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不少画家摒弃写生，唯市场取向是从，在古人和西方艺术积淀中拼剪成果作为自己的作品商标。然而，失去写生的作品容易缺少生动的美，难以鲜活、灵动，难以打动人。只有重视写生，贴近当下、深入生活的写生才是避免上述现象的捷径。因为，写生不只是画家出去寻找新鲜的素材，更是画家的一种态度，一种传承感悟方式。扎实的写生功夫能增强作品的表现深度，好的写生画本身也是好作品。因此，写生一直受到从业者的重视和思考。当获悉北京画院要写生时，本刊全程跟踪采访。
　　北京画院此次赴山西写生为期7天，从10月9日至15日，路线为大同—应县—浑源—灵丘，但主要在灵丘。由北京市文化局艺术处处长汪丽娅及北京画院党委书记洪连成带领，参加的画家有杨延文、金连经、庄小雷、纪清远、卢平、莫晓松、蔡玉水、马琳、白羽平、姚远、姚大伍、买鸿钧、谢永增、郭宝君以及艺术办公室的汤苗、李琼等人，画家中大多为北京画院自2002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来的。
　　据北京画院艺委会主任杨延文介绍，北京画院一直有写生的传统，但一直无法成为常态，特别是自北京画院取消写生经费后，北京画院便很少组织画院画家写生了，上一次画院组织集体写生还是在2000年。而写生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也是一种老画家和新画家在一起交流的联络。北京画院本身会议就少，如果再不出去集体写生，那大家的工作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个体劳动，这和北京画院的奋斗目标不符。因此，北京画院一直在争取写生经费，这次能够成行，还得多谢汪丽娅处长，她是很支持北京画院的建设的。当然，我们也期望以此为契机，让北京画院集体外出写生成为一种常态的活动。搞写生不是走过场，还得需要见成果，即要看到大家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其形式可以多样，可以速写，也可以是小型的作品。
　　灵丘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复杂，山多川少，素有“九分山水一分田”之说，年均气温6.9度，初霜期在九月下旬。灵丘矿产资源丰富且盛产煤。据当地人介绍，这里不少煤矿、铁矿由私人承包，甚至包括小型的金矿。因而严重超载的煤车随处可见，由于道路损坏严重，这些大吨位的煤车爬行艰难，经常会出现塞车现象。每当这时，杨延文便会提议大家到附近的村庄写生，并率先下车。于是走小路、翻山坡，是写生期间寻常的事。可即使如此，大家还是认真地写生，往往站着或者坐着一画就是几个小时，得需要别人不断敦促，才会合上本，收起笔。这和当下一些机构组织的所谓写生全然不一样，在那里你只会见到一路拍拍照，并不见其对景挥笔的过程。
　　关于堵车，有一件趣事：13日早饭后，当我们经过十字路口不到十分钟，便又堵车了，而且无法调头。外面风很大，穿着冬衣也不觉得暖和。金连经见此，怕耽搁大家写生，于是主动担起交警的职责，指挥起拥堵的车辆来。也许是因为金连经不凡的气质使然，那些不怎么听话的司机都顺从地移动起车辆来。而后到的交警只是跟在金连经后面走来走去，配合着指挥。
　　在写生的路上，杨延文、蔡玉水的幽默，买鸿钧、纪清远的京剧，卢平的民歌都让大家忘记了跋涉之苦，甚至午饭只能吃方便面也成为了一种乐趣。七天的写生期间，杨延文不断地给新来的画家讲述关于北京画院的故事并时时与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北京画院、关于绘画的一些思考。或许，杨延文不经意的一句话道出了北京画院的苦衷：“对待年轻画家，我们不仅带领他们下乡写生，还制定个人规划和目标，使他们有能力承担起未来画院发展和创作的任务。个人的任务完成得好，实际上是为画院、为国家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实现了自我价值。”
　　不得不说的是，画院画家外出写生缺少经费，这不是北京画院独有的现象，实际上，全国大部分画院都面临这一问题。为了解决问题，画院只能向主管部门申请经费，此时，以一个响亮的名义，比如“建设文化大省”、“推广本省文化”等等之类往往成为最好的借口。但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艺术不是其他发展的附属品，它有自己的本质和轨迹，只有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才是决定其成绩的根本。可在当下，我们见到的借这类大口号而举办的一些活动，其后所产生的作品很多与活动无关，不仅同行不会因此而产生什么思考，就是老百姓也不敏感。这种结局，与其说是画院的尴尬，毋宁说是当下一些机构对艺术、对文化功利追求的结果。
　　此次北京市文化局拨专款支持北京画院外出写生，却又不对外出写生的画家提出一些要求，无疑是值得某些部门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