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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们不仅能从生产经营领域中积累国民财富，也可以从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中，即从金融领域的资产价格重估中获取国民财富。本文从股权资产和货币资产两个方面分析资产价格重估和财富积累的问题。
关键词：人民币可兑换 资产价格 国民财富
中图分类号： F8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7-027-04
一、论题的界定及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针对其成员国解除外汇管制的程度，制定了货币可兑换的不同标准和内容。按照IMF的协定，我国解除对经常项下支付转移的管制，人民币即实现了经常项下的可兑换；如果我国对资本项下的对外收支也解除了管制，人民币即实现了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如果上述两项均得到实现，人民币即实现了全面可兑换。
资产价格重估,在这里指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人民币资产指以人民币标价的、由工商企业、机构或个人所占有的具有商业或交易价值的一切物品，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加以划分。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在本文有两层意思：一是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人民币资产价格，在我国转轨经济以及在融入世界经济条件下进行的重估；二是在我国经济基本面发生迅速变化下进行的重估。
国民财富积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在多数情况下，讨论的是如何通过商品的生产交易来进行。在这里，则侧重探讨如何在人民币金融资产价格的重估过程中实现国民利益最大化。
在这里把上述三者放在一起来分析，是因为这三者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内在的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战略是在符合国情和循序渐进的条件下、以市场化、国际化和生产力提高为主线。各领域具体的改革顺序在分析框架上具有逻辑一致性（参见下图）。在这个逻辑分析框架里，我们看到了上述主线引导下的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人民币资产价格不断进行重估的过程。把握这个进程，我们就不仅能从生产经营领域中积累国民财富，也可以从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中，即从金融领域的资产价格重估中获取国民财富。
图：人民币可兑换、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二、人民币可兑换、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一）人民币可兑换与资产价格重估
按照IMF对货币可兑换的研究认定，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相对合理的汇率制度；二是充分的国际清算手段和支付能力；三是健全而有力的宏观经济；四是具备有效的市场环境。对一个实行渐进改革开放战略的转型国家来说，只有通过持续有效的市场化、国际化才能最终达到这些条件。
我国在上世纪后期尚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因此确立了渐进开放的战略：第一，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这已在1994年完成；第二，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可兑换，这已在1996年12月实现；第三，开放资本市场，实现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最后达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与此同步，我国确立了汇率安排渐进改革的战略，即从钉住汇率、到按照一套指标调整、再到完全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进程①。
市场化、国际化的程度决定着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这一进程同时也是人民币资产逐渐进入国内外市场进行价格重估的进程。在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商品、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使其走向高度发达和充分灵活；使市场的成本结构能对经济条件的变化做出迅速调整，并反映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水平；使经济主体逐渐具备对市场价格做出及时反应的能力和条件。换个角度说，逐步实现人民币可兑换所要具备的上述条件和内容都会具体地反映到人民币资产价格的重估上。从战略上考虑，实现货币可兑换，包括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举措、实施程度和速度等方面，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否给国民带来福利、即最终应体现到我国国民财富的增长上。
（二）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人民币资产价格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在行政干预、地区分割等非市场因素的作用下，以及这些作用的深入程度和退出时间的不同，人民币资产价格的重估将不仅在持续时间上有差异，而且在次序上也呈现出先后。
人民币资产按传统的市场属性，其具体形态可以分为商品、生产要素和金融产品。按照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人民币资产的价格重估正是从商品市场的商品价格开始，然后是生产要素市场的生产要素价格、再到金融市场的金融资产价格，由此形成人民币资产估值的三次浪潮，出现三次大的财富效应。一个更大、更广、可能持续时间更长的财富效应正在聚集。
1.商品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第一步，是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到可兑换，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完成了这一目标。该时期我国经常项下主要显示的是货物进出口额。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商品进出口额迅速上升，使得我国商品从成本到价格都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了重估，这构成资产价格的第一次重估浪潮，使我国商品的成本结构走向合理，价格逐渐能反映国际市场的相对水平。资产价格在商品形态上的重估给我国带来了财富效应。此后较长时期，我国商品的低成本和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使得我国外贸出口盈余不断增长。
2.生产要素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第二步，是在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在这一进程中，我国对外经济中的生产要素进出口比例不断上升，同时，伴随着资本项下的资本转移，以及国际借贷、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持续增长，资产价格重估形成第二次浪潮。这一重估浪潮逐渐改变了我国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的状况，使得我国生产要素价格走向合理，并接近国际市场相对水平，给我国带来了更大的财富效应。此后较长时期，我国生产要素的合理定价和相对稳定的人民币币值使得我国要素报酬不断上升。
3.金融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进入21世纪，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进程加快，金融开放使得人民币金融资产开始进入一次历史性重估浪潮。金融资产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展，除了传统金融产品和衍生产品外，许多原先是实物资产市场上的原油、贵金融、基本金属、其他基础原材料、农产品和房地产等资产，其交易越来越体现出金融属性，成为金融性资产②。
金融资产估值体系的核心参数是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作为估值公式分母的无风险利率，我国储蓄条件下的利率水平这些年来非常低。虽然经过几次加息，但无论是与欧美、日本等国相比，还是与本国物价水平上升幅度相比，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仍然相当低。
作为估值公式分子的风险溢价，在影响因素的作用下不断上升，具体表现在：（1）我国GDP高速增长，这些年保持着每年平均10%以上的增长率，这在世界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2）我国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国际劳工组织2007年5月公布，2000-2005年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63.4%，这一水平超过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9.5%，超过美国的1.4%和印度的6.9%。（3）人民币持续升值。自2005年7月与美元脱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已接近7%。再加上其他助长风险溢价因素的作用，我国人民币金融资产价格重估、向上估值的趋势正在延续和扩展，并不断形成和扩大财富效应。这可以称之为中国资产价格重估的第三次浪潮。
必须指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资产价格重估的过程中表现出财富聚集效应和危机诱导因素并存的特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金融脆弱性极易引爆金融危机。因此，在资产价格重估的第三次浪潮中，我们尤其要注重金融风险的防范。
三、资本项目开放与国民财富积累
按照IMF的标准和内容，至2007年年中，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已经实现了其中的过半以上。虽然IMF对其成员国没有实现货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硬性约束，然而，我国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国际势力的外部压力已经推动我国进入了资本项开放的“攻坚”时期。在这个时期如何把握金融投资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趋利避害，是需要“大智慧”的。限于篇幅，本文仅从股权资产和货币资产两个方面分析价格重估和财富积累的问题。
（一）股权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积累
1.收购兼并市场：控制力与股权定价
进入我国企业收购兼并市场的国际私人股权投资，主要来自跨国公司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这些投资对我国本土股权资产的收购兼并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控制力（外资并购控股比例）与收购定价（本土企业的股权性价比、市场价值）之争。外资在华并购表现出整体并购、全行业通吃，或“斩首式”并购的战略意图，由单体经济行动（如跨国公司）或多头联合经济行动（如私人股权投资基金），通过产权市场和股票市场进行。
相关资料表明，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些企业遭遇到跨国公司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并购或重组“紧逼”。一些案例显示出外国投资商与我国管理当局和企业的博弈。一旦国民经济中处于战略地位的企业，被外资并购控股成功，国民战略利益就会受到影响。
对外资收购兼并，目前我国在立法限制和政策审批层面上关注度极高，但在股权定价上的关注度相对偏低。由此一方面导致这些本土企业的股权性价比和市场价值偏低，使得外国投资者志在必夺；另一方面还会引起国外一些政治势力对我国金融开放的批评和质疑。
我们认为，对本土企业股权的估值定价忽略了上文提及的种种“溢价”因素，以及企业在行业中的战略地位所形成的经济利润等因素，导致我国企业股权价值被严重低估，出现贱卖现象。
因此，本土企业股权收购兼并定价除了应按世界上通行的估值方法、程序和市场行情来进行，还要防止地方行政干预和其他人为因素对估值影响，充分考虑本土企业价值的溢价因素，避免估值偏低带来的国民财富流失。同时还要尽快完善我国的产权市场，加快产权市场国际化发展，形成股权收购兼并交易价格的形成机制，提升本土企业股权性价比。还要维持具有战略性地位的上市公司较高的动态市盈率，防范境外基金在A股市场低价收购我国上市公司。
2.股票投资市场：洞察力与股票定价
进入我国股票市场的外资，公开的有QFII，隐蔽的有从各种渠道流入的资金，其流量、流向和流速都难以监控。这些外资操作机构或个人一般都是具有全球视野、专业的投资者或“炒家”，他们往往比我国本土机构或个人更具有估值定价的能力，并掌握着低进高出的本领。如果我国股票市场的估值、定价权被外资所掌握，他们在市场上的巨额获利就有可能在行情反转时大量流出，我国民财富就会随之流失。
因此，适时、有节奏地扩大QFII的金融投资规模，发扬其价值投资理念；规范、监管QFII的运作；监管从各种渠道流入我国股票市场的资金，用锁定期、准备金、交易税等手段增加这些资金的运作成本；做大、做强本土机构投资者，提高其估值定价和稳定市场的能力，防止市场的大起大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强劲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股票市场的动态市盈率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譬如说，30倍左右）有利于国民财富积累，也是可以接受的。
（二）货币资产：估值与财富积累
我国的货币资产主要由人民币、外币所构成。
1.人民币资产：估值与财富积累
目前人民币正处于持续对美元升值、对欧元贬值的重估过程。作为货币资产的巨额人民币资产，在利率相对较低、通货膨胀率抬头的条件下，无论是储蓄机构和个人都需要对其作保值增值的投资操作。可以考虑的人民币投资渠道选项有：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建立QDII向境外投资的信心，扩大QDII投资海外金融资产的规模；允许QFII利用人民币进行并扩大对境外的投资业务；允许和引导人民币更多地走出国门进行投资等，这样才能让一个对美元升值的货币真正产生财富效应。
2.外币资产：估值与财富积累
目前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企业和家庭拥有大量外币储蓄。当在这些储备和储蓄中保有大比例的不断贬值货币而其收益率相对低下时，就有可能导致资产缩水。因此，必须拓宽我国外汇和外币的运用，积极利用国际上一切通行、合法、安全和有效的投资理财方式，将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外币储蓄投向利益最大化的地方。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购买黑石集团股权资产、中国企业“掘金”海外矿业以及收购海外资产已经走出了可喜的一步。
合格的机构或私人投资者在国际金融投资中的成效已举世公认，我们应该积极并谨慎地开放各种对外投资渠道，让国民的货币资产产生更大的财富效应。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全球经济失衡下的金融泡沫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65A790074。）
注：
①关于中国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与人民币可兑换进程、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的论证请参见：1.李方：《人民币可兑换的条件分析和形势判断》，《上海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2.李方：《论我国资本帐户开放与汇率制度改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3.李方：《资本流动下的汇率安排与资本管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3月。）
②金融性资产的论证请参见：李方，《全球经济失衡下的金融泡沫经济》，《国际金融研究》，2007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李方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金融管理学院教授， 金融发展研究所所长
关键词：人民币可兑换 资产价格 国民财富
中图分类号： F8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7-027-04
一、论题的界定及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针对其成员国解除外汇管制的程度，制定了货币可兑换的不同标准和内容。按照IMF的协定，我国解除对经常项下支付转移的管制，人民币即实现了经常项下的可兑换；如果我国对资本项下的对外收支也解除了管制，人民币即实现了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如果上述两项均得到实现，人民币即实现了全面可兑换。
资产价格重估,在这里指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人民币资产指以人民币标价的、由工商企业、机构或个人所占有的具有商业或交易价值的一切物品，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加以划分。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在本文有两层意思：一是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人民币资产价格，在我国转轨经济以及在融入世界经济条件下进行的重估；二是在我国经济基本面发生迅速变化下进行的重估。
国民财富积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在多数情况下，讨论的是如何通过商品的生产交易来进行。在这里，则侧重探讨如何在人民币金融资产价格的重估过程中实现国民利益最大化。
在这里把上述三者放在一起来分析，是因为这三者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内在的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战略是在符合国情和循序渐进的条件下、以市场化、国际化和生产力提高为主线。各领域具体的改革顺序在分析框架上具有逻辑一致性（参见下图）。在这个逻辑分析框架里，我们看到了上述主线引导下的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人民币资产价格不断进行重估的过程。把握这个进程，我们就不仅能从生产经营领域中积累国民财富，也可以从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中，即从金融领域的资产价格重估中获取国民财富。
图：人民币可兑换、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二、人民币可兑换、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一）人民币可兑换与资产价格重估
按照IMF对货币可兑换的研究认定，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相对合理的汇率制度；二是充分的国际清算手段和支付能力；三是健全而有力的宏观经济；四是具备有效的市场环境。对一个实行渐进改革开放战略的转型国家来说，只有通过持续有效的市场化、国际化才能最终达到这些条件。
我国在上世纪后期尚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因此确立了渐进开放的战略：第一，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这已在1994年完成；第二，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可兑换，这已在1996年12月实现；第三，开放资本市场，实现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最后达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与此同步，我国确立了汇率安排渐进改革的战略，即从钉住汇率、到按照一套指标调整、再到完全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进程①。
市场化、国际化的程度决定着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这一进程同时也是人民币资产逐渐进入国内外市场进行价格重估的进程。在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商品、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使其走向高度发达和充分灵活；使市场的成本结构能对经济条件的变化做出迅速调整，并反映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水平；使经济主体逐渐具备对市场价格做出及时反应的能力和条件。换个角度说，逐步实现人民币可兑换所要具备的上述条件和内容都会具体地反映到人民币资产价格的重估上。从战略上考虑，实现货币可兑换，包括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举措、实施程度和速度等方面，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否给国民带来福利、即最终应体现到我国国民财富的增长上。
（二）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人民币资产价格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在行政干预、地区分割等非市场因素的作用下，以及这些作用的深入程度和退出时间的不同，人民币资产价格的重估将不仅在持续时间上有差异，而且在次序上也呈现出先后。
人民币资产按传统的市场属性，其具体形态可以分为商品、生产要素和金融产品。按照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人民币资产的价格重估正是从商品市场的商品价格开始，然后是生产要素市场的生产要素价格、再到金融市场的金融资产价格，由此形成人民币资产估值的三次浪潮，出现三次大的财富效应。一个更大、更广、可能持续时间更长的财富效应正在聚集。
1.商品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第一步，是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到可兑换，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完成了这一目标。该时期我国经常项下主要显示的是货物进出口额。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商品进出口额迅速上升，使得我国商品从成本到价格都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了重估，这构成资产价格的第一次重估浪潮，使我国商品的成本结构走向合理，价格逐渐能反映国际市场的相对水平。资产价格在商品形态上的重估给我国带来了财富效应。此后较长时期，我国商品的低成本和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使得我国外贸出口盈余不断增长。
2.生产要素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第二步，是在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在这一进程中，我国对外经济中的生产要素进出口比例不断上升，同时，伴随着资本项下的资本转移，以及国际借贷、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持续增长，资产价格重估形成第二次浪潮。这一重估浪潮逐渐改变了我国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的状况，使得我国生产要素价格走向合理，并接近国际市场相对水平，给我国带来了更大的财富效应。此后较长时期，我国生产要素的合理定价和相对稳定的人民币币值使得我国要素报酬不断上升。
3.金融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效应
进入21世纪，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进程加快，金融开放使得人民币金融资产开始进入一次历史性重估浪潮。金融资产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展，除了传统金融产品和衍生产品外，许多原先是实物资产市场上的原油、贵金融、基本金属、其他基础原材料、农产品和房地产等资产，其交易越来越体现出金融属性，成为金融性资产②。
金融资产估值体系的核心参数是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作为估值公式分母的无风险利率，我国储蓄条件下的利率水平这些年来非常低。虽然经过几次加息，但无论是与欧美、日本等国相比，还是与本国物价水平上升幅度相比，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仍然相当低。
作为估值公式分子的风险溢价，在影响因素的作用下不断上升，具体表现在：（1）我国GDP高速增长，这些年保持着每年平均10%以上的增长率，这在世界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2）我国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国际劳工组织2007年5月公布，2000-2005年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63.4%，这一水平超过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9.5%，超过美国的1.4%和印度的6.9%。（3）人民币持续升值。自2005年7月与美元脱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已接近7%。再加上其他助长风险溢价因素的作用，我国人民币金融资产价格重估、向上估值的趋势正在延续和扩展，并不断形成和扩大财富效应。这可以称之为中国资产价格重估的第三次浪潮。
必须指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资产价格重估的过程中表现出财富聚集效应和危机诱导因素并存的特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金融脆弱性极易引爆金融危机。因此，在资产价格重估的第三次浪潮中，我们尤其要注重金融风险的防范。
三、资本项目开放与国民财富积累
按照IMF的标准和内容，至2007年年中，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已经实现了其中的过半以上。虽然IMF对其成员国没有实现货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硬性约束，然而，我国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国际势力的外部压力已经推动我国进入了资本项开放的“攻坚”时期。在这个时期如何把握金融投资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趋利避害，是需要“大智慧”的。限于篇幅，本文仅从股权资产和货币资产两个方面分析价格重估和财富积累的问题。
（一）股权资产：价格重估与财富积累
1.收购兼并市场：控制力与股权定价
进入我国企业收购兼并市场的国际私人股权投资，主要来自跨国公司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这些投资对我国本土股权资产的收购兼并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控制力（外资并购控股比例）与收购定价（本土企业的股权性价比、市场价值）之争。外资在华并购表现出整体并购、全行业通吃，或“斩首式”并购的战略意图，由单体经济行动（如跨国公司）或多头联合经济行动（如私人股权投资基金），通过产权市场和股票市场进行。
相关资料表明，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些企业遭遇到跨国公司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并购或重组“紧逼”。一些案例显示出外国投资商与我国管理当局和企业的博弈。一旦国民经济中处于战略地位的企业，被外资并购控股成功，国民战略利益就会受到影响。
对外资收购兼并，目前我国在立法限制和政策审批层面上关注度极高，但在股权定价上的关注度相对偏低。由此一方面导致这些本土企业的股权性价比和市场价值偏低，使得外国投资者志在必夺；另一方面还会引起国外一些政治势力对我国金融开放的批评和质疑。
我们认为，对本土企业股权的估值定价忽略了上文提及的种种“溢价”因素，以及企业在行业中的战略地位所形成的经济利润等因素，导致我国企业股权价值被严重低估，出现贱卖现象。
因此，本土企业股权收购兼并定价除了应按世界上通行的估值方法、程序和市场行情来进行，还要防止地方行政干预和其他人为因素对估值影响，充分考虑本土企业价值的溢价因素，避免估值偏低带来的国民财富流失。同时还要尽快完善我国的产权市场，加快产权市场国际化发展，形成股权收购兼并交易价格的形成机制，提升本土企业股权性价比。还要维持具有战略性地位的上市公司较高的动态市盈率，防范境外基金在A股市场低价收购我国上市公司。
2.股票投资市场：洞察力与股票定价
进入我国股票市场的外资，公开的有QFII，隐蔽的有从各种渠道流入的资金，其流量、流向和流速都难以监控。这些外资操作机构或个人一般都是具有全球视野、专业的投资者或“炒家”，他们往往比我国本土机构或个人更具有估值定价的能力，并掌握着低进高出的本领。如果我国股票市场的估值、定价权被外资所掌握，他们在市场上的巨额获利就有可能在行情反转时大量流出，我国民财富就会随之流失。
因此，适时、有节奏地扩大QFII的金融投资规模，发扬其价值投资理念；规范、监管QFII的运作；监管从各种渠道流入我国股票市场的资金，用锁定期、准备金、交易税等手段增加这些资金的运作成本；做大、做强本土机构投资者，提高其估值定价和稳定市场的能力，防止市场的大起大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强劲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股票市场的动态市盈率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譬如说，30倍左右）有利于国民财富积累，也是可以接受的。
（二）货币资产：估值与财富积累
我国的货币资产主要由人民币、外币所构成。
1.人民币资产：估值与财富积累
目前人民币正处于持续对美元升值、对欧元贬值的重估过程。作为货币资产的巨额人民币资产，在利率相对较低、通货膨胀率抬头的条件下，无论是储蓄机构和个人都需要对其作保值增值的投资操作。可以考虑的人民币投资渠道选项有：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建立QDII向境外投资的信心，扩大QDII投资海外金融资产的规模；允许QFII利用人民币进行并扩大对境外的投资业务；允许和引导人民币更多地走出国门进行投资等，这样才能让一个对美元升值的货币真正产生财富效应。
2.外币资产：估值与财富积累
目前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企业和家庭拥有大量外币储蓄。当在这些储备和储蓄中保有大比例的不断贬值货币而其收益率相对低下时，就有可能导致资产缩水。因此，必须拓宽我国外汇和外币的运用，积极利用国际上一切通行、合法、安全和有效的投资理财方式，将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外币储蓄投向利益最大化的地方。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购买黑石集团股权资产、中国企业“掘金”海外矿业以及收购海外资产已经走出了可喜的一步。
合格的机构或私人投资者在国际金融投资中的成效已举世公认，我们应该积极并谨慎地开放各种对外投资渠道，让国民的货币资产产生更大的财富效应。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全球经济失衡下的金融泡沫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65A790074。）
注：
①关于中国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与人民币可兑换进程、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的论证请参见：1.李方：《人民币可兑换的条件分析和形势判断》，《上海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2.李方：《论我国资本帐户开放与汇率制度改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3.李方：《资本流动下的汇率安排与资本管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3月。）
②金融性资产的论证请参见：李方，《全球经济失衡下的金融泡沫经济》，《国际金融研究》，2007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李方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金融管理学院教授， 金融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