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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日渐形成了中国民族理论的特色。从指导思想的价值取向、问题研究的现实取向和研究方法的综合取向，解析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以此思考这一理论的体系构成和发展走向，既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一种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基本取向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5－0078－0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中，民族理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它在社会科学各门类中也是一门独具特色的学科。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随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推进和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践中，中国民族理论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基本问题、核心原则、政策目标和研究方法逐步确立，日渐形成了中国民族理论的特色。考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可以发现价值取向、现实取向和综合取向在理论构成中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三个基本理论取向，将会影响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体系化和发展。
一、指导思想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价值意识的反映，是决定理论发展方向的理想追求。价值意识是人类价值关系、价值生存和价值实践的精神形式，是人与世界全面关系的重要体现。而价值观念则代表着其中的一个高级的、理性化的层面，包括信念、信仰、理想等，它们是人类价值意识的高级形式，具有自觉的理性思维和观念化的特点，能够较多地吸收和凭借知识的成分，比较直接地构成一定目的明确、系统而完整的社会思想形式，并且用以指导实践。
中国民族理论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始终有着明确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追求。“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事务之一。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安排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体系涵盖了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保障诸方面，基本目标是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相处，通过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当代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它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就其指导思想而言，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它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即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繁荣和谐，尤其是民族平等这个核心价值理念，作为一项认识和处理民族的基本原则和一种价值追求，贯穿在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之中。民族平等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民族平等，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共同性和未来共同性的认识。
价值目标体现理论的指向。中国民族理论所蕴含的价值目标指向体现在国家、民族和社会三个层面：其一，政治权利上实现民族平等。具体来说，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上，如强调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民族自治机关实行民族化等；体现在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如更改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民族识别，确定民族身份，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应用概念等；体现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慎重稳进、区别对待、分步推进等工作方针上；体现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对民族平等原则强调法制化保障上等等。其二，经济社会发展上实现共同发展。如新时期民族工作主题“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帮扶规划”的颁布和实施等等。其三，民族文化发展上实现不断的繁荣进步。如自新中国建立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中对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和保护的强调，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作出明确的规定并以此提供法制上的保障，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具体的措施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等，都充分体现了对民族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立场。
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相处，通过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明确的信念和信仰为基础的价值目标，体现出中国民族理论的理想追求，展现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未来趋势和目标，展现出我国民族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并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体系化整合提供了明确的价值目标指向。在民族发展的理想追求中，价值意识同民族理论知识和经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指导和推动我国民族工作实践活动的精神力量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正是由于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繁荣进步的价值理想，并使其在认识和处理现实民族问题中不断地制度化和具体化，使得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构形和发展具有了明确的理论方向。
二、问题研究的现实取向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随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纲领的实践推进和经验积累而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民族问题研究的现实取向和政策目标指向，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现实性特点的反映。民族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它总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民族也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民族理论学科也必须密切关注和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并且能对民族问题发展的新变化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强调民族问题理论研究的现实取向，关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一般来讲，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是基于民族差别、民族矛盾所产生的与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有关的重大社会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民族与民族区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必然会受所处环境和社会发展条件的影响、制约。进入新世纪，外部全球化趋势与国内现代化推进的交集，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新时代背景特征和影响民族与民族区域发展的内外环境因素。在国家整体性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不断加快，凸现了当代中国民族与民族区域发展的状况和民族问题的新变化。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更广、更深的领域。民族地区在融入国家整体发展的社会转型中，国家政治一体与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经 济增长与各民族共同发展，主导性整体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三大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成为民族与民族区域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动态表现。对上述三大关系变化的制度化调节，将决定我国民族发展、民族关系问题的表现形态。因此，科学、准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成为中国民族问题理论研究现实取向的新要求。而外部全球化趋势与国内现代化推进的交集背景下，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上的三大关系的新变化和影响，可以看作民族问题研究的现实取向的基本着眼点：
一是国家政治一体与民族区域自治的统一。国家政治一体与民族区域自治反映了国家整体发展与民族区域发展的两种要求，包含着一致与矛盾的两个方面。政治一体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化基础和政治保障。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离不开统一国家的经济支援和思想文化上的支持。第一，体制转轨中出现的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差异以及民族发展中日益拉大的差距，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设置来适度平衡，要求在宏观上制定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在全局上化解新矛盾、新问题。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外部力量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国家边疆的民族地区，要求统一确立整体利益，保证国家的政治统一。第三，作为统一国家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若没有体现政治一体的核心价值观，便会失去价值认同的思想基础，也就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其功能。
为推进整体化发展，国家政治体系势必对传统的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加强对落后地区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推广科技和教育，促进各民族文化的整合。这就会带来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分享的差异，发生利益碰撞。由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发展差距和文化差异而处于的社会位置，必然会强调各自民族群体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要求权利平等和利益共享。因此，政策选择必须着眼两者的一致性，调节两者的矛盾性。比如资源开发制度化调解的政策选择，就需要在资源开发程序、开发资源带动当地发展、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此外，在资源补偿、税收等方面应有法律上的具体规定，给予资源地合理的利益照顾。二是区域经济增长与民族社会发展的同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发展是既有相互关联又有各自内容的两个概念，区域经济增长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不一致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民族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从民族平等原则上来讲，每一个民族群体都有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并要求国家公正、公平地在所有的民族群之间分配公共权力、国家资源和发展的机会。但是事实上，平等的全面实现需要两个根本条件：一是健全的政治制度保障，二是民族自身的发展进步。从制度保障上来看，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一系列国家及地方专门法规、条列为具体内容的民族法律体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法律体系将更趋完备和具体。然而，由于民族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在实际中权利分享的水平也是不尽相同的。体制转轨阶段，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不但导致了东西部之间的利益差异，也导致了同一地区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差异。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在竞争中各个民族所处的地位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但表现在地区之间，也表现在民族之间。因此，一些针对民族与民族区域特殊性而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照顾政策，就有了针对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导向性要强，对发展差距平衡的力度要大，关键是政策支撑的财力要足。特别是这些政策在一个时间段内要具有稳定性，在运行中逐步定型化、法制化。其目的在于，处理好国家与民族地区的两种开发目标，两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缩小民族与民族区域发展中的差距。三是整体性主导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的互济。主导性整体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两种发展要求的不一致，文化适应滞后，即民族文化的传统性不适应整体文化的现代性。整体性主导文化是指在国家整体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文化。主导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根本价值观之所在，是该社会的强大凝聚力之源泉，是保证促进该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因素和鼓舞力量。主导文化总是这样或那样，自觉不自觉地规范、引导和限制着与主导文化相对的亚文化。在这里，我们把多元性民族文化归为亚文化范围。亚文化是指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化。亚文化的承担者是由民族、阶级、阶层、职业、地域、性别、年龄等差异所形成的众多群体和小群体。不同类型的亚文化一方面属于主导文化所代表的大群体，受到主导文化不同程度的支配，另一方面又表现自己特有的观念、行为规范和利益。主导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相互作用的方式表现的。一般来讲，以主导文化为基准的关系模式有这样几种：第一，主导文化真正起到主文化的作用，亚文化多样性存在并得到健康发展。这是一种理想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既能保持稳定，又充满活力。第二，主导文化过分强化，亚文化萧条。在这种关系模式下，社会能够稳定一时，但没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关系模式也不可能维持长久。当主导文化强化到取代亚文化而成为社会唯一的一种文化时，这个社会实际上处在僵化和危险之中。第三，主导文化过分弱化，被亚文化所淹没，亚文化多兴而失范。在这种文化关系模式下，社会就可能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和不稳定，出现全局性的混乱。具体就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每一个民族群体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单位，民族群体之间存在着认同上的歧义和发展上的差距，而这种歧义和差距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和矛盾。在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内，族际文化冲突集中表现为国家整体性主导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上，表现为主导性整体文化的现代性与多元性民族文化的传统性之间的冲突。应当指出，整体性主导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综合国内各民族群体的民族文化中适应现代化进程需要的那些成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确立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两种文化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有相互影响和吸收的特性，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可以相互融通和分享价值观念，可以形成共同的利益和追求，这就是与冲突相对的一致。在一个文化倾向、结构因素、利益表现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寻求一种统一的价值体系尽管是必需的，也是十分困难的。在整体性主导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民族意识日趋增强，是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民族文化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表现形式，在社会转型时期，表层民族文化淡化的同时，深层民族文化有强化的趋势；科学技术日益普及的同时，宗教的影响却在增大。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问题日益突出，值得关注。
上述三大关系变化可以被看作影响现阶段我 国民族问题的深层次因素，也是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现实民族问题的基本着眼点。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中问题研究的现实取向，决定了这一学科不仅有理论性而且更有突出实践性的特点，从发展走向来看，它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也将会随着解决我国现实重大民族问题的实践，不断丰富，更加完善。
三、研究方法的综合取向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随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推进和经验的积累而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它的理论形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和民族问题，其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到现在，还是民族研究学科中较年轻的一门学科，作为社会科学各门类中的独立学科，确立的时间相对较短，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学科体系化、规范化问题。
中国民族理论的体系化和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民族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两方面。从基础研究方面来讲，要求这门学科体系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学科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等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换言之，学科体系作为整体结构，要求它具有内在联系性、构成严密性、总体完整性以及学科间交流的开放性。从应用研究方面来讲，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民族问题，在强调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政治性、原则性的同时，应增强理论分析的科学性，逐步形成规范化的，对现实民族发展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具有较强解释力和分析力的理论模式和综合研究方法。
其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重视应用研究，是发展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现实要求。关键是两者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加强民族理论的基础研究，必须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促使民族理论学科体系日趋完善和发展，充分发挥其对民族问题研究和实际民族工作的指导作用。
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化，能为应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条件和基础；应用研究中取得的理论进展，又将丰富和补正基本理论。基础研究主要就是基本理论研究“应以揭示民族基本属性为基础，去认识民族的基本自然特征和民族的社会性质、民族基本结构，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民族概念、民族问题概念、民族类型、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社会的关系、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发展的轨迹、动因和趋势、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等”，从而为解决现实的民族发展问题、民族关系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提供寻找解决的方法和措施的启示和思路。
重视民族理论的应用研究，现在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理论发展的必需。总的来讲，改革开放以前，已经有过许多应用研究方面的成果，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内容。“但是，应该说这种应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上，还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并长期存在一种一般化的倾向，削弱了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民族理论研究上有了不少新的探索和新的成果。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上，对现代化建设中、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予理论上的科学的概括。同时注重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发展的差距问题，开始注意研究民主政治与民族发展的关系问题、民族文化发展和保护问题、世界民族问题新变化及其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影响以及国内外的横向比较研究等，日益增多是运用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提出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的理论政策。强调和推进这种相互结合的理论研究，就会使中国民族理论进一步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其二，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是根据社会现象或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和在运动中的矛盾变化，从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来研究事物的一种方法或角度。也就是从“质”的方面分析事物。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基础。进行定性研究，首先必须占有十分丰富的和合乎实际的材料，依据一定的理论与经验，直接抓住事物特征的主要方面，从现象中找出反复出现的规律性。定性研究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没有或缺乏数量分析的纯定性研究，结论往往具有概括性和较浓的思辨色彩；二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定性研究。
回顾以往的民族理论研究，可以发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阐释民族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及其实践过程，一直是民族理论研究的重点。在运用各有关学科知识对现实民族、民族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方面，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缺乏量、度的认识，缺乏量化概念和指标法的实际运用。一定时空背景下的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对其进行定量分析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从理论研究的科学性要求来讲，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对多民族国家或者某一多民族区域的现实民族关系进行研究，就可以通过民族的构成与分布及居住形式、双语现象的人数比例、族际交往范围和频次、异族通婚的数量和比例等基本变量指标进行量化分析。以此来描述、分析和解释民族关系的现实形态及其变化趋势，这是仅靠定性研究无法做到的。
其三，历史分析和结构分析相结合。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脱离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一定历史时代和环境条件对其进行分析，因此，历史分析方法是正确认识其发展过程和特点的重要方法之一；从另一方面来看，民族又是各种结构性要素构成的客观存在物，无论在什么历史时代和条件下，都具有自己的构成形式。因此，对民族本身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结构分析，是从宏观上和微观上正确地揭示其真实形态，得到具体而又全面、科学认识的一个正确方法。
中国民族理论的应用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多学科角度分析研究。宏观理论研究层面，以中国民族史研究为纵的方面，以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为横的方面，既要注意历时的纵向考察，也要注意共时的横的方面，在纵横交错的研究中，揭示中国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微观应用研究层面，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结构分析方法，对民族发展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进行深入具体的理论分析，充分揭示现实民族问题的表现形态、影响因素，归纳出民族问题的突出特点和变化趋势。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相互结合，必定会丰富和发展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方法，提升这一学科的理论分析力和解释力。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民族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许多边缘学科。但民族理论是从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社会问题的，这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这就体现出了民族理论学科的特殊性。民族理论学科不可能离开诸如民族经济、民族历史、民族宗教、民族人口等具体分支学科来研究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民族发展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要求揭示出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内容和实质；民族关系的研究，需要涉及包括社会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居住形式、语言选择、心理意识、异族通婚等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因而，需要吸纳和借鉴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这充分体现出民族理论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和要求。
现实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对理论的分析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民族理论研究过去采用演绎、推理和从理论到理论的论证方式较多。不少论著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立论的依据，然后加以论证。近些年来，开始采用文卷调查、跟踪调查、对比研究等方法，使得研究更有生气和说服力，不少人开始摸索民族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当今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研究和民族关系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必须注重多民族国家的外部全球化趋势与国内现代化进程交集的大背景及其影响；必须注重我国的民族构成与分布变动的结构性因素影响，必须联系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影响因素与国际上民族问题隐显不同的变化因素。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学科取向来论，重要的是在对现阶段的民族问题进行研究中，形成论析民族问题研究方法的新综合。具体来讲，一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价值理念、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分析方法、国内民族学经验研究传统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将影响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方法特色和未来的发展走向。二是具体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具体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强调的是，根据特定研究内容和课题，在原有传统方法上吸纳新的诸如结构分析方法、指标法、计算机模拟试验、网络调查、影视资料比较、自述图像分析等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应用。以此推进学科适应现实要求，解决现实难题，促进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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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基本取向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5－0078－0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中，民族理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它在社会科学各门类中也是一门独具特色的学科。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随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推进和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践中，中国民族理论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基本问题、核心原则、政策目标和研究方法逐步确立，日渐形成了中国民族理论的特色。考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可以发现价值取向、现实取向和综合取向在理论构成中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三个基本理论取向，将会影响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体系化和发展。
一、指导思想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价值意识的反映，是决定理论发展方向的理想追求。价值意识是人类价值关系、价值生存和价值实践的精神形式，是人与世界全面关系的重要体现。而价值观念则代表着其中的一个高级的、理性化的层面，包括信念、信仰、理想等，它们是人类价值意识的高级形式，具有自觉的理性思维和观念化的特点，能够较多地吸收和凭借知识的成分，比较直接地构成一定目的明确、系统而完整的社会思想形式，并且用以指导实践。
中国民族理论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始终有着明确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追求。“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事务之一。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安排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体系涵盖了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保障诸方面，基本目标是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相处，通过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当代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它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就其指导思想而言，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它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即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繁荣和谐，尤其是民族平等这个核心价值理念，作为一项认识和处理民族的基本原则和一种价值追求，贯穿在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之中。民族平等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民族平等，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共同性和未来共同性的认识。
价值目标体现理论的指向。中国民族理论所蕴含的价值目标指向体现在国家、民族和社会三个层面：其一，政治权利上实现民族平等。具体来说，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上，如强调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民族自治机关实行民族化等；体现在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如更改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民族识别，确定民族身份，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应用概念等；体现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慎重稳进、区别对待、分步推进等工作方针上；体现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对民族平等原则强调法制化保障上等等。其二，经济社会发展上实现共同发展。如新时期民族工作主题“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帮扶规划”的颁布和实施等等。其三，民族文化发展上实现不断的繁荣进步。如自新中国建立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中对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和保护的强调，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作出明确的规定并以此提供法制上的保障，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具体的措施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等，都充分体现了对民族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立场。
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相处，通过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明确的信念和信仰为基础的价值目标，体现出中国民族理论的理想追求，展现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未来趋势和目标，展现出我国民族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并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体系化整合提供了明确的价值目标指向。在民族发展的理想追求中，价值意识同民族理论知识和经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指导和推动我国民族工作实践活动的精神力量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正是由于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繁荣进步的价值理想，并使其在认识和处理现实民族问题中不断地制度化和具体化，使得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构形和发展具有了明确的理论方向。
二、问题研究的现实取向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随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纲领的实践推进和经验积累而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民族问题研究的现实取向和政策目标指向，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现实性特点的反映。民族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它总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民族也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民族理论学科也必须密切关注和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并且能对民族问题发展的新变化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强调民族问题理论研究的现实取向，关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一般来讲，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是基于民族差别、民族矛盾所产生的与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有关的重大社会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民族与民族区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必然会受所处环境和社会发展条件的影响、制约。进入新世纪，外部全球化趋势与国内现代化推进的交集，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新时代背景特征和影响民族与民族区域发展的内外环境因素。在国家整体性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不断加快，凸现了当代中国民族与民族区域发展的状况和民族问题的新变化。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更广、更深的领域。民族地区在融入国家整体发展的社会转型中，国家政治一体与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经 济增长与各民族共同发展，主导性整体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三大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成为民族与民族区域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动态表现。对上述三大关系变化的制度化调节，将决定我国民族发展、民族关系问题的表现形态。因此，科学、准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成为中国民族问题理论研究现实取向的新要求。而外部全球化趋势与国内现代化推进的交集背景下，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上的三大关系的新变化和影响，可以看作民族问题研究的现实取向的基本着眼点：
一是国家政治一体与民族区域自治的统一。国家政治一体与民族区域自治反映了国家整体发展与民族区域发展的两种要求，包含着一致与矛盾的两个方面。政治一体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化基础和政治保障。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离不开统一国家的经济支援和思想文化上的支持。第一，体制转轨中出现的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差异以及民族发展中日益拉大的差距，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设置来适度平衡，要求在宏观上制定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在全局上化解新矛盾、新问题。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外部力量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国家边疆的民族地区，要求统一确立整体利益，保证国家的政治统一。第三，作为统一国家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若没有体现政治一体的核心价值观，便会失去价值认同的思想基础，也就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其功能。
为推进整体化发展，国家政治体系势必对传统的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加强对落后地区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推广科技和教育，促进各民族文化的整合。这就会带来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分享的差异，发生利益碰撞。由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发展差距和文化差异而处于的社会位置，必然会强调各自民族群体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要求权利平等和利益共享。因此，政策选择必须着眼两者的一致性，调节两者的矛盾性。比如资源开发制度化调解的政策选择，就需要在资源开发程序、开发资源带动当地发展、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此外，在资源补偿、税收等方面应有法律上的具体规定，给予资源地合理的利益照顾。二是区域经济增长与民族社会发展的同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发展是既有相互关联又有各自内容的两个概念，区域经济增长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不一致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民族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从民族平等原则上来讲，每一个民族群体都有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并要求国家公正、公平地在所有的民族群之间分配公共权力、国家资源和发展的机会。但是事实上，平等的全面实现需要两个根本条件：一是健全的政治制度保障，二是民族自身的发展进步。从制度保障上来看，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一系列国家及地方专门法规、条列为具体内容的民族法律体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法律体系将更趋完备和具体。然而，由于民族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在实际中权利分享的水平也是不尽相同的。体制转轨阶段，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不但导致了东西部之间的利益差异，也导致了同一地区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差异。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在竞争中各个民族所处的地位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但表现在地区之间，也表现在民族之间。因此，一些针对民族与民族区域特殊性而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照顾政策，就有了针对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导向性要强，对发展差距平衡的力度要大，关键是政策支撑的财力要足。特别是这些政策在一个时间段内要具有稳定性，在运行中逐步定型化、法制化。其目的在于，处理好国家与民族地区的两种开发目标，两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缩小民族与民族区域发展中的差距。三是整体性主导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的互济。主导性整体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两种发展要求的不一致，文化适应滞后，即民族文化的传统性不适应整体文化的现代性。整体性主导文化是指在国家整体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文化。主导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根本价值观之所在，是该社会的强大凝聚力之源泉，是保证促进该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因素和鼓舞力量。主导文化总是这样或那样，自觉不自觉地规范、引导和限制着与主导文化相对的亚文化。在这里，我们把多元性民族文化归为亚文化范围。亚文化是指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化。亚文化的承担者是由民族、阶级、阶层、职业、地域、性别、年龄等差异所形成的众多群体和小群体。不同类型的亚文化一方面属于主导文化所代表的大群体，受到主导文化不同程度的支配，另一方面又表现自己特有的观念、行为规范和利益。主导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相互作用的方式表现的。一般来讲，以主导文化为基准的关系模式有这样几种：第一，主导文化真正起到主文化的作用，亚文化多样性存在并得到健康发展。这是一种理想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既能保持稳定，又充满活力。第二，主导文化过分强化，亚文化萧条。在这种关系模式下，社会能够稳定一时，但没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关系模式也不可能维持长久。当主导文化强化到取代亚文化而成为社会唯一的一种文化时，这个社会实际上处在僵化和危险之中。第三，主导文化过分弱化，被亚文化所淹没，亚文化多兴而失范。在这种文化关系模式下，社会就可能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和不稳定，出现全局性的混乱。具体就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每一个民族群体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单位，民族群体之间存在着认同上的歧义和发展上的差距，而这种歧义和差距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和矛盾。在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内，族际文化冲突集中表现为国家整体性主导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上，表现为主导性整体文化的现代性与多元性民族文化的传统性之间的冲突。应当指出，整体性主导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综合国内各民族群体的民族文化中适应现代化进程需要的那些成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确立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两种文化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有相互影响和吸收的特性，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可以相互融通和分享价值观念，可以形成共同的利益和追求，这就是与冲突相对的一致。在一个文化倾向、结构因素、利益表现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寻求一种统一的价值体系尽管是必需的，也是十分困难的。在整体性主导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民族意识日趋增强，是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民族文化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表现形式，在社会转型时期，表层民族文化淡化的同时，深层民族文化有强化的趋势；科学技术日益普及的同时，宗教的影响却在增大。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问题日益突出，值得关注。
上述三大关系变化可以被看作影响现阶段我 国民族问题的深层次因素，也是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现实民族问题的基本着眼点。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中问题研究的现实取向，决定了这一学科不仅有理论性而且更有突出实践性的特点，从发展走向来看，它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也将会随着解决我国现实重大民族问题的实践，不断丰富，更加完善。
三、研究方法的综合取向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随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推进和经验的积累而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它的理论形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和民族问题，其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到现在，还是民族研究学科中较年轻的一门学科，作为社会科学各门类中的独立学科，确立的时间相对较短，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学科体系化、规范化问题。
中国民族理论的体系化和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民族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两方面。从基础研究方面来讲，要求这门学科体系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学科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等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换言之，学科体系作为整体结构，要求它具有内在联系性、构成严密性、总体完整性以及学科间交流的开放性。从应用研究方面来讲，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民族问题，在强调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政治性、原则性的同时，应增强理论分析的科学性，逐步形成规范化的，对现实民族发展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具有较强解释力和分析力的理论模式和综合研究方法。
其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重视应用研究，是发展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现实要求。关键是两者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加强民族理论的基础研究，必须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促使民族理论学科体系日趋完善和发展，充分发挥其对民族问题研究和实际民族工作的指导作用。
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化，能为应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条件和基础；应用研究中取得的理论进展，又将丰富和补正基本理论。基础研究主要就是基本理论研究“应以揭示民族基本属性为基础，去认识民族的基本自然特征和民族的社会性质、民族基本结构，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民族概念、民族问题概念、民族类型、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社会的关系、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发展的轨迹、动因和趋势、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等”，从而为解决现实的民族发展问题、民族关系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提供寻找解决的方法和措施的启示和思路。
重视民族理论的应用研究，现在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理论发展的必需。总的来讲，改革开放以前，已经有过许多应用研究方面的成果，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内容。“但是，应该说这种应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上，还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并长期存在一种一般化的倾向，削弱了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民族理论研究上有了不少新的探索和新的成果。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上，对现代化建设中、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予理论上的科学的概括。同时注重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发展的差距问题，开始注意研究民主政治与民族发展的关系问题、民族文化发展和保护问题、世界民族问题新变化及其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影响以及国内外的横向比较研究等，日益增多是运用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提出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的理论政策。强调和推进这种相互结合的理论研究，就会使中国民族理论进一步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其二，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是根据社会现象或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和在运动中的矛盾变化，从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来研究事物的一种方法或角度。也就是从“质”的方面分析事物。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基础。进行定性研究，首先必须占有十分丰富的和合乎实际的材料，依据一定的理论与经验，直接抓住事物特征的主要方面，从现象中找出反复出现的规律性。定性研究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没有或缺乏数量分析的纯定性研究，结论往往具有概括性和较浓的思辨色彩；二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定性研究。
回顾以往的民族理论研究，可以发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阐释民族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及其实践过程，一直是民族理论研究的重点。在运用各有关学科知识对现实民族、民族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方面，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缺乏量、度的认识，缺乏量化概念和指标法的实际运用。一定时空背景下的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对其进行定量分析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从理论研究的科学性要求来讲，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对多民族国家或者某一多民族区域的现实民族关系进行研究，就可以通过民族的构成与分布及居住形式、双语现象的人数比例、族际交往范围和频次、异族通婚的数量和比例等基本变量指标进行量化分析。以此来描述、分析和解释民族关系的现实形态及其变化趋势，这是仅靠定性研究无法做到的。
其三，历史分析和结构分析相结合。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脱离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一定历史时代和环境条件对其进行分析，因此，历史分析方法是正确认识其发展过程和特点的重要方法之一；从另一方面来看，民族又是各种结构性要素构成的客观存在物，无论在什么历史时代和条件下，都具有自己的构成形式。因此，对民族本身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结构分析，是从宏观上和微观上正确地揭示其真实形态，得到具体而又全面、科学认识的一个正确方法。
中国民族理论的应用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多学科角度分析研究。宏观理论研究层面，以中国民族史研究为纵的方面，以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为横的方面，既要注意历时的纵向考察，也要注意共时的横的方面，在纵横交错的研究中，揭示中国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微观应用研究层面，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结构分析方法，对民族发展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进行深入具体的理论分析，充分揭示现实民族问题的表现形态、影响因素，归纳出民族问题的突出特点和变化趋势。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相互结合，必定会丰富和发展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方法，提升这一学科的理论分析力和解释力。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民族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许多边缘学科。但民族理论是从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社会问题的，这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这就体现出了民族理论学科的特殊性。民族理论学科不可能离开诸如民族经济、民族历史、民族宗教、民族人口等具体分支学科来研究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民族发展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要求揭示出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内容和实质；民族关系的研究，需要涉及包括社会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居住形式、语言选择、心理意识、异族通婚等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因而，需要吸纳和借鉴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这充分体现出民族理论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和要求。
现实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对理论的分析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民族理论研究过去采用演绎、推理和从理论到理论的论证方式较多。不少论著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立论的依据，然后加以论证。近些年来，开始采用文卷调查、跟踪调查、对比研究等方法，使得研究更有生气和说服力，不少人开始摸索民族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当今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研究和民族关系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必须注重多民族国家的外部全球化趋势与国内现代化进程交集的大背景及其影响；必须注重我国的民族构成与分布变动的结构性因素影响，必须联系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影响因素与国际上民族问题隐显不同的变化因素。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学科取向来论，重要的是在对现阶段的民族问题进行研究中，形成论析民族问题研究方法的新综合。具体来讲，一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价值理念、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分析方法、国内民族学经验研究传统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将影响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方法特色和未来的发展走向。二是具体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具体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强调的是，根据特定研究内容和课题，在原有传统方法上吸纳新的诸如结构分析方法、指标法、计算机模拟试验、网络调查、影视资料比较、自述图像分析等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应用。以此推进学科适应现实要求，解决现实难题，促进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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