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8日清晨8点，我担任主编的《凤凰早班车》节目直播刚刚结束，正要召集工作例会，手机响了起来。显示屏出现了北京医院的电话号码，心里不禁一沉。前些日子到北京探望父亲，在病榻上的他，情况已经不太好。医生年初时跟我们说，97岁的老人，在使用呼吸器的情况下坚持了3年已经是奇迹。但是，今年就很难捱过去了。
　　
　　父亲说自己从小天不怕地不怕，这是他的本色，什么时候都改变不了。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中国，父亲解放前任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历史和现在民主人士的身份，自然成为“牛鬼蛇神”一类。在最混乱的时期，经常传来很恐怖的消息，今天这个被抓走抄家，明天那个被揪斗殴打……幸运的是，在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保护下我们全家还是安全的。母亲要父亲千万留在家里别出去，而父亲倒认为，自己回国时间不久，对各方面还不够了解，这场运动倒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好机会。他差不多每天清晨就出门，到各处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有时到批斗会场上。
　　在原则问题上从不模棱两可的父亲，平日待人处事通达大方，十分随和，这是几十年来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共同体验，而慈爱的父亲给予我们子女的关爱，则是我们成长和不断进步的力量源泉。父亲共有5个孩子，我排行第四，1951年在香港出生。当时面对沉重的经济生活压力，父亲总是以乐观和积极的态度面对，从不把困难和挫折放在眼内，在我们面前，他总是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不管多忙，只要他在家吃晚饭，饭后一定抽十几分钟时间给我们讲故事。每当此时我们几个小孩子围在他的四周，一边看着书中生动美丽的画面，一边随着爸爸绘声绘色的描述，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1959年，爸爸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给我带回来一套《三国演义》连环图，我对这套制作十分精美的图书爱不释手。后来爸爸每次到北京，总带几本适合我当时阅读的书籍，《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后，他也是第一时间买回来送给我。在爸爸的关心和鼓励下，我对祖国开始有了初步认识，培养起对阅读的兴趣，也在不知不觉中，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简体字。
　　1964年我开始上中学一年级，父母把我送到培侨中学寄宿，“培侨”是香港左翼阵营中的一所著名学府，校内十分注重爱国主义的教育工作，在当时香港的环境中可真是凤毛麟角。我那时以为，父母让我住校寄宿是要我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和能力，作为家中独子，我觉得很应该，也挺喜欢这种新的集体生活。直到1965年7月20日那一天，我才开始有点明白，父亲把我送进培侨中学“训练”的良苦用心了。
　　我刚好考完期末考试，妈妈不许我再去学校了，与同学朋友的联系也可免则免，甚至不准在大门外玩耍，我开始在家里“关禁闭”。不过，对我一连串的问题，忙得不可开交的妈妈没功夫给我答案，连家里的老保姆也总是跟我摇头。报纸成为解答疑问的惟一途径，我对父亲的了解，也由此重新开始。
　　虽然那时海外媒体对李宗仁回国的真相和内幕还不完全掌握，消息多是捕风捉影，并不准确完整，但是通过报上对事件五花八门的报道评论，我最关心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我的爸爸、“专栏作家”程思远真的是李宗仁“代总统”的亲信秘书。他不仅曾是国民党以及桂系的高层重要官员，而且就是令李宗仁先生夫妇排除万难，平安回到祖国的幕后功臣。真相的出现太戏剧化了，巨大的变化令我目瞪口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有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进入了不真实的世界，爸爸也仿佛摇身变成了电影中的“007”。
　　直到8月13日清晨，母亲带着我们登上开往广州的火车，过了罗湖桥后，母亲才松了一口气。后来知道，为了防范台湾特务的破坏行动，各方面都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我们一家终于在北京平安团聚。随后，我被送到101中学继续学业。在国家的照顾下，我们在北京的生活条件非常好，可是父亲还是让我住校。父亲坚持让我住校锻炼，是非常有远见的举措。他的严格要求，锻炼了我的意志；他的高尚品德，指引我的人生方向；他的崇高精神，激励我勇往直前。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父亲在退休前有个宏愿：退休后写一本书，通过自己跨越世纪的一生，通过他见证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新世纪的到来……这整整一百年的历史，剖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总结中国进步的经验，探讨中国发展的规律。父亲说，自己是幸运的，在他近百年的奋斗过程中，有幸亲身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他的个人命运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经验和思考写下来，为建设中国的接班人留下一份参考。
　　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衷心地感谢各位尊敬的前辈与朋友，感谢你们的热情支持，感谢你们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
　　（注：作者为程思远之子，香港凤凰卫视高级新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