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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末期，位于今天云南大理一带的南诏国，派兵攻陷了现代贵州遵义大部分地区的播州，唐朝下诏募人进剿，太原人杨端应募平息播州兵祸。唐中央政府给予杨氏家族世领其地的殊遇，从此，杨氏家族盘踞播州，经历二十九代，历时七百余载。杨粲，字文卿，是杨氏家族的第十三代，杨粲墓自从发掘问世以来，便因精美的墓葬装饰石刻，进入了艺术史家的视野。
　　出土于遵义市的南宋杨粲夫妻合葬墓女室石刻是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石刻的精华。女室里的石刻装饰在发掘时，便运至贵州省博物馆编号存藏。其中重要的文物“女墓主石刻”，在考古人员发掘之前头部已毁，仅存身体部分。石刻人像整体呈袖手端坐的样子，高104厘米、宽82.5厘米，原位于墓中女室后壁壁龛中央。这座雕像雕凿高度写实，女主人身着对衽宽领长衣，人物衣衫上衣纹折线的处理，衬托出女主人的体态丰腴、雍容端庄。
　　还有“进贡者石刻”，从人物的形象上看，不像本土人士，而像异域人物，卷发、深目、高鼻，赤足，赤露上身，双手高举托有宝物的盘子，趋步向前，表现为向上呈献贡品的姿势。这座雕像原置于女主人像的左侧。
　　“野鹿衔芝石刻”原在女室南壁，横36厘米、纵30厘米，浅浮雕刻成。在方框内有奔跑的野鹿，口衔芝草，构图简洁，线条流畅利落。
　　女室出土的“高浮雕虎柱”，高129厘米、直径26厘米，原立于女室之中的武士像侧面。这件雕塑设计巧妙，虎首龙身，盘绕在一根石柱上，将龙虎的元素融合，似龙非龙，似虎非虎，好像把龙盘虎踞的寓意都涵盖了。这件虎柱制作精良，须眉、口眼、足爪等细微具体之处都刻琢得很精致。
　　“捧奁女官石刻”，雕凿的是站立的人物，高168厘米、宽67厘米，女官戴冠，手捧盛放梳妆用具的“奁”，把一个侍奉主人的侍者拘謹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至于四个“龙首石刻”，原本是女主人棺材石板下的垫棺石，起着将棺床腾空托起的作用。四个龙头造型大致都是口微微张开，双目圆睁，作仰首状。这四个龙头是圆雕作品，看得出来是作者依据原石的自然形态依势而雕、独具匠心的创作。
　　这些文物因早已脱离了墓葬建筑的本体，我们已看不到它们原本在墓中的排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作为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无论过去抑或将来，都以展览的方式，与一定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展示其个体的艺术性。
　　杨粲墓刻饰，与深刻而细腻地反映社会芸芸众生的宋代石刻风格习尚是非常相符的，在表现手法上清晰可见，深受那个时代流风时尚的影响。
　　杨粲夫妻合葬墓中的出土文物还有杨粲墓志铭残石和两块残碑。这块墓志刻于淳祐七年，即1247年，是南宋理宗赵昀在位的时期。刻字中有“管机密文字何大观书丹”，何大观便是这块墓志的文字书写者，关于他，未见有更多的记载，不过可以猜测到的是，既然能为播州安抚使杨粲书写墓志铭，何大观必定是当时在书法方面得到大家认可的人物。
　　墓志铭的文字由楷书书写而成，两块残碑，其中一块出自男室，可以看见上面有三行刻字，中间一行有篆书“赠武节”三个字，右行有楷书“太岁丁未淳佑”六个字，左行也是楷书“嗣孙武功……”等字。“赠武节”三个篆字是小篆，用阴刻的双线钩成。字迹笔画粗细均匀，圆转流畅。可惜这块碑残损太过，其它字迹已经无法得见，不能一睹碑整体的篆书风貌。
　　左右两侧的楷书，其风格颇似杨粲墓志铭上的楷书。另一块残碑发现于女室之中，两端残去，仍然是三行刻字，左右两侧楷书分别为“嗣孙武功”“太岁辛亥”，中间是三个小篆“有宋赠”，这三个篆字，和“赠武节”三字一样，也是以阴刻的双线钩成。无论篆书和楷书的书法风格，均与男室发现的那块残碑颇为相似，笔者以为可能是出于同一人之手。（本文作者系贵州省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原业务副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