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国际金块本位制、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等阶段。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创，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到现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致全球经济持续失衡和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本原因。因此，各国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国际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
　　虽然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国际储备多元化、汇率制度多元化和国际收支多样化趋势，但这种货币体系在本质上仍是以美元为本位制的单极货币体系，其主要弊端表现在：一是，以美元这一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对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而言，面临着“特里芬难题”，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经济提供充足流动性的同时保持本币币值的稳定，存在“美元荒”或“美元灾”的双重威胁。二是，全球经济持续性失衡加剧。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常项目收支上呈现两极分化趋势。美国持续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而新兴市场化国家或地区持续经常项目顺差且规模有不断扩大趋势。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国维持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大开方便之门，是导致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根源之一。三是，汇率决定的非对称性。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汇率制度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汇率形成机制，发达国家能够主动安排汇率制度，左右国际汇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发展中国家只能将其本国币值被动钉住而无发言权，国际收支势必出现大幅波动，进而影响国内经济稳定。四是，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元为中心的储备体系赋予美国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货币的特权，美国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动荡，金融投机猖獗，危机频发爆发。五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决策机制存在重大缺陷。现行体系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世界中央银行”，其资本不足，权威不够，投票权和结构设计不合理，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发展中国家缺乏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全球经济治理不具有充分性和代表性。
　　
　　未来改革方案探讨
　　目前，关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众多，广受关注的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改良的金本位制。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主张，领先经济体应考虑重新实行经过改良的全球金本位制，为汇率变动提供指引。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由于黄金生产量的增长幅度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幅度，黄金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这将极大削弱金铸币的流通基础。此外，黄金存量在各国的分配不平衡，且大部分为少数强国所掌握，必然导致金币的自由铸造和自由流通受到破坏，削弱其他国家金币流通的基础。实际上，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从金本位制度演变而来的，这一演进过程顺应也推动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金本位制度的基础是主要储备货币能够自由兑换黄金，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建立新的金本位制度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
　　第二，全球单一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上世纪80年代，理查德·库珀提出了实行全球单一货币的构想：应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货币体系，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并建立统一的货币发行银行。“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后来对其进行了具体论述：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五个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作为基础，创立一种新的世界货币单位，该世界货币单位背后的基础是上述大国的一揽子货币再加黄金。各国货币和世界货币单位挂钩，并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为可以发行世界货币、管理世界货币和拥有世界储备的中央银行。单一世界货币是国际货币制度的理想形态，用以消除现在单一的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减少一国大量发债导致的各种危险，但就现实条件而言，建立全球单一货币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第三，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大多数学者认为，解决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方向将多元化，可能会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SDR）等多种货币相互制衡的国际货币格局，每种货币单位在全球储备体系中将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在多元储备货币体系下，储备货币发行的收益可以在多个国家之间分摊，一国不必像现在一样不断增加美元作为储备，也不用单一钉住美元，而是可以采用参考一揽子主要货币，储备资产也可以多样化。当然，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创建是一个渐近、分阶段实施的过程。正如蒙代尔指出，“寻求多元化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宜操之过急”。
　　第四，基于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货币的体系。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SDR提升为全球超主权货币。这一方向的终极形态是将SDR设立为全球储备货币，并推进SDR的全面应用。2009年3月，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建议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使用范围，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特别提款权定价，主张建立“超主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曾指出，“以IMF的特别提款权替代美元是最快的途径，但从长期来看，最好应成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机构”。虽然这种路径很完美也符合创设SDR的初衷，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背后是国家间利益的博弈。实践表明，少数发达国家制定了当前的全球经济游戏规则，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要打破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必然阻力重重。
　　第五，修复现行的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继续维持以美元为中心储备的国际货币体系，但需对现行体系进行改良，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持股比例上有所调整，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以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提出的“鲁宾方案”为例，该方案以“建立一个不那么容易出现金融危机而且更加能够在金融危机出现时控制住这种危机的体系”为目标。
　　就以上五种改革方案而言，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后三种方案更具有现实意义。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一主多元”的分配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应采用适当的方式约束美元霸权，同时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货币金融政策的监督和约束。在加强各国金融政策协调的前提下，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才更具现实性。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要建立以超主权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种情况下，SDR是必然的选择。
　　
　　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作用
　　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国际金融主管曼索尔·戴拉米在2009年就表示，中国应充分利用目前所拥有的贸易优势、金融实力和经济规模，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谈判桌”上提出自己明确的方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011年在参加“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上指出，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这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持续发展，资本有序流动，防止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有利于保持国际金融体系健康稳定运行；有利于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增长。我国政府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是国际层面。积极参与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使IMF成为真正的世界银行。中国政府应进一步争取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努力提高在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中的表决权和影响力，增加参与制订国际经济金融游戏规则的能力。同时，应努力推动SDR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积极推进人民币成为SDR定价货币之一，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其次是区域层面。胡锦涛主席提出，“促进区域货币合作，构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是一项伟大的倡议。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推进东亚乃至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提高货币组织化和区域化水平。从“清迈协议”到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经过近年来亚洲各国的共同努力，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已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但仍需对本区域的货币体系和金融构架进行反思。就目前来看，东亚地区在跨国货币合作、汇率制度选择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等方面的合作还需区域内各经济体的共同努力。
　　最后是国家层面。要积极、稳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加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我国应遵循“周边化→亚洲化→国际化”的路径，渐进有序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近期，我国应积极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结算货币，扩大双边或多边货币互换，建立外汇储备库和外汇储备共享机制，加强与周边国家货币政策和国际债务管理协作。长期来看，要鼓励香港和其他地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加速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总之，从中长期来看，国际货币体系将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仍将继续存在，改革之路必将是一个异常曲折、复杂的漫长历程。正如王岐山副总理所说，“不断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