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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距今已过百年，当年的亲历者已大多不在人世。但他们中许多人都在文章、书信和日记中记下了对那场运动的观察、评价和思考，那些余温尚存的鲜活记忆为后人了解“五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途径。
罗家伦披露运动时间细节
罗家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与傅斯年等一起出版《新潮》月刊，倡导新文化运动，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期间，罗家伦亲笔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1919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称呼。
1931年8月26日，罗家伦向助手马星野回忆了“五四”期间北京大学及学生运动的情形，几十年后，这段回忆才在台湾《传记文学》公开发表。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内容非常全面，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五四”内幕，其中一个细节是关于五四运动时间的。
据罗家伦介绍，他们原准备于1919年5月7日率领群众在天安门外举行游行示威，因为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受“二十一条”中有关福建问题的要求），这样做可以减轻学校当局的责任，对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都会有所保护。但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全体学生代表大会改变了这一计划。该会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校发动游行，表达诉求。罗家伦当时还埋怨北大学生领袖许德珩，原来定好5月7日起事，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更改的，于是罗家伦也在决议上签了字，并派代表连夜到各校接洽，约定第二天下午1时在天安门集合。据罗家伦回忆：
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
许德珩笔下的牢狱生活
北大学子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火烧赵家楼后被警察逮捕的32人之一。多年以后，许德珩写了一篇《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他和同学们被逮捕又被释放的前前后后。
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学生们一哄而散，只有少数还没来得及走的学生被警察抓回了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许德珩在文中写道：“我和易克嶷（北大学生）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傍晚6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市民1人，共32人。”另有一种说法是这32人都是学生。
被捕的学生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摆着两个尿桶，臭气熏天。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以证明还活着。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在屋里放一桶开水。每天中午放风一次，学生们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上上厕所。
据许德珩回忆，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也很同情，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只有那个看守长每天都要训话，说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的老生常谈，学生们听得不耐烦，便编了一段顺口溜讽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
5月7日中午，许德珩等32人被全部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列队等候，还借了三辆小汽车去迎接，蔡元培也来到现场。广场上摆着五张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和师生见面，蔡元培讲了些安慰勉励的话，同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梁实秋回忆中的清华师生
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当时正在清华读中等科四年级（相当于现在的高一），是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但也随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
清华因地处郊外，消息相对闭塞，对于5月4日的游行活动毫不知情，直到几天后才和城里的学校取得了联系。从梁实秋后来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清华学子参与“五四”的情况：
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
梁实秋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非常反感，当时他和章宗祥的儿子一个宿舍，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被学生称为卖国贼，是五四运动的靶子。运动爆发后，章宗祥的儿子悄悄躲开了，但他的同学们依然不依不饶，涌进宿舍将其床铺捣得稀巴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了一地。运动过后不久，章宗祥的儿子就害猩红热去世了，梁实秋对此很伤心，特地在《清华八年》一文中专门提及。
清华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五四运动后赴美留学，后来先后在大学和金融界工作。1949年去台后，陈长桐先后担任驻世界银行常任代表、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等职，还当过台湾高尔夫球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梁实秋对陈长桐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评价很高：“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
陈长桐出国后，罗隆基代替他成为清华的学生领袖，领导同学们参加运动。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极为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俊全下令关闭了电灯，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人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陌生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了清华学生驱赶校长的风潮，接连两名校长都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新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罗忠诒只好黯然去职。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罗隆基对此非常得意，所以后来经常自诩“九载清华，三驱校长”。
对于好友闻一多在“五四”中的表现，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也有所表现：“他对于爱国运动，热心是有的，却不是公开的领袖……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方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正是以上这些貌似琐碎的细节，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五四运动。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亲历者眼里的五四运动》《晚晴》2018年第5期;作者：王凯）
罗家伦披露运动时间细节
罗家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与傅斯年等一起出版《新潮》月刊，倡导新文化运动，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期间，罗家伦亲笔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1919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称呼。
1931年8月26日，罗家伦向助手马星野回忆了“五四”期间北京大学及学生运动的情形，几十年后，这段回忆才在台湾《传记文学》公开发表。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内容非常全面，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五四”内幕，其中一个细节是关于五四运动时间的。
据罗家伦介绍，他们原准备于1919年5月7日率领群众在天安门外举行游行示威，因为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受“二十一条”中有关福建问题的要求），这样做可以减轻学校当局的责任，对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都会有所保护。但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全体学生代表大会改变了这一计划。该会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校发动游行，表达诉求。罗家伦当时还埋怨北大学生领袖许德珩，原来定好5月7日起事，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更改的，于是罗家伦也在决议上签了字，并派代表连夜到各校接洽，约定第二天下午1时在天安门集合。据罗家伦回忆：
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
许德珩笔下的牢狱生活
北大学子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火烧赵家楼后被警察逮捕的32人之一。多年以后，许德珩写了一篇《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他和同学们被逮捕又被释放的前前后后。
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学生们一哄而散，只有少数还没来得及走的学生被警察抓回了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许德珩在文中写道：“我和易克嶷（北大学生）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傍晚6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市民1人，共32人。”另有一种说法是这32人都是学生。
被捕的学生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摆着两个尿桶，臭气熏天。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以证明还活着。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在屋里放一桶开水。每天中午放风一次，学生们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上上厕所。
据许德珩回忆，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也很同情，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只有那个看守长每天都要训话，说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的老生常谈，学生们听得不耐烦，便编了一段顺口溜讽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
5月7日中午，许德珩等32人被全部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列队等候，还借了三辆小汽车去迎接，蔡元培也来到现场。广场上摆着五张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和师生见面，蔡元培讲了些安慰勉励的话，同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梁实秋回忆中的清华师生
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当时正在清华读中等科四年级（相当于现在的高一），是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但也随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
清华因地处郊外，消息相对闭塞，对于5月4日的游行活动毫不知情，直到几天后才和城里的学校取得了联系。从梁实秋后来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清华学子参与“五四”的情况：
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
梁实秋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非常反感，当时他和章宗祥的儿子一个宿舍，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被学生称为卖国贼，是五四运动的靶子。运动爆发后，章宗祥的儿子悄悄躲开了，但他的同学们依然不依不饶，涌进宿舍将其床铺捣得稀巴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了一地。运动过后不久，章宗祥的儿子就害猩红热去世了，梁实秋对此很伤心，特地在《清华八年》一文中专门提及。
清华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五四运动后赴美留学，后来先后在大学和金融界工作。1949年去台后，陈长桐先后担任驻世界银行常任代表、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等职，还当过台湾高尔夫球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梁实秋对陈长桐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评价很高：“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
陈长桐出国后，罗隆基代替他成为清华的学生领袖，领导同学们参加运动。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极为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俊全下令关闭了电灯，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人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陌生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了清华学生驱赶校长的风潮，接连两名校长都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新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罗忠诒只好黯然去职。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罗隆基对此非常得意，所以后来经常自诩“九载清华，三驱校长”。
对于好友闻一多在“五四”中的表现，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也有所表现：“他对于爱国运动，热心是有的，却不是公开的领袖……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方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正是以上这些貌似琐碎的细节，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五四运动。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亲历者眼里的五四运动》《晚晴》2018年第5期;作者：王凯）