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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岛传治与里村欣三同为二十世纪上半页日本文坛非主流意义上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与其说是对日本海外扩张的记录，莫如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及亚洲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一种写实。两位作家皆出身于日本中下层社会，与贫苦大众有着更多的接触。作品主要以工人、农民以及士兵为主人公，人物形象自然、朴实、鲜明，表现出他们的创作共性与对这一时代的认识，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海外移民扩张政策的理性批判。
关键词：黑岛传治；里村欣三；文学
黑岛传治于1898出生在小豆岛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进入早稻田大学高等学校预选科，但不久就被日本军队召集，于1921年被派遣到西伯利亚从军，后又因肺炎被送回内地，免除兵役，曾经做过职员等。1923年到1932年近十年间从事小说创作。发表长篇小说《武装的街市》一部，短篇小说六十余篇，另有《军队日记》一部和评论文章《反战文学论》等。在日本一般将其称之为“农民作家”和“反战作家”。事实上，他们的文学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日本文坛都被认为是非主流的创作。
由于黑岛传治早年经历了艰苦的生活，决定了他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踏踏实实地从事文学创作。他用自己的作品走进无产阶级的队伍之中，最终成为了一流的无产阶级作家。尽管他的理论著作不多，但偶有一些议论，则掷地有声，不同凡响。他之所以被称之为农民作家，是因为他本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作品的大多数取材于农村，表达农民生活。短篇小说《两分硬币》、《猪群》和《盂兰盆会前后》、《他们的一生》、《泛滥》、《波动的地价》等，这些主要是以家乡香川县小豆岛为背景，描写农民的贫困、地主的残暴和资本主义对农村的侵入以及农民的反抗等生活画面。
《猪群》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幽默地讽刺地主兼酱油厂老板及其帮凶——法院的承发吏之狠毒和愚蠢，歌颂农民的团结精神和聪明智慧，批判落后农民的自私自利。它不仅被公认为是作者的代表作，而且还被看做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初期以农村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在作品的场景和人物上，作家并没有施加浓墨重彩，但依然色泽鲜明，栩栩如生。例如，承发吏因为农民拒交地租而前来查封猪圈，农民却一起把猪放到野地里去，使其一筹莫展。承发吏追赶奔突在野地的猪群时，那种狼狈相，使读者与反抗的农民一起泛起强烈的憎恶和鄙视的感情。这种明快的笔调及自由舒展的描写实属难得。
《波动的地价》描写一对老夫妇挣扎一生，想为儿孙留下一点土地，而拼命去买。可是，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愚笨的梦想而已。电车公司为敷设铁路收买土地，引起地价的激烈波动。老夫妇在这种波动中受骗破产，悲惨地结束了愚昧、绝望的一生。在该作品中，作者塑造了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老夫妇热爱劳动，热爱土地，几乎到了发狂的程度。他们拼命地买地，其目的除了前面所谈的原因之外，还为了自己死后有一个葬身之地。猫死了，母亲还特意用蒿秸串起两分硬币栓在猫的脖子上，说：“要它用来买块地葬身”。他们认为“土地比生命还重要”。当父亲不顾儿子反对借债买了一些土地后，夫妇不禁喜出望外，“‘打今年起税钱就要多纳一些喽！’有了土地竟使得母亲连纳税都觉得是高兴的事了。”但后来他们发现贫瘠的土地打不了几粒粮食，远远不够还债纳税，而“逐渐感到痛苦了”。最后又在前面提到的电车公司售卖土地的事件中弄得有苦难言。这一切都是通过第一人称的“我”——老夫妇小儿子的嘴来叙述的。他对土地并无任何感情，一向反对老人这么干。但几经说服，无济于事，只好采取“不去认真理睬”的态度。但对自家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在仿佛客观的描述中，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自己的感情。他是在怀着无可奈何的深厚同情心观望老人的行动。这样，一个对农村毫不留恋，向往更广阔天地的青年农民形象就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黑岛传治的文学作品中，有相当数量是直接以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为题材完成的。1921年5月到1922年3月，作者被征派遣到西伯利亚。根据这一时期的体验，他完成了描写日本帝国主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十月革命的几部小说，如《雪橇》、《风雪西伯利亚》、《盘旋的鸦群》、《游击队员伍尔科夫》、《冰河》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作者反对日军开往西伯利亚袭击苏联红军游击队，反对军营内部压迫的同时，宣扬了士兵的厌战情绪。当时，苏联在十月革命后，还未来得及解放东部西伯利亚地区，只派遣游击队在当地发动群众，打击白匪和外国干涉者。作者笔下的当地风光和人物，大都是旧俄罗斯时代的面貌。明确地了解这个背景，对于正确地评价这些作品是很重要的。1929年以后发表的作品更明确地阐发了黑岛传治反对侵略，支持正义的反抗斗争的观点，如《武装的街市》、《冰河》、《前哨》，尤其是1929年7月发表的《反战文学论》，反映出作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客观认识。
《风雪西伯利亚》描写的是两个“勤恳而老实”的士兵，服兵役满期后也不能获准回国，终于遭到红军游击队枪毙的过程。“为什么要派兵到西伯利亚来逞能呢？”“士兵们谁都不想长期呆下去。”但是，不少人命丧异乡，做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品。《盘旋的鸦群》被看作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它叙述一对普通士兵渴求从白俄罗斯姑娘那里得到安慰，不幸竟然在姑娘家撞上前来寻欢作乐的日军营长。为此，二人所属的连队被改派到前去危险地带驻防。结果全连在行军中迷失方向，冻死在茫茫雪原。翌年春季，尸体成了盘旋的鸦群的食饵。他们的父母、妻儿、朋友却还做着凯旋的梦。在这篇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他指出：“士兵们仅仅是为敌人做着事情。”不言而喻，这些士兵的悲惨命运，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地主、资产阶级造成的，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是在力图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和看待这些问题的本质。
长篇小说《武装的街市》于1930年11月出版，是黑岛传治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最高创作，也是对他的论文《反战文学论》的最好实践。这部作品是以日本帝国主义在1928年5月制造的“济南惨案”为题材完成的。作者为了创作这部作品，曾于1929年访问济南、天津、沈阳和哈尔滨等城市。关于“济南惨案”的发生，日本政府当时扬言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免受中国北伐军的杀害。后来的一些历史书和文学作品也都宣扬这种错误观点，企图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黑岛传治在作品中指出，这次事件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出兵干涉北伐战争，占领中国领土的企图。 黑岛传治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日本反战士兵和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同他过去的质朴的作品相比较，无论在思想还是在格调方面都是一个较大的飞跃。在作家笔下出现了日本人出资经营的“福隆火柴公司”，经理同日本黑社会相互勾结，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秘密贩卖军火和鸦片，雇佣中国的童工，盘剥他们的血汗钱，以至于最终导致工人联合地下党进行反抗和斗争。小说还着力刻画了公司的监工猪川干太郎的人物形象。他对日本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表示不满，同情中国工人的遭遇，并对中国工人应该得到的待遇抱打不平。正因为这样，他个人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红野敏郎评价道：“《武装的街市》应该作为成功的作品镂刻在人们心里。”这句话反映出该作品所应有的价值意义。
里村欣三1902年出生于冈山县和气郡福河村。曾就读于关西中学，1922年征兵体检甲种合格，加入冈山步兵第10联队，后在训练中负伤装死得以逃脱，流浪于中国东北。之后回到东京，曾向《文艺战线》投稿。1924年发表了有关深川地区贫民窟生活的报告文学受到一定关注。1925年以在中国的体验为素材发表了《苦力头的表情》，从而被读者公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新进作家。1935年再次接受征兵体检以第二乙种合格作为补充兵入队。1939年作为士兵被派到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报道班成员参军。之后，以新加坡等地为舞台背景创作了有关作品，但在菲律宾战场与今日出海双双战死。
从大正末年到1928年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成立之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还处于初期阶段，以杂志《文艺战线》为中心的、朴素和自发的“劳动文学”是其主流。里村欣三是该阶段的代表作家之一。1922年他来到中国东北后，不敢停留在到处都是日本宪兵和警察的大城市，只能一路向北，深入东北内地。在这片广袤荒凉的原野上，虽然没有了被日本宪兵抓到的危险，但是也没有了自己的同胞，处于孤独无援的状态。当时他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在异国他乡中身体是他可以拿出的本钱。于是里村欣三与中国苦力一起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度过了一年多的流浪生活。这就是他的成名作《苦力头儿的表情》之创作背景。
《苦力头儿的表情》于1926年发表于日本《文艺战线》6月号上。作品以第一人称被创作完成。“我”独自一个人在满洲北部流浪，在俄罗斯卖淫妇的小屋里用光了身上最后一分钱后被赶出来。饥饿的“我”在街头看到一群中国苦力蹲在地上啃馒头，就走过去向他们伸出手，但没人理睬“我”。饥饿和生存的念头折磨着“我”，使“我”跟在苦力们后面来到他们栖居的棚屋。“我”见到了长着一张麻脸的苦力头儿。他诧异地看着“我”，对于作为日本人的“我”居然流落到中国人的苦力堆里感到不可思议。没有理“我”，但也没有赶“我”出去。“我”明白一个道理是，不劳动就不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所以第二天早上就饿着肚子同他们一起出去干活。一旦干起活来，他们对“我”的排斥就完全消失了。在经过了一上午的剧烈劳动之后，午饭时一个苦力递给“我”馒头和咸菜，就这样“我”终于得到了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晚上，苦力头儿让“我”喝酒，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了很多话。尽管“我”听不懂，但是“我”明白他们是在安慰“我”、鼓励“我”。“他们一定在说，‘食物不久你就会习惯的，忍着点，好好干，劳动者是没有国界的。只要一起干活，是中国人也好，是日本人也罢，没什么关系的。来，干上一杯，鼓起劲来，兄弟！’——苦力头儿的麻脸上浮现出这样的表情。我感动得快要流泪了。我喝下了很烈的中国酒。”
里村欣三对中国劳动者的表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可谓开了一个先河。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劳动者在日本作家的笔下一直被描述为“肮脏”、“猥琐”的形象，是一般日本人不愿意看上一眼的“另类”。但是在《苦力头儿的表情》中的苦力却被描写为“阶级兄弟”。尽管它是在作为日本人的主人公“我”丧失国别身份的前提下实现的，因而未必表现出是彻底的、绝对的，但它仍是对此前日本文学中作为他者和异类被描述的“支那苦力”所做的一次颠覆。但是他对中国劳动者的表述还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并没有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的偏见。作品中中国苦力被想象成充满友爱的阶级兄弟，不可否认这一想象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以苦力为代表的中国人并未获得话语权，这对于被表述的对象来讲当然是不公平的。所以说作者对中国苦力的描述并没有摆脱日本近代文学中对作为殖民地国家人民的中国人所做的带有殖民主义偏见的叙述模式。
里村欣三以这段在中国东北流浪生涯为背景的小说创作除了《苦力头儿的表情》之外，还有《旅顺》、《请回来》等，这些中国题材的作品的完成，比较真实反映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恶果与内幕，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关注，进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从中国回国后第二年，他发表了所谓战地报道《跨越北满战场》和《来自战乱的满洲》。作品中除了有一定程度迎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成分外，对日本挑起侵华战争的内幕都有一定程度的暴露。此时的里村欣三其文学观似乎游离于无产阶级作家与法西斯政府帮凶之间。一方面，他在作品中仍然关注中国下层民众的处境，希望他们获得解放，对日本所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的真实目的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他错误地对日本政府要在中国东北建立所谓“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以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为了解放中国的劳苦大众，从而继续表现出他在政治认识上的局限性。在1945年日本即将战败之际，里村欣三主动请缨前往菲律宾采访，最终在那里受伤并葬身异国他乡。
综上所述，黑島传治与里村欣三有着近乎相同的出身，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境遇也是其文学定位于无产阶级、大众文学的关键。因而他们的作品大多数描写和塑造的都是一些小人物的世界。他们的文学创作在日本文坛，尤其是军国主义时代一定意义上可能是非主流的、小众的存在，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的背后，他们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所表达的社会呼声却是大众的，反映出了文学创作源于生活的真实，也是作为出身于中下层阶级，关心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一份良知与责任所在。
参考文献：
[1]山田敬三，吕元明.主编：《中日战争与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红野敏郎等编：《昭和的文学》，东京：有斐阁，1972.
[3]大谷武男著：“以满蒙为背景的诸作家之作品”《书香》第2卷（4）满铁大连图书馆编，1931.
关键词：黑岛传治；里村欣三；文学
黑岛传治于1898出生在小豆岛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进入早稻田大学高等学校预选科，但不久就被日本军队召集，于1921年被派遣到西伯利亚从军，后又因肺炎被送回内地，免除兵役，曾经做过职员等。1923年到1932年近十年间从事小说创作。发表长篇小说《武装的街市》一部，短篇小说六十余篇，另有《军队日记》一部和评论文章《反战文学论》等。在日本一般将其称之为“农民作家”和“反战作家”。事实上，他们的文学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日本文坛都被认为是非主流的创作。
由于黑岛传治早年经历了艰苦的生活，决定了他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踏踏实实地从事文学创作。他用自己的作品走进无产阶级的队伍之中，最终成为了一流的无产阶级作家。尽管他的理论著作不多，但偶有一些议论，则掷地有声，不同凡响。他之所以被称之为农民作家，是因为他本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作品的大多数取材于农村，表达农民生活。短篇小说《两分硬币》、《猪群》和《盂兰盆会前后》、《他们的一生》、《泛滥》、《波动的地价》等，这些主要是以家乡香川县小豆岛为背景，描写农民的贫困、地主的残暴和资本主义对农村的侵入以及农民的反抗等生活画面。
《猪群》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幽默地讽刺地主兼酱油厂老板及其帮凶——法院的承发吏之狠毒和愚蠢，歌颂农民的团结精神和聪明智慧，批判落后农民的自私自利。它不仅被公认为是作者的代表作，而且还被看做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初期以农村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在作品的场景和人物上，作家并没有施加浓墨重彩，但依然色泽鲜明，栩栩如生。例如，承发吏因为农民拒交地租而前来查封猪圈，农民却一起把猪放到野地里去，使其一筹莫展。承发吏追赶奔突在野地的猪群时，那种狼狈相，使读者与反抗的农民一起泛起强烈的憎恶和鄙视的感情。这种明快的笔调及自由舒展的描写实属难得。
《波动的地价》描写一对老夫妇挣扎一生，想为儿孙留下一点土地，而拼命去买。可是，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愚笨的梦想而已。电车公司为敷设铁路收买土地，引起地价的激烈波动。老夫妇在这种波动中受骗破产，悲惨地结束了愚昧、绝望的一生。在该作品中，作者塑造了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老夫妇热爱劳动，热爱土地，几乎到了发狂的程度。他们拼命地买地，其目的除了前面所谈的原因之外，还为了自己死后有一个葬身之地。猫死了，母亲还特意用蒿秸串起两分硬币栓在猫的脖子上，说：“要它用来买块地葬身”。他们认为“土地比生命还重要”。当父亲不顾儿子反对借债买了一些土地后，夫妇不禁喜出望外，“‘打今年起税钱就要多纳一些喽！’有了土地竟使得母亲连纳税都觉得是高兴的事了。”但后来他们发现贫瘠的土地打不了几粒粮食，远远不够还债纳税，而“逐渐感到痛苦了”。最后又在前面提到的电车公司售卖土地的事件中弄得有苦难言。这一切都是通过第一人称的“我”——老夫妇小儿子的嘴来叙述的。他对土地并无任何感情，一向反对老人这么干。但几经说服，无济于事，只好采取“不去认真理睬”的态度。但对自家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在仿佛客观的描述中，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自己的感情。他是在怀着无可奈何的深厚同情心观望老人的行动。这样，一个对农村毫不留恋，向往更广阔天地的青年农民形象就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黑岛传治的文学作品中，有相当数量是直接以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为题材完成的。1921年5月到1922年3月，作者被征派遣到西伯利亚。根据这一时期的体验，他完成了描写日本帝国主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十月革命的几部小说，如《雪橇》、《风雪西伯利亚》、《盘旋的鸦群》、《游击队员伍尔科夫》、《冰河》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作者反对日军开往西伯利亚袭击苏联红军游击队，反对军营内部压迫的同时，宣扬了士兵的厌战情绪。当时，苏联在十月革命后，还未来得及解放东部西伯利亚地区，只派遣游击队在当地发动群众，打击白匪和外国干涉者。作者笔下的当地风光和人物，大都是旧俄罗斯时代的面貌。明确地了解这个背景，对于正确地评价这些作品是很重要的。1929年以后发表的作品更明确地阐发了黑岛传治反对侵略，支持正义的反抗斗争的观点，如《武装的街市》、《冰河》、《前哨》，尤其是1929年7月发表的《反战文学论》，反映出作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客观认识。
《风雪西伯利亚》描写的是两个“勤恳而老实”的士兵，服兵役满期后也不能获准回国，终于遭到红军游击队枪毙的过程。“为什么要派兵到西伯利亚来逞能呢？”“士兵们谁都不想长期呆下去。”但是，不少人命丧异乡，做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品。《盘旋的鸦群》被看作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它叙述一对普通士兵渴求从白俄罗斯姑娘那里得到安慰，不幸竟然在姑娘家撞上前来寻欢作乐的日军营长。为此，二人所属的连队被改派到前去危险地带驻防。结果全连在行军中迷失方向，冻死在茫茫雪原。翌年春季，尸体成了盘旋的鸦群的食饵。他们的父母、妻儿、朋友却还做着凯旋的梦。在这篇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他指出：“士兵们仅仅是为敌人做着事情。”不言而喻，这些士兵的悲惨命运，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地主、资产阶级造成的，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是在力图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和看待这些问题的本质。
长篇小说《武装的街市》于1930年11月出版，是黑岛传治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最高创作，也是对他的论文《反战文学论》的最好实践。这部作品是以日本帝国主义在1928年5月制造的“济南惨案”为题材完成的。作者为了创作这部作品，曾于1929年访问济南、天津、沈阳和哈尔滨等城市。关于“济南惨案”的发生，日本政府当时扬言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免受中国北伐军的杀害。后来的一些历史书和文学作品也都宣扬这种错误观点，企图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黑岛传治在作品中指出，这次事件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出兵干涉北伐战争，占领中国领土的企图。 黑岛传治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日本反战士兵和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同他过去的质朴的作品相比较，无论在思想还是在格调方面都是一个较大的飞跃。在作家笔下出现了日本人出资经营的“福隆火柴公司”，经理同日本黑社会相互勾结，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秘密贩卖军火和鸦片，雇佣中国的童工，盘剥他们的血汗钱，以至于最终导致工人联合地下党进行反抗和斗争。小说还着力刻画了公司的监工猪川干太郎的人物形象。他对日本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表示不满，同情中国工人的遭遇，并对中国工人应该得到的待遇抱打不平。正因为这样，他个人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红野敏郎评价道：“《武装的街市》应该作为成功的作品镂刻在人们心里。”这句话反映出该作品所应有的价值意义。
里村欣三1902年出生于冈山县和气郡福河村。曾就读于关西中学，1922年征兵体检甲种合格，加入冈山步兵第10联队，后在训练中负伤装死得以逃脱，流浪于中国东北。之后回到东京，曾向《文艺战线》投稿。1924年发表了有关深川地区贫民窟生活的报告文学受到一定关注。1925年以在中国的体验为素材发表了《苦力头的表情》，从而被读者公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新进作家。1935年再次接受征兵体检以第二乙种合格作为补充兵入队。1939年作为士兵被派到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报道班成员参军。之后，以新加坡等地为舞台背景创作了有关作品，但在菲律宾战场与今日出海双双战死。
从大正末年到1928年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成立之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还处于初期阶段，以杂志《文艺战线》为中心的、朴素和自发的“劳动文学”是其主流。里村欣三是该阶段的代表作家之一。1922年他来到中国东北后，不敢停留在到处都是日本宪兵和警察的大城市，只能一路向北，深入东北内地。在这片广袤荒凉的原野上，虽然没有了被日本宪兵抓到的危险，但是也没有了自己的同胞，处于孤独无援的状态。当时他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在异国他乡中身体是他可以拿出的本钱。于是里村欣三与中国苦力一起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度过了一年多的流浪生活。这就是他的成名作《苦力头儿的表情》之创作背景。
《苦力头儿的表情》于1926年发表于日本《文艺战线》6月号上。作品以第一人称被创作完成。“我”独自一个人在满洲北部流浪，在俄罗斯卖淫妇的小屋里用光了身上最后一分钱后被赶出来。饥饿的“我”在街头看到一群中国苦力蹲在地上啃馒头，就走过去向他们伸出手，但没人理睬“我”。饥饿和生存的念头折磨着“我”，使“我”跟在苦力们后面来到他们栖居的棚屋。“我”见到了长着一张麻脸的苦力头儿。他诧异地看着“我”，对于作为日本人的“我”居然流落到中国人的苦力堆里感到不可思议。没有理“我”，但也没有赶“我”出去。“我”明白一个道理是，不劳动就不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所以第二天早上就饿着肚子同他们一起出去干活。一旦干起活来，他们对“我”的排斥就完全消失了。在经过了一上午的剧烈劳动之后，午饭时一个苦力递给“我”馒头和咸菜，就这样“我”终于得到了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晚上，苦力头儿让“我”喝酒，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了很多话。尽管“我”听不懂，但是“我”明白他们是在安慰“我”、鼓励“我”。“他们一定在说，‘食物不久你就会习惯的，忍着点，好好干，劳动者是没有国界的。只要一起干活，是中国人也好，是日本人也罢，没什么关系的。来，干上一杯，鼓起劲来，兄弟！’——苦力头儿的麻脸上浮现出这样的表情。我感动得快要流泪了。我喝下了很烈的中国酒。”
里村欣三对中国劳动者的表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可谓开了一个先河。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劳动者在日本作家的笔下一直被描述为“肮脏”、“猥琐”的形象，是一般日本人不愿意看上一眼的“另类”。但是在《苦力头儿的表情》中的苦力却被描写为“阶级兄弟”。尽管它是在作为日本人的主人公“我”丧失国别身份的前提下实现的，因而未必表现出是彻底的、绝对的，但它仍是对此前日本文学中作为他者和异类被描述的“支那苦力”所做的一次颠覆。但是他对中国劳动者的表述还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并没有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的偏见。作品中中国苦力被想象成充满友爱的阶级兄弟，不可否认这一想象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以苦力为代表的中国人并未获得话语权，这对于被表述的对象来讲当然是不公平的。所以说作者对中国苦力的描述并没有摆脱日本近代文学中对作为殖民地国家人民的中国人所做的带有殖民主义偏见的叙述模式。
里村欣三以这段在中国东北流浪生涯为背景的小说创作除了《苦力头儿的表情》之外，还有《旅顺》、《请回来》等，这些中国题材的作品的完成，比较真实反映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恶果与内幕，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关注，进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从中国回国后第二年，他发表了所谓战地报道《跨越北满战场》和《来自战乱的满洲》。作品中除了有一定程度迎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成分外，对日本挑起侵华战争的内幕都有一定程度的暴露。此时的里村欣三其文学观似乎游离于无产阶级作家与法西斯政府帮凶之间。一方面，他在作品中仍然关注中国下层民众的处境，希望他们获得解放，对日本所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的真实目的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他错误地对日本政府要在中国东北建立所谓“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以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为了解放中国的劳苦大众，从而继续表现出他在政治认识上的局限性。在1945年日本即将战败之际，里村欣三主动请缨前往菲律宾采访，最终在那里受伤并葬身异国他乡。
综上所述，黑島传治与里村欣三有着近乎相同的出身，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境遇也是其文学定位于无产阶级、大众文学的关键。因而他们的作品大多数描写和塑造的都是一些小人物的世界。他们的文学创作在日本文坛，尤其是军国主义时代一定意义上可能是非主流的、小众的存在，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的背后，他们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所表达的社会呼声却是大众的，反映出了文学创作源于生活的真实，也是作为出身于中下层阶级，关心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一份良知与责任所在。
参考文献：
[1]山田敬三，吕元明.主编：《中日战争与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红野敏郎等编：《昭和的文学》，东京：有斐阁，1972.
[3]大谷武男著：“以满蒙为背景的诸作家之作品”《书香》第2卷（4）满铁大连图书馆编，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