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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外交70年 国际环境 外交理念 大国关系 时代转型期
【作者简介】 中国外交70年课题组，课题组长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研究员，应邀参加人员包括国际问题研究界众多专家（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3-0001-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3001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课题组和有关专家立足70年外交发展，着眼今后，从国际环境、中国外交理念转变、大国关系等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认为，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政治、经贸、金融、新一轮技术革命等方面;在世界政治转型过渡期，中国外交理念与任务也正在经历若干方面的转变;70年来的中美、中日、中欧、中俄关系也都不乏经验与启示，大国关系的未来发展需要深入研究并积极推进。
报告人王健研究员从政治、经贸、金融、新一轮技术革命等方面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了论述。郭树勇教授则对世界政治转型过渡期中国外交的六大理念转变进行了分析。
（一）中国外交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②]
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政治、经贸、金融、新一轮技术革命方面。
第一，国际政治环境演变。自从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政治环境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传统安全议题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为中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2017年以来，美国多份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者”。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先后指责中国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领袖地位的“坏人”（bad actor）。而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其战略意图主要也是为了遏制中国。同时，退约后美国将在关岛等西太平洋地区基地部署新的中程导弹，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今后中国或将被要求与美俄缔结新的军控条约。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各国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上升，并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影响欧洲、美洲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局。若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很有可能采取类似于特朗普式的政策，推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从未来5—10年走向来看，国际政治将继续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态势，但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将显著加剧。虽然中美在朝核、反恐等议题上存在合作空间，而中国与金砖国家、与欧盟和日本在某些议题上也存在共同抵制美国一些不合理要求的合作空间，但除非出现类似于“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样的重大事件，否则中美竞争仍将日益突出。
第二，国际经贸环境变化。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重要转折关头。一方面，世界经济正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逐步复苏;另一方面，因主要经济体对全球化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给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及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看到，收入不平衡加剧使全球化遭遇严峻挑战。日益凸显的资本配置全球化和国际责任国内化（福利、就业等）的矛盾导致一些发达国家大量产业外移、失业加剧，引发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全球化正进入再平衡过程，但对于如何再平衡，主要经济体之间却分歧巨大。美国强调“美国优先”，指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利用现有规则，以不公平竞争手段获取巨大竞争优势，并以此为借口企图重构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以WTO等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在其新近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加入货币政策、数字贸易等新条款，特别是“非市场经济体”条款限制其他成员方自由选择自贸协定伙伴的经济自主权，以此最大可能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短期内美国似乎并不打算回归多边贸易体制，而是致力于双边FTA谈判，以最大限度发挥其主导优势，逐步构建更大范围内的FTA轴心国地位。
在这一形势下，有若干方面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中美贸易摩擦虽暂时休兵，但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并进一步向“投资战”“科技战”“金融战”发展，甚至存在向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泛化的趋势。二是WTO改革迫在眉睫。三是须充分做好中美经济特别是科技局部“脱钩”的最坏打算。四是在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同时，中国存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的可能性。此外，“一帶一路”倡议可将改善区域内贸易综合环境作为区域合作的新动力。五是预计2030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比重将上升至50%，吸引全球投资比重将超过60%。这一趋势与美国“再工业化”结合，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因受劳动力等成本因素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影响，制造业将同时出现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转移的现象，这意味着在高端和低端制造业领域，中国将同时面临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局面。六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全球服务业可贸易性将大大增强，跨境服务需求进一步扩大。中国应通过电子商务等新贸易形态领域的发展，抓住“弯道超车”机遇。
第三，国际金融环境变化。首先，出于维护美元霸主地位的考虑，美国可能会将挑战美元地位的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目前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原材料人民币定价、人民币结算、货币互换，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此同时，中国正大力推进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发展，这与美国利益有一定冲突，不排除未来美国与中国发生金融摩擦的可能。其次，随着通货膨胀等得到较稳妥控制，发达经济体可能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进而可能导致全球银根突然收紧。对新兴市场经济韧性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或将引发国际投资者全球避险情绪上升和资本外流加剧。由此形成的风险叠加效应，或将加大全球金融风险特别是新兴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再次，发达经济体内部金融脆弱性也在上升。这具体表现为非金融部门杠杆水平较高且仍在不断上升、信贷发放标准持续恶化、一些主要市场资产价格过高等问题，若应对不当，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最后，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加密货币的诞生对以美元为核心的牙买加体系将产生深刻影响，其在法定货币体系外创造的大量流动性，不仅影响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效率，其暴涨暴跌特性也易形成泡沫，更为跨国监管带来极大技术挑战。 第四，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应用创新领域，而非科学革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的应用，对于人口基数庞大、交易数据丰富、传统设备缺乏的国家形成有利机遇，如中国在市场规模、改造成本、应用前景等方面具备“后发优势”。美国为确保技术领先优势，一方面对其核心技术加以更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加大基础投入以在生物医学等领域实现新的科技革命。但美国正陷入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指出的“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其推动科技革命的动力有所减弱。因此，未来5—10年，美国会将全面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作为确保其领先优势的重要战略目标，以迫使中国改变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网络窃取”等不正当竞争方式作为主要打击手段。与此同时，美国自身对投资、产品和技术出口甚至留学项目将进行更具针对性的限制。此外，为确保技术不通过第三国间接转移至中国，美国正与盟友打造共同封锁技术的网络，在外国投资审查上实施更严格限制。
（二）世界政治转型过渡期中国外交的六大理念转变[③]
2018年上半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提出了国际形势处于世界政治转型过渡期的重要判断。这要求我们认真研究过渡期国际关系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特点。中国外交的理念与任务正在经历六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从守势外交为主向以攻势外交为主调整。一是经济走出去、文化走出去、法律走出去等已成为不争的现实，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二是中国要主动履行国际责任，已是确切不疑的集体认同。三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进行短兵相接、有攻有守的角力成为常态，无论是守还是攻都必须研究攻势外交，以争取外交的主动性。大国外交的危机管理功能在加强，攻防转化谈判的功能在加强，多领域联动外交的能力也在加强。
第二，从全方位外交向全领域外交转型演变。一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利益已经全球化。二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由于复合相互依赖、共同脆弱性等特点，全球治理具有全领域性、普遍联系性的特点，这要求对所有的世界事务都不能回避，中国实际上将发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一定的引领作用。三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范围不断扩大，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在增加，对台斗争等国内斗争的国际联动也在扩大，现实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全球事务的各个领域，提高办外交的全局意识和多领域综合协调能力。
第三，从硬实力外交为主向软实力硬实力兼顾的形式转向。一是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我们比较擅长于运用经济手段解决外交问题。二是大国外交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软实力外交，中国文化面临着外向性危机，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文明孤立论”“中国例外论”等思潮不断上涨，只有加强软实力外交，特别是运用法治思维、规则思维来开展软实力建设，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才会有坚实的社会支持。三是当前美国等国的软实力在走下坡路，一方面给了我们更多机遇来提升软实力，另一方面也有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发掘更多的政治、文化与制度资源，走一条符合国际社会规范与需求，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护的软实力路线。当然，难题也来了，过去只有人家搞价值观外交，现在我们搞不搞？搞怎样的价值观外交？
第四，从以首脑外交为主导向以首脑外交为主导的同时又更多依靠人民外交和职业外交转变。这里的首脑外交是指以首脑外交为主导的政府外交，包括中共中央、外交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组织的外交。这里的人民外交包括民间外交、中外人文交流、智库交流、出入境旅游等。这里的职业外交，是指以外交外事为本职工作的人员的外交活动。首脑外交是大多数国家的第一选项，随着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以及我国的国情等特点，首脑外交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主要理由，一是没有专业外交的支持，首脑外交可能缺乏足够的智力支持、信息支持、方案支持。专业外交关键要提出有独立判断、专业水准、职业精神的外交方案。二是人民外交是软实力外交的主体，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通过民间外交来认识中国的未来，国际形象也要依靠人民交往来巩固。
第五，从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向双边多边并举转换。首先，中国作为准全球性大国，担负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责任与使命，多边外交是常态，双边外交是手段，提高创制、改制、多边对话的能力，这意味着要投入更大的外交资源，要有更多的国内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做保障。其次，从体系参与型外交向体系变革引领型外交转变。过去是体系参与外交，现在要通过体系变革引领，进入了中级和高级的多边外交。再次，即使是双边外交，也要从配合多边外交的角度予以推进。
第六，外交政策从稳中有变向变中有稳转变。由于世界政治转型过渡期的不确定性是常态，外交的任务、形态和主体等处于多元变化中，这要求在加强党对外交的领导，加大中央统筹协调，坚持原则性的同时，防止政策在操作层面上的僵化，着力扩大外交的灵活性和外交政策调整的常态化。这种政策调整是指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调整，而不是指战略层面调整。这要求适当地赋予非核心国家利益领域外事、地方外事、民间外交、中外人文交流中各类行为主体更多的自主权，以激发外交工作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也为中央统筹提供活力、选项和回旋空间。
综上所述，砥砺前行70年，在当前的过渡期，中国外交的转变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外交规划、执行、协调和外交人才培养等都提出了新课题，任重而道远。这将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探索，我们应保持耐心，宽容失败，不懈努力，积极作为。
報告人胡礼忠教授认为，中美两国只有顺应时代的大趋势，处于转型期的两国关系才有可能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武心波教授认为，中日关系70年发展带来了重要经验和重要启示，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战略引领，也包括增信释疑，合作共赢。丁纯教授认为，未来需加强和欧盟的合作，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引导中欧关系，并处理好中欧关系中的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中国与欧洲次区域合作的三层关系。 （一）审视70年来的中美关系，需要就“势”论“事”[④]
主观意愿与客观情势吻合，中美关系就能健康发展，相反中美关系就会背离健康发展的轨道。70年来，客观情势发生了三次大变化，中美关系也相应经历了三次演变。
第一个时段是1949—1978年。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延续了二战后的战争与革命，国际关系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另一条是第三世界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在这样的客观情势下，中国的对外方针包括对美方针经历了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演变。对于这段历史，如果从就“势”论“事”的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些不该存在争议的问题至今却仍在争执不下，一些不该忽视的现象又反而被忽视了。争执不下的是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有人认为中美之间除了对抗还有其他选项，只是失去了机遇。但客观情势却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态势下，美国将中国定性为“红色中国”，中国则视美国为“美帝国主义”，“一边倒”只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该忽视却被忽视了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出现相对平淡相对平和的态势，两大阵营之内美国与苏联、美国与西欧、中国与苏联、中国与西欧的关系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大阵营之外以不结盟运动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空前活跃，中美关系也出现过松动的迹象，但中国在实践中却没有适时地探索不结盟，反而站到了意识形态对抗的最前线，既反帝又反修，失去了顺势而为调整对外关系包括对美关系的时机。同样不该忽视却被忽视的还有，在坚持革命的同时中国还特别注意避免战争，在中美力量悬殊的态势下，中国审时度势，除了坚持斗争还力争“和平为上”，在三个方向面临美国军事威胁的情势下，朝鲜战争没有将战火蔓延到中国境内，越南战争中国没有再以志愿军的名义直接参战，两次台海危机也没有让美国永久分离海峡两岸的图谋得逞。
第二个时段是1978—2016年。基本特征是邓小平所揭示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审时度势始终坚持以和平推进发展以发展保障和平，对美关系则被视为争取和平推进发展的重中之重。对于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已有很多讨论，但有关评估却出现了两个极端，中国方面强调较多的是这一时期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美国方面则一再嚷嚷吃亏了。我们这些伴随着中美关系一路走过来的人都有切身的感受，蜜月期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只是甜蜜，还有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两国关系时而急转直下时而又峰回路转，始终没有一帆风顺过。导致这种状态的基本原因，是中美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众多深刻而又难以弥合的差异和分歧。但是，两国之间尽管不停地磕磕碰碰，却始终斗而不破，这是两国之间拥有广泛而又巨大的共同利益所导致的。在这个进程中，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吃亏，都从中分享了巨大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如果就“势”论“事”的话，既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所导致的合作和冲突并存，是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情势，其结果是中美两国前所未有地走到了一起，再也无法被人为地分开了。
特朗普上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第三个时期。在这之前人们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充满了期许，但很快两国关系就陷入了被许多人称之为前所未有的困境——空前的结构性危机。有人将这一结构性危机归之为中美关系的态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用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争斗来解读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问题，这虽然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这个视角仍显狭隘。如果把中美关系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就“势”论“事”，我更强调中国和美国目前所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更倾向于人类社会在经历了蒙昧的蛮荒时代、艰辛的农耕时代和辉煌的工业时代后，正在酝酿和萌发一个新的时代，而我们所处的正是这个时代的转型期。
转型期的显著特征是新旧并存，一方面旧的问题经过长期积淀空前凸显，另一方面新的元素如雨后春笋般在生长。“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曾是狄更斯对于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的一种描述，也被习近平主席用来表述当今的世界。林林总总的旧问题，既是旧时代的产物，又是旧方式所无法应对的。而日益生长的那些新元素，则既是旧时代的掘墓人，又是新时代的催生婆。新旧并存的同时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不会一帆风顺，但却是任何力量所无法阻挡的。无论是长期积淀的旧问题，还是新元素催生的新问题，都只有通过新陈代谢才能化解。
如果就时代转型这个大势来考量中美关系的话，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正是转型期的阵痛，中美关系的困境也只能通过新陈代谢来逐漸化解。将中美关系放到转型期这个大背景下去认知和应对，需要更多考量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转型期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联系与超越主权国家的全球联系之间的矛盾，从消极的方面看，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依靠个体已无法解决。从积极的方面看，全球联系导致个体与个体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转型期的世界在维持个体的独特性和主体性的同时，越来越需要考量整体的共生性和协调性。
二是异与同的关系。“和而不同”已经不合时宜。首先，这是一个被误读了的命题，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和”而“不同”，与“和”相对应的是“同”而不是“不同”。其次，在转型期的特定时段，不同或许会凸显，但新陈代谢所导致的更多是趋同。求同存异仍有必要，但为了避免长期存在的“不同”恶化两国关系，中美双方都需要在新陈代谢的进程中求同化异。
三是零和与中和的关系。高度的相互依存决定了零和游戏既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种种问题，也不会令任何一方从中得益。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中和，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所谓“和”就是恰到好处，既不“过”也不“不及”，中和就是要通过平等协商相互妥协，谋求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中美双方只有顺应时代转型的大趋势，处于转型期的两国关系才有可能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二）对日外交70年的经验与启示[⑤] 在实践上，中日关系过去70年经历了三个时期。首先是改善期（第一个30年：1949—197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对日工作总方针总政策，是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按照抗日战争开始时就确定的“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指导方针，结合战后新情况而制定的。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中日邦交迅速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是发展期（第二个30年：1978-2008年）。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正式开启。日本全面参与到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来，并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没有前30年对日外交的积极成效和重大突破，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和真正成功。再次是调整期（十年战略调整，2008—2018年）。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和大危机，世界形势骤变;2010年中日GDP逆转，日本对中国的崛起心理准备不足，中日关系出现剧烈震荡，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战略大调整期。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冰冻期”之后，2018年，两国关系开始峰回路转，重建战略互惠关系，回归正常发展轨道，步入新时代。
中日关系70年发展带来了若干重要经验。第一，四个政治文件是压舱石。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日的“四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应该坚持遵守。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第二，首脑外交是保障。积极开展首脑外交，是推动中日关系迅速发展和化解危机的重要路径。第三，思想引领是方向。积极打造观念性公共产品，用思想来引领中日关系未来发展方向，意义重大。第四，经济合作是平台。中日开展经济合作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仅可以造福于中日两国，而且也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繁荣与发展。第五，民间外交是基础。民间外交是中国对日外交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思想的指导下，中日民间外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开展起来，通过两国人民的交往推动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和稳定化。
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第一，顶层设计，战略引领。将中日关系放到全球的框架内，从战略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主动引领，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高层沟通，增信释疑。随着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面对积累下的各种老问题和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加强高层沟通，增信释疑显得尤为重要。第三，守住底线，保持一贯。中国70年对日外交，给人以最大的启示，就是具有很强的一贯性和连续性，遵守四个基本政治文件就是守住底线不动摇。今后，中日还会签署第五个政治文件，这将不断地完善与夯实基础。第四，大国协调，合作共赢。中日同为世界大国，随着中国不断走近世界政治舞台中央，强化大国间关系的协调合作共赢显得十分重要。第五，与邻为善，民心相通。中日两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为进一步疏通两国间的民心，需要积极开展人文交流，为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三）中欧关系发展的经验与启示[⑥]
70年来，中欧关系获得了长足发展。在政治上，中欧双边关系已经从建设性伙伴关系、经历全面伙伴关系，发展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阶段。在经贸领域，目前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对华投资流量保持增长，中国对欧投资近年来同样也在快速增长。“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欧双边合作也已成为新亮点。同时，欧盟是中国最大的技术来源地。中欧双方合作领域遍及政治、安全、防务、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财政金融、科研创新、新兴产业以及社会人文等各领域。
当然，中欧关系发展也存在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政治领域，欧盟和某些成员国不时就人权、南海、涉台、涉藏、涉疆、网络安全等问题对华发难。同时欧盟对“16+1”中国与中东欧合作颇有微词，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也存在冷战思维下的不解和疑惑。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处理对华经贸纠纷时不公正地滥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举措，对外资设立额外的审核机制，阻碍中国对欧投资，推行“中国除外战略”。同时，欧盟抱怨中国存在市场准入限制、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缺乏竞争中性、强制转让技术等问题。
中欧关系70年发展具有自身特点，并给予我们诸多经验和启示。第一，中欧合作基础是互惠共赢，双方没有根本的战略和地缘冲突。第二，中欧关系的发展，与各自自身各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第三，经贸关系是中欧双边关系的压艙石和稳定器。第四，中欧间存在着特殊的双层（中国—欧盟、中国和欧盟成员国）、三层（中国和欧盟次区域）的互动与接触架构。第五，中欧关系均长期受到各自与美国、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等第三方关系的严重制约和影响。第六，双方的矛盾冲突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但是相互依存关系亦愈发紧密。第七，中欧双边关系是竞争与合作共存、我们应求同存异、适度斗争、斗而不破。
对于未来加强与欧盟合作，有多方面工作需要开展。第一，中国应努力做好欧盟的工作，这对平衡美国对我的压力和战略遏制大有裨益。欧盟是中国在坚持多边主义、支持全球化、改善全球治理，坚持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合作对象。中欧是维护国际和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改革和开展文明交流的四大伙伴。在新境遇下，中欧具有相当众多的一致诉求。第二，应强化中欧合作，做到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在目前欧洲面临内忧外患之际，需顾及对方对于发展阶段的优越感、软实力的自豪感，避免直接让其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第三，应扩大双方合作的新增长点，坚持以多边主义和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积极推进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等。第四，在欧盟相对衰弱和中国发展与崛起之际，应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引导中欧关系发展，努力为我实现民族复兴创造条件。第五，积极处理好中欧关系中的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中国与欧洲次区域合作三层关系。
（一）处理好相邻大国关系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⑦]
中俄之间的直接交往有数百年的历史，中俄关系的历史不仅对于双边关系发展，而且对于地区关系构建，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和启示。
第一，历史的回顾及其价值。最近世界秩序问题成为讨论热点，一般来说，至少有三种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国际秩序。第一种是西欧式的，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国家体系和国际秩序，第二种是以东亚朝贡体制为基础的亚洲国际秩序。那么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一大片地区、欧亚地区，曾经是什么情况呢？有一个现象是最近十多年来大家越来越关注的，即蒙元帝国在13世纪崛起之后，长达几个世纪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和影响。元帝国在中原存在了90多年，但是在欧亚地区却存在了250年以上。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类似于民族国家方式签订的平等条约，那么它的意义何在呢？哪一种体制曾经给国际社会，给大国间关系带来和平，就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对其进行研究。《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中俄两个大帝国相对保持着和平。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衰落，200年谈何容易？
很多年来一直有这样的理论，认为和平只能存在于民主国家之间。虽然这么多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经验显示，民主一定程度上为和平创造了条件，这是事实，但是也不尽然。《尼布楚条约》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它表明在帝国之间如果处理得好，会有长期和平的可能性，而且中俄这两个帝国如果从1689年这个背景来看，还不是一般的帝国，它们都具有中央集权的帝国特性，比如说彼得大帝，康熙皇帝。我们今天讲《尼布楚条约》，讲蒙元帝国的问题，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深思。对于《尼布楚条约》，在中俄建交70周年的时候，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着眼点当然不是重回帝国，也不是回到帝国式的奴役和霸占领土上，而是为了研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之下如何能够实现和平。
第二，中国的国际地位。二战结束之后到新中国的成立，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期。雅尔塔体制形成之后（也包括早在德黑兰会议之前的魁北克会议），中国实际上一直被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看待。中国是中美英苏四国普遍安全宣言的成员国，更是开罗会议的参与者。开罗宣言等规定了中国应该从侵略者手中收回领土等一系列主权，这里我要说的是：一方面，罗斯福总统认为《开罗宣言》使得中国将重新获得广袤而富饶的领土，从而变为一个强大的在东方起支配作用的强国，这就解决了中国应有一切机会成为一个大国的问题;另一方面，罗斯福（也包括其后的杜鲁门），在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的桂冠之后，劝蒋介石出让大连港、中东路，以及所谓的承认蒙古现状。到1945年4月罗斯福过世之后，斯大林与宋子文谈判时所提出的方案，已经不是承认蒙古现状，而是直截了当要求中国承认蒙古独立了。中国虽然取得了大国的桂冠，雅尔塔会议却背着中国进行交易，这是我们在回忆雅尔塔体制，强调它的历史作用的时候，不可忘却的历史。在解放战争爆发，内战开始之后，中国是否还有可能中立呢？尽管我们没法让历史倒转，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不是西方就是苏联，迫使中国做出选择。最后中国做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选择。后来，新中国成立，但是中国还无法完全独立自主。一方面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建立了最初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安全保障，最终才取得了比较充分的独立自主地位。
第三，中苏分裂。中苏分裂和有关国际共运争议的历史非常复杂。一方面，中国抵制了大国霸权，站稳了脚跟;另一方面，我们把当时在苏联和东欧出现的改革，全面称之为修正主义，这样一种判断实际上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国内进程。当然，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初期的条件下，我们在对外战略上还是做了重要的选择，即通过“大三角”的平衡，调整了对外关系。
第四，中俄关系发展的启示。一是处理好相邻大国关系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普京多次说过，疆界问题解决了，国内就可以安心建设。他对日本人说，你们看为什么我们能和中国达成边界协定，为什么我们和你们谈不成呢？二是要超越意识形态和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对发展相互合作很重要。三是关键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开展国际合作。要多元国际化，向国际先进治理经验学习。这两个方面如何平衡，说到底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直到今天还没能得出結论。四是对有复杂交往历史的邻国或者大国，我们如何培育起一种理性认知？我们发展中俄关系，恐怕主要不是为了对抗美国。当然在承受地缘政治压力的时候，有些合作，背靠背是需要的。中俄双方有必要共同努力，通过发展双边关系，推进现代化建设，建设安宁、安全、自主、独立、公平的国际新秩序。
（二）携手合作，相向而行[⑧]
中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三分之二世纪以来，中俄两国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处于睦邻友好关系稳定的时期。回顾和研讨中俄建交70年的宗旨，就是如何处理好与这个北方邻国的关系，使两国关系能稳定地向睦邻友好的方向不断推进，造福于两国人民，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第一，中俄（中苏）关系曾经有过教训。首先，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形成友好关系，意识形态是主要因素，这反映了当时世界两大阵营中国际格局和历史的特点。中苏两国关系由结盟进入到对峙关系，今天也不必去探究谁是谁非，因为在《邓小平文选》中已经有答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意识形态永远无法涵盖国家利益、国家实力、民族尊严等，这是第一个教训。其次，中苏两国如果和睦相处，对两国都有利;如果关系不和的话，对两国都不会带来好处。所以曾经有过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1969年珍宝岛一打，打完以后两个国家都开始想要改善关系。1969年9月份，柯西金利用到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机会，到北京和周恩来总理会谈，要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 第二，中俄（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以后，两国关系进入到和平睦邻友好和稳固发展的时期。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明确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第二天中国政府即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为苏联所有国际权利和义务的合法继承者。28年来中俄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中俄边界曾是长期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两国关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构建新型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国际社会解决边界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借鉴。十八大以来，兩国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坚持把对方作为本国外交优先方向，使两国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中俄两国保持高层密切往来，体现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高度和特点。一是两国元首保持每年平均五次会晤的频率，共同引领和规划两国关系发展。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两国相互协作，共同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三是中俄两国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一带一路”和欧亚联盟努力推进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四是在高度政治互信基础上，两国经济合作的体量、形式、领域和层次不断提升，双方致力于推进两国经济利益向深度交融方向发展。通过这些努力，中俄两国实现了政治、安全、军事、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的全面合作。
第三，中俄关系70年的经验。首先，独立自主外交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游刃有余地贯彻自己的外交方针，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提出全球治理方案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聚集的能量是推进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俄关系不断深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其次，在中俄关系发展凝聚了两国高层的智力和政治智慧。中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各有各的诉求。中俄两国又是文化基因完全不同的国家，怎么可能把它搞成一样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想调整和美国的关系，对华关系则有所淡化，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随后在格鲁吉亚等一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现实使俄罗斯看到自己与西方的矛盾是调和不了的。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俄罗斯二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节点，再次确定中俄两国之间要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
再次，中俄两国是重要邻国。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行要好伴，住要好邻。”[⑨] 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中俄两国关系能从友好国家发展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国家，得益于双方理性、务实定位两国关系，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寻求两国现实利益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遵循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根据两国国情和各自优势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最后，在当前国际格局面临深刻的变动和重组、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抬头的严峻形势下，中俄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依然具有现实的战略价值和意义。中俄两国历史、文化、民族意识、传统习俗各不相同，在合作中出现不协调乃至矛盾在所难免。但是，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与合作的基本出发点。中俄两国已经形成具有自己内在规律和特点的合作基础，只要站在战略高度，继续增强两国政治互信，中俄关系一定能不断造福于两国人民，为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发挥重要作用。
（三）中俄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成就[⑩]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目前的中俄关系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如果是从紧密程度上来讲，我觉得还不是最好的时期，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苏是相互承担军事义务的盟友关系，我们现在并没有结盟。那为什么又说是最好的时期呢？这是因为经过了400年的风雨之后，中俄关系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定位和原则，那就是睦邻友好，永不为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是中俄关系发展的“黄金定律”。如果遵守这个定律，中俄关系就能健康稳定;如果背离这些原则，中俄关系就有可能出现问题。这是我们通过400年的风风雨雨总结出的宝贵历史经验。
在政治上，中俄双方不仅解决了领土边界问题，而且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为中俄关系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双方在重大核心利益上也相互支持。虽然中俄两国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是在治国理政模式上相互借鉴，拥有了很多共同点。这恰恰成为中俄两国日益走近的非常重要的内生促进因素。而对于美国干预两个国家内部事务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行径”的共同厌恶，成为中俄关系日益走近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安全上，中俄两国的军事力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双方相互不视为威胁，在边界地区实现了裁军与军事信任，曾经高度紧张的边界地区成为和平合作的边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集中力量搞建设，如果没有中苏关系的缓和，没有中俄关系这么多年的良好发展，我们是不可能搞改革开放和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在安全领域，双方还搭建了一系列合作平台，联合军演，军事技术合作也日益深化，而且从原来的单向流动、即俄罗斯单向向中国出口武器装备、技术，演变成了双向的流动。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也与其他成员国开展了紧密的多边安全合作。
在经济上，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1 000亿美元。到2017年底，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存量也达到了138.7亿美元。与此同时，双方在“一带一路”对接，地方合作、大项目上的合作也如火如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经济方面的问题，由于受市场容量、创新能力、发展潜力、规则限制以及西方制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俄经济关系发展的潜力比较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俄罗斯并未充分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到目前为止中俄经济合作还基本上是传统的贸易关系，而没有形成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那样的全产业链合作。这是制约中俄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在国际协作方面，两国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协作非常紧密。在上合组织、中俄印、金砖机制等合作机制中，双方合作也非常紧密。包括在叙利亚、委内瑞拉、朝核问题上，双方都有深度合作。
中俄关系也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我把它总结为四点。一是两国综合国力落差及其产生的复杂影响。二是两国外交谋略能力的不对称性。三是中俄两国在双边关系中付出成本和获得收益的不平衡问题。四是怎样处理中美俄关系。中国要跳出传统三角关系的思维框架，充分运用自身的实力、影响特别是智慧，主动引导和塑造中美、中俄关系平行良性發展，实现中美俄关系的良性互动。
（四）构建新型中俄关系是新时代的需要[11]
中俄关系作为新型大国关系，正处在构建的过程中。这种关系富有正能量，前景广阔。天时地利人和是两国关系的鲜明特点。构建新型中俄关系是新时代的迫切需要。
中俄关系的发展具有若干有利因素。一是顶层设计准确定向。“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定位。普京多次强调两国关系处于空前的高度，认为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相互协作的典范。习近平主席也同样给予非常高的评价。顶层设计已经为两个国家未来关系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像中俄关系这样做到如此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在近十年中基本没有。
二是战略对接准确，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对接。2015年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双方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双方通过正式文件的形式，把有关的对接固定下来，意义非常重大。这为中俄两个大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明确的方向规划。
三是法规机制保障精准。这是中俄关系充满光明前景的鲜明特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典范。中俄关系经过70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是新世纪指导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层面的总理级、部长级会晤，到经贸、安全、人文、媒体合作等，双方互动几乎涵盖所有层面，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提供了全面保障。这一条约签署以后，中俄两国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意愿和决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彻底抛弃了那种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冷战思维。双边关系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
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青年人对两国关系充满希望，青年是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未来。我每天在校园中，看到说俄语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俄罗斯的学生不仅是来学汉语的，还有学国际关系的，学中国学、外交学的。以前都是中国派出大批留学生到俄罗斯学习，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这话是在莫斯科大学讲的，听众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当时1 000多名赴苏联学习的青年学子，后来在国家建设和两国关系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今天倒过来了，俄罗斯派出这么多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这对中俄关系将来的发展，肯定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2019年开始，俄罗斯把汉语作为继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后第五种高考外语语种。2019年，俄罗斯有1.7万多名中学生在学习汉语，其中3 000名高年级学生。俄罗斯官方预测，2019年国家统一考试中将有数百名毕业生通过汉语科目考试。这些数据证明，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诸多类似的例子说明，两国关系长期持续发展的青年基础进而社会基础正在不断扩大，中俄关系也将因此而获得更持续的推动和发展。
[责任编辑：孙震海]
[①] 按照相关报告在文中出现的顺序，本辑“专家谈”的报告人为王健、郭树勇、胡礼忠、武心波、丁纯、冯绍雷、潘大渭、冯玉军、汪宁。选编时主要基于专家提供的报告提纲，部分报告参照的是速记稿。依行文需要，编者对有关标题进行了必要调整。
[②] 报告人：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③] 报告人：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院长。
[④] 报告人：胡礼忠，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⑤] 报告人：武心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学研究所所长。
[⑥] 报告人：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⑦] 报告人：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⑧] 报告人：潘大渭，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
[⑨] 中新社莫斯科2017年7月5日电：《习近平的“莫斯科时间”：中俄元首外交热度有多高》，中国新闻网，2017年7月5日，http：//www.chinanews.com/gn/ 2017/07-05/8269887.shtml。
[⑩] 报告人：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11] 报告人：汪宁，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作者简介】 中国外交70年课题组，课题组长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研究员，应邀参加人员包括国际问题研究界众多专家（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3-0001-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3001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课题组和有关专家立足70年外交发展，着眼今后，从国际环境、中国外交理念转变、大国关系等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认为，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政治、经贸、金融、新一轮技术革命等方面;在世界政治转型过渡期，中国外交理念与任务也正在经历若干方面的转变;70年来的中美、中日、中欧、中俄关系也都不乏经验与启示，大国关系的未来发展需要深入研究并积极推进。
一、中国外交的国际环境和外交理念
报告人王健研究员从政治、经贸、金融、新一轮技术革命等方面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了论述。郭树勇教授则对世界政治转型过渡期中国外交的六大理念转变进行了分析。
（一）中国外交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②]
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政治、经贸、金融、新一轮技术革命方面。
第一，国际政治环境演变。自从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政治环境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传统安全议题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为中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2017年以来，美国多份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者”。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先后指责中国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领袖地位的“坏人”（bad actor）。而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其战略意图主要也是为了遏制中国。同时，退约后美国将在关岛等西太平洋地区基地部署新的中程导弹，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今后中国或将被要求与美俄缔结新的军控条约。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各国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上升，并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影响欧洲、美洲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局。若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很有可能采取类似于特朗普式的政策，推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从未来5—10年走向来看，国际政治将继续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态势，但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将显著加剧。虽然中美在朝核、反恐等议题上存在合作空间，而中国与金砖国家、与欧盟和日本在某些议题上也存在共同抵制美国一些不合理要求的合作空间，但除非出现类似于“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样的重大事件，否则中美竞争仍将日益突出。
第二，国际经贸环境变化。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重要转折关头。一方面，世界经济正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逐步复苏;另一方面，因主要经济体对全球化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给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及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看到，收入不平衡加剧使全球化遭遇严峻挑战。日益凸显的资本配置全球化和国际责任国内化（福利、就业等）的矛盾导致一些发达国家大量产业外移、失业加剧，引发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全球化正进入再平衡过程，但对于如何再平衡，主要经济体之间却分歧巨大。美国强调“美国优先”，指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利用现有规则，以不公平竞争手段获取巨大竞争优势，并以此为借口企图重构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以WTO等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在其新近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加入货币政策、数字贸易等新条款，特别是“非市场经济体”条款限制其他成员方自由选择自贸协定伙伴的经济自主权，以此最大可能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短期内美国似乎并不打算回归多边贸易体制，而是致力于双边FTA谈判，以最大限度发挥其主导优势，逐步构建更大范围内的FTA轴心国地位。
在这一形势下，有若干方面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中美贸易摩擦虽暂时休兵，但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并进一步向“投资战”“科技战”“金融战”发展，甚至存在向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泛化的趋势。二是WTO改革迫在眉睫。三是须充分做好中美经济特别是科技局部“脱钩”的最坏打算。四是在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同时，中国存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的可能性。此外，“一帶一路”倡议可将改善区域内贸易综合环境作为区域合作的新动力。五是预计2030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比重将上升至50%，吸引全球投资比重将超过60%。这一趋势与美国“再工业化”结合，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因受劳动力等成本因素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影响，制造业将同时出现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转移的现象，这意味着在高端和低端制造业领域，中国将同时面临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局面。六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全球服务业可贸易性将大大增强，跨境服务需求进一步扩大。中国应通过电子商务等新贸易形态领域的发展，抓住“弯道超车”机遇。
第三，国际金融环境变化。首先，出于维护美元霸主地位的考虑，美国可能会将挑战美元地位的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目前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原材料人民币定价、人民币结算、货币互换，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此同时，中国正大力推进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发展，这与美国利益有一定冲突，不排除未来美国与中国发生金融摩擦的可能。其次，随着通货膨胀等得到较稳妥控制，发达经济体可能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进而可能导致全球银根突然收紧。对新兴市场经济韧性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或将引发国际投资者全球避险情绪上升和资本外流加剧。由此形成的风险叠加效应，或将加大全球金融风险特别是新兴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再次，发达经济体内部金融脆弱性也在上升。这具体表现为非金融部门杠杆水平较高且仍在不断上升、信贷发放标准持续恶化、一些主要市场资产价格过高等问题，若应对不当，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最后，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加密货币的诞生对以美元为核心的牙买加体系将产生深刻影响，其在法定货币体系外创造的大量流动性，不仅影响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效率，其暴涨暴跌特性也易形成泡沫，更为跨国监管带来极大技术挑战。 第四，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应用创新领域，而非科学革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的应用，对于人口基数庞大、交易数据丰富、传统设备缺乏的国家形成有利机遇，如中国在市场规模、改造成本、应用前景等方面具备“后发优势”。美国为确保技术领先优势，一方面对其核心技术加以更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加大基础投入以在生物医学等领域实现新的科技革命。但美国正陷入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指出的“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其推动科技革命的动力有所减弱。因此，未来5—10年，美国会将全面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作为确保其领先优势的重要战略目标，以迫使中国改变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网络窃取”等不正当竞争方式作为主要打击手段。与此同时，美国自身对投资、产品和技术出口甚至留学项目将进行更具针对性的限制。此外，为确保技术不通过第三国间接转移至中国，美国正与盟友打造共同封锁技术的网络，在外国投资审查上实施更严格限制。
（二）世界政治转型过渡期中国外交的六大理念转变[③]
2018年上半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提出了国际形势处于世界政治转型过渡期的重要判断。这要求我们认真研究过渡期国际关系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特点。中国外交的理念与任务正在经历六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从守势外交为主向以攻势外交为主调整。一是经济走出去、文化走出去、法律走出去等已成为不争的现实，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二是中国要主动履行国际责任，已是确切不疑的集体认同。三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进行短兵相接、有攻有守的角力成为常态，无论是守还是攻都必须研究攻势外交，以争取外交的主动性。大国外交的危机管理功能在加强，攻防转化谈判的功能在加强，多领域联动外交的能力也在加强。
第二，从全方位外交向全领域外交转型演变。一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利益已经全球化。二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由于复合相互依赖、共同脆弱性等特点，全球治理具有全领域性、普遍联系性的特点，这要求对所有的世界事务都不能回避，中国实际上将发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一定的引领作用。三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范围不断扩大，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在增加，对台斗争等国内斗争的国际联动也在扩大，现实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全球事务的各个领域，提高办外交的全局意识和多领域综合协调能力。
第三，从硬实力外交为主向软实力硬实力兼顾的形式转向。一是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我们比较擅长于运用经济手段解决外交问题。二是大国外交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软实力外交，中国文化面临着外向性危机，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文明孤立论”“中国例外论”等思潮不断上涨，只有加强软实力外交，特别是运用法治思维、规则思维来开展软实力建设，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才会有坚实的社会支持。三是当前美国等国的软实力在走下坡路，一方面给了我们更多机遇来提升软实力，另一方面也有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发掘更多的政治、文化与制度资源，走一条符合国际社会规范与需求，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护的软实力路线。当然，难题也来了，过去只有人家搞价值观外交，现在我们搞不搞？搞怎样的价值观外交？
第四，从以首脑外交为主导向以首脑外交为主导的同时又更多依靠人民外交和职业外交转变。这里的首脑外交是指以首脑外交为主导的政府外交，包括中共中央、外交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组织的外交。这里的人民外交包括民间外交、中外人文交流、智库交流、出入境旅游等。这里的职业外交，是指以外交外事为本职工作的人员的外交活动。首脑外交是大多数国家的第一选项，随着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以及我国的国情等特点，首脑外交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主要理由，一是没有专业外交的支持，首脑外交可能缺乏足够的智力支持、信息支持、方案支持。专业外交关键要提出有独立判断、专业水准、职业精神的外交方案。二是人民外交是软实力外交的主体，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通过民间外交来认识中国的未来，国际形象也要依靠人民交往来巩固。
第五，从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向双边多边并举转换。首先，中国作为准全球性大国，担负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责任与使命，多边外交是常态，双边外交是手段，提高创制、改制、多边对话的能力，这意味着要投入更大的外交资源，要有更多的国内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做保障。其次，从体系参与型外交向体系变革引领型外交转变。过去是体系参与外交，现在要通过体系变革引领，进入了中级和高级的多边外交。再次，即使是双边外交，也要从配合多边外交的角度予以推进。
第六，外交政策从稳中有变向变中有稳转变。由于世界政治转型过渡期的不确定性是常态，外交的任务、形态和主体等处于多元变化中，这要求在加强党对外交的领导，加大中央统筹协调，坚持原则性的同时，防止政策在操作层面上的僵化，着力扩大外交的灵活性和外交政策调整的常态化。这种政策调整是指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调整，而不是指战略层面调整。这要求适当地赋予非核心国家利益领域外事、地方外事、民间外交、中外人文交流中各类行为主体更多的自主权，以激发外交工作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也为中央统筹提供活力、选项和回旋空间。
综上所述，砥砺前行70年，在当前的过渡期，中国外交的转变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外交规划、执行、协调和外交人才培养等都提出了新课题，任重而道远。这将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探索，我们应保持耐心，宽容失败，不懈努力，积极作为。
二、中国和美日欧关系的再思考
報告人胡礼忠教授认为，中美两国只有顺应时代的大趋势，处于转型期的两国关系才有可能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武心波教授认为，中日关系70年发展带来了重要经验和重要启示，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战略引领，也包括增信释疑，合作共赢。丁纯教授认为，未来需加强和欧盟的合作，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引导中欧关系，并处理好中欧关系中的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中国与欧洲次区域合作的三层关系。 （一）审视70年来的中美关系，需要就“势”论“事”[④]
主观意愿与客观情势吻合，中美关系就能健康发展，相反中美关系就会背离健康发展的轨道。70年来，客观情势发生了三次大变化，中美关系也相应经历了三次演变。
第一个时段是1949—1978年。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延续了二战后的战争与革命，国际关系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另一条是第三世界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在这样的客观情势下，中国的对外方针包括对美方针经历了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演变。对于这段历史，如果从就“势”论“事”的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些不该存在争议的问题至今却仍在争执不下，一些不该忽视的现象又反而被忽视了。争执不下的是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有人认为中美之间除了对抗还有其他选项，只是失去了机遇。但客观情势却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态势下，美国将中国定性为“红色中国”，中国则视美国为“美帝国主义”，“一边倒”只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该忽视却被忽视了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出现相对平淡相对平和的态势，两大阵营之内美国与苏联、美国与西欧、中国与苏联、中国与西欧的关系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大阵营之外以不结盟运动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空前活跃，中美关系也出现过松动的迹象，但中国在实践中却没有适时地探索不结盟，反而站到了意识形态对抗的最前线，既反帝又反修，失去了顺势而为调整对外关系包括对美关系的时机。同样不该忽视却被忽视的还有，在坚持革命的同时中国还特别注意避免战争，在中美力量悬殊的态势下，中国审时度势，除了坚持斗争还力争“和平为上”，在三个方向面临美国军事威胁的情势下，朝鲜战争没有将战火蔓延到中国境内，越南战争中国没有再以志愿军的名义直接参战，两次台海危机也没有让美国永久分离海峡两岸的图谋得逞。
第二个时段是1978—2016年。基本特征是邓小平所揭示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审时度势始终坚持以和平推进发展以发展保障和平，对美关系则被视为争取和平推进发展的重中之重。对于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已有很多讨论，但有关评估却出现了两个极端，中国方面强调较多的是这一时期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美国方面则一再嚷嚷吃亏了。我们这些伴随着中美关系一路走过来的人都有切身的感受，蜜月期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只是甜蜜，还有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两国关系时而急转直下时而又峰回路转，始终没有一帆风顺过。导致这种状态的基本原因，是中美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众多深刻而又难以弥合的差异和分歧。但是，两国之间尽管不停地磕磕碰碰，却始终斗而不破，这是两国之间拥有广泛而又巨大的共同利益所导致的。在这个进程中，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吃亏，都从中分享了巨大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如果就“势”论“事”的话，既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所导致的合作和冲突并存，是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情势，其结果是中美两国前所未有地走到了一起，再也无法被人为地分开了。
特朗普上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第三个时期。在这之前人们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充满了期许，但很快两国关系就陷入了被许多人称之为前所未有的困境——空前的结构性危机。有人将这一结构性危机归之为中美关系的态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用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争斗来解读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问题，这虽然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这个视角仍显狭隘。如果把中美关系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就“势”论“事”，我更强调中国和美国目前所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更倾向于人类社会在经历了蒙昧的蛮荒时代、艰辛的农耕时代和辉煌的工业时代后，正在酝酿和萌发一个新的时代，而我们所处的正是这个时代的转型期。
转型期的显著特征是新旧并存，一方面旧的问题经过长期积淀空前凸显，另一方面新的元素如雨后春笋般在生长。“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曾是狄更斯对于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的一种描述，也被习近平主席用来表述当今的世界。林林总总的旧问题，既是旧时代的产物，又是旧方式所无法应对的。而日益生长的那些新元素，则既是旧时代的掘墓人，又是新时代的催生婆。新旧并存的同时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不会一帆风顺，但却是任何力量所无法阻挡的。无论是长期积淀的旧问题，还是新元素催生的新问题，都只有通过新陈代谢才能化解。
如果就时代转型这个大势来考量中美关系的话，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正是转型期的阵痛，中美关系的困境也只能通过新陈代谢来逐漸化解。将中美关系放到转型期这个大背景下去认知和应对，需要更多考量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转型期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联系与超越主权国家的全球联系之间的矛盾，从消极的方面看，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依靠个体已无法解决。从积极的方面看，全球联系导致个体与个体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转型期的世界在维持个体的独特性和主体性的同时，越来越需要考量整体的共生性和协调性。
二是异与同的关系。“和而不同”已经不合时宜。首先，这是一个被误读了的命题，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和”而“不同”，与“和”相对应的是“同”而不是“不同”。其次，在转型期的特定时段，不同或许会凸显，但新陈代谢所导致的更多是趋同。求同存异仍有必要，但为了避免长期存在的“不同”恶化两国关系，中美双方都需要在新陈代谢的进程中求同化异。
三是零和与中和的关系。高度的相互依存决定了零和游戏既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种种问题，也不会令任何一方从中得益。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中和，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所谓“和”就是恰到好处，既不“过”也不“不及”，中和就是要通过平等协商相互妥协，谋求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中美双方只有顺应时代转型的大趋势，处于转型期的两国关系才有可能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二）对日外交70年的经验与启示[⑤] 在实践上，中日关系过去70年经历了三个时期。首先是改善期（第一个30年：1949—197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对日工作总方针总政策，是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按照抗日战争开始时就确定的“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指导方针，结合战后新情况而制定的。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中日邦交迅速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是发展期（第二个30年：1978-2008年）。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正式开启。日本全面参与到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来，并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没有前30年对日外交的积极成效和重大突破，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和真正成功。再次是调整期（十年战略调整，2008—2018年）。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和大危机，世界形势骤变;2010年中日GDP逆转，日本对中国的崛起心理准备不足，中日关系出现剧烈震荡，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战略大调整期。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冰冻期”之后，2018年，两国关系开始峰回路转，重建战略互惠关系，回归正常发展轨道，步入新时代。
中日关系70年发展带来了若干重要经验。第一，四个政治文件是压舱石。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日的“四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应该坚持遵守。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第二，首脑外交是保障。积极开展首脑外交，是推动中日关系迅速发展和化解危机的重要路径。第三，思想引领是方向。积极打造观念性公共产品，用思想来引领中日关系未来发展方向，意义重大。第四，经济合作是平台。中日开展经济合作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仅可以造福于中日两国，而且也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繁荣与发展。第五，民间外交是基础。民间外交是中国对日外交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思想的指导下，中日民间外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开展起来，通过两国人民的交往推动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和稳定化。
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第一，顶层设计，战略引领。将中日关系放到全球的框架内，从战略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主动引领，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高层沟通，增信释疑。随着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面对积累下的各种老问题和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加强高层沟通，增信释疑显得尤为重要。第三，守住底线，保持一贯。中国70年对日外交，给人以最大的启示，就是具有很强的一贯性和连续性，遵守四个基本政治文件就是守住底线不动摇。今后，中日还会签署第五个政治文件，这将不断地完善与夯实基础。第四，大国协调，合作共赢。中日同为世界大国，随着中国不断走近世界政治舞台中央，强化大国间关系的协调合作共赢显得十分重要。第五，与邻为善，民心相通。中日两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为进一步疏通两国间的民心，需要积极开展人文交流，为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三）中欧关系发展的经验与启示[⑥]
70年来，中欧关系获得了长足发展。在政治上，中欧双边关系已经从建设性伙伴关系、经历全面伙伴关系，发展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阶段。在经贸领域，目前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对华投资流量保持增长，中国对欧投资近年来同样也在快速增长。“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欧双边合作也已成为新亮点。同时，欧盟是中国最大的技术来源地。中欧双方合作领域遍及政治、安全、防务、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财政金融、科研创新、新兴产业以及社会人文等各领域。
当然，中欧关系发展也存在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政治领域，欧盟和某些成员国不时就人权、南海、涉台、涉藏、涉疆、网络安全等问题对华发难。同时欧盟对“16+1”中国与中东欧合作颇有微词，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也存在冷战思维下的不解和疑惑。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处理对华经贸纠纷时不公正地滥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举措，对外资设立额外的审核机制，阻碍中国对欧投资，推行“中国除外战略”。同时，欧盟抱怨中国存在市场准入限制、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缺乏竞争中性、强制转让技术等问题。
中欧关系70年发展具有自身特点，并给予我们诸多经验和启示。第一，中欧合作基础是互惠共赢，双方没有根本的战略和地缘冲突。第二，中欧关系的发展，与各自自身各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第三，经贸关系是中欧双边关系的压艙石和稳定器。第四，中欧间存在着特殊的双层（中国—欧盟、中国和欧盟成员国）、三层（中国和欧盟次区域）的互动与接触架构。第五，中欧关系均长期受到各自与美国、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等第三方关系的严重制约和影响。第六，双方的矛盾冲突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但是相互依存关系亦愈发紧密。第七，中欧双边关系是竞争与合作共存、我们应求同存异、适度斗争、斗而不破。
对于未来加强与欧盟合作，有多方面工作需要开展。第一，中国应努力做好欧盟的工作，这对平衡美国对我的压力和战略遏制大有裨益。欧盟是中国在坚持多边主义、支持全球化、改善全球治理，坚持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合作对象。中欧是维护国际和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改革和开展文明交流的四大伙伴。在新境遇下，中欧具有相当众多的一致诉求。第二，应强化中欧合作，做到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在目前欧洲面临内忧外患之际，需顾及对方对于发展阶段的优越感、软实力的自豪感，避免直接让其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第三，应扩大双方合作的新增长点，坚持以多边主义和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积极推进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等。第四，在欧盟相对衰弱和中国发展与崛起之际，应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引导中欧关系发展，努力为我实现民族复兴创造条件。第五，积极处理好中欧关系中的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中国与欧洲次区域合作三层关系。
三、中俄关系70年
报告人冯绍雷教授认为，处理好相邻大国关系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中俄关系对双边合作、地区关系构建、未来世界秩序构建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潘大渭研究员认为，中俄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具有现实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冯玉军教授认为，经过了400年的风雨之后，中俄关系真正找到了发展的定位和原则，这是从双方关系长期发展总结出的有益历史经验。汪宁教授认为，构建新型中俄关系是新时代的需要。（一）处理好相邻大国关系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⑦]
中俄之间的直接交往有数百年的历史，中俄关系的历史不仅对于双边关系发展，而且对于地区关系构建，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和启示。
第一，历史的回顾及其价值。最近世界秩序问题成为讨论热点，一般来说，至少有三种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国际秩序。第一种是西欧式的，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国家体系和国际秩序，第二种是以东亚朝贡体制为基础的亚洲国际秩序。那么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一大片地区、欧亚地区，曾经是什么情况呢？有一个现象是最近十多年来大家越来越关注的，即蒙元帝国在13世纪崛起之后，长达几个世纪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和影响。元帝国在中原存在了90多年，但是在欧亚地区却存在了250年以上。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类似于民族国家方式签订的平等条约，那么它的意义何在呢？哪一种体制曾经给国际社会，给大国间关系带来和平，就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对其进行研究。《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中俄两个大帝国相对保持着和平。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衰落，200年谈何容易？
很多年来一直有这样的理论，认为和平只能存在于民主国家之间。虽然这么多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经验显示，民主一定程度上为和平创造了条件，这是事实，但是也不尽然。《尼布楚条约》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它表明在帝国之间如果处理得好，会有长期和平的可能性，而且中俄这两个帝国如果从1689年这个背景来看，还不是一般的帝国，它们都具有中央集权的帝国特性，比如说彼得大帝，康熙皇帝。我们今天讲《尼布楚条约》，讲蒙元帝国的问题，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深思。对于《尼布楚条约》，在中俄建交70周年的时候，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着眼点当然不是重回帝国，也不是回到帝国式的奴役和霸占领土上，而是为了研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之下如何能够实现和平。
第二，中国的国际地位。二战结束之后到新中国的成立，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期。雅尔塔体制形成之后（也包括早在德黑兰会议之前的魁北克会议），中国实际上一直被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看待。中国是中美英苏四国普遍安全宣言的成员国，更是开罗会议的参与者。开罗宣言等规定了中国应该从侵略者手中收回领土等一系列主权，这里我要说的是：一方面，罗斯福总统认为《开罗宣言》使得中国将重新获得广袤而富饶的领土，从而变为一个强大的在东方起支配作用的强国，这就解决了中国应有一切机会成为一个大国的问题;另一方面，罗斯福（也包括其后的杜鲁门），在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的桂冠之后，劝蒋介石出让大连港、中东路，以及所谓的承认蒙古现状。到1945年4月罗斯福过世之后，斯大林与宋子文谈判时所提出的方案，已经不是承认蒙古现状，而是直截了当要求中国承认蒙古独立了。中国虽然取得了大国的桂冠，雅尔塔会议却背着中国进行交易，这是我们在回忆雅尔塔体制，强调它的历史作用的时候，不可忘却的历史。在解放战争爆发，内战开始之后，中国是否还有可能中立呢？尽管我们没法让历史倒转，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不是西方就是苏联，迫使中国做出选择。最后中国做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选择。后来，新中国成立，但是中国还无法完全独立自主。一方面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建立了最初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安全保障，最终才取得了比较充分的独立自主地位。
第三，中苏分裂。中苏分裂和有关国际共运争议的历史非常复杂。一方面，中国抵制了大国霸权，站稳了脚跟;另一方面，我们把当时在苏联和东欧出现的改革，全面称之为修正主义，这样一种判断实际上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国内进程。当然，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初期的条件下，我们在对外战略上还是做了重要的选择，即通过“大三角”的平衡，调整了对外关系。
第四，中俄关系发展的启示。一是处理好相邻大国关系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普京多次说过，疆界问题解决了，国内就可以安心建设。他对日本人说，你们看为什么我们能和中国达成边界协定，为什么我们和你们谈不成呢？二是要超越意识形态和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对发展相互合作很重要。三是关键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开展国际合作。要多元国际化，向国际先进治理经验学习。这两个方面如何平衡，说到底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直到今天还没能得出結论。四是对有复杂交往历史的邻国或者大国，我们如何培育起一种理性认知？我们发展中俄关系，恐怕主要不是为了对抗美国。当然在承受地缘政治压力的时候，有些合作，背靠背是需要的。中俄双方有必要共同努力，通过发展双边关系，推进现代化建设，建设安宁、安全、自主、独立、公平的国际新秩序。
（二）携手合作，相向而行[⑧]
中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三分之二世纪以来，中俄两国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处于睦邻友好关系稳定的时期。回顾和研讨中俄建交70年的宗旨，就是如何处理好与这个北方邻国的关系，使两国关系能稳定地向睦邻友好的方向不断推进，造福于两国人民，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第一，中俄（中苏）关系曾经有过教训。首先，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形成友好关系，意识形态是主要因素，这反映了当时世界两大阵营中国际格局和历史的特点。中苏两国关系由结盟进入到对峙关系，今天也不必去探究谁是谁非，因为在《邓小平文选》中已经有答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意识形态永远无法涵盖国家利益、国家实力、民族尊严等，这是第一个教训。其次，中苏两国如果和睦相处，对两国都有利;如果关系不和的话，对两国都不会带来好处。所以曾经有过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1969年珍宝岛一打，打完以后两个国家都开始想要改善关系。1969年9月份，柯西金利用到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机会，到北京和周恩来总理会谈，要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 第二，中俄（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以后，两国关系进入到和平睦邻友好和稳固发展的时期。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明确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第二天中国政府即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为苏联所有国际权利和义务的合法继承者。28年来中俄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中俄边界曾是长期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两国关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构建新型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国际社会解决边界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借鉴。十八大以来，兩国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坚持把对方作为本国外交优先方向，使两国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中俄两国保持高层密切往来，体现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高度和特点。一是两国元首保持每年平均五次会晤的频率，共同引领和规划两国关系发展。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两国相互协作，共同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三是中俄两国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一带一路”和欧亚联盟努力推进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四是在高度政治互信基础上，两国经济合作的体量、形式、领域和层次不断提升，双方致力于推进两国经济利益向深度交融方向发展。通过这些努力，中俄两国实现了政治、安全、军事、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的全面合作。
第三，中俄关系70年的经验。首先，独立自主外交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游刃有余地贯彻自己的外交方针，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提出全球治理方案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聚集的能量是推进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俄关系不断深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其次，在中俄关系发展凝聚了两国高层的智力和政治智慧。中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各有各的诉求。中俄两国又是文化基因完全不同的国家，怎么可能把它搞成一样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想调整和美国的关系，对华关系则有所淡化，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随后在格鲁吉亚等一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现实使俄罗斯看到自己与西方的矛盾是调和不了的。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俄罗斯二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节点，再次确定中俄两国之间要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
再次，中俄两国是重要邻国。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行要好伴，住要好邻。”[⑨] 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中俄两国关系能从友好国家发展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国家，得益于双方理性、务实定位两国关系，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寻求两国现实利益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遵循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根据两国国情和各自优势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最后，在当前国际格局面临深刻的变动和重组、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抬头的严峻形势下，中俄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依然具有现实的战略价值和意义。中俄两国历史、文化、民族意识、传统习俗各不相同，在合作中出现不协调乃至矛盾在所难免。但是，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与合作的基本出发点。中俄两国已经形成具有自己内在规律和特点的合作基础，只要站在战略高度，继续增强两国政治互信，中俄关系一定能不断造福于两国人民，为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发挥重要作用。
（三）中俄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成就[⑩]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目前的中俄关系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如果是从紧密程度上来讲，我觉得还不是最好的时期，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苏是相互承担军事义务的盟友关系，我们现在并没有结盟。那为什么又说是最好的时期呢？这是因为经过了400年的风雨之后，中俄关系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定位和原则，那就是睦邻友好，永不为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是中俄关系发展的“黄金定律”。如果遵守这个定律，中俄关系就能健康稳定;如果背离这些原则，中俄关系就有可能出现问题。这是我们通过400年的风风雨雨总结出的宝贵历史经验。
在政治上，中俄双方不仅解决了领土边界问题，而且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为中俄关系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双方在重大核心利益上也相互支持。虽然中俄两国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是在治国理政模式上相互借鉴，拥有了很多共同点。这恰恰成为中俄两国日益走近的非常重要的内生促进因素。而对于美国干预两个国家内部事务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行径”的共同厌恶，成为中俄关系日益走近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安全上，中俄两国的军事力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双方相互不视为威胁，在边界地区实现了裁军与军事信任，曾经高度紧张的边界地区成为和平合作的边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集中力量搞建设，如果没有中苏关系的缓和，没有中俄关系这么多年的良好发展，我们是不可能搞改革开放和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在安全领域，双方还搭建了一系列合作平台，联合军演，军事技术合作也日益深化，而且从原来的单向流动、即俄罗斯单向向中国出口武器装备、技术，演变成了双向的流动。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也与其他成员国开展了紧密的多边安全合作。
在经济上，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1 000亿美元。到2017年底，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存量也达到了138.7亿美元。与此同时，双方在“一带一路”对接，地方合作、大项目上的合作也如火如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经济方面的问题，由于受市场容量、创新能力、发展潜力、规则限制以及西方制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俄经济关系发展的潜力比较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俄罗斯并未充分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到目前为止中俄经济合作还基本上是传统的贸易关系，而没有形成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那样的全产业链合作。这是制约中俄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在国际协作方面，两国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协作非常紧密。在上合组织、中俄印、金砖机制等合作机制中，双方合作也非常紧密。包括在叙利亚、委内瑞拉、朝核问题上，双方都有深度合作。
中俄关系也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我把它总结为四点。一是两国综合国力落差及其产生的复杂影响。二是两国外交谋略能力的不对称性。三是中俄两国在双边关系中付出成本和获得收益的不平衡问题。四是怎样处理中美俄关系。中国要跳出传统三角关系的思维框架，充分运用自身的实力、影响特别是智慧，主动引导和塑造中美、中俄关系平行良性發展，实现中美俄关系的良性互动。
（四）构建新型中俄关系是新时代的需要[11]
中俄关系作为新型大国关系，正处在构建的过程中。这种关系富有正能量，前景广阔。天时地利人和是两国关系的鲜明特点。构建新型中俄关系是新时代的迫切需要。
中俄关系的发展具有若干有利因素。一是顶层设计准确定向。“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定位。普京多次强调两国关系处于空前的高度，认为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相互协作的典范。习近平主席也同样给予非常高的评价。顶层设计已经为两个国家未来关系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像中俄关系这样做到如此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在近十年中基本没有。
二是战略对接准确，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对接。2015年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双方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双方通过正式文件的形式，把有关的对接固定下来，意义非常重大。这为中俄两个大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明确的方向规划。
三是法规机制保障精准。这是中俄关系充满光明前景的鲜明特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典范。中俄关系经过70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是新世纪指导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层面的总理级、部长级会晤，到经贸、安全、人文、媒体合作等，双方互动几乎涵盖所有层面，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提供了全面保障。这一条约签署以后，中俄两国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意愿和决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彻底抛弃了那种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冷战思维。双边关系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
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青年人对两国关系充满希望，青年是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未来。我每天在校园中，看到说俄语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俄罗斯的学生不仅是来学汉语的，还有学国际关系的，学中国学、外交学的。以前都是中国派出大批留学生到俄罗斯学习，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这话是在莫斯科大学讲的，听众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当时1 000多名赴苏联学习的青年学子，后来在国家建设和两国关系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今天倒过来了，俄罗斯派出这么多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这对中俄关系将来的发展，肯定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2019年开始，俄罗斯把汉语作为继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后第五种高考外语语种。2019年，俄罗斯有1.7万多名中学生在学习汉语，其中3 000名高年级学生。俄罗斯官方预测，2019年国家统一考试中将有数百名毕业生通过汉语科目考试。这些数据证明，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诸多类似的例子说明，两国关系长期持续发展的青年基础进而社会基础正在不断扩大，中俄关系也将因此而获得更持续的推动和发展。
[责任编辑：孙震海]
[①] 按照相关报告在文中出现的顺序，本辑“专家谈”的报告人为王健、郭树勇、胡礼忠、武心波、丁纯、冯绍雷、潘大渭、冯玉军、汪宁。选编时主要基于专家提供的报告提纲，部分报告参照的是速记稿。依行文需要，编者对有关标题进行了必要调整。
[②] 报告人：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③] 报告人：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院长。
[④] 报告人：胡礼忠，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⑤] 报告人：武心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学研究所所长。
[⑥] 报告人：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⑦] 报告人：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⑧] 报告人：潘大渭，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
[⑨] 中新社莫斯科2017年7月5日电：《习近平的“莫斯科时间”：中俄元首外交热度有多高》，中国新闻网，2017年7月5日，http：//www.chinanews.com/gn/ 2017/07-05/8269887.shtml。
[⑩] 报告人：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11] 报告人：汪宁，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