕像的复制品，以表彰戴爱莲为发展国际舞蹈事业所作的贡献和努力。1996年，香港演艺学院授予八十高龄的戴爱莲“高级院士”称号。
2002年，文化部授予她国家“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2005年的12月26日，戴爱莲在共产党旗下举行了宣誓，她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2006年2月9日，戴先生因病逝世，终年90岁。
三、中国芭蕾舞剧中的经典作品《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政府大力支持芭蕾人才的培养，全国各地的舞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同时，为了让我国芭蕾与外国芭蕾接轨，政府采取了请专家进来和派学生出国留学的方式，实现了中国芭蕾人才的快速培养。20世纪60年代初，蒋祖慧（1934-）、王锡贤（1933-）等先后从苏联学成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代芭蕾舞编导。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1958年北京舞蹈学校成功地上演了世界著名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1959-1960年又陆续成功地上演了《海侠》和《吉赛尔》。短短10年间，中国的编导、演员基本上已经可以独立驾驭经典级芭蕾舞剧的编导、排练和演出。这就为后来创作出世界级的芭蕾舞经典——《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芭蕾，是法语ballet一词的音译，是欧洲众多舞种的一种。其原生态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意大利。它的特征是女舞者穿一种特制的舞鞋，用脚尖跳舞，所以又称脚尖舞。始初，芭蕾只是群众自娱自乐的舞蹈形式，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也没有具体的剧情。传说是佛罗伦萨公主凯瑟琳娜·德·梅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1519-1589）把芭蕾这一舞蹈形式带入了法国宫廷。1581年，法国宫廷表演的第一部芭蕾舞剧《王后的喜剧芭蕾》在欧洲引起极大反响，其后各国宫廷纷纷效仿，并把芭蕾视为宫廷高尚娱乐的典范。真正为尔后的芭蕾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年-1715年）。他不但治国有方，而且是一位卓绝的舞蹈家，他对芭蕾情有独钟，常常亲自上台表演芭蕾，因为个子矮小，不好与穿芭蕾鞋的其他演员配舞，便让鞋匠专门为他定做了男性高跟鞋。1661年，路易十四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舞校——法国皇家舞蹈学院，专门教授芭蕾舞艺。国王拨款聘请了众多的舞蹈专家、文学家和作曲家，广泛搜集民间舞蹈资料、采集民间传说、制定并规范芭蕾的训练标准、统一了芭蕾动作术语并大力推广，为后来的舞谱制作奠定了基础。这些术语一直沿袭至今，现在各国的芭蕾专业仍然采用法文的动作术语。
二、中国芭蕾的佼佼者戴爱莲先生
戴爱莲先生年轻时照片
芭蕾最早是如何传入中国大陆的？笔者目前没有找到详尽的文献可作参考。1926年3月，莫斯科国家剧院舞剧团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上演《吉赛儿》《关不住的女儿》（ La fille mal gardée，又名《无益的谨慎》，1789年首演）。这是外国芭蕾剧团首次来华演出。1934年，苏联侨民、芭蕾演员、编导索可尔斯基（N·Sokolsky，1889-？）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开始私人教授芭蕾舞，并于1936年成立“索可尔斯基芭蕾舞学校”，当时只有5岁的胡蓉蓉（1929-2012）成为索可尔斯基的得意门生，胡蓉蓉成为最早涉足芭蕾艺术的中国人之一，后来成为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主创者。
对中国芭蕾传入、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是戴爱莲先生。戴爱莲（1916-2006年），女，祖籍广东省新会县，出生于中美洲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她父亲是来到特立尼达岛的第三代华人。戴爱莲从小喜爱音乐和跳舞，5岁开始学习钢琴，6岁进入当地舞蹈学校学习芭蕾。7岁登台表演她自编自演的独舞《小鸡》，受到热烈欢迎。由于她酷爱舞蹈艺术，14岁（1930年）由母亲陪同来到英国伦敦，先后师从著名芭蕾舞家东·道林（Anton Dolin，1904-1983）学习舞蹈，后来又投奔德国籍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Mary Wigman，1886-1973）学习现代舞和理论。正规的舞蹈基础训练和理论学习，使她打下了结实的童子功。当时的欧洲，芭蕾与现代舞相互对立，而戴爱莲在伦敦魏格曼剧团学舞和实习期间，却大胆提出现代舞和芭蕾在技巧上应互相借鉴、互为补充等见解而被学校开除。随后，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波及到其父亲的产业，父亲经济破产停止了对她的供给，因此她常常交不起学费。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继续学业，她不得不為饭店洗盘子、做家庭佣工、当模特儿、 在伦敦街头和艺术家沙龙表演舞蹈，以此维持生活和交学费。她的《波斯广场的卖花女》和《杨贵妃》《垂柳》《伞舞》等作品，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创作的。其中，《杨贵妃》和《垂柳》都是对中国民族舞蹈创作的尝试。她牛刀初试，自我感觉相当满意。许多年后，戴爱莲回忆说：“我在海外长大，受的是西方教育。那时，没有机会接触中华民族文化，可我是个中国人，我要找‘根’。为了解中国的历史，我就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找，通过英文写的中国历史来了解我的祖国。并且，我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尽管我还不知道中国民族舞蹈是什么样子。就这样，我从历史书中去寻找题材并根据自己的想象创编了《杨贵妃》《垂柳》等舞蹈，这些作品现在看来很粗浅，但这是我走向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宝库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
1939年，戴爱莲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著名的尤斯-莱德舞蹈学校奖学金。在学校，学习了捷克裔舞蹈理论家鲁道夫·拉班（Laban，Rudolf von，1879-1958）的人体动律学、“拉班舞谱”①和表现派舞蹈的理论。这对她后来的舞蹈创作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戴爱莲心系祖国，时时关怀祖国人民的安危。她积极参加伦敦的“援华运动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号召英国群众和海外华侨为处于战事的中国人民募捐，戴爱莲自编自演《警醒》《前进》等抗日舞蹈，歌颂中国人的抗战精神。这是我国舞蹈家最早出现的救亡舞蹈的组成部分，戴爱莲的名声也随之鹊起。
此时，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继敦刻尔克英法盟军大撤退后，德国飞机对英国进行狂轰滥炸。戴爱莲的学习课程已经很难正常进行。她从报纸上看到日寇在中国犯下大量烧杀抢掠的消息后，心如刀割，寢食难安。她要回国，要和祖国的同胞一起参加战斗。但囊中羞涩，连回国的船票也买不起。她尝试过应聘为回国的家庭当保姆，但因长相太嫩而未果。也曾联系过在轮船上当杂工，搭便船回国，也未果。后来得到中国驻英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实现了回国的愿望。1940年初，24岁的戴爱莲乘船刚回到香港，宋庆龄（孙中山先生夫人，1893-1981）派她的秘书廖梦醒（1904-1988）约见戴爱莲，说孙夫人要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医疗基金，想请从英国到香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募捐表演会，戴爱莲欣然应允。由此，戴爱莲结识了宋庆龄，与宋庆龄成为忘年交，宋庆龄亲自主持了戴爱莲与叶浅予（著名画家，1907-1995）的婚礼。从此，戴爱莲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舞蹈创作和表演中。这时的戴爱莲，亲眼目睹了祖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也感受到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坚强决心。她怀着巨大的激情投入创作，促使灵感不断涌现。因为在实践中促使她身怀的舞技更臻成熟，编起舞来，得心应手；戴爱莲还不忘培养舞蹈人才，一有机会她就教授舞蹈，育人不倦。这个时期她创作和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舞蹈作品，如：《警醒》《进行曲》《哭泣的垂柳》《卖》《游击队的故事》《思乡曲》《空袭》《东江》等等。这些舞蹈，立意清新，充满斗争激情，在中国广大民众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是中国救亡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这些作品中，也看得出作品中存在实用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痕迹，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 1942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有陷落的危险，戴爱莲一家离开香港辗转来到重庆。在重庆戴爱莲见到了周恩来，她向周恩来提出要去延安，周恩来劝她留在重庆，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并鼓励她向民间学习，努力发展中国民族舞蹈事业。周恩来还亲自表演陕北秧歌舞，动作精准，十分投入。戴爱莲从周恩来对民间舞蹈的真挚热爱的感情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激励。她初心未忘，自己从英国回到祖国的心愿之一，就是寻觅中华民族舞蹈之根。
戴爱莲一家在重庆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边开展舞蹈教育工作，先后在国立歌剧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并应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之聘，创办了育才学校舞蹈组。这年夏天，戴爱莲与丈夫叶浅予先生开始了我国的西北采风之行。这次采风，历时数年之久。他们的足跡踏遍西南边陲、西北邊疆，走动于村寨、山乡、草原、沙漠之间，虽然路途险峻、生活艰苦，却大大激发了戴爱莲对少数民族的热爱，发现了少数民族舞蹈之美，坚定了保护和发扬民族艺术的决心。她向瑶族、彝族、苗族、藏族、维吾尔族同胞学习原始舞蹈，戴爱莲用拉班舞谱记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姿，（其中她用拉班舞谱记录的八个藏族舞蹈，作为永久藏品现分别珍存在美国纽约舞蹈中心图书馆和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叶浅予则采用大写意方式把各个舞蹈的神韵描绘下来。这次西北之行，戴爱莲、叶浅予夫妻相随，互相搀扶、互相勉励，两人同时完成了人生的历史蜕变：戴爱莲完成了芭蕾与民族舞蹈的偶合；叶浅予则从漫画转为国画人物写意。在随后的岁月里，两人都成为文坛的一代巨星，成就了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
叶浅予先生1945年藏族舞者写生
1946年3月，戴爱莲创作、编舞并亲自指导的，由育才学校师生排练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公演。叶浅予设计并绘制了海报。晚会演出了《瑶人之鼓》《嘉戏酒会》《羌民端公驱鬼》《哑子背疯》《倮倮情歌》《巴安弦子》《春游》《青春舞曲》《坎巴尔汗》等舞蹈。这是在中国舞台上首次上演了瑶、彝、羌、藏、维等少数民族的舞蹈，引起了整个山城的轰动。随之，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掀起了跳边疆舞的热潮。这次公演，也是对戴爱莲回国后业绩的讴歌和肯定。
1946年秋天，戴爱莲和叶浅予应邀访问美国，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演出没有乐队伴奏，由随行的丁聪（漫画家，1916-2009）吹竹笛伴奏。美国观众第一次看到充满神秘色彩的、优美绝伦的东方舞蹈，听到如此精妙的音乐，如醉如痴，深受感动，加深了中美人民之间在文化艺术上的沟通与了解。通过这次访美之行，戴爱莲验证了自己所走的民族化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了信心，同时注意到中国培养舞蹈人材的迫切性。载誉归来的戴爱莲马上投入到中国的舞蹈教育事业，她先是在上海主持了上海乐舞学校的工作，接着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和国立北平艺术学院教授舞蹈课程。她将欧美最具代表性的舞蹈艺术——切凯蒂学派的芭蕾舞教学体系和拉班现代舞技巧与理论，传授给她的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对戴爱莲十分信任，对她委以重任。她也没有辜负国家的重托，一方面大力开展对芭蕾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积极投入芭蕾的创作实践。期间，她的创作欲望激情澎湃，灵感宛若喷泉，由她创作或领衔创作的作品大量涌现。
1950年，由戴爱莲主演的芭蕾舞剧《和平鸽》②在北京首演，这是新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艺术家第一次运用西方舞技诠译中国故事，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有着开拓性的意义。1953年，由她主创的、展现唐代敦煌艺术舞蹈珍品的双人舞《飞天》③在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获奖。1954年，由她主创的群舞《荷花舞》④在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 。
戴爱莲先生老年时照片
20世纪50年代初，戴爱莲被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1954年，她主持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前身），担任校长；不久，她主持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担任团长。戴爱莲此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高度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戴爱莲始终惦记着拉班舞谱的推广，她创立了拉班舞谱委员会，亲自开班教学，用拉班的现代舞蹈理念推动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1994年，《飞天》和《荷花舞》被国家确认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至今仍久演不衰。
1980年以来，为促进中外舞蹈艺术交流，戴爱莲先后访问英国、联邦德国、美国、丹麦、瑞典等国。1981年5月，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把戴爱莲的雕塑头像陈列在学院大厅，以表彰戴爱莲为促进中英友谊和艺术合作作出的贡献。同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舞蹈博物馆收藏这尊雕像的复制品，以表彰戴爱莲为发展国际舞蹈事业所作的贡献和努力。1996年，香港演艺学院授予八十高龄的戴爱莲“高级院士”称号。
2002年，文化部授予她国家“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2005年的12月26日，戴爱莲在共产党旗下举行了宣誓，她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2006年2月9日，戴先生因病逝世，终年90岁。
三、中国芭蕾舞剧中的经典作品《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政府大力支持芭蕾人才的培养，全国各地的舞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同时，为了让我国芭蕾与外国芭蕾接轨，政府采取了请专家进来和派学生出国留学的方式，实现了中国芭蕾人才的快速培养。20世纪60年代初，蒋祖慧（1934-）、王锡贤（1933-）等先后从苏联学成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代芭蕾舞编导。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1958年北京舞蹈学校成功地上演了世界著名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1959-1960年又陆续成功地上演了《海侠》和《吉赛尔》。短短10年间，中国的编导、演员基本上已经可以独立驾驭经典级芭蕾舞剧的编导、排练和演出。这就为后来创作出世界级的芭蕾舞经典——《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打下了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