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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此次登上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的分别是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尽管都已年过八旬，但他们仍然奋战在科研第一线。
王泽山：让火炸药世界领先
行业里的人尊称王泽山为“火药王”，他却自谦地说：“那是因为我姓王。”
黑火药是现代火炸药的始祖，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火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然而近现代以来，我国的火炸药技术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国。王泽山通过现代技术，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效能、工艺方面推进了一大步，使中国古老的发明重新绽放出新的活力。
王泽山出生时，家乡东北已被日军占领，他从小就将“强国方能御侮”的道理铭记于心。1954年，19岁的王泽山怀揣强国梦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选择专业时，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大冷门”——火炸药专业。不少考生嫌弃这个专业过于基础、枯燥和危险，王泽山却毫不怀疑自己的选择：“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而火炸药领域是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从那时起，火炸药研究就成了他的毕生追求。
历经数十年钻研，王泽山在含能材料工程领域获得多项重大研究成果，成为我国火炸药学科带头人。
上世纪80年代，他首创了火炸药资源化系列再利用技术，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术支撑，是我国火炸药领域军民融合道路的开拓者，该技术获得199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自上世纪90年代起，王泽山通过研究发射药燃烧的补偿理论，发明了低温感含能材料，并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该技术获得199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彼时，成为“双冠王”的王泽山已经61岁了。“别人都劝我功成身退，但我的生活早就跟科研分不开了。”王泽山说，“每次获奖既是荣誉，更是激励和召唤。关于火炸药，我们需要加深的认识和亟待攻克的难题还有很多。”
在达到退休年龄后的20年里，王泽山利用自己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弹道理论，研发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远射程与模块装药技术。依照他独创的补偿装药理论和技术方案，火炮只用一种装填模块即可覆盖全射程，从而大幅提升了远程火炮的打击能力。从此，我国火炮的射程提高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降低25%以上），弹道性能全面超过其他国家的同类火炮。该项技术获得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即使已经80多岁，王泽山一年还是有近一半时间在试验场。冬天在内蒙古靶场做实验，气温零下几十摄氏度，高速摄像机都“罢工”了，王泽山还和团队一起驻守。他说，这样既是为了能准确收集一手数据，也是为了确保整个实验过程安全有效。
“火炸药研究已融入我的一生，我这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别的我也做不来。”王泽山说，“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人有责，我会继续为创造世界一流的火炸药成果而努力！”
侯云德：不給病毒可乘之机
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侯云德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变世界，学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目的就是要预防和控制病毒，为人类病毒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8年，侯云德79岁。这一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那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过去5年，侯云德却记忆犹新，“‘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
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侯云德却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战很快来临！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上万人。在国务院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
当时，我国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根据中国经验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据清华大学第三方系统评估，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国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减少2.5亿人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5倍以上。
此外，侯云德还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思想。“MERS、寨卡等病毒在我国都没有流行起来，H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已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为这一体系的总师，功不可没。”国家卫计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表示。
侯云德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
“中国干扰素”之父是业内不少人对侯云德的尊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扰素制备成治疗药物，很快成为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但价格极为昂贵。
侯云德敏锐地捕捉到基因工程这一新技术，他带领团队历经困难，终于在1982年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b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国家Ⅰ类新药产品，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此后，侯云德带领团队又相继研制出1个国家Ⅰ类新药和6个国家Ⅱ类新药。
侯云德没有固守书斋，不仅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更推动了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的产业发展。
在学生和同事眼中，侯云德是无私的。在做干扰素研究的初期，试剂紧缺，都是他自己从国外背回来的，但其他同事如果有需要，他二话不说就会分享给大家；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实验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取经，他也乐于分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员说，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先生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生病住院，他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已经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
今年89岁的侯云德，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看起来仍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王泽山：让火炸药世界领先
行业里的人尊称王泽山为“火药王”，他却自谦地说：“那是因为我姓王。”
黑火药是现代火炸药的始祖，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火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然而近现代以来，我国的火炸药技术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国。王泽山通过现代技术，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效能、工艺方面推进了一大步，使中国古老的发明重新绽放出新的活力。
王泽山出生时，家乡东北已被日军占领，他从小就将“强国方能御侮”的道理铭记于心。1954年，19岁的王泽山怀揣强国梦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选择专业时，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大冷门”——火炸药专业。不少考生嫌弃这个专业过于基础、枯燥和危险，王泽山却毫不怀疑自己的选择：“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而火炸药领域是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从那时起，火炸药研究就成了他的毕生追求。
历经数十年钻研，王泽山在含能材料工程领域获得多项重大研究成果，成为我国火炸药学科带头人。
上世纪80年代，他首创了火炸药资源化系列再利用技术，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术支撑，是我国火炸药领域军民融合道路的开拓者，该技术获得199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自上世纪90年代起，王泽山通过研究发射药燃烧的补偿理论，发明了低温感含能材料，并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该技术获得199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彼时，成为“双冠王”的王泽山已经61岁了。“别人都劝我功成身退，但我的生活早就跟科研分不开了。”王泽山说，“每次获奖既是荣誉，更是激励和召唤。关于火炸药，我们需要加深的认识和亟待攻克的难题还有很多。”
在达到退休年龄后的20年里，王泽山利用自己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弹道理论，研发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远射程与模块装药技术。依照他独创的补偿装药理论和技术方案，火炮只用一种装填模块即可覆盖全射程，从而大幅提升了远程火炮的打击能力。从此，我国火炮的射程提高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降低25%以上），弹道性能全面超过其他国家的同类火炮。该项技术获得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即使已经80多岁，王泽山一年还是有近一半时间在试验场。冬天在内蒙古靶场做实验，气温零下几十摄氏度，高速摄像机都“罢工”了，王泽山还和团队一起驻守。他说，这样既是为了能准确收集一手数据，也是为了确保整个实验过程安全有效。
“火炸药研究已融入我的一生，我这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别的我也做不来。”王泽山说，“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人有责，我会继续为创造世界一流的火炸药成果而努力！”
侯云德：不給病毒可乘之机
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侯云德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变世界，学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目的就是要预防和控制病毒，为人类病毒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8年，侯云德79岁。这一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那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过去5年，侯云德却记忆犹新，“‘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
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侯云德却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战很快来临！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上万人。在国务院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
当时，我国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根据中国经验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据清华大学第三方系统评估，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国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减少2.5亿人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5倍以上。
此外，侯云德还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思想。“MERS、寨卡等病毒在我国都没有流行起来，H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已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为这一体系的总师，功不可没。”国家卫计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表示。
侯云德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
“中国干扰素”之父是业内不少人对侯云德的尊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扰素制备成治疗药物，很快成为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但价格极为昂贵。
侯云德敏锐地捕捉到基因工程这一新技术，他带领团队历经困难，终于在1982年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b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国家Ⅰ类新药产品，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此后，侯云德带领团队又相继研制出1个国家Ⅰ类新药和6个国家Ⅱ类新药。
侯云德没有固守书斋，不仅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更推动了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的产业发展。
在学生和同事眼中，侯云德是无私的。在做干扰素研究的初期，试剂紧缺，都是他自己从国外背回来的，但其他同事如果有需要，他二话不说就会分享给大家；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实验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取经，他也乐于分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员说，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先生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生病住院，他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已经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
今年89岁的侯云德，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看起来仍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