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穿开裆裤时，我就与冬子一起长大，熟得知道对方屁股上哪里有个疤。他从小就勤勉自立，博学慎思，长大后去了大上海，攻下了博士学位，在当地一高校谋得了一个教职，娶妻生子。
　　后来，听说冬子换了几个工作，最新的情况是跳槽到了一家法资企业。
　　一天，冬子陪着法籍老板父子，从上海到内地来，说是一方面谈谈生意，一方面来感受下中国内陆的人文地理。后来我才知道，冬子做此安排，其实是有“预谋”的，为的是赶赴附近某著名禅寺的法会。
　　把冬子一行从机场接来之后，我们找了一家有本地特色的餐馆吃午饭。席间气氛还算热烈，法国人不懂汉语，冬子便充当翻译。
　　刚开始，大家交谈甚欢。我们被迫充当中华文化的代言人，只能搜肠刮肚、挖空心思，不停地满足着法国人的各种好奇。席间的冬子，与我记忆里的无甚区别，只是眉宇之间多了一份平和与安详。
　　后来不知道从哪里说起的，冬子说，他最近花很多时间在研究佛学，觉得自己真正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为了不扫他的兴，我凭着自己对佛学的粗浅了解，随声附和着他。他一听，像是找到了知音，更加来了兴致，把法国老板完全晾到了一边。
　　此后他的法国老板返回上海，而他则要去附近的禅寺呆上一段时间。我送他过去，安顿好之后他反送我出来。其时已日近黄昏，我匆匆回望，冬子在菩提树下站着，残阳低低地映在天边。
　　再过几日法会结束，冬子在机场时来电，称此行收获颇丰、兄弟就此别过云云。
　　没过多久，就听说冬子已经安排好家里的事务，到东北的大悲寺剃度出家。我忙不迭地招呼几个朋友赶了过去。
　　在古佛青灯之下再次相见时，冬子已经足蹬芒鞋，一袭青衣。我们问他，这样做到底是怎样想的，谁知道冬子反问我们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要去向何方？我们此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问得我们面面相觑。然后他说，他已经模模糊糊有了一些答案，但还不能确定，想用此生去寻找和印证。此后我们又问了些其他情况，发现他去意已坚，断难回头。
　　一树一菩提，也许冬子以后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呢。只是，万丈红尘里，从此再无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